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制度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6)03-0118-08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多样性与特殊性并存的社会形态，它不但决定了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多样性与特殊性，也决定着中国社会政治结构、阶级结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中国社会政治多样性和特殊性的长期存在与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同时，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党制度，不仅与其特定的经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受着自身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也就是说，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除了中国独特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外，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亦对其形成乃至发展起着根深蒂固的影响。所以，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构筑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基础依据。
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经济基础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长期的发展，到明代中叶，在少数一些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在自给性完整的封建经济结构中，这种资本主义萌芽极其微弱地存在着，也在缓慢地成长着。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在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压迫下，这些手工业部门像用弓箭作武器的军队来抵御持新式枪炮的军队一样，节节退却，终致崩溃而不可挽救”。① 中国封建经济主要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赖以生长的基础，从而截断了中国正常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道路，则从此被剥夺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惨败后，一些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开始探索战争失败的因由，寻求救国良方，“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② 成为这种变革思潮的自强观。于是，以在地方上握有重权的汉族封建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出面倡导并主持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兴办军用工业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清政府所创办的军用工业完全靠官款维持，严禁民间资本投资兴办近代企业。洋务派遂以“商办”的名义纠集民间资本，投资新式工业，解决创办民用工业的经费来源，以“官督”对新式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不超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范围。而外资在华工厂的高额利润刺激着某些官僚、买办、地主和商人产生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兴趣，他们均有意依托官府，期望恃“官督”来排除企业创办和前进中的障碍。于是，洋务派官僚开始兴办由私人投资、而企业的经营管理权由清政府派出的官员掌握着的以“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的民用工业。企业的产品主要销售于市场，以牟取利润；企业工人以出卖劳动力为主，与企业主的关系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劳资关系，标志着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洋务运动是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互相结合的产物。洋务派官僚所兴办的近代民用企业，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移植过来，而不是建立在本国近代生产发展基础上的，因此，这些企业的机器设备、主要原材料及技术人员等方面，不得不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带有很显著的买办性。同时，洋务派官僚作为清政府的代表，通过国家政权利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和经营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又带有显著的封建性。这种在清朝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相互结合的过程中，依靠国家政权建立的带有严重封建性和买办性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畸形的资本主义，它不可能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骨干和基础，必然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继承了洋务派的衣钵，并奠定了以银行为中心来扩展经济势力的道路。但因战争频发、政府屡易、军阀割据，中央政权名存实亡，难以实际控制全国的经济。因而，此时的官僚资本比较分散，也就不具备垄断的条件。
1927年蒋介石政权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后，即沿着从金融控制到产业垄断这条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着手重新恢复对全国经济的控制。1935年10月，“四行二局”③ 全部建立，标志着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正式形成。也就是说，官僚资本利用政治强权，实现了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系，并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垄断金融网。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以“非常时期”为名，横征暴敛，大发国难财，官僚资本在大后方工业中所占的比例迅速上升，仅国民党中央各机关、省、县政府、各战区机构以及四行所经营、投资的工业，就迅速提高到了占整个工业的70％，其中机器制造业占73％，化学工业占75％，电力和电工器材工业占89％，冶炼工业占90％，汽油、煤油以及有色金属如钨、锑、铜、汞、锌的生产，完全为官僚资本所独占。④
抗战胜利后，日伪工矿企业全部被国民党接收，官僚资本所垄断独占的面积更加扩大。除了重工业之外，轻工业中如棉纺织、缫丝、制糖、造纸等部门，也渗入了庞大的官僚资本。以棉纺织业为例，国民党的中纺公司在1946年独占了全国49％的纱锭、68％的布机、39％的棉纱产量、74％的棉布产量。⑤ 这种庞大的官僚资本在工业上的独占是在扼杀民族资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业独占。国民党官僚资本独占工业的买办性，从它自始就依靠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附庸的一部分而存在的事实上就可以看出来。作为国民党官僚资本进行工业独占活动的资源委员会，垄断了全国的煤、铁、电力、机械、化学以及有色金属等重要工矿企业，其资本来源就是以稀有金属矿物为抵押向美国借来的。其最初创办的企业，如炼钢、炼油以及电工器材等，就不得不求得法国、美国乃至瑞士的“合作”。⑥ 抗战胜利后，官僚企业所需的资本、技术、器材供应等，都完全以美国为靠山，和美国直接投资没有什么两样。官僚资本企业的生产，只是满足帝国主义的需要，而不是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被官僚资本所独占的钨矿、锑矿，每年都大批输至美国，而中国所需要的钨丝、合金钢，则需仰赖美国供给。这说明官僚资本只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附庸，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工业边界”，而不能使中国工业得到独立的发展。
中国的政治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干预历来是很强的。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在与国家政权的结合中产生的，后来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⑦ 由此可见，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双重打压之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道路也就根本走不通了。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官僚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也产生了。但是，晚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遇到了很大的阻碍，首先是受到帝国主义的重重压迫。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控制了中国的市场，它们向中国大肆倾销商品，使洋货充斥于中国市场，对民族工业造成巨大压力。如民族工业重要部门的棉纱，由于洋纱的倾销，只能“摭拾洋纱销余市场以自存”⑧，完全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其次，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还受到清朝封建主义的束缚，如繁重的苛捐杂税、苛刻的厘金制度以及封建势力凭恃权势肆意掠夺和摧残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致使民族资本主义深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所办企业经常处于危机之中。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迎来了一个“短暂的春天”。中国社会中开始出现了享有“面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称号的民族资本家。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中国原有的产业部门，如钢铁、采煤、水泥、机器制造、轮船航运、电力、金融等都一度繁荣。
1937年7月，由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前40亿元新式企业资本，在颠沛流离中大部分遭受日寇摧残掠夺”⑨，其余转移到大后方的企业，由于受到原料、资金、运输、市场等方面的限制，本来就举步维艰，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垄断和国民党政府的巧取豪夺更使脆弱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奄奄一息。例如，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上曾揭露道：“某企业从印度进一批棉纱，当局指控违法予以没收，几经力争才改以5万元收买，而这些棉纱的成本却达42万元”。⑩ 再如，“一家资本200万元的公司，去年赚了同样数目的利润，但除了数目很可观的摊派外，仅股息年息、所得税、利得税、营业税、税谷捐、印花税、同盟国胜利公债、乡镇公益储蓄等，其直接和间接负担合计起来总数要达三百三四十万元，超过了它的纯益额或者资本额一倍半以上。”(11) 这样的负担，只能导致企业的关门破产。
大多数在困苦艰难中挣扎着几乎喘不过气来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1944年国民党军队湘桂大溃败中遭到灭顶之灾。而官僚资本企业凭借特权控制着抢运的优先权，甚至“乘机大做买卖，大发横财”(12)。湘桂民营企业的这次损失，在国民政府经济部门档案中是这样记录的：“至12月6日止，湘桂迁川的民营工厂共有95家，启运之初的物资为7873吨，半途损失7672.5吨，占运出吨位的97.4％，如加上未运出便遭受损失的2893吨器材，共损失了10566吨。而最后真正到达安全地点的，只有201吨，占运出总吨位的2.55％。”(13) 经营新民机器厂分厂和桂林大中机器厂的胡厥文，于抢运失败后在重庆发表公开谈话说，这次逃难是他“生平东西丢得最干净的一次”，这使他“亲身体验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国民党军队的无能，以及民营工厂的悲惨处境”。(14)“一般平时不大说话的经济界人士”，面临生存危机，被迫组建自己的团体和政党，开始“问政”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民营工商业者兴高采烈，摩拳擦掌，收拾残局，准备迎接民族资本主义的重新振兴。但是，由于遭到美国剩余产品涌入中国的巨大冲击以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排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还未恢复就陷入了绝境。例如，1946年，在上海的3419家民营工商业中，倒闭的就有2597家，占75％。(15) 在重庆的368家民营工商业中，歇业的达349家，约占95％。(16) 由于生产经营艰窘，大批工厂倒闭歇业，一些民族资本家被迫纷纷向香港等地转移资金、迁移工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再次被截断了。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与西方各国相比，经历了不同的道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大体上都是一个以自因为主的过程，而中国缓慢的自因过程突然被西方列强所打断，在封建统治危机加深的状况下，封建洋务派官僚在以“用”维护“体”的主因下，引用西方以机器为标志的新的近代生产方式的过程中，中国的资本主义跃过资本主义工业化正常的发展阶段，即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小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而是通过模仿在移植的基础上产生的。
中国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发展，出现了一个中国独有的异乎寻常的显著特点，即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分别由两个途径出现了两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一个是在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一个是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基础上，依靠外国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而产生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虽然它们均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但却是迥然不同的两个部分。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独特产物，它扭曲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打断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向上的、合乎规律的发展，使之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权的依附物。国民党掌握国家政权后，是在继承洋务派、北洋军阀衣钵的基础上，代表本国大地主阶级和外国侵略势力的利益，不断强化官僚资本主义的职能，以政治强权达到经济垄断，在抗日战争后期最终发展形成了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来说，国民党上台后，谋求的是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垄断，而不是协调。他们不是以政治权力来协调经济，而是通过控制经济和扩张经济势力来为其政治需要服务，反映了国民党政权的封建性和落后性。由此可见，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畸形的经济怪胎，它的产生和最终形成表明了中国社会已经难以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了。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既有着资本主义的一般特点，也有其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机器设备、技术、资金还是管理都无法摆脱对西方殖民者的依赖，这就决定了它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方方面面的联系。许多民族资本家本身就是由封建官僚、封建地主转化而来的，在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条件下，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基础，这又决定了它与封建主义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民族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它本身的落后性，即软弱性和妥协性。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是在这种双重压迫的夹缝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羁绊，这就决定了它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性和革命性。这种二律背反所决定的双重性格，显示出它既有落后的一面、也有进步的一面。这种双重性格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未能获得独立和充分发展而走向衰败的基本缘由。
正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这一特有现象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官僚资本主义经济部分，一个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部分。与此相适应，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官僚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显著特点，决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既包括封建小农经济，又分别包括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这种非单一的经济形态又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非单一性，既包括封建的小农政治思想，又分别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因此，中国这种特殊的、多样性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政党制度。所以，中国资本主义的显著特点使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为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奠定了经济基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构件，即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成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阶级基础。
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基础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新起点。作为泱泱大国竟为“蕞尔岛国”的日本击败，割地赔款，亡国无日的危机激起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变法图存”由此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1895年的戊戌变法是自强运动。一代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社会的转型，它虽然被封建守旧势力所扼杀，但它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不但以维新志士的奔走呼号和流血牺牲精神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而且把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寻求国家出路的斗争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其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拒俄、拒法、反美、保路等规模浩大的反帝爱国政治运动，充分显示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同时，这一阶级的内部开始发生分化，逐渐形成了占有企业较多较大、社会地位较高、政治影响较强的上层和在这些方面都较为逊色的中下层。这两部分人都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同封建势力的联系，但他们扩大企业、增强资本的努力时常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发生尖锐冲突，于是他们希望自己的经济活动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但问题在于这种希望总是落空。所以，他们亦强烈要求改造这个政权以适应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与封建势力联系较疏且矛盾较大，故希望推翻专制王朝建立共和政体，以更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此时，他们各自的政治要求已不再需要借助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通过搞变法维新来反映，而是分别通过本阶级的成员，开展独立的政治运动来表达。这两个阶层将他们所要求实现的任务提到历史运动的赛程上，分别形成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发展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提供了社会阶级基础。
其二，由于新式教育和留学运动的蓬勃兴起、西学东渐局面的扩大、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广泛传播，出现了一个新型知识分子阶层。由于清末“兴学堂、奖游学”新政的推行，尤其是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之后，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者逐渐增多，从1902—1911年，学堂数由原来的700余所发展到52500所，在校学生数由近7000人发展到160余万人。(17) 在政府和民间力量的推动下，留学生尤其是留日学生急剧增加。清政府的目的是造就新政人才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但事物的发展往往与其初衷相悖。这些青年一经接触西学、新学，多数人的世界观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纷纷离经叛道，成为自由、平等、博爱的信徒。这些具有现代观念和新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通过各地的教育会等组织凝聚成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提供了干部基础，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生力军，成为满清王朝的掘墓人。
20世纪初，立宪思潮与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几乎同时兴起，这两种思潮都反对清朝的专制统治，要求改变现状。所以，革命一开始并不是立宪的对立物，而是立宪的合作者。在历史前进的征途中，社会的多样性发展是客观的、长期的，这就决定了社会的新生力量往往不是以单一的方式运行的。革命与立宪之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犹如燕鹊之双翼、舟车之两轮，它们相互依存、又矛盾对立，“二者交叉的出现，或缓或急地促进社会的新陈代谢”。(18) 这就是说，他们在使封建专制政体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转化这一主题下找到了结合点，并汇合成一股推动社会现代化的政治势力。但由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同，采取的方式与追求政权形式的差异，这股政治势力演变、分化为革命和立宪两个派别。虽然双方曾为此进行过激烈论战，且势同水火。但是，“革命派和立宪派在两个战场的不同活动构成了一股波澜壮阔的民主潮流，猛然地冲击着传统政权的堤坝”。(19)
辛亥革命的胜利、民国的建立，仅仅体现出一个政权简单的转换过程，即国家权柄由清政府易手于北洋军阀政府，其政权性质并没有改变，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建立在封建专制与军阀统治相结合的、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政治集团之成员，大都是清政权中的官僚，他们满脑子都是封建意识，图谋升官发财，除了相信枪杆子外，对政党政治毫无兴趣。他们认为政党政治对其投机钻营有用时，就拿出来装点门面，无用时，则弃之如敝屣。因而，在这种政治权力结构中幻想依靠简单模仿建立起西方式的竞争性议会政党内阁制度是根本行不通的。对于革命党来说，在辛亥革命胜利后，未能深刻认识到一个革命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力量掌握国家政权是实现其政党政治的基本前提与保障，“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民主政治力量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政治统治，以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为转折而基本丧失”。(20) 国民党在无军权与治权的政治条件下，幻想依靠选举的胜利实行政党组阁，建立相应的政党制度保障，逐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这种结局正如列宁在《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中所说的：“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代表都等于零。”(21) 况且，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农业社会，没有西方国家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不存在西方国家的市民社会，缺乏现代的教育体系，广大民众的民主意识、个人权力意识和法律意识淡薄，即当时的中国缺乏民主政治有效运行的条件，不顾国情地刻意模仿打造一个高度西化的政党政治运作系统显然是行不通的。孙中山痛定思痛地说：“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俗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否则，便会给国家、民族带来“退化”和“危险”，因此，凡事“要合适中国国情”。(22)
巴黎和会上几个西方大国的强权政治，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西方“新文化”的神圣感荡然无存了，西方人价值观的优越性坍塌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摒弃前人在数十年中顶礼膜拜的西洋、东洋楷模，重新寻找新的学习榜样。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正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人把眼光转向苏俄，从而把旧的“学西方”转变为新的“学西方”——寻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经过和马克思主义同时存在的形形色色的思想的细心比较，终于在一番现实的考察、理性的思考和热烈的讨论后，认定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所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绝非几个知识分子的非理性冲动，更不是简单地盲从，而是思考后的选择，是对现实的回应。
尤其在五四运动后期，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董必武、瞿秋白、邓中夏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投身于工农运动中，成为工农运动的领袖，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从而动员起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力量，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阶层，尤其是其中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切进步都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处于彷徨苦闷中的孙中山，从五四爱国运动中看到了革命民众的社会力量，决心改组国民党，“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23) 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孙中山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践尝试，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即国共之间的再次合作奠定了历史基础。
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意识的多样性，即改良主义思想家提倡的君主立宪政治方案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提倡的民主共和政治方案并存；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党专治统治和马克思主义者提倡的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政治方案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提倡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方案并存。所以，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依次经历了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多党竞争性政党政治、北洋军阀独裁统治和国民党一党专治统治模式。这些政治模式的被否定说明了它们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都是不相符合的，是与中国国情相悖的。所以，中国社会这种多样性和特殊性的长期存在和发展必然要求政治制度与之相适应，同样，政党制度的设计理念也必然是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国情基础之上的。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始曾提出中国的出路在于以俄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们经过社会实践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国情不同于俄国，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就在于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要先进行一场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清除障碍的社会政治革命，“即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24) 也就是首先必须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可是，蒋介石政权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与帝国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的官僚资本主义政权，他们维护的是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是绝不可能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但其力量极为薄弱，并有着天然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他们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现实，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农民结成坚固的同盟，同中小资产阶级结成可靠的联盟，以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通过武装斗争的道路，既解决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又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因此，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家模式，又不同于苏俄社会主义的国家模式。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运作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矛盾面前，把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两大法宝并用，得到了那些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反动统治下挣扎求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与合作，这就使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具有特殊的适用意义。综上可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结构、阶级结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的思想政治基础。
三、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文化基础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主要是由文化和制度建构的，制度是积极的文化信仰的产物。文化的精神、思想、观念是制度的基础，是制度这个体系的“灵魂”。从古今中外制度史的演变来看，制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往往受到文化这只“无形之手”的支配。从某种程度上讲，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思想、观念，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不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制度。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产生，就是受到西方文化精神、文化价值和文化伦理的支持和支撑的。例如，生产的分工和产品的交易是产生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条件，可是，并不是所有的生产分工和产品交易都必然产生市场经济制度，“只有那种得到市场的文化精神、文化价值和文化伦理支持和支撑的制度，才会最终发展出成熟而健全的市场经济制度”。“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或者新的经济制度，必然有一种与之相契合的文化精神、文化价值观。”(25)
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背景、文化精神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中国和西方的传统价值观也是根本不同的。西方传统价值观强调个人本位理念，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是第一位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应该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把个体利益看作是群体利益的基础，或把个体利益置于群体利益之上，这种重个体、轻群体的价值观的集中表现，就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则重视群体和谐关系，强调人际和谐与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应服从群体。社会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不仅与其特定的经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受其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建立在个人本位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西方政党制度，是一种两党或多党议会竞争性的政党制度。这种政党制度呈现出显著的两大特点：一是政治多元。各政党都有一套自己的价值理念、信仰体系和利益群体，它们为了自己一党一派的利益，形成相互对立的政治利益集团。二是互相竞争。西方政党之间是一种互为对手的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各政党以议会为平台互相竞争，以取得多数席位而掌握执政权柄为目的。因而当各个政党通过公民投票选举这种形式，来追求各党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互相倾轧、互相攻讦、互相拆台、尔虞我诈，并使政党日益成为政治家们的选举工具等弊病。“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这样的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26)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的产生除了中国独特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之外，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即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厚德载物、追求政通人和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族性格、社会心理等，都对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起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在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而建立的，也就是把具体的中国国情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我们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除了独特的经济、政治因素之外，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建立在以和而不同为价值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当然，这种建立并不是那种现代政党制度与传统文化的简单对接，这种传统文化对现代政党制度的影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潜移默化，是现代民主理念与和而不同文化精神的契合对接。也就是说，这一政党制度的设计者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要求和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创造性地设计了根本区别于西方两党或多党制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一党制的政党政治理论。就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本身而言，在一定意义上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正如罗豪才先生所言：我国的政党制度模式也体现了中华文化传统的特点，特点就是优势，“在执政党和参政党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一致这个大前提下，强调合作共事、民主协商，倡导求同存异、体谅包容，这恰恰体现了‘和合’民族文化传统的精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之所以在中华大地产生、存在并不断发展完善，正因为这里有它的文化根基，有适合它生长的土壤”。(2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也有别于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其显著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一显著特征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就是和而不同的政治理念。
所谓和而不同，体现在政治理念上，就是中国大陆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不是多元的，而是一元的。它们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各自的统一指导思想。这充分体现出中国大陆各政党是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合作关系。
体现在政党制度结构上，我国的政党体制属于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非竞争体制模式，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是体制内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没有在朝在野之分，不存在政党之间的相互竞争，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无一例外地必须在宪法与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各民主党派都是受宪法保障的独立的政党组织，它们都有呈现自身特色的政治纲领、独立的组织体系和自主决定各自党内事务的权利。民主党派的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是保障其有效地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的重要前提。
体现在党际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执掌国家政权的党，是领导党；各民主党派是参与执掌国家政权的党，是被领导党，它们是一种政治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虽然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由于它们在组织上都是独立的政党，因此也就决定了它们在党际关系上又是平等的。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一种政治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所以这种政治领导是在平等合作中进行的，是在民主协商中实行的。也就是说，这种政治领导是在寓于团结合作和民主协商之中变成共识，变为共同奋斗的自觉行动的。所以，这种领导是在被领导者的合作和自觉认同的基础上实现的，是建立在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和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的。因此，这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所以，在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方面，它们既是肝胆相照的挚友关系，又是荣辱与共的诤友关系，这样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弥补了由于缺乏监督带来的种种弊端，将多党磨擦的阻力化为合作的动力，有利于各民主党派的利益表达，有利于彼此在思想观念、政策主张上求同存异、达成一致，寻求最佳的政治策略和政策措施，使党际关系始终处于良性互动的最佳状态，从而实现和谐共赢。
体现在代表性上，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代表各自所联系的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群体和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愿望和要求。这样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实现集中统一领导与广泛政治参与的统一、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统一，又保证了各民主党派能够发挥社会联系面广的优势，概括整合不同利益需求，反映社情民意，为执政党和政府化解矛盾、协调关系，还有利于执政党听取、尊重少数利益群体的意见，兼顾和吸收少数利益群体的意见，以弥补简单机械的少数服从多数之民主原则的不足，既体现了中国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又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注释：
①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载于《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②李鸿章《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载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0辑(691号)第677页。
③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加上1930年3月设立的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和1935年11月设立的中央信托局，一般称之为国民党政府垄断全国金融业的“四行二局”。
④⑤汪敬虞《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总体考察和个案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⑥钱昌照《两年半创办重工业的经过及感悟》，载于《新经济》1939年第2卷第1期。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页。
⑧《大陆报》第3年第7号。
⑨⑩(11)(13)(14)参见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289页。
(12)《为国家求饶！》，参见1944年12月19日《大公报》社评。
(15)《当前民族工业的危机与出路》，载于1946年10月20日《解放日报》。
(16)郭飞平《中国民国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17)吴春梅《一次失控的近代化改革》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18)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7页。
(19)(20)关海庭《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第117页。
(21)《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09页。
(22)《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8页。
(23)转引自《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页。
(25)[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5—256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7页。
(27)罗豪才《努力在多党合作总格局中发挥应有作用》，载于《中国统一战线》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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