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与超越:翻译研究走向生活世界论文

回归与超越:翻译研究走向生活世界论文

●翻译研究

回归与超越:翻译研究走向生活世界

康秦齐,楚 军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 传统的翻译研究过多受到观念文本的影响而在实践中表现为严重脱离现实生活世界,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对翻译实践活动的借鉴价值。翻译研究应当是现实生活和个体精神层面充分结合的互动行为,翻译研究必须走出观念文本的禁锢并积极实现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回归,重归主体的生活世界并努力找回失落的主体意识是翻译研究的必然走向。

关键词: 翻译研究;生活世界;主体意识

人类文化的不断发展进步与译者主体积极的翻译理念及实践活动密不可分,特别是在人类文化日趋繁荣的当今时代,翻译已经成为人类进行跨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形式,也是实现有效传承和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传统的翻译研究过多受到观念文本的制约而在实践中表现为严重脱离现实生活世界,并因此逐渐失去对人类实践的自我判断力,自然也就从根本上失去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指导和借鉴价值。为摆脱当前严重制约翻译研究正常发展的危机困扰,翻译研究应当全面回归个体生活于其中并与个体发展紧密相连且内在高度统一的日常生活世界。实现翻译研究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是新的历史时期人类更好地适应现实生活和精神成长的重要趋向,重返人类赖以生存的真实生活世界并努力找回失落的主体意识必然成为当前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疏离生活世界:传统翻译研究的误区分析

(一)传统翻译研究片面追求的“忠实对等”模式消泯了现实生活世界生动的主观性

综观我国翻译研究的发展历史及其学者的相关研究,我们不难看出,传统的翻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太多规定性指令的制约和影响,造成翻译理论过多遵循预设的翻译标准或规定而使翻译研究脱离对翻译实践活动本身的客观探讨。正是由于过多地受制于这种偏离常规发展道路的翻译观念的影响,传统翻译理论投入太多的精力专注于不同语言间的形式对比,试图更多地找到翻译过程中不同语言之间有效转换的技巧和规律,并指望借此进一步规范和指导人们的翻译实践活动,充分实现翻译活动过程中译文和原文间的“忠实”与“对等”原则。正因为在传统的翻译实践活动中译者过分注重强调以“忠实对等”作为翻译的重要标准,从而造就传统翻译理论过分追求以技巧加标准为基本内容、以实用主义观点为发展路向、以规范性态度为价值取向的研究格局。不少学者研究证明:自从罗马著名翻译家和译论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所处时代开始,西方翻译理论界便一直遵循和围绕着直译与意译、逐词译与自由译、忠实译与不忠实译等主题来具体展开研究工作并由此将诸多问题贯穿起来。[1]此后其他许多优秀的西方译论家也曾发表过与此高度关联的理论观点:准确翻译理论的倡导者巴特(Charles Batteux)明确提出在翻译时对译文必须尽力做到对原文“不增、不改和不减”;泰特勒(Tyter A.F.)强调翻译研究工作必须把握三项基本原则,具体来说包括:译文应当完全复写原作的主题思想、译文的表现风格和笔调应当与原作的性质基本相同、译文的表达应当和原作同样自然流畅。当代翻译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奈达(E.A.Nida)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提出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主张翻译研究应当特别强调“功能对等”,即在翻译过程中要真正实现词汇和句法以及篇章和文体的充分对等[2]65;前苏联著名翻译理论家邱科夫斯基(К.И.Чуковский)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崇高的艺术,翻译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将原作所蕴含的艺术特色充分体现出来;卡什金(И.A.Кашкин)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提出的翻译理论则将翻译活动看作是一项极富创造性的活动,因此实践中我们不能把翻译工作与文学创作两项活动简单等同,译者只有充分体验并运用作家的生活经验才能达到等值翻译的较高境地。总体来说,这些较有影响力的西方翻译理论同样都没能跳出为译者设置既定翻译标准的桎梏。传统翻译理论研究过分看重“忠实对等”原则,片面追求完美的翻译标准和翻译方法,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翻译研究的裹足不前,并直接导致许多译者在面对众多自相矛盾的翻译标准与规范时眼花缭乱而变得无所适从。[3]这种脱离人类真实生存世界的片面追求高标准的翻译研究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消泯人类现实生活世界的生动性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为了对不同算法的应用效果进行综合评价,人工将完成滤波以后的图像对应的边缘像素点标记成蓝色,同时将其保存成样本图像,然后将采用算法后确定的像素点予以逐个对比,确定吻合度。以某边缘对应的像素点为例,其在完成检测以后会变成白色,认为检测结果正常,吻合值等于1,若不合格则等于0,以上算法的吻合度如表2所示。

(二)传统翻译研究过分注重的“译语中心”模式抛弃了生活世界中积极的文化内容

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传统翻译研究大多带有极其浓郁的经验主义性质或色彩,在翻译过程中过多看重其人文倾向而忽视翻译研究自身的科学性,导致翻译研究的理论程度不高,研究的系统性不足,也缺乏研究的完整性。同时,传统的翻译研究过多地停留在对原作的语言文字层面的简单理解,着眼于研究作品的字词句篇的内容翻译问题,更多注重对翻译技巧的追求和翻译方法的探究,对现实生活世界中积极的文化内容关照不足,这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并制约着翻译理论的发展进程。而翻译学科除了研究这些基本问题之外,还要研究翻译作品的接受方式、传播途径和传播媒介及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因此我们应当设法尽全力让翻译研究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问题的涉及领域。从传统翻译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在翻译中常常将与国家统治阶层意识形态或社会道德风尚不太相符的内容大量删减或者改写,表现出较强的翻译研究归化手法。考察从西方引进至中国的大量西方著作翻译成果,译者大多采用归化手法遵从“译语中心”的传统翻译特点,这在从晚清以后的众多学者的翻译理论及实践活动中表现特别突出。[4]许多译者唯恐被视为异端,或者为了达成最大程度捍卫本国的传统文化的目标,翻译研究的归化手法或许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正因为遵从“译语中心”的传统翻译特点成为制约译者的文化态度和翻译策略的重要规范,我们也就能够充分理解严复的“严译译著”何以采取译述方法及林纾的“林译小说”何以大手笔地增删原文的真实用意,即便在那时他们的作品就已经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国人打开了认识和了解世界的窗户。

根据近日签署的一份合同,法马通公司(Framatome)将为美国安特吉公司(Entergy)阿肯色核电一期1号机组提供使用了铬涂层包壳的燃料棒。

胡塞尔把个体真实地生存于其中的现实生活世界看成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所在,认为个体的生活世界是客观存在并可凭借个体的主观感知直观体验到的真实世界,是值得重视的人类家园。[9]其实胡塞尔本人在他的相关研究和著述中并没有针对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做出相对明确的界定,但我们从其哲学思想研究中可以窥见一斑。胡塞尔所倡导的生活世界就是指自然而然的现实世界,是个体生活于其中并使我们成为与别的主体的开放领域高度统一的并有着紧密联系和生动作用的主体,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主体所给予的并且都是我们的拥有物。[10]胡塞尔将个体所面对的生活世界区分为日常生活世界和原始生活世界两类,认为日常生活世界是指客观存在的、主体可以通过自己的知觉活动去直接经验到的世界,而原始生活世界则指主观的、先验的世界。胡塞尔主张科学研究应当回归生活世界其实就是强调科学研究应当直接地回到我们生存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在一定意义上说,“生活世界”既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研究中的核心词汇,也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概念。

(三)传统翻译研究极度信奉的“重文轻质”模式偏离了生活世界本真的原初容貌

徐修鸿在对中国翻译传统研究模式进行总结研究时,明确说到传统翻译研究过分注重“译语中心”这一明显特征外,同时存在内容处理“重文轻质”的倾向和过分功利地看重选材的问题。[4]在翻译研究过程中提出的“文质并重”概念最初主要针对儒家理想人物即“君子”的修养问题而言的,其理论根植于春秋时期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孔子所主张的教育要注重培养适应社会要求的理想人格的论断,即对“如何做人”这一问题的标准的探讨。孔子曾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著名论断,强调实践中既要重视个体外表的“文饰”,亦应提倡内在的“质朴”,真正的君子能够将“文”和“质”高度统一而不偏废任何一方,并认为文质结合才能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文”即文采,针对翻译作品的形式而言;“质”乃实质,意指文学作品的内容,“文”与“质”的关系遂成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7]语言的翻译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有很多学者仍然沿用传统的美学标准去衡量文学译作,毫无疑问,这种“重文轻质”的翻译研究模式必然导致偏离日常生活世界本真的原初容貌。现代翻译研究理论认为,翻译研究应当注重文质兼备、华实相符,任何重文轻质、重质轻文或去文就质等极端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偏废任何一方都可能影响整体品位和动态平衡,因而翻译研究需要全面和谐并相辅相成的文质渗透模式,以此促进向生活世界本来面目的回归。

二、生活世界:翻译研究顺应时代发展的应然趋向

生活世界作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自然生成与世界发展的结合体,它是促进个体主动生成与不断发展成长的重要源泉所在。陈忠对生活的意义进行研究时特别强调,作为现实生活的存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切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与最终归宿,科学研究一旦离开现实生活及其关系则有极大可能导致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16]在实践中否认生活世界的积极意义就是忽视社会生活中个体的积极价值并否认个体在适应社会和改造社会中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地位。因为生活世界既指对个体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个体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也指个体的生成与发展的基本过程。[17]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受不良思想的侵蚀与影响,功利性价值已然成为当前科学研究的基本诉求,由此导致翻译研究过程中出现异化状态,表现为翻译研究背离生活的本真而成为促进人类现代化的简单工具。故此,积极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自然而然成为翻译研究的时代诉求。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 Zohar)提出著名的多元系统翻译理论,将翻译研究置身于文化语境之中而大大拓宽翻译研究的领域,提出翻译研究应当从单纯看重文本层次逐渐转向更为注重文化层面因素。根据这一理论,结合我国翻译界当时翻译研究过多停留在文本层面的特点,真实说明我们的确需要从西方引进优秀的翻译文学及相关作品来不断提升我国翻译研究的整体水平。在翻译策略的研究方面,大都认为我国的翻译研究应当追求异化,尽量保持原语的特征以及文本格式和内容以期求得其充分性发展。[5]118然而,我国当时的翻译研究过多地受传统归化策略及偏狭的翻译观的影响,翻译被看作是封闭静止的活动,许多人甚至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语言的意义应当可以通过对语言规律的掌控来加以设定,并可借助不同的语言将其内容加以表达,因此译文和原文完全可以等值。[6]传统翻译研究过分推崇的“译语中心”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固有的封闭特性根本无法适应变化莫测的现实环境,割裂了翻译研究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密切联系,抛弃生活世界之中积极的文化内容,必然造成翻译研究偏离生活世界而与正常发展的轨道渐行渐远。

加拿大著名教育专家范梅南在其著作《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中对生活世界的涵义也曾作出较为明确的界定,他同样认为生活世界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感知体验的现实世界,并将生活世界作为现象学研究的重要来源和核心内容。[11]65

罗丹以《老残游记》的杨宪益夫妇译作为例对翻译活动过程中的交互主体性问题作过探讨,主张应当将翻译的主体性问题置于具体的互动式的翻译实践活动过程中来加以研究和考察,因为在翻译过程中得以体现的交互主体性的本质是翻译主体之间在平等的交往互动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而交互主体性必然包含主体性和交互关系两个方面的内容,它是对传统翻译研究片面强调尊重译者、作者或读者等个体主体性的科学纠正和有益补充。[24]

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强调用交互主体观统领翻译活动整个过程,实质上就是要求我们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要充分重视译者的主体特性。所谓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活动主体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充分尊重翻译对象为前提条件,为达成翻译的基本目的和提升翻译的整体效果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其特征具体表现为翻译过程中主体身上所自觉展现出来的诸如个体的文化意识、人格品性及审美创造等特性。[20]

当前翻译研究面临困境的根源,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现代境域下翻译研究过多地将自身封闭于较为狭隘的科学世界,由此造成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偏离和遗忘。翻译研究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翻译研究疏离生活世界所造成的现实性困境,因此翻译研究走出当前困境的发展路径就应当而且必然充分实现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回归。[15]翻译研究工作应当注重翻译实践过程中对其本质规律的探讨,特别是应当认真分析传统翻译研究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良方。翻译研究的根本目的和最大贡献就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更加科学地指导我们当前的翻译实践活动并努力提高翻译活动的整体质量和水平。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明确告知我们要科学把握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之间的高度统一特性,有效促成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的理性回归与高度融合。从这一点来说,实现翻译研究走向生活世界是顺应时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3)阅读理解能力弱。每年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中,那些做不完的阅读题,不尽人意的正确率,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些不尽人意的正确率中,还有不少是连猜带蒙,甚至盲选蒙对的。访谈之下,考生的理由为生词太多、文章太长、看不懂、烦躁、紧张、焦虑等方面。总而言之,即英语篇章理解有障碍。

三、回归与超越:翻译研究重返生活世界的路径探讨

早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现象学大师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其经典著作《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就充分认识并明确指出当时的科学研究与主体的生活世界相脱离的现实弊端,提出必须重视重返科学研究与生活世界的紧密联系才能在实践中克服这种危机现象。作为胡塞尔晚期思想的中心范畴,生活世界的概念及其相关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且逐渐成为其他现象学运动的大多数成员积极关注的话题。[8]

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人生在世,谁还没有些手段伎俩。钱是个好东西,没有人会拒绝。如果谁说不喜欢钱,从内心鄙视钱,那么,其他人大可以跑到警察局报警立案,告他虚伪,玷污了广大人民纯洁的心灵。爱钱,才是纯洁的。

(一)全面实现翻译研究向生活世界的主体参与式回归

翻译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它必然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的影响,但又有其既定的原文文本。所谓原文文本是指文章作者用自己的母语对其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进行积极构建的产物,而译者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用另外一种语言对原文文本进行语篇重构形成新的文本。这里提到的新的文本既包括需要作进一步理解和阐释的观念文本,也包括观念文本所意指的社会实践活动本身的现实文本。要真正理解观念文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借助于对隐藏于其后的现实文本的真正理解才行,亦即需要对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本质进行深刻的反思才能真正领会其精神实质。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和交往实践活动,可以将翻译研究理解为在由原文作者与原作、译者与译作和译文读者及其所处的生活世界所构成的极其复杂社会交往系统之中,各主体与客体之间进行平等对话与相互理解,积极实现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的高度认同并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18]

其实,早在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解释学派的代表人物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就特别强调翻译研究的基本着眼点是解释者即读者或译者对文本主要思想的主观猜测和理解,而不只是对文本的客观本性的简单理解。[1]正因为译者在翻译传播和交往实践活动过程中无论是对原文文本的信息获取,还是对其意义的生成与理解都是同主体在生活世界之中进行对话交流与协作互动的结果,因此他们所达成的基本共识包括最后形成的翻译作品成稿都应当而且必须接受现实生活世界的检验。无论是我们面对的客观现实还是社会日常生活,抑或主观精神层面的生活世界都能够为我们的翻译研究活动提供整体的文化背景,同样也能为日常的文化传播和认知交往提供理论源泉,由此在翻译的理解和表达过程中必须遵循生活世界之中的各种规范以科学地指导翻译活动。我们极力主张和倡导回归的生活世界是我们共同生活于其中并日常共在交往的现实的生活世界,而不是被高度意识化或语言化的抽象世界。[19]同样,生活世界不是既成的、封闭不变的,而是不断生成并开放变化着的,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不断发展变化的动因就在于个体在日常生活过程之中的主动参与和积极进行的个体间的交往行为。

(二)努力践行运用交互主体观统领翻译研究全过程

结合对生活世界含义的不同理解及本真意蕴,我们所强调的生活世界应当是人类自身生活于其中,与人类自身不断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具有丰富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真实世界。[14]生活世界的不断变幻正是真实的生活世界丰富多彩的生动体现,也是每个人与他人交流互动过程中主体性联系的真实呈现。

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可称作生活世界理论的集大成者,将生活世界比喻为关系错综复杂的灌木丛,主张生活世界是具有多重内涵的交织体,其理论贡献主要表现为不囿于主体性理论哲学的思考而在与实践的紧密契合中阐述生活世界的本质。他特别强调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认为这一特征可在个体生活世界所拥有的社会特性和语言交往活动过程中不断建构而得以充分体现。[23]

郭湛提出了翻译过程中交互主体性的概念表达的基本观点,主张既应当重视包括对主体性基本涵义的真正理解,同时也应当突出二者交互的特征体现,强调实践过程中各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影响,认为真正的主体必须通过主体间的交往合作并相互承认和彼此尊重才能得以真实体现和存在。[22]

综观传统的翻译研究所导致的意义消失状况,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某些外界因素的干扰影响而使我们的翻译研究活动严重偏离日常生活世界,具体表现为过分注重学科界限造成对知识的整体特性的割裂,片面追求经济和社会效益让传统文化的传承变成简单而机械的记诵,这些因素必然导致对个体的主体特征的忽视及其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疏离。陈望道先生认为好的文章应当具备三种美质:明晰作为知识的美质,遒劲作为感情的美质,流畅作为审美的美质。[21]218翻译研究亦应如此,既能给个体以知识的启迪并产生理智感,也能给个体辅以情感的共鸣而产生美感。在翻译研究活动过程中,译者应该特别注重尝试把构成观念文本的书面语言还原为贴近日常生活实际的本真语言,把太过僵硬的文本世界逐渐还原为富于创造特性的现实世界,并充分结合个体经验世界的积极体验和理性判断,借助同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文化交流或人际互动,有效达成作者、译者与读者三者之间的共识并用其统领翻译研究过程,这就是翻译界极其推崇的交互主体观。

我国学者张庆熊对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的研究观点进行了科学总结,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生活世界就是指我们日常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生活世界或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真实世界,这是对生活世界概念的较为狭义的理解;其次,从个体生存的特殊生活空间来看,生活世界是指个体通过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所构成的独特世界;第三种是从较为广义的层面对其进行阐释,认为生活世界就是指与个体生存发展有着紧密联系的直接经验着的一切生活世界。[12]也有学者在对生活世界这一概念进行理解时认为,生活世界应当包括人类所经历的一切现实生活,是在个体直接参与其中并不断给予我们真实存在物的世界,是生成一切已知的和未知的东西的世界,是当前正在被经验着的并且能够被主体所经验到的真实世界。[13]95

马克思通过研究把个体发展的历史进程区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即个体的依赖关系、以对物的依赖性作为基础的个体的独立性以及建立在个体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25]104在一定层面上说,这三个发展阶段既是对个体的主体性发展的形象描述,也是对交互主体性发展的精准解读。

(三)注重唤醒找回和积极建构翻译研究中失落的主体意识

在实践研究过程中,我们强调必须实现科学研究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是指我们要积极寻回并努力重新建构研究过程中曾经失落的主体意识,要让我们的研究真正回归自身生活于其中的真实的日常生活世界,同时也要让我们的科学研究以相对脱离日常生活世界的方式帮助和促成社会个体努力超越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26]应当说,我们原初对翻译活动的思考是以生活世界作为背景的,但随后的研究活动过程中出现过分注重理论成果或片面追求翻译的语言对等转换规律倾向时,极有可能造成最初研究翻译活动本身的目的被淹没,导致对生活于其中的真实世界的遗忘这一结局。[27]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对于译者还是读者而言,日常生活世界是个体获取翻译学科理论知识的重要基础和物质载体,而翻译理论知识的呈现又必然是对个体日常生活世界的长期积淀和科学抽象的结果。正如周序在探讨教育活动向生活世界回归问题时所强调的,要科学借鉴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的精华内容,并要结合自身的教育实践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和个体的现实生活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全面唤起个体的“主观性成就”意识并积极实现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真正超越。[28]因此,翻译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个体从现实生活中获取的真实生活经验,充分体认社会主体自身的发展诉求,将翻译理论观点的升华与阐释高度融合于翻译实践活动之中,注重翻译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和谐统一,积极实现个体翻译理论知识构建与日常生活世界的高度契合。

同时,当前我们的翻译研究应充分体现对社会生活主体自我意识的释放与张扬,积极唤醒主体身上潜藏着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以此促成译者作为社会主体存在的自我意识的高度觉醒。自我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强化是翻译研究中个体人格力量的重要体现,离开主体的高度自信和能动自觉而形成的个体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自然难以真正发挥出自身的独特人格魅力和文化感召力。我们要逐渐学会从翻译活动之中深刻洞察译者的性格爱好、思想信仰及宗教习惯等,充分体现译者生命的律动、心灵的裸呈,这是翻译最可贵的个性体现和主体意识呈现。唯有如此,不管是走进社会历史长河,还是直接面对现实社会生活,抑或完全回归自然空间,我们的翻译研究工作及其成果才能充分表达社会个体独有的主体意识和深沉的人文关怀。故此,我们强调翻译研究应当以社会主体的日常生活世界为起点,鼓励译者用源自于日常生活的标准去感悟与体验现实生活世界,科学把握现实生活的真正意蕴和诠释生活的宝贵经验,充分实现与翻译文本的对话并真正回归生活世界。

从已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多从结构学派出发对纷繁复杂的内创类型及主体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合理归并,并且视角大多落在组织层面的内创业。Burgelman(1983)从内创业产生来源的角度,把内创业活动分为引致性内创业和自发性内创业。Covin & Miles(1999)强调公司内创业在创新或者再造方面实际结果不同,并把内创业分为持续创新、组织再造、战略更新和领域重构四种类型。Antoncic & Hisrich (2003)把内创业的具体类型细分为以下几种:(1)建立自主或半自主的新企业;(2)在现有市场和产品的基础上开拓新业务;(3)产品和服务的创新;(4)生产工艺方面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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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ression and Transcendence :Translation Studies Towards a Living World

KANG Qin-qi,CHU 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1731,China )

Abstract :Much influenced by conceptual text,traditional translation has departed from the real-life world.There is no doubt that,to some extent,it has lost the reference value of translation practice.Translation studies should be an interactive activity that fully integrates the real life and individual spiritual level.Translation studies must go out of the confines of conceptual texts and actively return to the real-life world.To return to the life world of individuals and try to get back the lost subject consciousness are inevitable trends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living world;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收稿日期: 2019-03-30

作者简介: 康秦齐(1994-),男,四川蓬安人,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英美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楚 军(1965-),男,四川渠县人,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语言学、认知叙事学。

实验结果显示,采用PDCA管理后,我院中提前抽血标本、试管错误、漏抽血标本、登记错误、样本遗失的情况较质量管理前更优,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9684(2019)04-0117-06

[责任编辑:杨 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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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与超越:翻译研究走向生活世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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