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媒介批评论著十年扫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著论文,媒介论文,中国内地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1)02-0071-05
自2001年刘建明教授出版中国内地第一本媒介批评理论著作《媒介批评通论》以来，到2010年刚好十年。而在以“媒介批评”作为书名的论著出版之前一年即2000年，已有两部媒介批评论著问世，即薛耀晗的《报刊审读初探》和欧阳宏生的《电视批评论》。如果从这两本论著算起，那么媒介批评论著的出版到2010年已是十周年。无论如何，在刚刚迈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回顾一下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媒介批评论著的出版状况，特别是分析一下这些论著所反映出来的媒介批评研究状况，对于推进今后的媒介批评研究当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一 十年媒介批评论著的出版情况
讨论十年媒介批评论著的出版，首先碰到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确定媒介批评论著的范围。那些以“媒介批评”为书名的论著自然是首选。但是，“媒介批评”在大陆还有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不同称谓，如“报刊审读”、“新闻阅评”、“新闻评析”；同时，还有更加专门性的媒介批评称谓，如“报刊批评”、“电视批评”；此外，媒介批评还与传播学批判学派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回顾媒介批评论著的出版，是不能忽略这些具体情况的。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十年来媒介批评论著的出版说不上热闹，却也取得了一批成果。按出版时间顺序，可以将有关论著列成如下一览表（见下）。
总体上看，这些论著的出版，体现出中国内地媒介批评研究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或力图建构媒介批评的一般学科知识体系，如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陈龙《媒介批评论》，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雷跃捷《媒介批评》等；或努力创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如薛耀晗《报刊审读初探》，王首程《报刊审读》，夏琼《新闻评析》，刘祖禹、胡文龙《新闻阅评学》等；或探讨电视批评理论，如欧阳宏生等《电视批评论》、《电视批评学》、《电视批评：理论·方法·实践》，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或聚焦国别媒介批评理论及其历史发展，如谢静《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或从某一理论视阈来探讨媒介批评的专门性问题，如肖小穗《传媒批评——揭开公正中立的面纱》，潘知常《传媒批判理论》，张艳红《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媒介批评》；或论述媒介批评的历史发展，如刘建明《西方媒介批评史》，胡正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研究》，欧阳宏生、杨状振《中国电视批评史》；或展示研究媒介批评话语实践的独特成果，如《大众立场——李幸电视批评文集》、《第三只眼看传媒：媒介批评热点文选》、《媒介批评的实践与探索——陕西省报刊专题审读案例选辑》；或搭建媒介批评研究的学术平台，如蒋原伦、张柠主编《媒介批评》，董天策主编《中外媒介批评》……所有这一切，都充分显示出媒介批评研究的蓬勃发展与内在活力。
二 十年媒介批评论著的学术进展
上述各类媒介批评论著的出版，表明中国内地媒介批评研究的学术进展取得了一定的实绩。具体地说，以下几个方面比较突出。
第一，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尤其是将媒介批评学科化的学术努力十分明显。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建立“传媒评论学”、“媒介批评学”、“报刊审读学”、“电视批评学”的学术呼声彼此唱和，不曾中断。在这样的学术追求过程中，不少研究者从不同视阈与不同角度切入，努力建构不同层面的“媒介批评学”。
学者们用力最勤的当属总体性或一般性的“媒介批评学”建构。刘建明、王君超是大陆媒介批评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他们努力将“媒介批评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加以研究，较早尝试建构“媒介批评学”的理论体系与知识框架。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从媒介批评的基本理念切入，围绕媒介批评内涵与任务、对象与主体、规范与标准、方式和内容、思维方法、文本理论等问题展开论述，并结合实际对新闻媒体、新闻作品进行解析，涉猎广泛，多有己见。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的专著，篇章结构更有内在的学理性与逻辑性，围绕媒介批评的本质、起源、理论、标准与方法进行探讨，并剖析了西方的媒介批评理论和中国当代的媒介批评实践与学科建设，论述比较深入。其后，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对媒介批评的批判性立场、范畴、命题、方式做了深入研究，通过对当代批评理论的系统梳理来阐释媒介批评的立场与范畴，进而阐述媒介批评的对象与批评活动、批评工具与操作方式，既有理论研究的高度与深度，又有批评实践的操作指导性，深化了国内媒介批评研究的内在学理性。陈龙《媒介批评论》在给出媒介批评界定之后，梳理媒介批评的历史实践与现状发展，论述媒介批评的特性、伦理原则、衡量尺度、类型范式、对象标准，总体上偏向于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探讨媒介批评，故而中间插入了人文精神与媒介素养的论述。雷跃捷《媒介批评》作为规划教材，比较注重媒介批评的本土色彩，因而在讲述媒介批评一般理论问题的同时，对五四时期和当代中国的媒介批评实践作了较大篇幅的论述。
如果说总体性媒介批评学的建构主要是在利用西方媒介批评包括批判学派与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那么分门别类的媒介批评学建构则彰显出十分明显的中国特色。这是因为，“报刊审读”或“新闻阅评”本身就是地道的中国式媒介批评。事实上，在西方的媒介批评概念引入之前，报刊审读与新闻阅评已成为中国新闻出版管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薛耀晗《报刊审读初探》、王首程《报刊审读》、刘祖禹、胡文龙《新闻阅评学》等论著，都是根基于国内报刊审读、新闻阅评实践而作出的理论性论说。薛耀晗《报刊审读初探》收录发表在《报刊之友》的多篇论文，“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报刊审读的内容、性质、对象、作用、范围、方式方法和队伍建设，并对‘审’与‘读’、‘审读’与‘评论’的关系作了较为透彻的比较分析”，“初步形成了报刊审读理论体系”[1]。王首程《报刊审读》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我国报刊审读的理论与实践，对报刊审读的类型、内容、方法、原则等问题作了较深入的专业性阐释。刘祖禹、胡文龙《新闻阅评学》是国内第一本关于新闻阅评学的著作，对于如何搞好新闻的采写与编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大多数研究者忙于媒介批评的学科建构之际，谢静博士的研究更加注重媒介批评的内在学理。在《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一书中，作者将媒介批评视为叙事，分析媒介批评的叙事性与道德性，从批评叙事与新闻专业的关系角度出发，解读美国新闻专业主义权威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与反作用，梳理美国新闻媒介批评与专业规范之间的关系，目的在于“为中国媒介批评寻求一种思路”[2]。这样的研究，可以说具有内在学理的创新性。在此书的基础上，作者又完成了《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一书，力图更加深入而全面地考察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历史与现状，通过评价其媒介批评实践的成败得失来为我国的新闻媒介批评实践提供借鉴。
第二，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取得初步成效。笔者曾指出，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媒介批评包括话语实践与学术研究两个基本方面[3]。作为话语实践的媒介批评，是批评者对媒介产品、媒介行为、媒介现象乃至媒介体制、媒介文化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作出分析评判与价值判断。20世纪90年代后期，作为话语实践的媒介批评论著已产生较大影响，如李希光、刘康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妖魔化与媒体轰炸》（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张锦力《解密中国电视》（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都引起业界与学界的关注。2000年以来，李幸先后出版两本电视批评文集，一是《告别弱智：点击中国电视》（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二是《大众立场：李幸电视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收入两书中的文章对中国电视作了具有鲜明批判精神的解读，因而赢得“中国电视批评第一人”的赞誉。王君超《第三只眼看传媒：媒介批评热点文选》记录了作者多年来对各种媒介热点、媒介现象、媒介事件的解析、反思，其中还包括一些学术论文，反映出作者在媒介批评实践方面的成果。薛耀晗、张国凡、杨秀荣主编《媒介批评的实践与探索——陕西省报刊专题审读案例选辑》，辑录2001年以来陕西省报刊审读中心对各类不同报刊进行专题审读的26个案例，提供了操作性很强的报刊审读实例，对于报刊审读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第三，媒介批评的历史研究开始受到关注。无论是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还是话语实践，都需要从媒介批评的历史发展中吸取经验教训。因此，媒介批评史是媒介批评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令人欣慰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媒介批评的历史发展。最早从事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刘建明教授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论述媒介批评史的力作《西方媒介批评史》，全面论述西方政治活动家、学者、新闻界批评媒介和新闻报道的思想沿革，展现其媒介批评思想的发展脉络与学术流派，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我们对西方媒介批评的认识。较早从事电视批评理论研究的欧阳宏生教授，在出版《电视批评论》、《电视批评学》、《电视批评：理论·方法·实践》几部论著之后，也出版了系统梳理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开山之作《中国电视批评史》，把中国内地电视批评历史划分为萌芽初创、起步发展、拓展建构、理论自觉、多元化发展几个时期，对各个时期的批评形态、特征、文本、代表人物进行深入分析，另有专章论述港台电视批评，从而使我国半个世纪以来电视批评的学术演进脉络尽在其中，对于深化电视批评理论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正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研究》对我国媒介批评的历史发展作了深入的断代史研究，史论结合、内容扎实、见解独到，既从宏观上梳理分析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演进轨迹，又从微观角度详细探讨主体、客体、文体、载体等因素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活动中的建构作用，概括和归纳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主题及其内容，细致分析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理论视角、方式与方法、效果，是一部难得的媒介批评史研究专著。
第四，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的努力初现端倪。媒介批评研究在中国内地兴起以后，很快受到新闻专业期刊的重视。《新闻记者》杂志从2002年第1期开设“媒介批评”专栏；较早探讨“报刊批评学”、“媒介批评研究”的《报刊之友》2002年第1期封面打出“一份报刊媒介批评杂志”字样，改名《今传媒》以后，从2004年第7期起不定期开设“媒介批评”专栏；《新闻界》杂志2004年第3期也推出“媒介批评”专栏。“媒介批评”专栏的开设，为媒介批评文章的发表提供了基本的阵地。但是，这些刊物的“媒介批评”专栏主要是发表时效性较强的针对新闻业务问题的媒介批评文章。随着媒介批评学术研究的深入，学术界越来越需要学术性的交流平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原伦、张柠主编的《媒介批评》，董天策主编的《中外媒介批评》先后推出。《媒介批评》已出版四辑，其宗旨是从媒介学的角度对文化进行批评实践，考察媒介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主要刊登研究媒介文化的批评文章。《中外媒介批评》已出版两辑，融开放平台、多元取向、学术理性的编辑理念为一体，努力打造成为国内媒介批评的学术集刊。
三 十年媒介批评论著所呈现的问题
从十年媒介批评论著的出版来看，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与话语实践正呈现出一派良好的发展态势。涉及领域开放多元，理论探索不断拓展，批评实践初见成效，所有这一切，都令人倍感欢欣鼓舞。然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话语实践，媒介批评领域所存在的问题仍是不容回避的。
第一，媒介批评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由于媒介批评是一个新兴学术领域，人们对媒介批评的理论认识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同的学者提出不同的见解是十分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不过，迄今为止，有关论著对媒介批评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不够深入，以致众说纷纭，尚未达成基本的学术共识。譬如，媒介批评的起源问题，媒介批评与批判学派、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媒介批评与报刊审读、新闻阅评的异同问题，媒介批评的展开层面与范畴边界问题，媒介批评的标准问题（有无标准？有哪些标准？），媒介批评的学科问题（能否成为学科，如何成为学科，成为什么样的学科？）……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同的论著有不同的说法，孰是孰非，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而深究下去就会发现其理据往往不够充足，自然难以令人信服。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这种局面，对于研究者来说并非坏事，反而给他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机会；而对大学教育的专业学习者来说，基本理论问题的莫衷一是，却可能增加学习的困惑与混乱，甚至谬误流传。但愿未来十年，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这种局面有所改变，经过自由而充分的研讨与对话，甚至必要的学术争鸣，达成基本而必要的学术共识。
第二，媒介批评研究的规范性与创新性有待加强。作为研究起步阶段的媒介批评论著，存在的问题或许是多方面的，但规范性与创新性不足，应当说是主要的。在规范性方面，由于建构媒介批评学或其他某种具体的或中国化的媒介批评学的冲动相当迫切，某些论著在相应研究并未充分展开的情况下匆忙写就，在学术规范性方面就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缺陷。譬如，缺乏文献基础的“主观想象”，缺乏知识积累的“自说自话”，缺乏逻辑分析的“含混表述”，史实与观点的“两张皮现象”，研究逻辑的“自洽性不足”，学术生产的“重复劳动”等等，就时有体现。只有加强学术规范，媒介批评研究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当然，学术规范仅仅是学术研究具有科学性的基础，而学术研究的生命与价值是学术创新。应当说，不少在某一方面的第一本媒介批评论著，都具有开拓学术领域的创新性。但是，这种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开疆拓土”的意义上，一旦“跑马圈地”基本完成，媒介批评研究所需要的创新就是内在学理或理论学说的创新。不容回避的是，已出版的媒介批评论著在学理创新或学说创新方面，并不多见。因此，今后的媒介批评研究必须在强化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大力加强学术创新，不断拓展其学术空间，提升学术水平，促进学术进步。
第三，媒介批评实践的热度、力度、高度、深度有待提升。事实上，在提出“媒介批评”概念、开展媒介批评学术研究之前，作为话语实践的“媒介批评”早已寓存于理论探讨与业务探讨之中。媒介批评是一种介于且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学术活动，是沟通学界与业界、贯通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与业务研究的有效途径。因此，切实开展丰富多彩的媒介批评，应当是新闻传播学界的当务之急。[4]然而，从已出版的媒介批评论著来看，大家的学术研究兴趣似乎多于批评实践兴趣，只有两位学者出版自己的媒介批评文集，一家报刊审读中心编辑出版报刊专题审读案例选辑。当然，不少专家学者也曾发表大量的媒介批评文章，如陈力丹教授就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媒介批评文章，但并未结集出版；而有些已出版的论集本来具有媒介批评的性质，却并未明确打出“媒介批评”的旗号，如曹鹏《中国媒介前沿》（新华出版社2003年）收集的文章，就是他2000年前后几年对中国媒介市场与媒介企业行为的剖析与判断，媒介批评性质明显。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媒介批评实践的热度、力度、高度、深度还远远不够。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不断深化、传媒发展不断创新的历史时期，成功经验与现实问题都相当突出，非常需要具有充分理论支撑、具有一定原则、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学理性批评”[5]，需要“专业化、常规化而且能够富有较大影响力的媒介批评”[6]。只有提升媒介批评实践的热度、力度、高度、深度，才能真正发挥媒介批评的社会功能，促进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为媒介批评的学术研究提供鲜活而丰富的理论资源。
收稿日期：2010-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