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聚焦”走向“广角”的报告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广角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由微观单一走向综合立体，由为优秀人物立传和给重要事件存照的“聚焦”式反映社会生活走向“广角”式地观照社会现象、全景式扫描芸芸众生，是新时期报告文学所发生的一次重大嬗变。它已以骄人的创作实绩证明了这一创作道路的广阔前景。
关键词 报告文学 聚焦 广角 审视
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是率先冲破种种人为禁区，以迅速反映时代面貌、忠实表达人民心声为己任而活跃在历史转折时期文坛上的文学品类之一。徐迟的《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穆青、陆拂为、廖由滨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理由的《扬眉剑出鞘》，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黄宗英的《大雁情》等一大批优秀作品的集中涌现，将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迅速地推向了高潮，并形成了与中短篇小说创作双峰并峙的态势。从1980年底开始的连续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评选工作的开展，标志着报告文学终于摆脱了散文的附庸地位而独立，从而赢得了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报告文学“文体”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盛事！
如果说自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开始的创作实绩，校正了以往报告文学的命题方式，标志着新时代报告文学开始了由作者自由选择报告对象的第一次深刻嬗变的话，那么，1983年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则首开了我国报告文学全景式结构的先河。1985年及稍后面世的李延国的《中国农民的大趋势》、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霍达的《万家忧乐》、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等作品，明显地呈现出报告文学由“散文化”、“小说化”向“学术化”、“思辨型”的转化，由“一人一事”型向宏观、全景型的转化，由写人物向写问题、写事件尤其是大问题大事件的转化。这种转化，则标志着报告文学的又一次重要嬗变。自此以后，教育“难”，出国“热”，高考弊端，生态失衡，环境危机，“体制”束缚，“改革”挫折，经济犯罪，伪劣商品，交通落后状况，职称评聘之争，以及私奔、流产、卖淫、纳妾、雇工、“丐帮”等等“时代的痛苦点”、“社会的忧患点”都得到了广泛的反映。
进入90年代之后，面对日益深入改革开放而裸露出质核的社会，报告文学更是自觉地溶入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思维、知识和手段，来表现改革年代政治、经济、法制等各个领域中的新旧观念的冲突，更为自觉的担当起探究现实的历史投影的“第二新闻”角色，在社会乃至世界的大背景上，将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哲学思考，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审视，对未来的预测与构想，均融进了富于现代意识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呈现出与文学的情感型不同的科学的理智型风貌。宏甲的《无极之路》，李存葆、王光明的《沂蒙九章》，李鸿生的《飞向太空港》，杨守松的《苏州老乡》，水运宪的《股票，叩击中国大门》等作品，不再纠缠于具体人与事的是非曲直，也不再凭藉触摸敏感的社会神经而引起轰动效应，而是对社会历史进行宏观的哲理探测，因而显得更冷静，更成熟，更理智，也更有气魄。发展到目前阶段，报告文学已彻底打破了“一人一事”的传统模式，由单一走向了综合，由微观走向了宏观，由为优秀人物立传、给重大事件存照的“聚焦”式反映社会生活走向了“广角”式观照社会现象、全景式扫描众生群像。
“聚焦”式报告文学是以“一人一事”为主要的报告对象的作品。这类作品大都有突出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故事情节和比较严谨的组织结构。作者也大都是从具体的人物、事件入手，力求发掘出报告对象的深层内涵，凸现其典型意义。就其报告对象而言，主要可以分为优秀人物立传和给重大事件存照两大类。
聚焦之一：为优秀人物立传
为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优秀儿女树碑立传，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一个重大主题。这类作品曾在80年代初、中期以前的创作中占据过主导地位。在新时期报告文学所塑造的人物画廊中，既有地质学家李四光（《地质之光》、《亚洲大陆的新崛起》）、数学家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女科技工作者秦官属（《大雁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科学家，也有如植棉能手吴志昌（《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纺织女工索桂清（《中年颂》）等一批普通劳动者；既有如栾菊杰（《扬眉剑出鞘》）、容志行（《11号在微笑》）等为国拼搏为国争光的运动健将，也有如张志新（《正气歌》）、范熊熊（《无声的浩歌》）等为坚持和捍卫真理而抗争而献身的革命烈士；既有名扬海外的远洋轮船船长贝汉廷（《船长》）、励精图强的大工厂厂长宫本言（《励精图强》）、献身祖国的工程师王运丰（《祖国高于一切》）等一批企业家，也有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彭大将军回故乡》）、省委第一书记高扬（《省委第一书记》）等党的高层领导者。
徐迟是新时期最早闯入在当时还被视为禁区的科学领域的作家之一。1977年他就写出了被人们称颂一时的《地质之光》，1978年初发表的《哥德巴赫猜想》更是轰动了全国。《哥德巴赫猜想》以饱满的激情，酣畅的笔墨，生动地描述了数学家陈景润不畏艰难，奋力拼搏，勇攀科学高峰的动人事迹，热情地讴歌他热爱祖国，献身科学，顽强探索，坚韧不拔的可贵精神。作者精心选取了陈景润的科研上是强者、生活上却“呆傻”的一系列细节，如走路时自己撞在树上，还问是谁撞了他；鞋子破得通风透气，也不知道要更换；小屋里到处是运算的废纸，叫人找不到一个落坐之处等等，集中而突出地表现了他的视数学为生命的精神内核和憨厚朴实的性格特征。作品感情澎湃深沉，文笔潇洒华美，语言典雅凝炼，其刻划人物形象上的高超的艺术功力和娴熟的文学技巧，曾使沉寂多年的文坛为之一震，因而被誉为新时期文艺复兴之始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黄宗英的《大雁情》也是一篇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佳作。作者通过在其采访西安植物园助理研究员秦官属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刻划了一位被上级领导评价为“脱离群众，脾气极坏，骄傲自大，个人主义”的却又倔强不屈、为了发展山区药材事业“黑着头发进山，如今白了头发”的普通女科技工作者的形象，热情讴歌了为祖国建设事业无私奉献毕生精力的共和国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当时仍被误解和偏见所困扰的真实处境，揭露了科学的春天初临人间时的现实中带有普遍性的尖锐矛盾和社会隐疾。
柯岩的《船长》中的主人公贝汉廷，不仅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出色的船长，而且也是一位时时处处都想着维护祖国声誉和利益的国家的真正主人。为了让外国专家相信中国远洋轮船的装载能力，贝汉廷他们用27个不眠之夜拿出的“装载图”，不仅使外国专家惊呆了，轮船装载完毕启航时还轰动了整个汉堡港。为了使200 吨滑石粉在伦敦港顺利卸货，贝汉廷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卓越的交际能力，不仅说服了对方解除了拒卸规定，而且还达成了专为中国卸滑石粉的协议。在营救一艘遇难的塞浦路斯商船时，“汉川号”更是显示出中国船、中国人的风度。贝汉廷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也是我国四化建设中涌现出的一代新人的典型，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的代表。
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是一曲赞美海外归来的赤子热爱祖国，为祖国奉献才智的颂歌。新中国诞生的喜讯传到了德国，内燃机专家王运丰当即给周总理发去电报，要求回国。为此，他不仅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阻挠、威胁，而且还与柏林妻子离了婚。他抛弃了已有的舒适的家，回到了贫穷落后的祖国，并全身心投入工作，领导研制了中国坦克，创建了祖国的内燃机工业。可是不久他却成了“德国特务”，被押往农村监督劳动。“文革”结束后他回到工作岗位，已是60多岁了。他没有时间申诉自己的冤屈，又争分抢秒地投入了工作。因为在他心中，祖国始终高于一切。全文分为“柏林妻子”、“德国特务”、“中国母亲”三个部分，将主人公的经历按照不同时期的场面、情节巧妙地交织起来，时间大跨度跳跃，背景迅速变换，生动曲折地概括了王运丰的生活经历和一生的追求。
江永红、钱钢的《“蓝军司令”》以新时期军队正规化建设为背景，刻划了一位敢于摈弃陈规陋习，锐意改革我军训练方法的假设敌“司令”王聚生的形象。为了逼出“红军”的实战速度、合成训练观念和立体作战思想，演习中，王聚生和他们用扣侦察兵，炸行军队伍，破坏通信联络，袭击炮兵阵地，甚至用空降兵空袭“红军”指挥所，使用催泪瓦斯将指挥员们堵在指挥所里等方法，让“红军”指挥员尝尝现代战争实战的滋味，让他们真正理解“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的真正含义。
理由的《扬眉剑出鞘》成功的塑造了女子击剑运动员栾菊杰为国拼搏，为国争光的娇健形象。作品不仅写出了国际击剑比赛的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场面，而且重点描写了栾菊杰的勤学苦练、锲而不舍的韧劲，再现了她在国际比赛中的娴熟而勇猛地剑术和受伤后仍然屹立而奋战的神采。“当栾菊杰走下击剑台时，已是她受伤后的两个多小时，鲜血浸透了雪白的衬衫，身体的左侧溅下了斑斑血点。”透过那斑斑血迹，显现的是栾菊杰的顽强意志和爱国热忱，闪烁的是我国运动健儿最美丽的青春霞光。鲁光的《中国姑娘》记叙的是中国女排自1953年建队以来逐步成长最终走向世界的过程，描绘了中国姑娘一代一代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由弱到强、从默默无闻到登上世界冠军宝座的动人事迹，精心塑造了中国女排运动员、教练员的英雄群像，并通过女排事迹的描叙，表达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和呼声。
聚焦之二：给重大事件存照
面对生活，忠于现实，善于发现并勇于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及时而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所关注的重大问题，是我国报告文学的优良传统。始终注视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始终保持着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显著特点。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的报告，或站在现实的高度对历史作纵深的扫描，从社会历史、文化心态、伦理美德等领域给人们提供深度的思考，是新时期报告文学一个重要的题材选择。
例如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就是通过对1985年5月19 日中国足球队与香港队之战及失利之后场上观众发生骚乱事件的报告，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我国体育事业的现状及公众的心态。5月19日之夜， 进入临战状态的中国足球队兴奋异常，从主教练、领队到每个队员，都对此战充满信心，认为战胜香港队，进军墨西哥，“冲出亚洲”胜券在手，场内8万名观众更表现出空前的热情。比赛开始后，中国队求胜心切， 明显表现出急躁情绪。在香港队先进一球的情况下，队员与观众仍认为中国队必胜。赛间休息时，主教练没有及时调整战术，稳住军心，又一次失去制胜机会；而香港队教练却巧作部署，控制队员情绪，使之在心理上处于优势。下半场香港队二比一领先后，中国队失去控制，越发被动，终以败北告终。场上观众情绪亢奋，一直处于希望巅峰，根本无法接受失败事实，于是便发生骚乱与暴力事件。作者没有停留在对事件表面动态及过程的报告上，而尽可能深入地报道出导致中国足球队惨败的复杂因素，客观分析了引起骚动的公众心态，从而引导人们透过骚乱事件这一现象，更为清醒地认识我国体育事业潜在的危机和社会生活中平时潜伏着的各种矛盾及其引发这些矛盾的心态因素。
赵喻的《兵败汉城》也是一篇报告体育事件的作品。作品对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汉城第二十四届奥运会上失利的事实作了详细的报道，对兵败汉城的症结进行了深刻反思。文章以作家的采访经过为线索，一方面向读者如实报告了汉城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鲜为人知的诸多内幕和对体育界诸多人士的事后采访实况；另一方面，作者对中国体育现状进行了理性、冷峻而充满居安思危的内在激情的审视、剖析，大胆地提示了存在于中国体育界热闹表象背后的种种问题，对中国只有官办“一条腿”走路的体育体制和衙门化的体育管理办法勇敢地进行了抨击。作品表现出一种振兴体育、强国健民的强烈的使命感，表现出对中国体育、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命运的神圣忧思，因而引人警醒，发人深思。其实，早在1988年初，即汉城奥运会召开之前，作家即以另一篇报告文学《强国梦》对洛杉矶奥运会上取得的巨大“突破”进行了剖析。胜利使国人欣喜若狂，民族心理也悄悄背上了“输不起”的重负；体育界一方面凯歌高奏，一方面危机四伏。作家预言汉城奥运会中国不过能拿五六枚金牌（果然不幸而言中），给狂热的体育界开了一剂清凉药。198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兵败汉城》为书名，将上述两篇作品结集出版。
站在现实的高度对历史事件进行重新审视和深度反思，也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重大主题之一。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以艺术的笔触重新展示了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者攻破南京城后所制造的一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的全过程。作品从“南京保卫战”写起，详尽地记叙了南京城的陷落、大撤退的混乱，记叙了侵略者残害无辜的兽行，以及最后将刽子手送上断头台的整个过程。作者饱蘸国人的血泪、历史的风烟，以满腔的悲愤和翔实的资料再现了发生于50年前的遇难人数达30万人的那一幕人间惨剧，以高度的历史真实性表现出敢于正视我们民族的受辱史的勇气，既注重于对历史本来面目的秉笔直书，又表现出反顾历史、着眼未来的今人的眼光。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通过作者的采访、当事人的自述和历史资料的挖掘等，具体而客观地报告了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四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以后，以四方面军为主体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受的失败，及其致使1000多名女战士蒙受了各种惨烈人生苦难的历史事实。作品为牺牲了的西路军战士、特别是红军女战士立下了一块不朽的纪念碑，为中国革命史、特别是红军长征史补充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料，也为报告文学填补了一项写革命历史悲剧的空白。
国际政治军事大事件进入报告文学的视野，也是新时期报告文学选题上的一大开拓。刘亚洲的《恶魔导演的战争》，以1982年6 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为主线，穿插回顾了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军偷渡大苦湖战役，以及1981年以军空袭巴格达核反应堆等事件。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以电子战为特征的“明天的战争”，充分展示了这场现代立体战争的谋略之狡诈、手段之凶残、厮杀之激烈、速度之迅捷、战绩之出人意表。同时，作品在刻划这场战争的导演者、以色列国际部长沙龙的“恶魔”形象时，既逼真地写出了他的冷酷无情和嗜血成性，也客观地表现了他的高超的现代战争指挥艺术和战略眼光。作品以翔实的战况资料、崭新的军事观念和对现代战争规律的深入剖析研究，给国人以深刻警省与启示，因而被誉为具有“军事教科书”的功用。
“广角”式报告文学则不以“一人一事”为主要报告对象，它是以宽广的视野或者不断移动变换的视点，多方面、多侧面地观照和表现生活的作品，因而大都具有视角广大、内容宽厚及“全景式”描绘的特点。就其报告的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全景式扫描众生群像和综合性观照社会现象两大类。
广角之一：全景式扫描众生群像
全景式地扫描大变革时期人们的心态情绪，全息式地摄取芸芸众生的世相群像，是新时期报告文学主题拓展上的一个重大收获。
其一是对中国独生子女教育现状和青春期中学生心态的关注。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首先剖析了在校学生的独生子女们在毫无节制地吃食花钱的同时，还揭示了连值日打扫教室都由家长包下，有的连煮熟了的鸡蛋都不会吃的“营养过剩、教育不良”的特点。接着为人们画出五幅家庭素描：八岁的男孩做大寿，自以为“鹤立鸡群”；老知识分子把第三代孩子惯得要“追着吃饭和拍着睡觉”；年轻的父母与娇宠孩子的老一代之间所发生的“有趣的对抗”；半文盲的“倒爷”从物质上给了孩子以充分满足，却也从心灵上给了孩子以极大伤害：望子成龙的父母直到女儿出走后才去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作品还通过一个老师的夏令营日记，记下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并节录了一个自杀的12岁女孩的遗言，展示了不恰当的教育所扭曲的幼小的心灵。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揭示出这类现象背后的深刻意蕴：我们不仅是在哺育孩子，我们同时也是在缔造历史！从而提出了一个关于民族未来命运的严肃的社会问题。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中学生心理学》则记述了当代中学生对于缺乏生气甚至扼杀人的个性的学校教育的评价；记述了他们对于简单粗暴和“靠摆老子的架子”式的家庭教育的批评；记叙了两位富有个性、勇于表现自我的中学生努力争取自我价值实现的经历；还记述了几位“早恋”的中学生对于恋爱的感受和认识。作品对于中学生在人生、社会等问题上的独特思考，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评述，从而不仅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启迪，而且具有较高的心理学研究价值。
其二是对经历了10年动乱的特殊的一代人的特殊心态和精神风貌的描述。例如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等》，作品试图在中国大地上“找出一百个富有个性、内涵深刻又相互区别的人物典型，用他们的心灵史，呈现这一无比深邃浩瀚的时代内容”，其目的是使“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作品采用采访实录的方式，除略加删节之外，不加任何虚构和修饰，真实地记录了被采访者的回忆、控诉、表白和忏悔，从而别具一种朴质的美、真实的美。肖复兴的《啊，老三届》也是以采访实录的方式，记述了十几位“老三届”知青的充满悲欢离合的坎坷人生，表现了在10年动乱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所经受的历史的苦难、裂痕与创伤。他们有着独特的辛酸悲愤，咀嚼着百感交集的人生，创造着与众不同的人生。是他们结束了一个时代，又是他们开始了一个时代。而他们则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连同血泪、汗水、痛苦、彷徨、苦闷、思索一一刻进了这段共和国的历史以及自身的年轮。
其三是表现了对于严重阻碍时代进步的陈规陋习、蒙昧无知以及在改革大潮下重新泛起的封建沉渣的深切忧虑。1987年7月11日， 地球迎来了“50亿人口日”。1989年4月14日，中国的人口也已达到了11亿。 源源不断降生的人口急剧地消耗着和透支着地球上的资源，挤满了地球的每一寸生存空间。人口压力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的根源。可是，在统治了中国民众数千年的旧的生育观的支配下，“超生游击队”四处出击；数不清的“黑孩子”呱呱落地；为了要个男孩，丈夫竟用剃须刀划开妻子的肚皮，试图将节育环取出……。杜卫东的《中国：汹涌的人潮》，纪一的《罪恶的生育》，刘宁荣、钱峰的《地球敲响了警钟》等作品，以触目惊心的事例和数据告诫人们：人口问题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忧患之一。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则为我们描绘出另一幅人生世相：1983年春，国务院批准并拨出巨款，计划将70万生计无着、衣食艰难的甘肃定西、宁夏西海固地区的百姓从干旱区迁出。五年过去了，这项旨在消除贫困、缓解人口与生存空间矛盾的移民工程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陡地沟的村民一听说要动员他们迁走，打头的一吆喝，全村人亮起家伙就喊打。马源村人则固执地认为：“人比人活不成，人哪能都比着好的活人呢？”迁出的村民又大批地流了回去。原因是没有一个“好神”，没有熟人闲话，或者是看不惯外面世界的一切。他们不但固守着饥饿贫困，同时还在不断地创造新的饥饿与贫困：一个生了13个女孩的山乡女人，因为没有完成传宗接代的神圣职责而哭泣；为了给一个呆子娶媳妇生娃，全村人竟表现出空前的一致与热心……。作品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强烈的哀其不幸、怒其无知的悲愤之情，体现出作者对农民的生存状况以及对民族的命运危机的深切关注与思考。
广角之二：综合性观照社会现象
主动贴近生活现实，及时追踪变革时代出现的重大社会现象，积极担当起探究现实的历史投影的“第二新闻”角色，努力表达出中华民族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抉择，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又一重要特征。
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联——中国出国潮纪实》，对80年代中国兴起的出国热进行了多侧面的透视。如同当年红卫兵大串联一样，中国突然间掀起一股“世界大串联”的洪波。1981年北京首次“托福”考试，考生才285人；1987年就猛增到3万多人。自1978年以来10年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就已超过5万人。人们该如何评判这一社会现象呢？ “上海专业技术人员使用现状及其战略对策研究”抽样调查结果表明， 2／3的人才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近20%的技术人才专业不对口，有1／4的人没有任务或任务不足。中年知识分子健康水平下降，蒋筑英、 罗健夫、董泽青、张广厚、钟家庆……一一英年早逝。“世界大串联”中的多数人希冀借留学途径改变目前处境，或者打算自己给自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孙中山、周恩来、钱学森等几代中国留学生，都在东西方文化、科技的结合上，锻造了一双青铜般的手臂。新一代具有“地球村”意识的留学生，当然也不会将艰辛与磨难变成一把剪子，将自己身上的中国人的血脉剪掉……。作品既有概括性的统计资料，也有反映人物命运的具体事例。并且没有仅仅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而是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表现出一种令人辛酸、令人叹喟的悲怆感，同时也对“世界大串联”的投入者表现出了一种宽厚的理解与期望。由于作品是在个人、一代人乃至祖国的命运的交汇联结点上来透视这一社会现象的，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深沉的历史感。
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胶东风情录》以烟台地区农村作为中国广大农村的缩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的变化作了全景式的反映。作品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农民打破传统的小农经济意识，大步跨入商品经济生产领地的大趋势，艺术地再现了农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自我意识、人格尊严的恢复，以及他们向旧的文化心理、传统观念的挑战。作品通过对往事的回顾和对现实的展望，既概括了当代中国农民的命运史，也凸现了当今农村变革的深刻性。葛象贤、屈维英的《中国民工潮——“盲流”真相录》，通过对1989年春节过后突如其来涌现的并且席卷了中华大地的民工潮的追踪报道，敏锐而深刻地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待和评价突然涌现并已具有强烈竞争意识的“第三支劳动大军”，以及如何利用和分流已经从黄土地上解放出来了的数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以亲自混入乞丐群中流浪的所见所历，揭露出鲜为人知的社会角落中的一个奇特现象。题材新颖独特，构思匠心独具，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社会十分关注的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问题也在报告文学中得到及时反映。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对破坏自然资源、乱砍滥伐森林的现象，表达了深深的忧虑。森林是我们世代赖以繁衍的重要资源。今天，穷疯了的中国人正野蛮地向她勒索可供发财的物质财富。无论在阳光下还是月光下，不断传来沉重的伐木声。伐木者从海南岛砍到大兴安岭，从武夷山砍到新疆、内蒙古林场，从千年古枝砍到新枝绿芽，从珍稀树种砍到茅竹青藤。锦绣江山被扒去了绿色的裙裳，山荒岭秃，旱涝成灾，水土流失，沙漠逼进。本该留给子孙后代的地球资源已在我们手中破坏殆尽。同一类题材的作品还有杨友青、王文杰的《大兴安岭火灾》等。这些作品都把视野投向了“人与自然”这一广阔的空间，追踪着人们关心的社会热点，反映社会问题，揭露社会矛盾，表现出对民族、对历史、对现实的深切忧患。
水运宪的《股票，叩击中国的大门》、刘汉太的《中国股市风情实录》、吕明方的《中国证券潮》等，均以敏锐的新闻触觉，感受着中国经济、金融领域中的一场深刻革命。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股市既迅速地吸引了大批闲散资金，帮助企业由“游兵散勇”到组成“大兵团作战”；也为勇敢的弄潮儿、投资者找到了波涛汹涌的充满风险的人生意义。虽然中国的股票、证券市场还处在探索阶段，它的正常化、国际标准化尚需一段时间。但它的出现，本身就充分表现出中国人勇于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乃至吞吐一切的气魄与信心。
报告文学由“聚焦”走向“广角”，由微观单一走向立体综合，以其自身的创作实践闯出了一条既继承又创新的发展道路。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这种“宏观化”的创作潮流有所降温，但它已经取得的骄人的创作实绩，无疑证明了这一发展道路具有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