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最初在1985年出版，并且从那以后一直是英语世界和其他 地区许多重要理论政治讨论的中心。从那时以来，许多事情在当代背景下已经发生了变 化。关于最重要的发展，提到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就足够了。对于它们，我们还应考虑 到作为社会政治同一性构造中新典范基础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革。要认识20世纪80 年代初本书写作之时与现今时代的差别，我们必须记住，那时欧洲共产主义还被认为是 充满活力的，超出了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而且此后吸引左翼知识分子的主要争论一直 是新社会运动、文化多元主义、全球化、非领土化经济以及与后现代有关的所有问题。 像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说，短暂的20世纪在90年代就结束了，今天我们必 须面临的是全新的问题。
这些时代的变革如此巨大，当再次读完这本不算很新的书时，我们的惊奇在于，我们 不必对它所揭示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前景提出疑问。从那以后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非常接近 地按照我们书中提出的模式发展了，而且那时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已经在当代的讨论中 变得更突出了。甚至可以说，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理论方面被发展和中心化了，正如这 两个问题在葛兰西主义的根源和领导权范畴的核心处被中心化了一样，研究当代的问题 要比经常与近来对政治主观性、民主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及其政治后果讨论相伴随的知识 分子组织问题更容易。这是我们想扼要重述一些我们理论介入的中心点，并且把某些政 治结论与近来关于民主的讨论中存在的倾向相对照的原因，我们以此作为本书第二版的 介绍方式。
让我们从知识分子领导权设计以及它从其中被表现出来的理论观点开始。20世纪70年 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陷入僵局。在20世纪60年代特别富有创造力发展的阶段之 后，马克思主义接下去的发展所受到的限制显而易见，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阿尔都 塞主义、对葛兰西兴趣的重新恢复、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与马 克思主义范畴下能够合法包容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日渐扩大的裂痕，它足以让人记住围绕 着像“最后决定”和“相对自主”这样的概念发生的日渐让人绝望的扭曲。这种情况基 本上体现在两种类型的观点上：否定任何变革，让人难以信服地退到正统的堡垒中去； 以一种特别方式对新的趋向进行描述性分析，这种趋向没经任何综合就被简单地与没有 变化的理论主要部分并置在一起。
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可以用胡塞尔的“沉积”和“再 激活”之间的差别这种形式来表示。被沉积的理论范畴遮蔽了它们原初的创造活动，而 再激活因素使它们的行动再显现出来。对于我们来说，与胡塞尔不同，再激活应该显示 综合的原初偶然性，马克思主义范畴试图建立这样的综合。与“阶级”、三个层面(经 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或者作为被沉积下来的盲目崇拜对象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 矛盾关系无关，我们要复活使它们的话语运作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并且质问那个关于 它们在当代资本主义之中的偶然性和断裂的问题。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不明确和 多样化了，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描述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所具有的整体化特征。 必须明确说明的是：列宁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多样化方面一直非常贫乏。而在第二国 际时期要结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话语一直参与其中的多样化领域正在变得更加多样化 ，特别是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那里，从知识分子问题到民族问题，从劳动价值论的内在 矛盾到社会主义与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国际工人运动以及围绕着苏维埃的经验对这一 运动中革命派的再认识。随着第二国际时期的结束，这一创造性的过程中断了。卢卡奇 对于理论和政治的结合有不可否认的判断力，但是还没有超出整个第三国际的陈旧话语 领域。卢卡奇的情况远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值得一提的是，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社 会主义策略遭遇的问题已经被包括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之中，但是内战时期失 去了连续性。只有葛兰西——其著述来自墨索里尼的监狱——这个孤立的例子，能被用 来作为一个新的出发点，提出阵地战、历史集团、集体意志、领导权、知识分子和道德 领导这个新的概念宝库，它们是我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进行思考的出发点 。
依据以上一系列新的问题和发展回到(重新激活)马克思的范畴必然导致对其解构，即 置换它们可能性的一些条件，发展那些超越具有范畴应用特征的任何事情的新可能性。 我们从维特根斯坦那里知道，不存在像“规则的应用”成为规则本身的一部分这种情况 。为了按照当代的问题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它的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在本书的序言中，我们并没有发明这个标签， 它仅仅边缘性地显现出来(并不作为一个标签)。但是，由于它使我们的工作具有了一般 化特征，我们才能说，就它被完全地理解为重新占有知识传统以及超越这个传统来说， 我们并不与这个传统对立。并且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重要的是指出不可能只在为 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历史中认识它。许多社会对抗和对于理解当代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的问 题，外在于马克思主义话语领域并且不能被已有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和术语(特别是使马 克思主义成为令人怀疑的封闭理论体系的术语)概念化，而且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分析 的新出发点。
我们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任何研究领域实际内容的重要变化，都会通向新的本体论 典型。阿尔都塞过去常说，在柏拉图哲学背后有希腊数学，在17世纪理性主义背后有伽 利略的物理学，在康德哲学的背后有牛顿的理论。如果以超越方式提出论证，那么严格 的本体论问题要求回答：本质如何必然存在，才使特殊领域的客观性成为可能。在一定 的时期，新的客体领域的结合与进行控制的一般本体论范畴之间存在一个相互反馈的过 程，在一般客观性领域内可以得到思考。例如，弗洛伊德学说之中固有的存在论与生物 学是矛盾的。从这个观点看，我们深信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之中，变化 不只是实际存在的而且还是本体论的。全球化的问题和信息社会的问题在控制马克思主 义话语——首先是黑格尔主义，其次是自然主义的——之内是不可想像的。
我们进行研究的基础在于给予政治连续性因素以优先权。在我们看来，政治分析的核 心范畴是领导权。在此情形之中，从我们上面提到的先验问题来看，本质之间的关系究 竟怎样存在才能使领导权关系变得可能?条件是特殊的社会力量代表着完全不能与它相 通约的总体。这样一个“领导权普遍性”的形式是政治社会惟一能够达到的。从这个观 点看，我们的分析应该与在社会领域普遍得到直接地、不经过领导权中介表达的那些思 想区别开来，也与在其中特殊性不经任何媒介就被累加起来的那些思想区别开来(这些 思想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但是如果领导权的代表关系要成为可能，它的本体论地位 就必须受到限定。我们认为，社会概念被理解为话语空间——物理主义或自然主义典型 范围内的代表关系成了完全不可思议的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说明了 ，“话语”范畴在当代思想中有一个谱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个主要唯理智论流派： 分析哲学、现象学和结构主义。这三个流派的出发点是，直接性、不经过话语中介接近 事物本身——分别是所指、现象和符号这些幻觉。然而，在这三种流派中，直接性这个 幻觉在一些点上立即瓦解了，而且必须被这个或那个话语媒介形式置换。这就是分析哲 学中后期的维特根斯坦著作、现象学中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分析、结构主义中后结构主义 对符号的批评所包含的内容。在我们看来，也是认识论中发生的多样化——波普、库恩 、费耶阿本德，以及马克思主义中(葛兰西的著作中)，正统马克思主义充满的阶级认同 必须被通过非辩证媒介构成的领导权认同替代。
所有这些流派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滋养着我们的思想，但是后结构主义是一个我们在其 中发现的主要理论思考源泉的领域，而且在后结构主义之内，解构和拉康的理论对于我 们明确地探讨领导权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从解构出发，非决定性概念一直是至关重要的 。正如德里达著作中所表明的，如果非决定性渗透到先前一直被视为由结构决定控制的 领域，那么人们就可以把领导权看成是包括在非决定领域的决定论。偶然性的更深层面 需要的是领导权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是另一种言说方式，再激活的因素意味的不过是 重新找回政治机构的行动，这种政治行动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自身之中找到了自己 的源泉和动机。出于相关的理由，拉康的理论为阐明领导权的理论提供了决定性的工具 。这样一来，这个范畴或者主要的能指，在某些话语领域包括承担了“普遍”结构化功 能的特别要素的概念，那个领域的任何组织只是这个功能的结果。那个特别要素的特性 没有在本质上预定这样的功能。以类似的方式，在主体之前，主体概念建立起“同一性 ”范畴的中心性，并且使其成为可能。在此意义上，要思考的是，完全依赖政治连续性 而不是构建在诸如“阶级利益”那样的政治领域之外的实体的领导权是如何更迭的。政 治领导权的连续性反过来创造了它们声称所要代表的利益。
不论从关系需要被理解为领导权这个观点来看，还是从领导权主体构造的方面来看， “领导权”都有非常明确的可能性条件。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已经被提及的结构非决定 性维度正是领导权的条件。如果社会客观性——通过它的内部规律决定了任何结构安排 ——存在(就像在纯粹社会学的社会概念中那样)，那将不会有任何重新谈论领导权问题 的余地，也不会有任何作为自主活动的政治。为了获得领导权，所需要的是并不被自身 的本质预定要进入这一个安排形式而不是其它形式——作为外在的或者连续性实践结果 的结合——的要素。在这方面，极其偶然的原初创立行动的可见性是任何领导权形态必 备的条件。但是去谈论偶然的连续性就是宣称中心化的“政治”维度。政治因素在社会 结构化中的特权是我们要研究的基本方面，我们这本书说明了领导权范畴是怎样一开始 就在俄国社会民主党那里被详细阐述为提出自主政治介入的尝试，这种介入由于后发展 的俄国资本主义造成行动者与民主任务之间结构上的错位而成为可能。也说明了“综合 的不平衡发展”这个概念怎样把它扩展为帝国主义时代的一般政治条件，并且还说明了 ，在葛兰西那里，这个领导权维度怎样成了历史参与者主观性的基础(参与者因此不再 仅仅是阶级的行动者)。我们可以补充地说，偶然性的维度和伴随的政治自主在当代世 界更加明显，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重新谈论领导权问题可能比葛兰西时代更有意义 。
至于领导权的主观性，我们的观点同普遍主义和排他主义之间关系的整个讨论吻合。 排他主义近年来已经变得相当中心化了。无疑，领导权关系具有普遍性维度，但是它是 非常特殊的普遍主义形式。指出这种普遍主义形式的主要特征是重要的。它不是契约决 定(就像霍布斯《利维坦》一书阐述的)的结果，因为领导权环节转变成了领导权主体的 认同。与黑格尔的“普遍阶级”概念一样，重新谈论领导权是从公民社会层面上出发的 ，不是必然地与公共空间有联系。最终，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与普遍阶级不同，因为它 并不来源于国家消亡和政治终结带来的人类最后和解，相反，领导权连续性从根本上看 是政治连续性。
在此情形之中，什么是内在于领导权的特殊普遍性?我们在本文中争论的是这些来自于 我们所说的差异逻辑与平等逻辑的之间的辩证法。社会参与者在构成社会结构的话语中 具有不同的立场，在此意义上严格地说，他们是个性。另一方面，存在着造成社会内部 边界的社会对抗，它们与压制力量相对抗，例如，一系列参与者在他们自身之间建立起 平等关系。然而，必要的是超出等同联系的完全不同参与者来描述链条的整体。描述的 方法是什么呢?按照我们的观点，实体被分裂的特性，由于没有不停地成为自己的特性 ，使得超越了作为普遍性代表的实体发生了改变(一连串平等)。某个个性作为与它自身 完全不可通约的普遍性的代表所依赖的关系正是我们所说的领导权关系。结果，它的普 遍性是被损害了的普遍性，在这个普遍性之上，1)普遍与特殊之间不可消除的紧张生活 和2)它的领导权普遍性的功能并不是永久可以得到的，相反，总是可以消除的。尽管我 们无疑在几个方面使葛兰西的洞察力激进化了，我们还是认为多少有些东西是葛兰西对 社团和领导权阶级之间的区分中固有的。前面提到的受到损害的普遍性概念以哈贝马斯 那样的概念分离了方法，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普遍性有它自己的内容，独立于任何领导 权连续性。但是，它也避免另外的极端，利奥塔的排他主义所代表的也许是这个极端的 纯粹状态，他的社会概念由不可通约的语言游戏的多元性构成，它的相互作用只能被理 解为侵权行为，使得任何政治再连接成为了不可能。
我们的研究，是把普遍性当成政治普遍性的结果，也依赖于社会的内部边界。或许这 会把我们引向本书争论的最核心之处，这个核心与对抗这个概念有关。我们以自己的看 法解释了为什么现实的对立(康德的现实矛盾)和辩证的矛盾都不能解释我们叫做“社会 对抗”的特定关系。我们的主题是，对抗不是客观关系，而是在其中显示了所有客观性 限度的关系。社会围绕着它的限度构成，而且这些限度是对抗性的。对抗限度这个概念 必须不加夸张地被理解，即，不存在通过对抗关系意识到自己的“狡黠的理性”，也不 存在任何类型的使对抗顺从规则体系的超级游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认为政治不 是上层建筑，而是把它看成具有社会存在论的地位。
对于我们来说，从这一论证中得到的就是这些。社会划分对于政治可能性来说是固有 的，而且，就像我们在本书最后一部分所表明的，也是内在于民主政治的每个可能性的 。
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对抗确实是我们当前研究的重要关系。在 本书出版后的15年里，就深刻变革的主要后果之一来说，看来荒谬的是，对抗这个概念 被从左派政治话语中抹掉了。但是与把这看作是进步的观点相反，我们相信，正是在此 存在着主要的问题。让我们分析一下这是怎样和为什么发生的。人们可能希望苏联模式 的崩溃会重新推动民主社会主义复兴，最终免于过去的对抗带来的社会主义计划消极的 形象。然而，随着它的共产主义变体的失败，正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变得令人不再相信了 。新生活并没有形成，社会民主陷入混乱之中。在最后十年中，我们一直目睹的是新自 由主义的胜利，而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的重新铸造，新自由主义的领导权已经变得那样普 遍深入，以至于对左派的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甚至被证明的是，今天左翼的计划比我 们20世纪80年代初写作本书时处于更深的危机之中。在“现代化”的借口下，越来越多 的社会民主党一直在放弃他们对左派的认同，委婉地把他们自己重新定义为“中左派” 。他们声称，左派和右派的概念已经过时了，现在所需要的是“激进中间派”的政治。 “第三条道路”的根本宗旨就在于：随着共产主义的失败，社会经济与信息社会、全球 化联系起来，对抗消失了，没有边界的政治将成为可能，“双赢的政治”将使社会之中 的每个人都满意。这意味着政治不再围绕着社会划分被结构化，而且政治问题已经变成 了纯粹技术性的了。按照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的新政治理论，我们现在生 活在“反思的现代化”时代，在其中，政治的对抗模式，我们与他们对抗模式，不再适 用了。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已经进入了政治需要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想像的新时代。 激进政治应该涉及到“生活”问题并且是“生成的”，允许人民和团体使事情发生，而 且民主应该被想像为“对话的”形式，争论的问题应该通过相互倾听得到解决。
今天有很多关于“民主的民主化”方面的讨论。原则上来说，这方面没有什么不对， 而且乍一看来，它似乎与我们的“激进和多元民主”是不矛盾的。然而，两者之间还是 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差别，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正在提倡的东西想像为发生在布局不 会受到影响的中立领域的激进民主化过程，而是现存权力关系的深刻变革。对于我们来 说，目标是新领导权的建立，它需要创造新的政治边界，而不是使它们消失。无疑，左 翼最终承认了自由民主制度和多元主义的重要性是件好事，但是，问题在于，这伴随着 错误的信息：以为它意味着放弃任何改变现存领导权秩序的努力。因此，才有舆论的神 圣化、左派与右派之间边界的混乱以及走向中间派。但是，这是从共产主义崩溃中得出 的错误结论。要肯定的是，认识到自由民主并不是为了通过革命创造新社会所要摧毁的 敌人是非常重要的。这确实是我们已经在本书之中论证过的，我们坚持重新以民主的“ 激进化”限定左派的设计具有必要性。在我们的观点之中，“实际存在的”自由民主问 题，根本不是那些体现为自由平等原则中的基本价值问题，而是限定和限制那些价值发 挥作用的权力体系问题。正因此，我们的“激进和多元民主”设计被理解为加深“民主 革命”的新阶段，也被理解为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民主斗争扩展到社会关系更为广泛的领 域。
尽管我们从没认为：放弃雅各宾主义的朋友/敌人这一政治模式作为民主政治的典型会 走向自由的选择，把民主看成是发生在中间领域的利益之间的简单竞争——即使可能强 调了“对话”的维度。然而，这完全是现在许多左翼实践想像民主发展过程的方式。这 就是他们不能掌握权力关系结构并且想像恢复新领导权的可能性的原因。结果，社会民 主在左翼和右翼变体中一直固有的反资本主义要素现在已经从它的现代化版本中被根除 了。因此，对于被看成是当前惟一可行的经济秩序，他们的话语没有提供什么可以选择 的东西。就像承认完全结束市场经济必然排除不同形式的市场调节力量的可能性是虚假 的一样，无选择地完全接受它的逻辑也是如此。
通常对“没有选择可能性的教条”所进行的辩护理由是全球化，而且这个辩护不断对 重新分布社会民主力量加以拒绝，原因在于对政府进行严格财政限制、在全球市场不允 许任何背离新自由主义正统的当今世界是惟一可能的选择。这个观点得到了意识形态领 域的赞同，这个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多年霸权带来的结果，它还把事件的连接状态转 变成历史必然性。全球化力量由于被当成是完全由信息革命驱策的，与它们的政治维度 分离开来，并且表现为我们必须服从的命运。因此，我们现在被告知，不再存在左翼或 右翼的经济政治，只有好的和坏的。以领导权形式进行思考就是要终结这样的谬论。
确实，通过本书中所详细阐述的领导权范畴来观察所谓“全球化世界”，可以帮助我 们理解，当前的危机远不是惟一自然的或可能的社会秩序，而是权力关系特征的表现。 正是领导权转向特殊社会力量，才导致能够对资本主义企业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 深刻变革。这个领导权将受到挑战。左翼应该开始详细阐述针对新自由主义秩序进行的 令人信服的抉择，而不是简单地以更仁慈的方式接受它。当然，这需要划出新的政治边 界，并且承认：如果不确定新的对手，就不可能存在激进政治，当然这需要接受对抗的 不可根除性。
在存在着的另一个领域，本书所发展的理论观点能够有利于重建政治的中心性，使当 前被看成是尚有缺陷的但是最有前途和经验的政治改革洞见力——哈贝马斯和他的同事 提出的“协商民主”——发挥积极作用。比较一下我们的研究与他们的研究是有益的， 因为我们提倡的激进民主概念与他们所辩护的概念之间存在实际的类似之处。与他们一 样，我们批评了作为整体的民主模式，它把民主过程还原为利益的表达。我们也批评了 对以选择执行既定政策的领导人为目标的投票选举的偏爱。与他们一样，我们拒绝贫困 化的民主概念，它不承认这一点：政治认同不是预定的，而是通过公共领域的讨论被建 立和重构的。我们认为，政治并不简单地是现存利益的表现，而是在塑造政治主体中扮 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与哈贝马斯是一样的，而且，在需要上考虑民 主社会包含的许多不同声音以及拓宽民主斗争的领域方面，我们和他们之间是一致的。 然而，我们的观点与他们的观点之间存在着以理论框架为转移的重要分歧点，不同的理 论框架带来了不同的概念。在我们的工作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的对抗概念排除了任何最终 调和的可能性，也排除了任何类型的合理一致的意见和完全包容性的“我们”。对于我 们来说，一个并非专有的合理辩论的公共领域是一个概念上的不可能性。斗争和分化，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既不是不能排除的骚乱，也不是使完全实现我们所不能达到的和谐 成为不可能的实际障碍，因为我们永远不能为了与我们合理的自我——被看成是我们为 之奋斗的和谐理想——相互一致而完全把我们的个性搁置在一边。相信对斗争的根本解 决最终是可能的——即使这种解决被看成是对调节性合理一致的意见的接近——远不是 为民主设计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而是把它置于危险之中。以如此方式来进行理解，多元 民主就变成了“自我驳斥的理念”，因为正是它的实现因素将与它的瓦解因素相一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承认任何形式的意见一致都是领导权连续的结果，对于民主政 治都是至关重要，而且这个一致总是阻止民主政治充分实现的“外界”。与哈贝马斯相 反，我们没有把这看成是削弱民主设计的东西，而是看成它的可能性条件。
最后要说的是我们所面临的左派最急迫的任务。近来一直可以听到一些声音要求：“ 回到阶级斗争”，他们主张：左派已经变得与“文化”问题过于密切了，而且它已经放 弃了反对经济不平等的斗争。他们说，现在是把“政治认同”放在一边的时候了，而且 是要再次倾听工人阶级要求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批评呢?我们今天难道 不是处于提供了我们反思背景的相反事态中吗?这一反思的基础在于批评左派没有考虑 到“新运动”的斗争。真实的东西是左派政党的发展已经变得主要与有损于工人的中产 阶级有关了。但是这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力正视对于新自由主义的选择和他们非批判地接 受了“灵活性”的强制，而不是选择所谓对“认同”问题的迷恋。答案不是放弃“文化 ”斗争，回到“真实”的政治。《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核心原则之一是需要把一 连串的平等与各种反对不同从属形式的民主斗争联系起来。我们认为，反对男性至上主 义、种族主义、性歧视的斗争以及环境保护，需要与左翼领导权设计中的那些工人连接 起来。用最近变得时髦的术语来说，我们强调的是，左派需要应付“再分配”和“再认 识”这两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的“激进和多元民主”所意味的。
今天，这样的计划仍然与过去一样是中肯的——并不是说它已经变得更容易实现了。 确实，它有时好像不是“激进化”民主的思考，最急迫的是要保护它以防来自内部的威 胁。与要加强它的制度化相反，看来民主对于它的共产主义对手的胜利已经削弱了他们 。对民主进程的不满正在变得令人担心，而且对政治等级方面的冷嘲热讽开始广泛地蔓 延开来，以致于削弱了议会制度下公民的基本信任。当然对于自由民主社会中当前的政 治状态并不存在令人高兴的基础。在一些国家之中，这种形势正在被右翼平民主义政治 煽动家所利用，而且像海德尔和贝鲁斯科尼那样发迹的人在那里证实了：那些花言巧语 可以吸引许多的追随者。只要左翼放弃领导权斗争并且坚持占据核心领域，这种局势就 很少有希望被扭转。可以肯定，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出现了对跨国公司企图把它们的权 力强加于世界的抵制。但是如果没有关于什么是组织社会关系的不同方式的想像，恢复 政治对于市场力量统治的中心性，那些运动就仍然会是防御性的。为了在民主斗争之中 构造一连串的平等，人们需要建立一个边界，还需要规定一个对手，但这是不够的。也 需要知道为什么斗争，要建立的社会类型是什么。这需要左派充分掌握权力关系的本质 和政治动力学。处在危险中的是新领导权的大厦，因此我们的座右铭是：“回到领导权 斗争中去”。
本文为《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第二版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