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经济的效率递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主导论文,效率论文,政府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经济作用，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保证，又往往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战后50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发展中国家政府只有适时调整干预经济的内容与方式，实现由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的转变，才能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政府曾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第一推动者
发展中国家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国情是原有经济基础落后，与先进国家的经济差距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表现在：国内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市场经济的结构和功能极不完善，价格扭曲，民间企业弱小，缺乏有活力的企业家阶层，资金短缺，劳力过剩，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等。为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必须利用各种手段积极干预经济活动，所以，政府往往是启动经济并实现向纵深发展的最重要推动者。如：
第一，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发展中国家要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完发达国家用几百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是缓慢的，尤其是当广大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市场经济发育迟缓时，政府应发挥强有力的支撑和调控作用，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运用政府的力量进行资源配置以替代不健全的市场机制，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培植和鼓励主导产业的发展，以诱导资源配置，启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起飞初期，发展中国家普遍把金融机构作为实现政府制定的赶超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工具，由政府直接控制信贷资源的配置，通过“优惠利率”、“信贷分配”和其他“政策性融资”，将银行资金集中分配给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和企业。通过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发展中国家有效地集中了经济资源，促进了工业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第二，政府对企业家的替代。战后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政治上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其国内民间资本发展步履维艰，企业家资源严重短缺。为了加快工业化步伐，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本国企业给予了充分的指导、支持和扶植，通过建立国有企业直接控制一些关键部门的发展。如拉美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国家拥有主要的公共设施、钢铁企业、大部分矿山产品加工企业，并垄断了石油开采、精炼以及石化部门。东亚各国的国有经济在经济起飞阶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韩国在60年代大规模发展了国有经济，包括从钢铁、石油化工到公共事业、旅游等领域都被国有企业控制。到70年代，韩国国有经济在社会总投资中比重一度达到1／3。其他如新加坡、印度等一些国家，国有经济一度也占有相当比重。在这些国家中的民营企业，其经营也严重依赖于政府的支持和保护。而在战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实际上就是政府官员。在经济起飞阶段，通过由政府对企业家的替代克服了民间资本能力薄弱的困难，直接落实政府的战略意图，达到短期内快速发展重点产业的目的。
第三，政府对公共资源的提供。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统计资料和对经济增长原因的大量研究表明，与其说是实物资本的增长，不如说是人力资本的增长，才是发达国家经济振兴的基本原因。高素质的人才是支撑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对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承担着培养人才，对国民教育的责任。与此同时，为创造适宜的经济发展环境，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先集中财力，兴办外部效益显著的公共部门、大型基础设施及基础科技开发项目，以带动民间资本的发展，增强国民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政府的推动作用至关重要。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成功地启动了经济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因政府推动不力，经济启动无效或至今仍未启动。如韩国和菲律宾，战后两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基本相似。韩国由于政府的成功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现已跻身于全球第11大经济实体，人均GNP在1961年仅82美元，到1996 年已突破1万美元，被誉为“汉江奇迹”。而菲律宾从1965年到1986 年经历马科斯长达20多年的独裁统治，政局黑暗腐败，马科斯家族利用政治权利大肆敛财，“富可敌国”，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迟缓，至今仍以输出“菲佣”而著称于世。这种因政局腐败而延缓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象被称为发展进程中的“马科斯陷阱”。一方是“奇迹”，另一方是“陷阱”这生动地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作为实现经济起飞的第一推动者所起的重要作用。
目前政府推动的效率递减及原因
如上所述，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保证，但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效率又是逐步递减的。一旦实现经济起飞，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民间资本的壮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主动调整干预经济的内容和方式，否则必将造成政策失误，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甚至导至危机的发生。
（一）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容易造成大政府小市场的格局。政府对市场替代的极端形式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这种政府对市场的完全替代形成了“全能政府”和“全能主义”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要想有效运转，首先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即政府掌握经济生活的全部信息和整个社会是单一的利益主体。而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全知全能的管理者能够及时掌握分散发生的有关千百万种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信息，而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也都有各自独立的利益。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政府对市场的完全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因其内在无法克服的低效率的弊端，战后在一些国家进行了几十年的尝试而终被抛弃。
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具有垄断性，即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往往使政府缺乏降低运作成本、提高效率的内在动力。正如“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那样，政府本身具有内在的扩张趋势。这种内在的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的扩展，从而造成政府规模不断扩大，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政府开支直线上升，大大抬高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成本。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个货币化了的经济社会中广泛保留政府的行政干预，如果国家缺乏法制，政府缺乏自律，就形成了利用权力寻租的巨大机会，使得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泛滥，导致决策和行政的非科学化和非理性化。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裙带资本主义”现象，如苏哈托家族对印尼经济的垄断、泰国政府官僚与房地产商人的勾结等，都反映了这个问题。这种由于“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而产生的寻租行为，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扭曲了经济资源的配置。同时由于权力市场化驱使大量的经济资源耗费于寻租活动，增大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使生产经营者丧失了提高经济效益的动力。这种高额的寻租成本正是政府干预经济效率递减的结果。
（二）政府对企业家的替代容易形成强政府弱企业的状态。由于政府和民间力量之间存在着挤出效应，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企业家的替代往往使得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强化。战后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在启动经济时，通常对企业和银行采取扶植政策，即使企业和银行不是国有的，其行为方式上也会与国有企业差不多。企业可以凭借对政府和银行的依赖关系进行扩张，不计成本，不怕亏损。因为亏损或资不抵债后大都可以依赖政府，通过信贷扩张而生存下去。这种经济关系的实质相当于政府将企业认领为“干儿子”，企业同样具有“预算软约束”的性质。在东亚一些发展中国家，许多大企业都是在政府的金融倾斜政策时期迅速发展和膨胀起来的，尔后它们又因在生产和销售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继续获得大贷款，这就陷入了一种因获贷款而坐大，又因坐大而能获得贷款的怪圈之中。这种靠政府的保护而发展起来的企业往往对市场的应变能力不足。因政府的特殊优惠，企业也就较少在提高内部的效率上下功夫，并且极易导致盲目扩张。这一现象在韩国尤其突出。1996年韩国的所谓“50大”企业加在一起净亏损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国内一些企业的情况也与韩国相类似。概括地说，为避免资源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配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能充当本国企业的“父母”，而只能在民间企业稚嫩的阶段扮演“保姆”的角色。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主导经济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在创造辉煌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严重的问题。要克服政府推动经济的效率递减效应，必须及时改变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健全市场经济的基础，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由“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的转变。
对我国的思考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面临着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在打破原有的“全能主义”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能否切实转换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发挥政府在培育和完善市场上的作用，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到位”而不“越位”，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绩效的重要因素。为此应：
首先应充分发挥政府促进市场发育的功能。鉴于我国的市场发育程度比较低，要想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市场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只能先发挥政府培育市场的功能。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负责奠定市场发育的基础，即界定和保护产权。尽快建立由各种法律、规章和制度组成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同时，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日益商品化和社会化，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单靠政府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及相应关系进行直接监督和调节比较困难，政府可通过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行使监督和调节的职能。
其次要创建非扭曲性的经济政策环境。经济生活中，政府控制着一系列经济的社会活动，一些部门存在着严重的国家垄断和计划控制，一些政府管制采取了不适当的形式，造成各种经济政策扭曲，阻碍了市场秩序的形成。因此，必须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市场能够做的事交给市场。为创建非扭曲性的经济政策环境，当前应加速实现国内市场的一体化和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真正平等竞争。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现规模经济，优化资源配置。但由于地方政府常从局部利益出发而对经济活动实施不适当的干预，使得各地区经济封锁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至今也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这不仅导致了各区域经济的严重同构，而且也影响了启动内需的政策效果。
最后仍要努力提高政府机构的运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