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生产力”的历史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一生产力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生产力发展史。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不尽相同，并且诸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均衡的。所谓“第一生产力”就是指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在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最大的要素。人类的生产能力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低到低的发展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生产力诸要素所起的作用有一个演变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第一生产力”是不同的。
一
在人类之初的古猿人时代，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是极其弱小的，形成了几乎完全依赖自然而生存的采集和狩猎经济。古猿人开始制度和使用工具，但都是些稍加打制的粗陋石器，使用这些简易的天然工具，刮削兽皮，切割兽肉，砍砸兽骨和坚硬的果实，展开与自然界的艰苦斗争。考古学证明，迄今为止在我国发现最早的云南元谋猿人，生活在云南高原森林之间一片广阔的草原灌木丛林中，植物的光照季节较长，为他们提供了有利的生存条件和丰富的生活资料。北京猿人生活的周口店地区，当时这一带气候温暖、湿润，其西北部的高山、丘陵长满了松树、桦树、朴树等，凶猛的剑齿虎、纳玛象、犀牛、熊、豹出没其间。东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成群的肿骨鹿、羚羊、三门马到处奔驰。在沼泽河湖中有水牛、水獭等，这些野兽威胁着北京猿人的生存，同时又是他们猎取的对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1994年到1996年底，通过对山东半岛从北岸到南岸的16个县、23处贝丘遗址进行细致考察和研究表明：在距今7000年至5500年前，“当时的先民们生产力极端低下，只能依靠自然环境提供的食物资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所以他们多位于海、湖和河流尚岸”（注：《古代人类：从适应环境到影响环境》，《经济参考报》1998年4月15日。）。蓝田猿人也生活在秦岭和丹江大致相同的环境中，这不是偶然的，古猿人也只能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气候适宜，大自然即可为房，丰富的野菜、野兽即可为食，猿人在这里可勉强生存下去，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指出的：“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从猿人到母系氏族即从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弓箭在打猎中普遍运用，生产工具从打制的旧石器时代发展到磨制的新石器时代，氏族成员使用磨光的石斧、石铲、石镰、骨耜等工具，开始了原始的农业生产。同时他们还开始驯养牲畜，这标志着原始畜牧业的产生。“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值”（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人类从向自然索取食物到“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次伟大的跃进。同时，氏族成员们还开始建造木棚、茅屋、土室等人工住所，以替代以往的天然山洞，他们也开始用采剥的野麻纤维编织衣物等。但无论是原始的农业还是原始的畜牧业，都还不能提供人们需要的全部食物，人们还必须同时从事狩猎、采集和捕鱼等。母系氏族时期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有大量的菱角、芡实、橡子、酸枣、麻栎等水陆生长的果实，其他遗址也发现有各种野生植物的果实根茎，说明采集经济在日常生活中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渔猎也是一项重要的辅助性生产活动。河姆渡发现有木浆，足以证明，在江南水乡乘坐独木舟，飘浮在江湖水面捕捞鱼虾已较普遍。渔捞的工具有骨制的叉、镖、钓等，还有系以陶、石网坠的鱼网。在南北各地的遗址里，遗存的各种野禽、野兽和水族骨骼都很多，说明当时渔猎在人类生活中，还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且原始的农业、畜牧业之所以原始，就在于完全依赖自然繁殖，科学育种、养殖等根本谈不上。此时的房屋、衣服也是纯天然物的简单利用。纵观这段古代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使用极其简陋的木棒、石器为工具，几乎没有任何生产经验和知识的原始人那里，在几个简单的生产要素中，天然的劳动对象的优劣、多少，决定着人类劳动所获的多少，劳动对象在生产力中起着最大的作用，是第一生产力。
二
随着人类生产经验和技术的积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人类开始揖别那种依靠纯粹的天然物求生存的时代，较普遍地种植各种粮食，如玉米、黍子、地瓜等，同时也开始训养、养殖各种动物，如牛、羊、狗、猪、鸡等，并且生产工具也有了较大的进步，开始制造和使用铜器、铁器，“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页。）。许多地方采用了“牛耕法”，并且这时在纺织、冶炼、酿造等许多方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同时，人口也开始急速增长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页。），但就整个这一时期（原始社会末至18世纪大机器工业之前）来说，仍属使用手工工具的体力劳动时期，一个人的体力再大毕竟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当时只能以增加劳动者的数量来生产更多的财富。人口的增长也为此提供了前提条件，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盛行着以土地、牲畜和雇工的多少来衡量富裕的程度。中国西周《礼记·曲礼》下载曰：“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西周时虽已有金属货币流通，但社会各阶级一般仍以实物形式的财富为主，由于土地所有权完全属于周朝天子，各封建诸侯的领地不许自由买卖，其财富只能以领地之产品和面积的多寡决定，故王侯之富以土地及山泽之所出表示。农民的份地是固定的，而这时牲畜还是一般等价物，所以庶人之富以牲畜表示。同时还具有了“慎之劳，劳则富”（注：《大戴礼·武王践祚·履屦名》。）的财富观。《左传》在描述夏虞君之婿少康的贵族之有时曰：“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注：《左传》哀公元年。）孔子主张对财富的生产不加任何限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注：《论语·尧口》。）。孔子还认为财富的生产必须依赖于自然力的作用，“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注：《论语·阳货》。）。“天”广泛代表着一切自然力，它是生产万物的根源。孔子的这种思想比威廉·配第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观点大致早两千年。战国时齐相管仲在其经济巨著《管子》中曰：“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注：《管子·八观》。）“彼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力作毋以致财”（注：《管子·八观》。）。“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注：《管子·八观》。）。力指劳*
力，人能适时耕作，国家必富。“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注：《管子·八观》。）。墨子则曰“赖其力（劳动）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注：《墨子·非乐上》。）。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生活，劳动（实质是体力劳动）创造财富，所以他极力主张“下（人民）强从事，则财用足矣”（注：《墨子·天志中》。）。董仲舒则提出了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注：《汉书·食货志》上。）。司马迁在《史记》中曰：“人格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注：《史记·货殖列传》。）直至《太平经》亦曰：“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为之，反致饥寒”（注：《太平经》，卷六十七，《六罪十治决》。）。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经济学家、农民诗人赫色阿多(Hesiod)在他的《工作与日历》(Works and Days)中曰：“勤劳必然增加牧畜，增多财富，……劳动不是耻辱，懒惰才是耻辱”（注：胡寄窗：《政治经济学前史》，第43页。）。公元前6世纪的犹太贤哲们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观点，“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注：《旧约·箴言》，第22章，第9、16节。）。欧洲中世纪及以前一部很有价值的经济专著《雅典的收入》一书的作者（至今仍有争议）在书中分析到：“说实在的，当少数人从事采矿时，开发出来的财富也就少些，当雇用很多人从事开采时，其矿产就可增产到许多倍。……此外，地主们全能告诉你他们的地产需要多少牲畜和多少劳动者。”（注：《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6～67页。）直至17世纪末18世纪初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亦曰：耕种者和繁荣昌盛，是一切其它等级的财富的必要基础。”（注：布阿吉尔贝尔：《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页。）重农主义学派魁奈则提出了著名的“大人口”、“大财富”观点，“和庞大的军队会把土地荒芜相反，大人口和大财富，则可以使生产力得到更高的发挥”（注：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9页。）。“构成国家强大的因素是人口”（注：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3页。）。纵观之，在人类叩别古代原始生活到大机器工业出现之前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虽然人类的生产经验和技术有了较多积累，生产工具也有了相当改进，但从整个历史进程看，却还只能使用手工工具，靠体力、靠更多的人去获取人类所需的各种物质生活资料。因此，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的数量是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的第一生产力。
三
历史推移至18世纪中叶，随着蒸汽时代的到来，标志生产力发展水平客观尺度的生产工具发生了质的飞跃，大机器开始运用于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中，动力机、传动机、工具机等大机器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使劳动者成为机器的侍从，被机器所操纵。“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3页。）。在机器时代的生产过程中，人丧失了其主导地位，人的活动本质上是由机器决定的：动力机的运用，提供了人的体力所无法比拟的能量，它能够同时操纵比手工操纵多得多的工具，使劳动者的体力和手工生产的技巧失去了意义，但生产过程的复杂化和生产方法的改良，要求劳动者必须具备与机器生产相关的科学技术知识。在大机器工业的促使下，劳动者完成了从原始的简单的体力型向一般文化型的质变；大机器的使用，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过程也日趋复杂化，这就使得依靠经验和成规进行生产管理显得越来越不够，新的生产管理体制和以科学为基础的近代管理方法应运而生。如福特的流水装配线工艺、泰罗的泰罗制等，不过这些管理方法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机器生产的效率，都深深地印上了大机器的烙印。生活在大机器时代的大卫·李嘉图亲自感受到了大机器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对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并在他的经济学说中展现出来。在价值论中，李嘉图认为由于机器的发明、技术的熟练，更好地分工和新市场的开辟，都会使社会财富增加，但社会总价值却减少了，因为原来生产的产品的价值随之降低了，“就整个社会来说，商品量虽有增加，财富虽有增益，享受品虽已更多，但价值却减少了”（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33页。）。李嘉图虽然看到了机器代替人力会对劳动力发生不利影响，造成人口过剩和生活状况下降，但是他仍然主张采用机器，“我希望以上的说法不会导致一种推论，认为机器不应当加以鼓励”（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88页。）。因为他同样看到机器的使用会引起生产成本的降低，会增加利润，促进资本积累，最终会使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必*
记住，这种积累是逐年进行的，不久必然会创造出一笔基金，其数额远大于机器发明所引起的总数入的损失；这时劳动的需求将和以前一样大，人民生活状况将得到更进一步的改善，因为增加了纯收入将更能使他们增加储蓄”（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39页。）。李嘉图还强调了机器使用在商品数量增加方面的作用，他在《论机器》一章中指出：“生产手段由于采用机器而得到了改良，使一个国家的纯产品增加的很多，……所有阶级生活状况都会得到改善。”（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36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则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近代动力织布机织布的效率比手工工具提高了40倍，大机器采煤和人工一镐一镐挖煤，机耕和牛耕，使用大机器的人和使用手工工具的人，其生产效率之差别，有目共睹。况且有些机器的使用，是多少人力也无法顶替的，如电报，即使多少匹千里马配上世上最佳骑手也无法与电报的速度相比。有统计表明，“18世纪后期，英国相继发明了纺纱机、织布机、蒸汽机之后，不到70年劳动生产率提高266倍”（注：《发展知识经济，促进产业升级》，《光明日报》1998年4月17日。）。也就是说使用大机器的一个人顶使用手工工具的266个人，是人的体力增加了266倍吗？不，是大机器的使用使人的能力提高了266倍。所以说在大机器工业出现以后，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生产工具是第一生产力。
四
自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信息科技、生物科技、新材料科技、新能源科技、空间科技、海洋开发科技等赫然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科技群，生产力质变的狂飙时代到来了。世界经济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物化在商品中的科技水平的竞争，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和最主要的支撑力量，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表现的尤为明显。本世纪初，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其中科学技术进步因素所占比重仅为5%～20%，而到五六十年代，其比重上升为50%左右，而到了80年代则高达60%～80%。传统工业产值是手工业的10倍，而高科技工业的产值是手工业产值的100倍。由于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在欧洲1～2名工人就能耕种100～150公顷田，1～2人可饲养3000～5000头猪。在我国目前人均创造的财富，一般农业劳动力年仅一二千元，传统产业工人为一二万元，而高新技术产业人员可达一二十万元。这些铁的数据，向我们显示了一个真理：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巨大促进作用，还表现在它总是走在生产的前面，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到了19世纪科学开始走在了生产的前面，其典型代表是电学。这时，科学走在前面的现象还不普遍。到了20世纪，每一项重大的发明和生产的飞跃，都以科学为先导，都是先有科学的理论，继而发明创造，最后用于生产。计算机的发明是这样，激光器的发明还是这样，原子能利用也不例外。20世纪下半叶，科学走在生产前面，已成为普遍现象。科学技术的先行作用，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第一位的作用。
也许有人会说，科学技术的作用再大，它也是人创造、发明、发现的，没有人，就不可能有科学技术，当然也就谈不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且，科学技术也只有通过人来运用，才能制造成工具，并作用于劳动对象，没有人，一切都是死物、废物，所以说人是第一位的。我们承认，科学技术是人创造、发明、发现并靠人去运用的，从谁主动、谁被动、谁具有能动性、谁不具有能动性这个角度讲，人是生产力系统诸要素中首要的。但从生产力发展中起推动作用最大这一角度来考察，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当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为生产者劳动能力的大小取决于他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的高低，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比重在下降，脑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者的比重在提高。在初等机械化生产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比为1∶9。在中等机械化生产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比为4∶6。在自动化生产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比为9∶1。二是劳动者技术老化和更新日益加速。三是脑力劳动的产业部门在增加，体力劳动的产业部门在减少。欧洲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信息工作者在劳动者总数中的比例，每5年增长2.8%（注：参阅李庆臻等：《第一生产力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0页、72页。）。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倡导并努力实施科教兴国。
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在生产中的迅速而普遍的应用，奠定了生产力无限发展的基础，显示出依靠科技发展生产的美好前景。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知识是以每年10%左右的速度在增长。近十几年中，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新发明超过了以往两千年的总和。现代科学技术不仅以高速发展而罕见，而且以迅速运用而惊人。本世纪以前的一些重大发明，如摄影原理从发现到运用经历了100多年，电话达50多年；20世纪初的无线电为35年，雷达为15年，电视为12年；晶体管为3年，激光为2年，60年代出现的电子计算机，现已演进到了第六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运用的加速进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展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雄姿。
当前知识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悄然兴起，更向我们凸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经济是在信息技术和知识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知识经济是指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所有知识，其中科学技术、管理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知识是最重要的部分。据分析，“信息高速公路联网后，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提高到90%。”（注：《发达国家如何发展知识经济》，《经济日报》1998年3月29日。）。世界经贸组织在1996年度报告中说：“29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GNP的50%是通过知识经济实现的。”（注：《知识经济时代的软件产业》，《光明日报》1998年3月24日。）据统计，“1996年美国经济增长中约三分之一是信息产业发展带动的”（注：《发达国家如何发展知识经济》，《经济日报》1998年3月29日。）。“近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5000家软件公司”（注：《知识经济时代的软件产业》，《光明日报》1998年3月24日。）。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先生已连续一年位居世界富豪的榜首。现在，创立不到20年的微软公司已经拥有资产达1500亿美元，超过了美国三家汔车公司的总和。据《经济参考报》报告：“浙江省椒江市有一家工厂，巧妙应用黄豆饼、玉米粉等普通原料，生产出比黄金还贵的产品。如今，这家厂产值和实现利税已分别超过7亿元和8000万元……，这一奇迹般的现实，是高新技术产业‘催化’而成的。”（注：《高新技术“催化”出“巨人”企业》，《经济参考报》1998年2月16日。）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因此，早在1994年美国研究与开发投资达1730.2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61%。1996年度日本研究与开发投资比1995年增加了3.4%，达到15万亿日元，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3%。为培养科技人才各国在不断增加教育经费投入，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表的《教育状况》报告提供的数字，“1992年经合组织25个国家的教育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5%。其中美国这一比重为7%……日本在1976年普及了高中教育，在此基础上，到1992年大学升学率达到56.6%”（注：《发达国家如何发展知识经济》，《经济日报》1998年3月29日。）。“国际上，从科技到产业的大致投资比例为1∶100∶100，而我国的大致比例是1∶0.5∶100”（注：《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光明日报》1998年3月30日。），中间环节明显少得多，并且我国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只有30%～35%。同发达国家的60%～80%比，差距很明显。1996年我国GDP排世界第7位，而科技国际竞争力却排世界第28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发表的《世界科技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根本上讲是知识的差距，人才的差距。”（注：《从高科技革命看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光明日报》1998年3月6日。）因此，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认真对待新技术革命带给我们挑战和机遇，顺应潮流，乘势而上，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搞上去。”（注：《光明日报》1998年3月6日，第5版编者按。）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下个世纪是科学技术的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哪个国家掌握了科技优势，特别是高科技，哪个国家就将取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和国际竞争的优势。正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发展教育是科技进步的基础。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归根到底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我国只有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把经济发展切实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才能加快现代化进程，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注：《政府工作报告》，《光明日报》1998年3月21日。）总之，知识经济再次证明：生产力中科技含量越来越大，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纵观生产力发展史，第一生产力的演变过程大致是：
在人类原始时代，天然劳动对象是第一生产力；人类文明发展到18世纪中叶以前，劳动者数量是第一生产力；18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生产工具（主要指大机器）是第一生产力；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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