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政治家成长规律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政治家论文,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年政治家的成长是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以当代新生代政治家群体为例，分析了在西方政治环境中政治家成长的背景、特点、培养路径及其局限性。文章运用人物研究的方法，过去在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中也用得比较少。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研究新生代政治家成长规律的意义
近年来，国际上以培养青少年领导力、培养青年领袖为主题，开展了不少培训实践和学术交流，涉及的学科有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2009年初我国北京和成都两名中学生应邀赴美出席了奥巴马总统就职仪式。这两位中学生都是参加过由美国国会举办的世界中学生领袖训练营的。据笔者观察，国际上对青年精英的培养，按照年龄增长的顺序，一般分为三个阶段：中小学生、大学生、大学后。这三个阶段针对三个不同的群体分别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对中小学生“领袖”的培养，目标在于发展他们的团体意识、亲和力、初步的组织管理能力等，培训以学校和民间社团组织为生活背景，受训者凭兴趣报名，一般不用经过选拔。对大学生领袖的培养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参加学校内部的学生社团，经过竞争取得领袖地位后接受培训；另一种是参加社会上的社团或者政党的活动，成为后备的骨干而接受培训。大学生领袖的未来发展将会有分化，有的成为企业高管、工商界大亨；有的成为文化界的名人，掌握着引导社会舆论的大权；有的成为社会活动家，领导各种社会团体，组织发动各种社会运动，以各阶层、各利益集团代言人的身份进军政坛；有的成为职业政治家，有的则进入公务员队伍。本文在“大学后青年精英培养”的话题中，选取了年青一代职业政治家的培养这个部分进行讨论。
在西方国家实行多党制、议会制的政治条件下，所谓“职业政治家”，是指议员、政党领袖、政府要员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政坛都出现了新老交替的现象。一大批在“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年轻人，在经历了60年代末的青年造反运动洗礼后，成长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骨干。从90年代中期起，他们中的佼佼者，作为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陆续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成为政党或者国家的领导人。其中的克林顿、布莱尔、普京、小泉纯一郎等人更是以创新的思维、独树一帜的内外政策、鲜明的个人风格而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引导各自国家前进的方向，他们就是被称为“新生代政治家”(New Generation of Politicians)的群体。用“新生代”来称呼他们，是为了区别于那些在二战前出生和受教育的资深政治家。相对于一般的“青年领袖”、“接班人”而言的“未来时”，他们是“现在时”、“进行时”，正在发挥巨大的社会影响。这个群体有着自己的成长环境和规律。追寻他们成长的轨迹，深入探究历史条件、政治格局、社会制度、理论思潮、时代风尚等因素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自身的家世、经历、奋斗等主观因素的作用，揭示出其成长的规律，对我国青年领导人的培养具有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持续不断地进行了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创新，大力培养年轻干部。现在，出生于20世纪40～60甚至70年代的干部，在党、政、大型国企的省部级及以上领导岗位已经占有绝对的数量，80年代出生的厅局、处级干部更是大批涌现。今后还将有更多的年轻干部源源不断地走上领导岗位。他们不能只是“做官”，党和人民更期望他们成为“无产阶级政治家”。我国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变革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目标和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必然给党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选拔、培养工作带来全新的要求。中国共青团于2007年启动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对大学生骨干、团地（市）委书记和青年高级知识分子进行重点培养。所以，研究西方领导人的成长规律，对于我国青年领导干部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二、新生代政治家崛起的时代背景和环境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国家经历了一个人口出生的高峰期，带来了空前的“婴儿潮”。例如在美国，出生高峰从1946年持续到1964年，整整18年，共出生了7,60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3[1]。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新生代政治家的出生年代：美国的克林顿1946年、小布什1947年、奥巴马1961年；英国的布莱尔1953年；德国的施罗德1944年、默克尔1954年；俄罗斯的普京1952年、梅德韦杰夫1965年；法国的萨科齐1955年；日本的小泉纯一郎1941年；韩国的卢武铉1946年、李明博1941年。他们大多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生和成长的，经历了二战后西方世界的所有重大历史阶段，或者说积极地参与创造了当代历史。60年代末，他们进入青春期，掀起了横扫资本主义世界的“五月风暴”。他们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投身反越战、民权、环保、女权等“新‘左派’”运动。他们被称为“愤怒的一代”，推动了西方的社会转型。70年代，青年造反运动退潮，他们从“我要抗议”变成了“我要享乐”；“雅皮士”代替“嬉皮士”成了新时尚，进入了一个“现实主义新时代”。80～90年代，“愤怒的一代”已经不再“愤怒”，他们从体制外走进体制内，以建设者、维护者的姿态，继承了整个世界，成为社会各界的中流砥柱。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新的国际格局在各方力量的较量中艰难地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政治地震为新生代政治家提供了大展宏图的历史机遇。各国差不多都出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矛盾突出的情况。在此情况下，政局动荡，政党之间的竞争加剧，朝野位置更替，政坛分化改组。有的国家如苏联、东德，连基本的社会制度都发生了根本变革。各个政党要么垮台，要么顺应时代的要求，进行党内的改革。这些年轻的政治家，就是顺势而行、乘风而上、积极进行内政外交改革的倡导者、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
三、新生代政治家成长的主客观条件
（一）推进政党改革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新生代政治家几乎都敏锐地感受到变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们以年轻人的热情和勇气，顺应时代要求，积极投身改革大潮。改革社会要从改革政党开始，在政党改革中，他们更是挺立潮头、锐意进取，勇敢地站在革故鼎新的前列。
在1997年布莱尔当选英国首相之前，他所在的英国工党已经连续18年在野。党内要求改革的呼声虽然很高，但是阻力也很大。布莱尔于1983年、年仅30岁就已经崭露头角，当选为下院议员，引起了工党领导层的注意。当时工党领袖尼尔·金诺克一直在进行工党现代化的改革，大力提拔党内改革者，因此布莱尔受到重用，在工党影子内阁里担任了能源大臣、就业大臣、内政大臣等要职。在政党领袖的授意下，他开始谋划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工党，并与布朗（英国现任首相）、皮特·曼德尔等人成为后来“新工党”的创始人。他们试图转变工党的传统立场，以赢得更多的选民支持。1994年，工党主席史密斯因心脏病发作突然离世，41岁的布莱尔接任工党主席，成了工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领袖。布莱尔认为，如果工党不在观念和组织上进行彻底的改革，那么就不可能重新回到权力的中心。在他的主持下，标志工党社会主义性质的党章第4条第4款（即关于工党坚持公有制的条款）被删除了；工党的标志由“红旗”变成了一朵“红玫瑰”；工党的竞选活动也变得更加灵活。布莱尔还进行了理论创新，最终确立了“第三条道路”这样一条中间偏左的政治路线，为已经对保守党非常失望的选民们勾勒出了一幅“新工党，新英国”的美好图景。充满改革精神的布莱尔带领工党在1997年的大选中以绝对优势获胜，重新执政。当年5月2日，44岁的布莱尔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
2001年，小泉纯一郎战胜桥本龙太郎等人，当选为日本自民党第26任总裁，随后又在参众两院的选举中被选为日本第87任首相。他出奇制胜的法宝是喊出了“改变自民党、改变日本”的口号，喊出了人民的心声，符合“求新”、“求变”的社会潮流。
1955年以来，日本形成了长达38年的“1955年体制”，即自民党执政、社会党在野的比较稳定的政治体制。可是从1989～2001年这13年内，日本的政局剧烈动荡，换了11位首相。1993年，自民党大选失利，不得不交出政权，“1955年体制”就此画上了句号。20世纪的最后10年成了“被荒废的十年”，成了日本从“优等生”变成“劣等生”的十年。广大民众对政党和政治家不满意、不信任的情绪达到了顶点。从1993年起，在各级各地的选举中，各政党推举或者几个政党联合推举的候选人纷纷落马，而无党派候选人却高票当选。小泉纯一郎就是以不属于任何派系的身份先赢得自民党总裁的选举，进而当上首相的。
“小泉旋风”之刮起还是基层党员对领导层造反的结果。自民党有237万党员，近2/3属于各种行业性团体。这些团体的作用无非是聚集资金、拉选票而已。党的总裁不是由前任指定就是由该党的国会议员互选。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无视广大党员的意志、由少数人策划于密室、然后号令全党的情况终究不能长久。2001年森喜朗辞职后，自民党恢复了总裁预选，让各都道府县先行选举，一地3票，共计141票，加上346张国会议员票，共为487票[2]。小泉在预选中获得了绝对的胜利，然后一鼓作气登上总裁宝座。小泉当选自民党总裁，是该党47年历史上基层组织和党员第一次在谁当总裁的问题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依靠制度保障
年轻干部要有改革精神和勇气，还必须有制度保障才能脱颖而出。比如，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总统当选的条件是：年满35岁，在美国本土出生，至少在美国居住14年以上。条件如此宽松，选民可以最大限度地选择优秀人才来治理国家，也使年轻人不再受论资排辈的限制。
美国宪法规定，州政府机构和联邦政府机构一样，都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部门组成。州长是一州的行政首长，由州选民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一般为4年，少数州规定任期为2年。州长的权力，在州的范围内一般来说与美国总统的权力类似。州政府的权力基本上限于处理州内事务和州际关系，如管理州内交通、工商业和公用事业，处理民法和刑法范围内的事务，组织警卫力量维持治安，兴办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等。正是因为美国实行联邦制，州长的权力与总统的权力相似。在这种制度下，年轻的政治家（如克林顿、小布什）可以先担任州长，在这个职位上为他以后竞选总统积累经验。
（三）积累社会资本
在一个以竞争和选举为运行机制的政治体制下，要想取胜，除了要制定一套能够吸引选民的施政纲领之外，聚集人气、多拉选票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要靠平时积累社会资本，主要有家族、校友、财团、恩师、地方等五大人脉。
家族。西方国家上层社会的家族势力对政治的巨大影响是无法否认的，美国的罗斯福、肯尼迪、布什家族，就是突出的例证。日本的“世袭议员”在议员中的比重也较高，政治世家出身的候选人基本上100%当选，而非政治世家出身的只有33%可能当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传统政治文化，二是政治家职业化。出身于政治世家的新生代政治家，从小对政治耳濡目染，比其他社会阶层出身的人对政治的了解更深。但是，这也造成他们对传统政治运作模式的矛盾心态：既要改革又有几分依恋和依赖。政治家从继承父辈的“地盘”开始，就与背后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利益集团之间互相支持、互相牵制。这种机制恰好是造成政治改革步履维艰的原因。
校友。新生代政治家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中绝大多数都毕业于名校，校友是他们重要的社会资源。如日本参众两院议员中，按其母校的人数多少，排在前十位的依次是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中央大学、京都大学、明治大学、日本大学、东北大学、九州大学、北海道大学等，而前4所大学又占到一半左右[3]。在这一年龄段的参众两院议员中，曾赴欧美各国的名牌大学深造，毕业于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校的有17人[4]。名校中的名系，更是未来政治家的摇篮，如中央大学和东京大学的法律系。出身名校如此重要的原因：首先，日本是个“学历社会”，名校的“光环效应”无疑会使它的毕业生在阶层分化的社会占据有利地位；其次，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校友关系是一种可以长期使用的资源。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各校对日后政治家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因素：一是校园文化，二是学生社团。庆应义塾大学的前身是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于1858年创办的、以教授西洋文化为宗旨的“一小家塾”，1920年改制为综合性大学。福泽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所倡导的“独立自尊”和“自由”至今仍然是庆应大学的办学精神。庆应大学的学生社团有400多个，约有80%的学生参加，而在其他大学，这个比例不到40%。毕业于庆应大学法律系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校时是“剑道部”的成员，他的系友和“剑道部”的前辈和后辈，约占校友会“庆龙会”的各30%。他们都是桥本龙太郎的“铁杆”支持者，不仅为他拉选票，而且平时桥本龙太郎维持议员事务所的开销也是靠庆龙会慷慨解囊。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是明治维新的功臣大隈重信于1882年开设的东京专门学狡，1902年改称早稻田大学。该校的办学方针是“维护学术独立，注重学术应用和培养模范国民”。它现有学生5万多人，学生社团3,000多个，堪称日本之最。中央大学创立于1885年，前身是英吉利法律学校，1905年定名中央大学，培养法律人才始终是它的强项。日本每年举行的司法考试，合格者最多的学校是中央大学。实证主义、合理主义、在野精神、批判精神作为校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央大学子。
财团。通往白宫之路是用金钱铺就的。天文数字的竞选经费需求为财团参与、控制总统选举制造了机会。早年的克林顿还不太明白这个道理，他在阿肯色州第二次竞选州长失败后进行了反思，与商业集团建立了新的关系，刻意保护企业界的利益，保证了他在以后的选举中取胜。李明博与财团建立关系的途径就多了。首先，他本人在韩国现代集团服务27年，最后当上了集团的CEO；其次，他的小女儿嫁入豪门，使他与经济界的精英联姻，得到“晓星”财团的支持；最后，他的哥哥李相得，也是从企业职员做起，一直做到董事长。他与LG集团联姻，然后进入政界，任国会副议长。所以李明博的背后也是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支撑着。
恩师。每个人在成长的道路上都会遇到对自己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品德、志向，而且还提供具体的帮助，从而改写一个人的人生，这样的人就是恩师。新生代政治家的成长要仰赖领袖的栽培。英国工党主席史密斯之于布莱尔，德国总理科尔之于默克尔，俄国总统叶利钦之于普京，普京之于梅德韦杰夫，都有提携之恩。但是恩师是可遇不可求的，两人的相遇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地方。新生代政治家都有自己的政治根据地，俗称“票仓”。它可能是自己的家乡、工作过的地方或者传统上一直支持某个政党的选区等。
四、新生代政治家的个人品质特点及其培养路径
（一）新生代政治家的个人品质特点
新生代政治家的个人品质一般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远大的志向、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鲜明甚至张扬的个性、亲民的形象、良好的媒介素养等。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身上就集中体现了这些特点。小泉纯一郎被日本媒体称为“怪人”。他1941年出生，没有受过军国主义的教育。他出生于一个政治世家，毕业于著名的庆应义塾大学。他年轻时一心想当外交家，为此曾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与前辈相比，他在自民党内的派系色彩不浓，与利益集团的瓜葛少，被称为“一匹孤独的狼”。他没有贪腐污点，为人随和，不修边幅，喜欢去街头巷尾的小酒馆和料理店。他说话坦白直率，简单明了，不打官腔。他善于利用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作秀，而能否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是新生代政治家能否提高知名度并迅速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关键。这些与传统政治家迥然不同的气质，拉近了他与普通选民的距离。他能用娴熟的英语与西方政要周旋，有比较强的国际对话能力。喜爱西方古典音乐，会弹钢琴，又使他找到一条迅速融入国际社会的捷径。
在信息社会的条件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政治家良好的媒介素养，媒介素养即人们正确地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新生代政治家一般都擅长演说、辩论。自从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普及后，他们更是及时地学习、掌握、运用这些高科技成果与网民沟通。2002年韩国卢武铉以新千年民主党党员身份参加总统竞选，12月19日成功当选韩国第十六届总统，因特网被积极地用于此次选举中。作为韩国历史上第一次网上选举，各党一改往日的组织活动和金钱选举，利用网络进行竞选，将重点放在网络，力争获取年轻选民的选票。卢武铉所在的新千年民主党的具体措施为：(1)为了扩大能够确认的来自“卢（武铉）风”的网民的参与空间，开设并运营选举网站。(2)将网站作为双向交流的平台，利用电子邮件和无线交流，为选民提供新闻专题“卢武铉杂志”和短信等快速信息服务以打造舆论环境。有电视台网站、无线广播电台网站、漫画网站。(3)“拥卢会”将网络群体与非网络群体进行有机结合，扩大了网络政治参与的范围。
《韩国日报》经营的第16届总统大选候选人网站对各个政党的网络选举评价进行了记载，其中卢武铉网站在信息性、互动性、技巧性、策略表现等方面均位居榜首，被评为最优秀的网站。可以说，网络上的成功为卢武铉最终竞选成功奠定了基础[5]。对于政党和政客们来讲，因特网是一个进行有效选举活动的手段；而对选民来讲，因特网正在成为一种参与政治的重要工具。
（二）新生代政治家的个人品质的培养途径
1.树立人生楷模，确定人生方向
从政的强烈愿望和远大志向对于政治家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在新生代政治家的传记中我们会发现，伟大政治家是他们的偶像，在青少年时代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1962年，德国的施罗德只有18岁，在哥廷根的一家五金商行当推销员。赫尔穆特·施密特这位当时的总理令他着迷，启发了他对政治的兴趣。施密特是施罗德的政治启蒙者，施罗德的政治理念几乎立刻受到了他的影响。3年后施罗德21岁时加入了社会民主党，迈出了政治生涯的第一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是在16岁、高中一年级暑假时，参加了由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实施的“少年国家项目”，在中学模拟政府的竞选中被选为“参议员”，荣幸地代表阿肯色州青少年来到华盛顿，得到他仰慕的肯尼迪总统的接见并合影留念，从而树立了一生从政、服务公众的志向。
2.专门修炼，强化核心价值观
要想成为杰出的领袖，只靠平时泛泛的修养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专门的修炼，重点是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锤炼。下面介绍非常具有日本特色、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孵化器”——松下政经塾。
松下政经塾是由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先生于1980年投资70亿日元创办的一所旨在培养新一代日本领导人的非正规教育机构，设在神奈川县的茅茅崎市。该校学制为3年。松下政经塾的塾生向全国公开招募。报名者经过严格的笔试、面试和体力测试，松下先生在世时还要亲自与考生面谈，而一年只招收数名至十余名。以2000年在校生为例：16期3名、17期4名、18期4名、19期6名、20期7名，共计24名，招收的是精英中的精英。松下政经塾的培养方式很独特，除了学习、研讨、听讲座、搞调研以外，还要到韩国体力劳动一个月，到美国语言培训一个月，到欧洲考察，入冬后安排一次100公里的徒步行军。塾生每天清晨6点起床，从打扫走廊开始一天的学习生活。
松下政经塾有自己的“塾是”、“塾训”和“五大誓言”[6]。“塾是”即基本方针：“真心爱国家、爱国民”，“以新的人生观为基础”，“探索政治和经营的理念”，“追求人类的繁荣和幸福”，“为世界和平做贡献”。“塾训”为：“以直率的心情掌握多方面的知识”，“通过自我研修探究事物的本质”，“每天都要有所前进有所发展”，“寻求道德高尚之路”。“五大誓言”是：“胸怀大志，坚定不移”；“自我努力，实现自立”；“勤于学习，探求真谛”；“勇于开拓，争当先锋”；“常怀谢意，互相合作”。可见，松下政经塾是把塾生思想道德的修炼放在首位的。
松下政经塾创办6年即见成效。1986年大选中第一期毕业生逢泽一郎就当选为冈山县众议员，此后又有多人步入政坛。出身于松下政经塾的政治家都比较年轻，朝气蓬勃，富有活力，给日本政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们还组建了一个名为“青年政治机构”的组织，下设两个分会：“未来政治研究会”和“地方议员之会”，经常聚在一起交流信息，探讨政策。松下先生在创办松下政经塾时曾设想到2001年时培养出50名政治家。截至2000年1月1日，它的毕业生共169人，其中成为政治家的41人（国会议员16人，地方议员23人，市长3人），正在从事政治活动的31人[7]，与毕业生总数之比已经远远超过了所有传统大学。
3.基层磨炼，增长才干
新生代政治家的成长，一般遵循如下路径模式：名牌大学（孵化器）毕业——地方或中央各省厅积累经验——进军国会选举或者大选。名牌大学毕业只是第一个台阶，它与第二个台阶要上下交替多次，最后才是第三台阶。
克林顿就读于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攻读国际政治专业。由于一向敬慕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所以他托人帮忙在富布赖特办公室找到一份兼职，做助理文员。富布赖特是民主党自由派代表，他的政治主张对克林顿早期的思想有较大影响，也是他把克林顿引进政坛的。在给富布赖特做助理文员期间，克林顿认识了许多政界的人物，了解了许多国家大事。他知道了种种权力杠杆之所在，以及它们是由谁操纵的。在华盛顿的这几年他没有虚度。
阿肯色州是全美最贫穷的州之一，克林顿在担任该州州长期间，使这个州的经济增长了29%，比全国平均数高出5%，就业率和收入增长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数。此外，他还注重教育，提出教育改革法，提高教师待遇和教育经费，使该州教育经费从全国倒数第一位上升至第三位。在克林顿担任州长11年后，1991年，阿肯色州的人均收入已领先于犹他、西弗吉尼亚和密西西比三州而居第47位。正是有了州长任上的经验，再加上“天时”、“地利”，克林顿才创造了在他两届总统任期内保持GDP以年均8%的速度持续增长8年的辉煌政绩。
在成长为政治家的征途上没有捷径。出身名牌大学的有志青年要敢于下基层、甘于在基层奋斗。为此要舍得放弃眼前的、暂时的利益。奥巴马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时候，华尔街的律师事务所给他开出高薪，母校要留他任教，联邦法院聘请他出任法律助理，总之，无数的美好前景令人头晕眼花。但是奥巴马却不为所动，于1991年回到芝加哥，扎根黑人社区，在一家专门受理民权诉讼的小型律师事务所当上了一名“穷人的代理人”的律师。“草根”的背景和不懈的奋斗，使他赢得了民众的尊敬和爱戴，被誉为“无畏的领袖”。
五、新生代政治家需要克服的局限性
新生代政治家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最普遍也是最根本的是如何处理与媒体及选民的关系。新生代政治家都能明确地意识到媒体的重要性，而且多数也能与媒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媒体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新天地，可是媒体天生是要追逐“卖点”的。政治家今天是媒体的宠儿，被打造成政治明星；明天的命运如何就难说了，甚至转眼之间就能叫你身败名裂。在资讯发达的今天，电视、网络等已经有了左右政治的力量。为了吸引媒体的注意，一些政治家“语不惊人死不休”，经常提一些政策提案，只是为了达到哗众取宠的目的。
政治家与选民的关系也是这样。为了获得选票而过分迎合选民，虽然鼓吹改革，却难以提出远大的奋斗目标和政治纲领。人们推崇拉票拉钱的能力甚于提出新的政治构想和制定政治纲领的能力。有的政治家创新意识淡薄，创新能力低下，提不出自己的想法，却专门选民意调查中的热门话题进行发挥，甚至不惜迎合和煽动选民中的不健康情绪。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把领袖分成交易型和变革型。某些新生代政治家就是交易型的。他们与选民之间是“以工作换选票，或者以其他形式的补偿来报答竞选中的资助”。他们整天琢磨怎样当选、连任，怎样在政治角逐中捞取更多实惠，99%的精力都耗在选战和琐碎事务上，而拿不出一套完整的、面向未来的蓝图，也缺乏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所以，现在出现的是“小人物”化趋势，产生有远见卓识的“巨人”的时代尚未到来。
收稿日期：201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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