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心理健康标准研究十年的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中国大陆论文,心理健康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社会进步，健康问题已日益受到大众的极大关注。在疾病观由自然哲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转变过程中，心理健康几乎成为日常议题。最明显的是，近十年来仅关于心理健康的研究文献就有三、四千篇之多，而冠以心理健康的教材、读物、专著和论文集更是林林总总。但是繁荣景象的背后，有些潜在的危机令人忧虑，其中之一便是心理健康标准问题——这一心理健康研究领域的核心，至今仍是争论不清。毋庸讳言，对于一门学科来说，一些基本概念、理论原理、研究范式的长期模糊不定，多多少少会阻碍该学科的进一步拓展。具体到心理健康标准，倘使对它没有细致的阐述、正确的界定，将会直接影响到诸如心理健康教育如何开展、目标如何制订、效果如何评价等一系列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鉴于此，本文拟对大陆十年来关于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作一综合述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思路，以期对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有所裨益。
1 研究现状概述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心理健康研究已成为当代我国心理学研究中的“热点”、“焦点”，关于心理健康及其标准的研究文献层出不穷，所以我们仅以心理健康标准为关键词，以《全国报刊目录索引》和中国期刊数据网扬州大学节点(http://cnki.yzu.edu.cn/cjn3.0)为主要文献源，对1992～2001年大陆关于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统计，得表1。
表1 1992～2001年心理健康标准研究文献量（篇）和累积文献量（篇）
* 括号内数字为当年所有文献中以实证研究为主的文献数
从表1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各年度文献量分布不均，但1995～1996年，2000～2001年是两个相对集中时段，前者是因1995年《教育研究与实验》发表了一组关于心理健康概念和心理健康标准讨论的文章而引发，以概念辨析、理论探讨为主；后者的研究文献主要登载在《心理科学》等刊物上，相关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
2 主要研究趋势
2.1 强调多学派心理健康观在心理健康标准研究中的体现和整合
纵观心理学本身的发展道路，就是一条整合之道。心理学之所以能生力犹存，除了现代科技水平的进步，研究手段、方法的完善，主要在于其能适时调整，吸取各学派之长，进行多种理论、研究方法的整合。观照大陆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情况也是如此，研究者积极整合各学派心理健康观，试图就心理健康标准达成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共识。近期，有研究者（刘华山，2001）[1]借鉴国内外学者的成果，归纳出六条心理健康的标准：对现实正确的认识；自知、自尊与自我接纳；自我调控能力；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人格结构的稳定与协调；生活热情和工作效率，从中就不难发现其受认知主义、行为主义，精神分析、人本主义等学派心理健康观的影响和启迪。
2.2 注意生存标准（众数标准）与发展标准（精英标准）的统一和协调
类似社会适应是否能作为判断心理健康的标准之一（张海钟，1995）[2]，心理健康标准是否更应注重社会性（马详林，1998）[3]的争议已基本平息。多数研究者认识到在心理健康标准的探讨上，无论固执于生存标准（众数标准）和发展标准（精英标准）的哪一端都是不适宜的，两者的关系应是融合贯通，而非分离割裂。生存与发展两大标准应协调，藐视生存标准和一味强调发展标准都不可取，完美的精神健康（即心理健康）是生存标准（众数标准）与发展标准（精英标准）的结合（金德初，1998）[4]。针对我国特有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部分研究者（周燕，1996[5]；江光荣，1996[6]；刘宣文，1999[7]）提出，由于过去人们长期以来只注重心理健康的生存标准（众数标准），强调个人对社会的适应，强调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行为表现一致，顺应主流文化，所以现阶段，在注意生存标准（众数标准）和发展标准（精英标准）协调的同时，应当给后者以更多的关注。
2.3 兼顾影响心理健康各因素的静态分析和动态评估
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所以在对心理健康标准研究时，研究者为了阐述和研究的便利，往往采取一种静态的分析来对心理健康的结构维度进行厘清。一些研究者（宋广文，1996[8]；胡江霞，1997[9]；刘华山，2001[10]；林增学，2001[11]）认为：自我接纳；与他人的积极关系；对环境的控制和利用；自主性或对自己的调控；生活目标或生活旨趣；个体成长等因素决定和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健康。那么在得出影响心理健康的几个静态因素后，是否就可以据此界定或拟就心理健康的标准呢？部分研究者（刘艳，1996[12]；胡江霞，1997[13]）以为，心理健康本身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一种状态和过程，仅用几个方面分别描述再简单相加定义的方法是不适当的，心理健康本是一个具有动态性特征的概念，它是一种不断完善的状态，面不是指十全十美的绝对状态。也有研究者（许亚 朱正国，1999）[14]感到把系统论的观点运用于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中是很必要的，个体的心理是个统一的整体，由于整体并不等于部分的机械和，某个部分的损坏也不并不意味着整体功能的破坏，一些心智方面存在缺陷的个体，如果得到成熟平稳的情感意志过程的控制，也是完全可能保持心理健康状态和适应生活的。心理健康在本质上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状态，个体心理经历着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循环过程，是一个由低级的适应水平向高级的适应水平不断推进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江光荣，1996[15]；叶元辉，2001[16]）。如果只是对心理健康状况进行静态的分析，那此种健康也仅是“低层次的”或者说是“庸常的”心理健康状态（吴波，2001）[17]，这绝不是当代心理健康标准的要义。比较适宜的制订心理健康标准的策略是：以人的生命历程为线索，从动态评估的角度来确定心理健康标准。在人的毕生发展过程中，生理和心理具有重大的变化，恰当的心理健康观要以人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为主线，对人生的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心理健康标准，换言之，就人的毕生发展而言，并不存在恒定的心理健康标准的理念（金勇 郭力平，1998）[18]。
2.4 开始进行我国古代心理健康思想的挖掘和整理
长期以来，大陆心理健康标准的探讨大都集中于对西方各心理学派的心理健康观进行甄别、阐释、转述和验证上。其实我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也极为丰富，部分有心的研究者着手对深蕴于其中的心理健康观作了认真疏理。佐斌(1994)[19]在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健康观》一文里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健康标准：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当约束自己的言行；保持情绪的平衡与稳定；正确认识周围环境；抱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完善的自我发展目标。文末还点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理健康观的缺陷，即由于专注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因而在对健康人格设计中，对人的独立人格、人的个性及创造性、反叛性有所忽视。胡江霞(1997)[20]认为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谓言简意明、一语中的，是心理健康至善的主客观标准。“从心所欲不逾矩”，其抽象不变的内涵在于：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考究人的心理健康状态，都应建立在人的内在需求与发展同外在适应与发展是否和谐统一，才能真正达到心理方面及社会方面“幸福”的理想状态。金勇，郭力平(1998)[21]认为关于理想的健康心理的宗旨大多可以归结为一个“和”字，中国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直观在整体上把关系与和谐作为健康心理的根本标准。这个标准，要求从个人身心阴阳的平衡、形神统一的基础上，将心理健康的内涵提升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这个标准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就是人道与于天道的统一。这个标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理健康思想的理论基础。
2.5 着手展开实证研究以形成对理论研究的支撑和验证
在对心理健康标准问题进行一些理论探索之时，部分研究者意识到若缺乏相应的心理健康（标准）观调查，会对后继各项工作的开展产生负面影响，于是以调查为主的实证性研究文献开始出现。在一项以上海市普通居民为对象的公众心理健康观调查后发现：上海公众对心理健康的认识总体上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一致；公众对心理健康内容及心理异常表现的认识与心理学家的标准近似（桑标 宋志虹，1998）[22]。同期有研究者（谭和平，1998）[23]以上海市区普通中学生为样本，编制了《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此量表建立在这样的心理健康标准之上：认知正常；情感协调；意志健全；个性完整；适应良好。此后，另一项以上海中小学教师和家长为调查对象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观公众观”研究施行，该研究就家长、教师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判断标准的认识理解作了细致反映，并与专业观点相对照，提示其特点及可能存在的问题，为编制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量表提供参照，调查显示在判断中小学生的心理是否健康时，家长主要强调四个因素：“精神和神经病症”、“良好品行”、“健康人格”和“循环性”；教师则强调五个因素：“精神分裂症状”、“神经质”、“好学生标准”、“不良人格”和“不良品行”。公众对于情、意、个性及社会适应等同心理健康的关系认识较为清楚，但对认知、品行及体征与之的关系认识则片面（李凌缪小春，2000）[24]。还有研究者（申继亮等，2001[25]；申继亮等，2001[26]）仅以中学教师为对象，调查了他们关于学生心理健康标准的认识和内隐认识，得出的结论为：中学教师对专家学者界定的有关学生心理健康标准，绝大多数持赞同的态度；对学生心理健康概念内涵的认识不受教龄、班主任工作年限、职称以及学校类别的影响；条件性知识的掌握程度影响对学生心理健康标准内涵的理解程度；中学教师还未形成完整的判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标准体系，不是有意识地从认识人的心理的各个维度严格去区分心理健康和不健康的问题，而是凭自己的感性经验来判断学生的心理是否健康；另外，教师在判断学生心理是否健康时，还存在着把一些道德的标准、学校规章制度的要求与心理健康标准相混同的情况。更有研究者（林增学孟庆茂，2001）[27]认为，仅用国外量表或问卷来研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结构维度不太适当，因此有必要研究适合我国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编制合适的问卷，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评价和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在此思想指导下，他们以Ryff总结出的心理健康结构问卷为基础，参照有关文献，自编问卷进行了实证性调查，得出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五种因素（标准）是：个体成长；与他人积极的关系；自主性；环境控制和利用；生活目标。
3 研究中的不足
3.1 理论研究中的不足
3.1.1 对国外心理健康标准的罗列、述介多，有自己特色的见解少
对表1中所统计的46篇关于心理健康标准的理论研究文献认真审视一番，不难发现除“适应和发展状况是心理健康考察的基本对象，心理健康评估应是对心理机能的评估，心理健康的标准应围绕着心理机能的健全与否来制订”（江光荣，1996）[28]、“精神健康应注重生存标准和发展标准，完美的精神健康是生存标准与发展标准的结合”（金德初，1998）[29]、“心理健康应兼顾内外两个方面，应有不同的层次，是一种状态更是一个过程，是一种人生态度”（刘华山，2001）[30]、“心理健康标准应分为卫生学标准和教育学标准；精英的理想发展标准和大众的现实适应发展标准，形成一个二维结构”（张海钟，2001）[31]等观点显得较有新意外，多数研究大抵是对国外心理健康标准的罗列和述介，其中尤以受马斯洛等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心理健康观影响为最。马斯洛从自我实现者的特征中抽取出的心理健康标准甚至被奉为“标准中的标准”（戴汉腾，1991）[32]。
3.1.2 对古代心理健康观的挖掘和整理，未能凸显出心理健康标准的本土化
潘菽教授生前认为，我国心理学发展道路上老是离开本国的实际情况，盲目地紧跟在外国人的尾巴后边跑。确实，在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上，大陆不少研究者仍然是“紧跟在外国人的尾巴后边跑”的，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心理健康在国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相关研究欠规范、欠成熟所致。前文提及部分研究者转换视角，开始挖掘和整理我国古代的心理健康观，但无论是“和”、“从心所欲不逾矩”，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健康观”中所列的六条标准，都似乎落人为西方心理健康观进行论证的“窠臼”之中。如有的研究者（佐斌，1994）[33]就曾径直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仁人”、“完人”、“大人”、“至人”等等，就是所谓自我实现的人，即是具有健全人格的心理健康的人。
3.1.3 对研究深度的拓展不够、系列性不强,辨析、反思、质疑式争鸣过多
尽管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和探讨就发端于1995～1996年间的一系列争鸣式文章，它对于使心理健康问题被大众关注，被研究者“聚焦”起了一定作用。但时至今日，有关心理健康标准研究的辨析、反思和质疑还是屡见不鲜，以至有研究者（张海钟，2001[34]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对话者进行转换性解释和分析，再由一人总结，便发现这些争论其实并不是理想不一致的结果”。其实，在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问题上，远非没有深度可挖掘，没有广度可拓展。如在很大部分的文献中，很少或几乎不去涉及“何为心理”和“何为心理健康”等问题，殊不知心理健康的标准是建立在明晰前两者的基础之上的，对这两者的界定模糊或者说如何认识，都会对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产生关键影响，可以说，持有什么样的“心理观”和“心理健康观”往往表明了研究者会持有什么样的心理健康标准。另外，在心理健康标准的理论研究上，也鲜见系列性。很多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诸如“群体心理健康标准怎样制定”、“心理健康怎样分层”、“隐藏在心理健康及心理健康标准后是怎样的人性观和价值观”以及“它们又是怎样的在起作用”等，都未能充分阐述和解决，从而也未能形成推进式的系列研究。
3.2 实证研究中的不足
3.2.1 数量太少，实施地点过于集中
从表1可以清楚发现，十年间只有三年中有研究者进行了关于心理健康标准的实证研究，而且文献数偏低，仅占累积文献量的11%。实施地点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
3.2.2 设计存在缺陷，应用性不强
部分调查样本偏小，如《上海公众心理健康观的初步调查研究》中回收的实际有效问卷仅为172份，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应用性价值；而《中学生心理健康量表编制研究》和《“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公众观的调查和分析》严格说来前面都应加上“上海市”；《中学教师关于学生心理健康标准的认识》及《中学教师关于学生心理健康的内隐认识》的调查对象基本相同；《大学生心理健康评价结构研究》虽调查范围广，且样本大，但调查的设计似有矛盾之处，研究者（林增学盂庆茂，2001）[35]起初认为仅用国外量表或问卷来研究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结构维度显然不合适，因此有必要研究适合我国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编制合适的问卷，以为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评价和研究提供一定的依据，但调查用的问卷还是建立在Ryff的基础之上，且最后的研究也只是试图去验证Ryff的研究结论而已。
3.2.3 推断欠客观，探究式研究少
尽管心理健康标准的实证研究以其客观性强，跟现实接合较紧而区别于理论探讨。但一些研究报告讨论部分的推断主观性太强，如认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心理健康者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了解自我、悦纳自我，上海目前有相当数量的公众对自我心理状态不甚了了，不能认为他们是心理健康者（桑标宋志虹，1999）[36]”的说法就很值得商榷。部分研究者（桑标 宋志虹，1999[37]；李凌缪小春，2000[38]；申继亮等，2001[39]）尽管通过调查发现了人们对“智力正常”、“人格和谐完整”、“精神症状”和“躯体诉求”等是否与心理健康相关认识模糊，但迄今为止尚未有实证研究对此类模糊认识进一步深入挖掘。
3.3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在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大多数理论研究在某些问题或热点上“扎堆”，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大。描述性调查多且零散，对影响心理健康因素的探讨较少考虑多变量及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等（林崇德，1999）[40]。评价心理健康的基本维度有哪些，各维度的临界指标是什么，如何把心理健康评价的维度与标准变为可操作的评价工具等问题至今仍未有清晰的阐释。更令人尴尬的是，由于没有什么新观点，而只是在一些基本概念上纠缠，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出现了抽象化和哲学化的倾向，许多实践工作者阅读后，感到非但对心理健康标准没有更清楚的认识，反而越读越糊涂。长此以往，对心理健康标准的制订以及对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都会产生极负面的影响。在此情形下，认为“心理健康的内涵应当缩小，心理学家应该守住自己的本分，不要干预学科领域之外的事（江光荣，1996）[41]”的看法有其现实意义。确实心理健康标准的探讨和制订，需要借助于相关学科领域特别是心理学的母体—哲学，但体现心理学的特色更应是题中应有之意。
4 今后研究思路
4.1 宏观层面上，心理健康标准研究应建立在辨证观、系统论基础之上，积极借鉴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突显实效性、本土化
没有正确方法论的指引，就不可能产生科学的研究成果。心理健康标准研究离开辨证观、系统论，只能得出有关心理健康支离破碎的阐述和论证，远不能形成一个甄别心理健康状况的理论框架和实践体系。漠视如脑科学、文化学、人类学等相关领域的先进成果和研究方法，则会步履维艰、困难重重。缺乏对心理内在规律的客观把握和实践的检验，就会导致研究中概念界定的混乱和模糊，理论的表面和肤浅。当然至关重要的是如果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和制订不注重实效性、本土化，只是为标准而标准，或者不顾国情照搬国外的心理健康标准，不能真正落实到提高公众的心理素质——这一心理健康标准研究的终极目标之上，则这样的研究不会有生命力。
4.2 微观层面上，心理健康标准研究应给主体以充足的话语权，整合量和质的研究方法，大力开展以行动研究为主的现场研究
在大陆的心理健康标准研究中，心理健康主体显得没有多少话语权。由于深囿于量的研究视角，许多研究者热衷于站在他者的立场，列出一系列的评价维度，对心理健康主体的心理状况作评估。加之受知识背景等差异的影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在很多情况下难于处在同一话语体系中，心理健康主体几乎成为心理健康标准研究的“局外人”。其实心理健康标准研究既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心理健康主体在研究中应当有着自己的话语权。这就需要心理健康研究者联合医学、教育、社会学等其他领域的工作者开展行动研究，走到研究对象中去体察他们的心理实况，聆听他们的心灵呼声，了解他们的健康意识。灵活运用量和质的研究方法，在开展验证性研究的同时，更需要大力开展探索性研究，对理论研究形成支撑的同时，更应能切实指导实践工作。
总之，心理健康标准的研究和探索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具有知难而上的精神信念，认真细致的科学态度，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新颖实效的研究方法，适合我国国情的心理健康标准终将能早日拟订。（计74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