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国家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4)06-0001-05 一、全球时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就国家认同而言，其单一性和同质性面临不容回避的问题和挑战。在社会学理论中，个体可以有多重身份，也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认同于不同的群体。由个人认同形成的群体身份不仅有其相对稳定的一面，也有其流动变化的一面。特别是在世界进入全球化加速期后，原来相对封闭和独立的身份认同变得越来越开放和多元，按照传统地域、族属、宗教、文化及其他任何严格的标准来选择自己的身份意识和认同归属，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不切实际。 “今天的民族分化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要严重，全球化并非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带来的只是民族的统一。全球时代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共同体的新的艰难时代。”[1]全球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族国家的传统力量，同时还进一步促进了事物本土化的发展，突显出本土的身份意识，造成民族的分离和分化。国家的政治支配形式和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削弱，国家不再必须是认同的最终落脚点。吉登斯·史密斯认为有必要区分国家权力与合法性的两种批判，区分目前民族国家自身所存在的两种危机：“第一种是外部的危机和批判，在一个被大众电子通讯连接起来的，由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军事集团以及洲内联合体组成的世界里，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权力发生了危机。第二种危机和批判是内部的，是对民族国家有效性的挑战，是对民族国家能够满足其公民及利益的合法性与代表性的挑战”。[2]由此可见，在应对全球性和地方性各种危机时，国家认同作为一种界域性和排他性较强的集体认同面临新的危机。民族国家越来越受到超国家和次国家权威的制约，不得不认可其公民所持的那些相互交叉、竞争的忠诚。[3]因此，既关注外部世界变化的同时，又要倾听内部本土的声音，是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在全球时代安身立命的关键所在。 对于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来说，跨界民族既是潜在的解构性力量，也是现实的整合性力量。跨界民族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加强其国家认同建构对维护边疆安全与稳定，促进民族团结与进步，巩固国家长治久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由于共同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便利的地缘条件等因素，境内外跨界民族之间容易产生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或渗透。在新干涉主义盛行的形势下，通过挑起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制造麻烦迟滞对手的发展来赢得竞争优势成为一些国家的惯用手段。一些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甚至公开支持中国境内和在国外活动的民族分裂主义组织，打着传教、扶贫、发展经贸合作和公益事业的幌子在我国边疆地区进行直接的渗透，严重破坏边疆的安全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发展。跨界民族地区是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要冲，也是我们国家反政治渗透、反宗教渗透、反文化渗透的战略前沿。跨界民族生活的边疆地区与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理距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家与边疆地区的互动，造成边疆民族与国家的疏离感和对主体民族的隔阂感，形成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交错和张力。倘若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一旦失衡，国家认同出现模糊或弱化现象，跨界民族问题不仅容易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影响边疆的安全与稳定，甚至对国家的主权与安全造成严重破坏。如何处理国家统一与民族多元之间的关系，构建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是当今多民族国家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二、跨界民族认同的特殊性 跨界民族问题，就是因国家疆界对同一民族聚居地域的分割所形成的民族与国家不重合、民族向心力与国家向心力失衡而导致的认同危机和分离主义。我国2万多公里的国界线上有34个民族跨界而居，它们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所跨居的国家国情各异。由于跨界民族的类别和现状比较复杂，因而各地区各跨界民族的认同问题存在较大差异，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状况存在一定的特殊性。 (一)跨界民族的认同与跨界民族形成的历史有关 在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认同形成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其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也具有差异性。跨界民族的形成，大部分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一个民族跨界而居，与国家间边界的形成、历史上该民族的人口分布以及相邻国家的现代国家进程有直接关系。有为躲避战乱或摆脱殖民统治而迁移形成的跨界民族，如朝鲜族，这种情况一般是局部和少量的。有些跨界民族是随着国家间边界的变迁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诸多民族不断迁徙发展而形成，如中国西南边疆跨界民族，景颇族、佤族、苗族等。或因民族独立建国而导致传统居住区被分割而形成的跨界民族，如蒙古族。不同的历史发展形成过程，决定了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特殊性和强弱度。 一些跨界民族的主体在境外，且形成主权民族国家。一些跨界民族的主体在我国，境外很少存在跨界民族政治实体。主体民族在境外建有民族国家的跨界民族的认同问题较为复杂。一般来讲，凡是历史上曾创造过比较辉煌民族文化，或曾建立过强大帝国的跨界民族，其民族意识和凝聚力比较强烈。相比于其他跨界民族，他们更加关注自身民族及境外同一民族的境遇及发展，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问题更为突出。反之，境外没有政治实体，在居住国都属于非主体民族，在被外在的政治力量分割时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发展状态且还未形成强烈民族自我意识的跨界民族，其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相对容易些。这类跨界民族，由于受到不同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长期影响，族群之间正渐行渐远，其共同的民族认同趋于弱化，各自的国家认同清晰而稳固。民族共同体的疆界随着政治疆界的变迁而流动，各自所属国家的公民身份已成为区别这类跨界民族的重要标志。 (二)跨界民族的认同有更多的参照系 民族跨界而居必然会导致民族社会的不统一，生活在不同国家的跨界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领域往往会呈现出各不相同的态势。国内非跨界民族的其他少数民族，尽管其社会发展状况有所不同，但彼此在国家背景这一层面上它们与国内其他民族是平等的、一致的。而跨国民族还存在着国家背景上的差异，而且国家的因素对民族社会的作用十分强劲有力，于是境内外同一民族彼此之间的差异就带有鲜明的国家烙印。 “异域”空间是产生认同的重要场景。由于特殊的地缘条件和生活空间，相比于其他民族，跨界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有更多的参照体系。他们不仅与国内的其他民族，特别是主体民族做比较，还与境外的同一民族做比较。跨界民族在与国内其他民族及国外同一民族的参照过程当中认识到自身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由此产生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互动关系。跨界民族成员以地缘为条件、以亲缘和族源为纽带的跨国流动，折射出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趋势和强度。边疆民族的跨国流动，就是随着所居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生活条件及民族政策措施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和特点。在周边邻国的参照下，境内的跨界民族显得相对自信和强势，其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和巩固更多来源于与邻国同一民族的比较。总体而言，与境外同源民族相比，我国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相对清晰和明确。跨界民族生活于其中的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民族政策是否合理，跨界民族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与国内主体民族是否平等，境外民族同胞的政治、经济地位如何等这些主客观条件都会对跨界民族的认同倾向产生一定的影响。事实上，如果跨界民族在跨界国家都属于少数民族，一般不会出现严重的国家认同问题。如果存在一个以跨界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这个跨界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就可能出现失衡或矛盾的现象，特别是当两个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差距明显的情况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跨界民族的跨界流动日益活跃和频繁，民族成员的认同倾向也日益开放和多元，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家认同的建构形成一定的冲击和挑战。 (三)跨界民族的认同问题是超经济的 政治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认同问题，同样，以为经济发展了民族成员的认同问题就能完全解决，也是不正确的。特别是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讲，经济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则有发展的问题。贫困可以成为分离的理由，富裕也可以成为独立的借口，不能幻想经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跨界民族认同问题中的经济因素是不可否认的，而其中涉及的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以及民族历史条件等其他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 那种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问题就自然而然解决了的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误读和误用。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发展导致民族整合和经济发展导致民族隔阂这一对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前者是一种时代潮流，而后者则是具体阶段上的具体问题，在一定时期内经济的现代化造成民族事实上不平等的扩大也是不可避免的。[4]首先，经济发展与国家认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经济发展了，跨界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可能加强也可能削弱，这主要取决于跨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居生活国家的矛盾差异，所以，生活在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内的跨界民族，他们的国家认同感与物质力量并不成正比。同样，生活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的跨界民族，他们的国家的认同感也有强化和弱化的两种可能。其次，在日益发展的经济形势下，国内跨界民族对以本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认同意识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日益强大的经济发展力量和国家综合实力对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产生正面效应，另一方面他们对以本族为主体的国家日益扩大的经济和实力差距而产生失落感。这两方面的作用是分裂式的，一方面加强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和自豪感，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他们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离心倾向。总之，不能单纯地依靠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来解决跨界民族的认同问题，而要同时进行综合的、长远的战略规划，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来增强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 三、跨界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现实路径 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是跨界民族与国家安全的纽结，是加强边疆防御能力、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和前提。跨界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目标的实现，应该既要照顾跨界民族的民族特性，又要服从国家统一的政治原则。 (一)加强公民教育，形成国家观念体系 公民教育是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内容，也是跨界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基本方略。公民教育首先是公民身份意识教育，本质上就是国家认同教育。通过公民教育，培养跨界民族的公民意识，强化其公民身份，提高其参与国家和地方政治事务的热情和能力，是构建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的根本保证。 随着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和民主政治不断发展，少数民族成员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公民意识和国家认同并非缺无。但是，一些少数民族成员在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关系认识上出现了失衡或分离的现象，一方面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另一方面义务意识相对淡薄。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公民意识的培养、公民身份的强化，与公民的民族认同并不是矛盾和对抗的。作为政治社会化的手段，公民教育不仅应该培养少数民族成员成为自律健全的公民，还应在实现其公民价值内在化的同时，以公民身份意识来平衡和调节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因此，强化公民身份，履行国家公民的相关权利和义务，是构建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采取了立足于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为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和国家的稳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我国部分民族政策正逐步偏离政府初衷，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优惠政策强化了狭隘的民族意识，把确认民族身份与享受民族优惠政策“绑定”的做法，弱化或模糊了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认同意识。因此，加强跨界民族的公民教育、形成国家观念体系，应该把各边疆民族整合到国家的旗帜下，实现由“法定公民”向“事实公民”、由民族身份认同向公民身份认同的转变，最终形成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 当前中国的公民教育还处在探索发展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和理论体系，但公民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在学界和政界已达成共识。公民教育总是处于家庭、学校、社会三种环境中，所以，搭建学校、家庭、社会相互联系的立体通道，形成“三位一体”的合力，辅以国家的政治制度支持，才能有效解决全球化时代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问题。 (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提高跨界民族民生水平 加强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应以推动边疆地区和谐社会建设，提高边疆民族的民生幸福为基本价值取向，这样才能够满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和加强边疆安全防御的要求。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边疆地区整体的经济文化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等原因，这些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仍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经济及社会各事业发展的相对滞后使一些跨界民族干部群众产生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国外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分子借此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分裂情绪，破坏边疆的安全与稳定。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提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5]和谐社会建设应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基础和重点，以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作为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新时期边疆地区的和谐社会建设应以大力推进少数民族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就业、住房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民生事业和社会事业为主要内容，这也是加强跨界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基本途径。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应以保障少数民族权利、推动少数民族现代化为着力点，使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边疆各民族，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道路。 跨界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还应立足于满足边疆民族的现实需求，既包括物质利益需求也包括文化价值需求。只有少数民族成员切身感受到被国家及其他民族成员关注、关怀、尊重的时候，才会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只有坚持正确贯彻落实国家民族平等政策，保障国家对边疆地区个人福祉和社会民生的关注和投入，才是建设和谐边疆社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加强跨界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选择。 (三)促进民族融合，加强中华民族认同 民族国家的核心内涵是国家民族，即国族。它是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的紧密结合。国族的发展过程是现代民族国家内多民族之间不断融合、涵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中华民族也就成了中国的国族。统一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既是中华民族国家巩固的基本前提，也是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与中国的国家认同是一致的，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就是国家认同的一种表现形式。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民族”概念，是一个具有双层结构的大概念。上层是“中华民族”，下层是国内56个“民族”。作为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结构的中华民族，它的认同指的是“中国各兄弟民族的总体认同。这种总体的民族认同，是客观存在的民族整体利益与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在民族利益中的反映，不是主观上规定出来的。不管什么民族，只要是中华民族的一员，首先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爱中国，维护中国的统一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这就是总体上的民族认同。”[6]基于此，如何处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既巩固“一体”又维护“多元”的利益，是构建中华民族认同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中华民族认同的形成和巩固必须以国族成员的相互认同为基础，而国族成员的相互认同又以国族成员的同一性或同质性为前提，民族融合便是促进国族成员同一性或同质性的必然过程。因此，加强中华民族认同，首先应该肯定民族融合的价值，并积极推进民族融合的发展和深化，进一步提高中华民族整体性的过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则是民族融合的体现。文化的融合并非消灭差异，而是要尊重和保留差异，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和跨国家法律框架内的文化对话和交流。只有通过广泛的社会接触、增进各民族之间交流与理解，各族人民的相互认同感逐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才会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 在全球化不断扩展和深入的时代背景下，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陆路边疆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跨界民族因其特殊的地缘条件、共同的文化渊源和日益频繁的跨国流动等问题，成为影响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的现实因素。边疆地区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战略前沿，跨界民族成为反对境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国家的重要战略力量，承担着抵御敌对势力入侵、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的重任。新时期新形势下，面对日益复杂的周边安全环境和跨界民族问题，应该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制度，促进民族融合，加强中华民族的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有利条件。标签：政治文化论文; 全球化论文; 民族论文; 政治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跨界合作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中华民族论文; 经济论文; 边疆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