学科渗透与历史学的边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边界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之下，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已成为一种新常态。这种渗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的相互渗透；二是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
就思想史研究，尤其是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来看，也是如此，甚至更为明显。众所周知，中国思想史学科是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而逐步形成的，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历史虽然不短，但学术界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与范围，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等其他中国史分支学科以及与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思想史、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都缺乏应有的讨论。学者们对思想史究竟应该写些什么，没有统一的认识，许多思想史著作写进了哲学史的内容，甚至以哲学史为主，学科界限混淆不清。胡适是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开山人物，但他后来把自己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改名为《中国古代思想史》，显然他已经发觉，他的书还不能算是纯粹的哲学史。然而改称思想史，似乎也不太合适，因为其中又有许多哲学史的内容。另一个例子是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哲学史的内容所占篇幅不少。而侯外庐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却又大量地写进了思想史的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一些“中国思想史”著作，在内容上与“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著作也并无多大区别。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西方用社会史方法研究思想史之方法的输入，中国学术界也对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诸问题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葛兆光提出思想史研究的是知识、思想与信仰，并据此写成两卷本的《中国思想史》。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也有之。具体到中国近代思想史而言，有学者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是研究这一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尤其是社会政治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还有学者提出近代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想、观念和主张是晚清思想史或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思想史学科与其他历史学分支学科之间的界限不清，是因为缺乏理论上的自觉而造成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思想史学科与其他历史学分支学科之间的界限不清，更多的是学科之间有意识地相互渗透的结果。
这种渗透，首先是研究内容的渗透。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是研究精英人物的思想，也就是思想家的思想。那时的思想通史著作，基本上是以精英人物的思想架构起来的。比如，在学术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侯外庐先生的五卷本《中国思想史》，就是以不同时期的精英思想为主轴而架构起来的。除侯外庐外，胡适、梁启超、冯友兰、钱穆等人书写的中国思想史著作也都如此。最为典型的例子，要数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写的两卷本《十九世纪中国思想史》，写的就是十几个精英人物的思想。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思潮研究异军突起，蔚成风尚，近代思想史著作越来越多地以社会思潮为主线，其代表性著作有吴雁南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和《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郭汉民的《晚清社会思潮研究》和《中国近代思想与思潮》，丁守和的《中国近代思潮论》，丁伟志的《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等等。思潮是某一时期具有群体特性的思想倾向，反映了该时期普遍的民众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以思潮为线索构架中国近代思想史无疑是对此前研究的重大突破。而思潮史研究实际上是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顾名思义，称之为社会思潮，研究的是一种思想是如何由思想家个人或群体的思想变为一种社会的思想，从而影响社会或历史发展的。在思潮史研究异军突起的同时，学术史研究也渐成显学，而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学术思想史研究。学术思想史研究就涉及与思想史研究的相互渗透。中国近代的不少思想家也是学问家，尤其是一些学者型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往往是通过其学术著作而表达出来的，如王国维、冯友兰、贺麟、钱穆、陈寅恪等。此外，新文化史与思想史、报刊史与思想史的相互渗透也日益成为新常态。“受新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影响，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思想、精英文化和哲学观念，逐步转向探究社会中的大众文化和集体心态。”①
其次是研究方法的渗透。比如，近年来随着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传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借用西方社会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思想史。这方面最典型也最成功的例子，就是葛兆光先生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除了西方社会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外，西方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如系统论、结构论、心理学、计量史学、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和方法，也被大量地引用到思想史的研究之中。
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对推动思想史研究是有积极作用的。例如，西方社会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被借用，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了思想史研究。首先，扩大了文献资料的使用范围。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多着重于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解读，然而能用来作为思想史研究文献资料的不外“儒家的经典及注释、诸子的解说、文集、语录、正史、传记”等，而很多的考古资料，如“器物或图像资料、数术方技文献”以及历代的历书、则例、类书、蒙书、方志、族谱、档案和其他一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文献资料则没有纳入到思想史研究的资料之中。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思想史还是像哲学史一样，讨论的重心还是集中在精英和经典”。②但自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思想史研究之后，原来那些没有或很少在思想史研究中使用的文献资料得到了广泛运用。其次，非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得到重视并被利用。除文献资料外，一些民间信仰、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礼仪节日、图像音律、碑刻字画等非文献资料所记载或反映的可能是一种有着更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想，但由于文献资料尤其是那些官方的文献资料或精英留下的文献资料对此没有记载或记载不多，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几乎没有利用过这些非文献资料。而西方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通过田野调查，对大量的、散落在民间和社会上的非文献资料进行发掘、整理和利用。因此，随着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引入，非文献资料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开始得到重视并被利用。口述资料是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但和非文献资料一样，口述资料在以前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也很少甚至没有被利用过。口述资料的被重视和利用也是在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被引用到思想史研究之后的事。最后，改变了中国思想史的书写方式。前面已经提到，我们以前书写的中国思想史，基本上是精英思想史，很少能看到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但随着西方社会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借用，这种情况有了较大改变，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受西方社会史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开始利用原来很少利用的一些文献资料、非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来研究一般人或社会大众的思想。研究中国思想史，重视一般人或社会大众思想的研究，这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大进步，值得充分肯定③。
在充分肯定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推动的同时，也要对学科间的边界有清醒的认识，思想史之所以是思想史，而不是学术史、文化史、哲学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或其他什么史，就在于思想史有它自己的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有它自己的边界。那么，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认为，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是由时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或历史主题决定的，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或历史主题。思想史所要研究的便是某一时代的人们围绕所处时代面临的主要任务或历史主题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以及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又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就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而言，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或历史主题，一是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这既包括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也包括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转变，即所谓“近代化进程”。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依相存，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障，而社会进步又有利于民族独立的实现。围绕这两大任务或历史主题，中国近代不同时期的中国人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和势力的利益出发，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和主张，有时还展开激烈的争论甚至斗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便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究竟提出了哪些思想、观念和主张，以及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提出后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又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如果以不同时期的中国人围绕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两大任务或历史主题而提出的各种思想、观念和主张及其争论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中国近代思想史不仅自然而然地与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等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分支学科区别开来，而且也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分支学科再分支的专门思想史区别开来。因为“作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的认识的辩证运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④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是古今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即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与融合。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主要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换与现代学术的建立，这既包括我们古代已有的传统学术，如史学、经学、文学等受西方学术的影响而逐渐转型为现代学术，也包括我们古代没有的学术，如社会学、民族学、逻辑学、新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从西方的引进并逐渐中国化。至于各项专门思想史，它们的研究内容是由它们所属的分支学科(如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的研究内容决定的，由于它们所属的分支学科的研究内容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不完全相同，它们的研究内容也就必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基于上述的认识而撰写出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就必然不同于近代哲学史、近代文化史、近代学术史，以及近代政治史、近代经济史、近代社会史或近代其他什么史的著作，也就不会发生我们前面讲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一些“中国思想史”著作在内容上与“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著作并无多大区别的情况。比如，以孙中山的思想为例，近代中国思想史著作重点要撰写的是他的“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孙中山对中国近代所面临的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或历史主题的思考及其主张，而他的“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他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伦理道德的论述，则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要重点撰写的内容，因为它们虽然也涉及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或历史主题，但不是孙中山对这两大任务或历史主题的集中思考。其他人物的思想也都如此。例如，包世臣、龚自珍和魏源，不仅是嘉道时期著名的经世思想家，而且也是著名的哲学家(经学家)、佛学家和文学家(诗人)；包世臣还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家，有自己的书法理论。我们在撰写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时，重点要撰写的是他们的经世思想，是他们主张“通经世用”，批判封建社会，倡导“更法”和改革，尤其是魏源于鸦片战争前后，“开眼看世界”，介绍世界各大洲各地区和主要一些国家的情况，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而他们纯粹的哲学思想、佛学思想、文学思想以及书法理论，则不是我们重点要撰写的内容。再如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其思想就非常丰富，涉及多个方面。特别是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学术和文化的多个领域有其建树。我们重点要撰写的，是他们的变法思想及其实践，而他们的其他方面的思想，除与变法思想有关的外，一般不会重点涉及。因为他们的变法思想及其实践，集中反映了他们在戊戌变法时期对中国近代所面临的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或历史主题的思考和主张。
以上所讲的是研究内容上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其他中国近代专门史的不同或边界。从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来看，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其他近代专门史也有它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比如，我一再强调，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首先碰到和需要解决的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某一种思想或思潮为什么会在某一历史时期出现，而不是在另一历史时期出现？某一性质的思想家为什么会产生于某一时代，而不是另一时代？其原因可能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由当时的物质生产或社会存在决定的。因此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首先要坚持唯物史观，要以唯物史观为重要的研究方法或原则，要搞清楚某一思想或思潮赖以产生的思想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考察思想家与其时代、思想的产生与物质的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同时我又指出，我们在坚持唯物史观，以唯物史观为重要的研究方法或原则的过程中，又要摒除对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讲的社会存在，是广义的社会存在，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外，还包括思想家的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之所以是洪仁玕而不是洪秀全提出《资政新篇》，这是因为洪仁玕有过几年在香港的生活经历，接触和耳闻目睹过资本主义的东西；如果他像洪秀全一样始终生活在内地，恐怕也提不出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性质的《资政新篇》来。
如果说唯物史观是所有历史学科，无论是思想史，还是哲学史，抑或是政治史，都应遵循的原则的话，那么，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比较，思想史研究除了要搞清楚某一思想或思潮赖以产生的思想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考察思想家与其时代、思想的产生与物质的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外，还要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研究思想家的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及其对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这是思想史研究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不同的地方。
除了思想史要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研究思想家的生活经历、生存状况和生活环境及其对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外，哲学史、学术史等学科的研究也是如此。因为无论是思想史，还是哲学史和学术史，它们更多是个人智慧的结晶，是个人对时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换与现代学术的建立之思考和探索的结果。这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甚至文化史不同，后者更多的是群体或社会活动的产物。既然思想史和哲学史、学术史一样，更多的是个人的智慧的结晶，那么它和哲学史、学术史在研究方法上是否有不同之处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简单地说，思想家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和学问家的学术思想一旦形成，则有相对的稳定性，时代虽然变了，从晚清进入了民国，但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和学问家的学术思想并不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梁启超。梁启超一生的思想流质多变，他自己就说过，他经常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但如果我们细加考察就会发现，他流质多变的是他对时局的认识，是对中国近代所面临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这两大任务或历史主题的思考和主张，而他的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虽有变化，但变化不是很大。王国维和陈寅恪也是如此。王国维经历过晚清和民国，陈寅恪经历过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无论是王国维也好，还是陈寅恪也好，他们的学术思想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前后并没有发生大的或质的变化。
既然思想家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而近代中国社会又始终处在急剧的变化之中，近一百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才走完的历史行程，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就必须学会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考察问题。一是要把研究对象——思想、思潮或思想家，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无法对研究对象得出实事求是的理解。用列宁的话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⑤二是要把研究对象放置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动态地研究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或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才能对它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人们常说严复、康有为等人“从离异到回归”，早年进步，晚年保守。实际上无论严复，还是康有为，他们自身的思想前后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变化的是社会，是时代。社会和时代变化了，前进了，而他们的思想却没有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进步，因而成了历史的落伍者。上述这种现象，在大多数哲学家和学问家身上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和学问家的学术思想，不像我们所讲的思想家的思想那样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那样地与时代亦步亦趋。
总之，学科渗透已成为一种新常态。我们要充分肯定学科间的相互渗透，积极推动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学科间的相互渗透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在充分肯定和积极推动学科间相互渗透的同时，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学科之间的相同与不同，厘清学科边界，遵守不同学科的不同规范。某一学科对各专门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借用，是在遵守不同学科的不同规范之条件下借用的，只有如此，这种借用或学科渗透才有它的积极意义。
①郑大华主编：《当代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72页。
②葛兆光：《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第294—295页。
③更多相关论述见郑大华：《巩固与拓展：深化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路径之选择》，《河北学刊》2015年第1期。
④冯契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⑤《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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