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文凭何以成为社会流动障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凭论文,障碍论文,社会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表明，一个相对流动开放的社会通常是稳定和谐的。因为在流动开放的社会里，社会底层群体可以容忍眼前的不平等和阶层剥削，他们在流动开放的秩序中可以寄望未来。尤其是后代子女可以向上流动的希望激励着他们努力工作，以改善家庭的困境和解决个人的危机。相反，对于社会底层群体来说，当个人和后代流动的希望破灭，他们会认为解除苦难的办法就是集体性地挑战整个社会分层系统，社会冲突和社会暴力就会出现。因此，良好的社会流动具有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 我国现有的社会号称开放社会，强调职业机会对每个人开放，强调职业之间的地位平等，但是实际上，社会职业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严格的等级隔离，既得利益集团利用一切资源维护其职业的社会地位，如抬高就业门槛，利用文凭维护和强化职业的优势地位，使社会职业间的巨大差异披上合法性的外衣，生成着越来越厚重的社会流动障碍。在这场社会流动障碍的生成过程中，大学文凭也被当作了一种工具。 一、大学的力量与文凭的垄断 大学文凭在当今社会是个人社会地位变迁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决定因素之一。谈到大学文凭的社会交换作用时，理查德·维德(Richard Veder)在《为了学位而破产》中指出：大学是唯一被允许根据智商、努力程度和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把年轻人分类的合法机构。众所周知，大学文凭、专业考试证书、专业许可证等是高级就业的一个条件[1]。接受高等教育获得大学文凭已成为个人获取“市场份额”所必需的防卫性支出。 布迪厄在《国家精英》里利用大量的实证揭示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共同作用，通过教育的系统文凭制度，掩饰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差异[2]。无独有偶，柯林斯在《文凭社会》里声称，在当今世界，职业团体利用文凭证书垄断高报酬和高声望的职业，教育文凭制度已经成为获得职业机会从而获得社会流动的一种严重的束缚。 (一)大学文凭的社会筛选功能 追求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对社会各阶层的个体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理性选择。教育在多数国家都发挥着促使个体获得较好社会经济地位，促进个体社会流动的重要作用。教育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联程度越来越强。 “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不仅能带给受教育者本人及家庭各种收益，还能给国家和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通过学校提高受教育者的各种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科教兴国”“知识改变命运”是激发个人和国家投资教育的重要理由。人力资本理论并没有具体研究教育与职业间的关联程度，但是却清晰地指出，个人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其获得的与生产活动有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就越多，从而可以提高企业和社会的生产效率。因此，接受较高教育程度的个人理应获得较高的经济报酬。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克尔洛夫在分析非对称信息市场时提出的筛选假设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指出，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招聘时，希望可以在众多的求职者中甄别出能力高的雇员。但是，雇主并不了解求职者的真实能力，因而雇用过程对于企业来说就类似于不确定的风险投资。为了规避此类投资风险，受教育程度就成为向劳动力市场发送信号的品牌认可制度，雇主把求职者受教育年限等同于个人能力大小，以避免雇佣过程中出现优劣混杂现象。考虑到雇员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需要耗费教育成本，并且高教育水平者在工作后也降低了公司的培训成本，同时提高了个人工作效益和生产效率，因此雇主便对受教育水平较高者支付较高的工资，表现出受教育水平与工资收入呈正相关。 在学历社会，文凭作为接受了教育与专业训练的凭证，代表着个人技能和知识的程度，预示着工作能力的强弱。因此，教育文凭身份如同民族身份、性别身份、法律身份一样，也是个人社会身份的象征。不同层次学校的文凭代表着不同的教育身份，意味着不同的社会资源交换价值。通过文凭的获得可以实现不同社会资源间的转换，如良好声誉的职业、丰厚的经济收入、隐形的社会关系网络、健康的生活方式等。 (二)文凭主义与职业地位获得 我国的“文凭热”有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由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人才紧缺，考上大学就意味着将会拥有良好的职业和生活的保障，工作由国家分配，毕业就拥有“干部身份”，农村户口可转为城镇户口等。虽然现在大学毕业生已然全部自谋职业，并且从大学扩招后持续出现的就业难现象困扰着众多的家庭，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讲，高学历才有可能获得高收入职业的入场券，文凭已成为获得良好职业的门槛。 大学专业分化是对个人职业预先进行的社会分流。布迪厄在1984年就指出：教育系统本身就是等级划分系统的分类者，学校通过教育再生产等级制，各种专业与学科严格地对应社会阶层及其“地位水平”，虽然这些专业与学科表面上中立地反映着学术的等级，但是学术的地位等同于社会的尊卑。在学校里，社会价值自然地转化为个人的价值，正规的学校教育以一种特权的方式提升某些专业或职业而贬低另一些专业或职业[3]387。高考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社会优势阶层利用社会资本占有更多的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实现阶层的再生产以及阶层利益的巩固；对弱势阶层则实施了隐形的社会排斥，减少了弱势阶层享有高等教育的应得权利，阻碍了高考应有的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的实现[4]。 大学文凭成为职业准入的强制条件。马莉萍和岳昌君的研究结果发现：学历层次是影响大学毕业生进入主、次要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本科生和研究生比专科生获得工资水平高、提升机会多的稳定工作的可能性更高[5]。“大学文凭是某些职业的特别通行证，如法律、医学、建筑、工程等。即使有些专业或职业与学历资格的联系并不非常紧密，但实践中也作为被雇佣时衡量个人能力的指标，以及岗位设置的最低要求。”[6]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大学文凭是个人获得良好职业的重要中介。教育文凭代表了专业知识与技能等级，反映了个人的专业能力和基本素养。雇主通过文凭评判雇佣者能力，文凭成为职业准入的一种强制性条件。 职业获得是文凭与文化资本的交换。布迪厄指出，学术资本——以教育文凭形式呈现的文化，是特殊的文化资本类型。学术资本通过精力、时间、金钱获得，然后用来交换高社会地位、高职业收入。“文化资本正在成为新的并且越来越关键的社会分层的基础”[3]89。文化资本所呈现的“层级”分割性导致不同教育水平的大学文凭在不同社会职业获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致使大学文凭与社会职业的交换成为可能。 教育筛选是社会精英身份的拟制。大学文凭是体现各类学校不同“品牌声誉”力量的重要标志。社会学家索罗金曾指出“学校是使个体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学校通过考试来进行选拔，从而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7]学校通过专业划分、课程设置、教育教学、考试分级、文凭授予等过程，把一部分聪慧优秀的学生打造成为优秀的文化精英，同时淘汰了大部分的学生使其进入社会下层。名牌大学和一般大学的教育文凭在个人的社会流动中发挥不一样的作用。 二、大学教育投资的收益差异 (一)大学教育投资的回报差异 现代社会，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中的先赋条件的影响力已经逐渐削弱，但是家庭背景因素仍可以通过影响个人的教育从而间接地影响社会地位的获得。 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研究中，布劳－邓肯的路径分析模型影响深远(见图1)[8]。布劳－邓肯模型利用了两个重要概念：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作为自变量，因变量为个体在社会流动中获得的社会地位，由此建立了一个五变量因果模型：以“教育”“初职”“现职”三个概念讨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个人教育机会影响初职的取得，初职再影响现职地位的取得。父亲受教育的水平影响子女的受教育水平，父亲的职业地位不仅影响子女的初职，而且影响子女受教育的水平。
图1 布劳－邓肯个人职业地位获得五变量因果模型 从图2的路径系数可以看出，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子女的职业地位与本身受教育水平和初职相关度很大。在自致性因素里，初职、现职的获得都与本人受教育程度显著相关，70％的人的教育程度影响了其职业获得。子女职业虽然受到父亲职业的影响，但是影响微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另外30％的人，在先赋性影响因素中，反映了父亲受教育水平通过影响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从而间接影响子女现职。布劳－邓肯模型与传统的阶层分析的差异在于更强调地位获得的自致性因素，以及说明的一个事实：社会经济分层不仅仅是由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所决定，同时也受到教育的影响，而教育又是一些先赋性因素如家庭出身等所决定[9]。该模型的研究假设是在衡量微观的个体流动状况时，同时呈现宏观的社会开放程度。假如个人职业地位是后致性因素主导，则显示社会开放性强；假如个体地位的获得主要由先赋性因素主导，则显示社会封闭性强。
图2 布劳－邓肯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路径图 翁定军与何丽在2006仿照布劳－邓肯模型分析方法，对上海居民职业地位获得进行了调研。研究结论显示，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女的职业地位直接影响仍然微弱，父母的职业并不直接影响子女的职业。但是，可以看出，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影响提高，同时，子女的教育水平对子女的现有职业地位的影响水平也显著提高[10]。
图3 上海居民职业地位获得路径模型 (二)大学教育投资的期望差异 从上述布劳－邓肯的职业地位获得路径可以看到，父亲通过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从而影响子女的职业获得。虽然布劳和邓肯对个人社会职业地位获得做出了很有效的因素分析，但是仍然存在很多因素没有分析和解释，如父亲的职业和教育程度通过什么方式影响子女的教育程度？在布劳—邓肯职业地位获得模型的基础上，各国学者都试图在研究中加入新的变量，如智力、教育期望、职业期望等，希望对个人地位获得更进一步的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布劳－邓肯模型扩展为“威斯康辛模型”(Wisconsin Model)，引入了“教育期望”作为中间变量，来测量家庭的职业地位、经济地位等因素影响教育获得的过程，主要关注社会心理因素对于教育期望的产生和维持的影响，变量包括了子女的教育与职业的抱负，还包括心智能力和学业成绩的衡量标准。 经典的威斯康辛模型指出，家庭职业地位和经济等因素可以影响子女的教育成就和职业成就，影响主要通过子女的非认知能力—求学期望和工作期望发生作用。众所周知，家庭环境对子女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作用很大，但并不直接表现在影响子女的职业上，主要通过影响个人的愿望和抱负。威斯康辛模型中几个重要发现：教育抱负对实际上的教育获得有很强的影响，影响路径显示为45.7％，职业抱负对职业影响微弱，影响路径显示为15.2％。但是，教育获得对职业获得有更强的影响，影响路径为52.2％。简单地讲，个人的愿望和抱负会直接影响其教育水平，从而影响其职业成就的获得。 李志峰博士于2013年在济南通过有效的888份问卷分析后，发现父亲职业对学生自我教育期望具有显著性影响(见表1)。研究表明父亲职业地位越低，子女的自我教育期望也低，工农业劳动者的子女超过1/3的教育期望是在大专以下，而管理人员的子女90％都希望自己获得本科以上的教育。
根据李志峰，家庭背景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3:148 绘制。 同样，父母的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呈现非常大的差异(见表2)。
根据：李志峰．家庭背景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3:149绘制。 另一研究也论证了在青少年时期具有较高大学教育期望的学生，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明显高于教育期望低的学生。而教育期望如上所述，与父母职业、父母受教育水平以及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有紧密的相关性。该研究采用2010年“上海居民家庭生活状况调查”数据，结论显示[11]175：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对子女上大学的期望较高，并激发了子女上大学的期望。同时，具有优势地位的父母能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为子女创造更多的支持条件，这些都有助于子女维持和实现自己的教育期望。因而，整个代际传递的逻辑可表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子女，其上大学的期望越高，这种期望最终会转化为大学教育获得的优势。 个人教育期望在大学教育获得的诸多影响因素中作用最强，并构成了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大学教育获得的中间调节机制。在父亲教育背景相同的条件下，少年时期“期望上大学”的人最终获得大学教育的概率要高于“未期望上大学”的人，并且随着父亲教育程度的增加，两个群体上大学的概率差越来越大。
图4 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获得大学教育的概率[10]191 三、大学文凭陷入社会流动障碍 柯林斯早年在他的专著《文凭社会：教育与阶层化的历史社会学》中，通过实证分析指出，学校的学习行为是为了提升专业和职业的地位，在专业与外行之间设置一道社会化的屏障。实际上，教育并没有大量地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文化资本在当代社会比经济和政治资本更容易进行代际传递。 (一)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 大学文凭具有一种信号作用，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限、专业、品质都向用人单位发出证明个人素质的信号。但是，在我国现有社会中同时出现了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的现象，充分说明了高等教育的信号作用正在下降。 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在其专著《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中首次提出过度教育(over educated)：“当劳动力市场呈现较高的教育水平可以获得较高收入时，人们期望通过追加自身教育水平从而在劳动力市场获取满意的职位。但是，事实表明，个体教育水平的大量追加，导致劳动力供给超出劳动力市场的吸纳能力，最后，许多大学毕业生被迫从事教育水平需求较低的工作。”[12]朗姆格、列文等研究者也指出：超过市场需求增加的教育水平不一定能获得额外的收入[13]。过度教育表现出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失衡。美国著名教育经济家亨利·莱文(Henry M.Levin)教授用三点概括了过度教育：“一、与历史水平相比较。受教育后经济地位下降；二、受教育者没有实现其对事业成就的期望；三、工人拥有比其工作要求较高的教育。”[14]过度教育主要表现为高学历劳动者从事低学历要求的工作。邓肯(Duncan)和霍夫曼(Hoffman)用个人所受教育年限和工作所需的教育年限来定义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当个人接受的教育水平高于工作所需要的教育水平时，称为“过度教育”；反之，则称为“教育不足”(under educated)[15]。 对于我国目前出现的大学生过度教育的现象，多数专家认为是由于高等教育扩招过快导致大学的门槛降低，使得许多原本能力不够的学生获得了高等教育的机会，最终大学毕业生的供给超过了市场需求。也有很多研究认为是由于大学生对工资预期过高，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减少对大学生的雇佣，或者认为高等教育体系僵化、教育投入不足、专业结构设置不合理，毕业生的质量出现差别，无法适应市场需求等。 过度教育的出现主要表现在教育市场供大于求，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工资调节劳动力的供需平衡，个人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调整教育投资，因此，过度教育现象只会短期存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个人投资成本并不低，教育投资收益也持续下降，但是民众对上大学的热情丝毫未减，并且愈演愈烈。究其原因，首先，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竞争市场，劳动力市场受到政策和制度的干扰和影响，真正的市场竞争机制并不完善。如我国就业人事制度中的户口歧视、所有制歧视、地域歧视和就业保障不平等等问题，这些都抑制了知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其次是严重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工资高、工作环境好、就业稳定、享受社会保障、拥有较多的培训和晋升机会；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变迁性大，培训和晋升机会相对主要劳动力市场来说少了许多，因此，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别很大。 社会劳动力市场在实际招聘中并没有根据个人能力来判断应聘标准，而是采取了“唯文凭”的单一逻辑，社会对学历的强制性要求不断提高，以至于并没有留给个人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的自由选择权利。因为劳动力市场要求应聘者必须出示大学文凭，否则只能永远留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因此即使高等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不断下降，个人和家庭也只能“别无他选”的专注于文凭获取过程。如前文贝尔所述，受教育水平成为保护个人“市场份额”的护身符，随着文凭要求的不断水涨船高，人们只能持续性地加大教育投入，否则，很容易被甩出现有的明显的“断裂”社会。 伴随着教育过度现象的另一个特殊状况是：教育不足。我国现有大量的过度教育现象仍然无法掩饰同样存在的大量的教育不足状况。我国的教育过度现象主要发生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机关事业单位和大中型企业。而西部地区、农村和民营企业等明显出现教育不足的现象，很多企业出现“招工荒”，缺乏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当然，教育不足不仅仅和地域与企事业单位相关，很大程度体现在较低阶层的个人的教育获得不足，如农村的学生、城市贫困家庭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呈下降趋势。我国被称为是“世界制造工厂”，低端的加工制造业是我国制造产业的主体，大量的农民工是明显的教育不足的例证。中国现有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现象同时存在确实值得深思。 (二)知识失业与关系就业 张宛丽认为当前中国个人职业地位获得有三种配置关系：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权力授予关系和市场交换关系反映的是制度安排机制，社会关系网络则反映了非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社会群体成员地位获得中的独特作用[16]。 知识失业(Educated Unemployment)是指一些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者处于不被社会聘用的状态，强调失业的主体虽然具有一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但是其知识、专业、技术资源不被社会有效、合理的接受和配置。知识失业与过度教育所指的基本是同一种现象，过度教育关注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个人接受教育的水平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合拍情况，知识失业的关注点在个人和群体的失业上。其中包含受教育者显性的“无业可就”，也包括一部分隐性的“有业不就”。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利益安排等一系列的巨大差别，以及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巨大的流动障碍，导致很多大学毕业生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我国现阶段出现的“知识失业”，并不完全意味着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市场需求。实际上，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安排的特有产物，具有结构性和转型性的特点。 关系就业主要是从社会阶层的分析角度来研究，是指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拥有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使其子女拥有不同的就业状况。社会资本理论在劳动就业领域中的应用较早，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格拉诺维特研究了在个人求职过程中社会关系网络所起的作用。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是在欧美劳动力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就业过程中还是会依靠一些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得就业市场相关的信息和帮助，以此克服市场上信息流动的障碍。林南指出，社会资本对就业的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促进信息的流动，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使得组织找到合格的人员，同时个人找到“较好”的组织；二、社会关系人对代理人(如组织的招聘人员或管理者)施加影响，这些代理人在招聘雇佣的决定中发挥关键作用；三、社会关系资源被组织视为个人的社会信任的证明，反映个人摄取社会资源的能力，而这些资源对组织也是有用的；四、社会关系能够强化社会身份和社会认同[17]。由此可见，社会资本在大学毕业生就业时提供了关键的求职信息，在实现就业目标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家庭背景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是众人皆知的“权规则”。如表3所示，2010届大学毕业生的初次求职成功的渠道中，通过朋友或亲戚获得就业渠道的占18％，其中直接向用人单位申请以及参加政府或其他大学组织的招聘活动的37％中，应该也包含有家庭关系网络的协助的份额。2010年的大学生就业中，至少有30％以上的学生是通过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工作机会。另外从近几年社会学中所描述的“官二代”“富二代”的就业状况，以及与“蚁族”的就业状况相比较而言，关系就业对大学毕业生的作用之大表露无遗。
社会关系网络对大学生就业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法国社会学家布东指出：家庭地位影响子女所受的教育(体现了教育的社会差别)；受教育水平影响个人的社会职业地位获得(反映了社会“唯文凭论”)；社会结构与教育结构数量上的不适应(体现市场供求关系失调)。这三者的结合导致了弱势阶层的子女由于缺乏先赋性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决定了只能获得较少的代表后致性的教育文凭资本，最终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的职业地位，进一步延续了贫困和弱势的代际传递。 四、教育公正与社会就业的包容性 现实中，教育不公不仅影响人的一生，根据教育与社会分层的互动，往往还会影响下一代的教育获得以及职业获得，教育在代际传递中的影响日益扩大。 (一)公正作为教育政策的核心价值 当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变小，并且作为一种社会阶层再生产的机制而扩大时，其影响的不仅仅是每个个体人生生涯的变迁，而且是对社会大众的一种心理影响，因为绝望比贫穷造成的社会后果更可怕。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促进经济发展一直作为国家政策的中心。我国大学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受教育权利人人平等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了保障，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也逐步得到了确认，但是在具体的教育实施过程中，以国家意志为基础的城市取向、经济取向、精英取向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通过大学文凭制度为依据分配社会资源容易造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尤其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下，文化资本、经济资本、权力资本的结合造成了更大的社会不公。 高等教育的公正，首先应体现在程序公正。高等教育机会、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规则的公正尤为重要。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完善高等学校招生名额的分配以及招生录取办法，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改革高考招生制度以及高校收费制度是实现教育机会分配公正的关键。根据学业成就、努力程度、个人潜能等作为人才筛选的标准，尽量避免家庭资本的参与，最大限度改善弱势阶层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制度性障碍。 高等教育的公正，其次是追求结果的公正。关注大学毕业生就业过程中“应得”利益的实际满足程度，建立公正的就业制度平台，使得社会各阶层的子女在此就业平台上，可以通过自身的教育、知识、智慧、勤奋，实现公平竞争，追求更好的个人发展，从而获得良好的社会资源和社会经济地位。政府应该对于那些缺乏先赋性资源的弱势群体给予适度的政策上的倾斜和关照。 (二)就业的宽容性促进社会的流动 由于历史惯性的影响以及对现有社会文凭制度的过分强调，大学文凭作为职业垄断的工具价值越来越凸显。一方面由于现有教育在不同阶段为社会分流而进行专业和职业训练，更重要的是社会偏见和就业障碍的盛行：社会严重歧视低教育程度者，以及高收入职业对低教育程度者的限制。在教育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结构没有改变的条件下，过分地依赖学历文凭进行选聘，将会给国家和个人带来严重的后果。 高学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高能力，但是，是否只有高学历才代表高能力？众所周知的比尔·盖茨、Oracle公司的总裁拉里·埃里森、世界巨富戴尔，都没有最终获得大学文凭，但是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和拥有的财富有目共睹。《福布斯》杂志评出的400名富豪中有58人没上过大学或者中途辍学。这58人的平均净资产比总人数平均净资产高出167％[18]。事实证明，他们没有利用文凭向外界证明能力，社会也给予了他们成功的机会。就业的宽容、社会的公正体现在没有大学文凭也可以获得成功的机会，不能让上大学成为人生唯一的出路。 教育出路应合理分流。如果社会就业结构是健全的，高考这个指挥棒就不会呈现当今的全能控制状况。文凭的重要性凸显了就业结构的狭窄，尤其是农村孩子，考上大学才可能在城市里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否则意味着个人及其子女都将面临职业歧视和地位歧视。解决青年就业问题，不仅仅是大学的事情，更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 改善严重的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状况迫在眉睫。首先表现在各个行业之间差别巨大的报酬差异和地位差异。如电力、通讯、银行、证券、保险、烟草和石油等行业，这些行业都具有高工资、高福利和高社会地位。而一些非技术性职业则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差、报酬少、地位低。其次是尽快消除有失公平的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就业隔离，特别是城乡二元体制在户籍、教育、养老、医疗、社保、公共服务等社会保障上的显著差异。通过有效的制度调整和政策安排，消除城乡之间收入歧视和身份歧视，确保通过个人的努力可以实现向上流动的畅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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