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源词义素分析法同源词意义分析与比较的方法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意论文,词义论文,分析法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代和当代同源词研究实践中运用的对意义进行分析与比较的方法有义素分析法和比较互证法，陆宗达、王宁先生已经对它们作了理论总结。进一步探讨其中的原理，补充其内容，同时，把这两种方法沟通起来，使之既有分别又有联系，成为能够判定同源词的意义关系、描写错综复杂的词源意义系统的方法，是同源词研究科学化的要求。本文主要讨论这两种方法之一的同源词义素分析法。
一、同源词义素分析的方法
1.0 在归纳的基础上，把同源词的义位切分为两部分即源义素和类义素的方法，就是同源词义素分析法。它的作用是对同源词意义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通过这种分析，可以从一组同源词中归纳出词源意义，即构词的理据。
1.1 同源词义素分析的方法和原则
王宁先生根据汉语同源词的实际情况和汉语词源研究的实践经验，用两分法分析同源词意义的内部结构。王先生以从“小”得声的一组同源词为例：
稍＝／禾类／+／叶末端渐小处／
艄＝／船类／+／尾端渐小处／
霄＝／云霞类／+／顶端视之渐觉小处／
鞘＝／革类／+／顶端而细小处／
梢＝／树木类／+／末端渐小处／
指出：“经过分析的两个部分，显示了词义的内部结构，而每一部分都小于一个义项（义位）。”她借鉴西方语义学的义素分析法，把这两部分定为义素。含有词义类别的称为“类义素”，用/N/表示；含有词义特点的称为“核义素”或“源义素”，用/H/表示。由此，她得出表示同源词意义关系的公式：
Y[X]=/N[X]/+/H/
上举一组同源词的意义关系可以表示为：
Y[5]＝／禾类、船类、云霞类、革类、树木类／+／尖端－渐小／
这样就可看出：“同源词的类义素是各不相同的；而核义素是完全相同的或相关的。”（注：王宁《汉语词源意义的探求与阐释》；《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1.2义素分析的方法，是以传统词源学在音近义通的一组词中平面归纳词义特点的方法为基础的。王念孙说：“……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广雅疏证序》），章太炎说：“物有同状而异所者，予之一名”（《文始叙例》），沈兼士归纳右文公式为"(ax,bx,cx,dx……):x"（《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都是在使用归纳法。义素分析法抽绎源义素，是以归纳法为基础。王宁先生说：“科学的汉语词源学应当首先继承这一点，并进一步完善有关这一工作的操作方法。”所以，它首先是对传统方法的继承。
1.3但是前人在归纳时由于强调词义特点，不论词义类别，从而忽略了对词义特点的意义单位的考虑，理所当然地认为它相当于交流中的一个完整意义，从而又导致无法说明词义特点与词的概念在词义运动与传达信息中的区别。义素分析法不但注意词义特点即源义素，也注意它的对立面类义素的存在。所以，王宁先生特别指出同源词意义内部结构的“每一部分都小于一个义项（义位）”。关于两种义素对于同源词滋生的作用，她说：“同词性的同源词的意义关系建立在核义素相同的基础上，它们因类义素的对立互补而区别为不同的词。”依据源义素、类义素的切分和它们的定义，我们知道两者在词义运动中的作用，同时避免把它们与进行信息交流的概念混淆。这是归纳法所没有达到的。比如，“境”与“界”，在概念上是相同或相近的，是同义词。它们是不是同源词，不能根据相当于一个义位的概念的异同来判断，而必须根据源义素是不是相同来判断。“境”的意义结构是“／土地／+／穷极／”，“界”的结构是“／土地／+／中介／”。它们是类义素相同，源义素不同，显然不是同源词。人们容易把它们看作同源词，除了类义素同的原因之外，词义引申导致异源同流而使概念相近，是一重要原因。这样，义素分析法就既是从归纳法出发，而又有自己新的发展，新的内涵。
同源词义素分析法的原则主要是：两分（区别是于西方语言学义素分析法理论上义素无限多）；重视源义素。这两个原则，可以结合义素分析法的原理来讨论。
二、同源词义素分析法的原理
2.0汉语同源词意义结构的实际，词义运动发展的规律，对同源词意义结构的分析的需要，决定义素分析法的内容和原则。义素分析法的原理，也就在它的对象的特殊性和它自身的客观性。汉语同源词义素分析就是把源义素和类义素釐析开来。其原理主要是两分的原理。
2.1汉语词汇中，从名称的区别作用看，每个词都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事物的类与某种特征。根据《尔雅》和《说文》训释，可以看到每一个词的两部分涵义，如右表所示。
每一个词只包含两部分内容，从而只需用二维的坐标系就可以标出每一个词的位置，反映出区别于其它词的内容。比如，“麔”包含的是“麋属+雄性”，“麎”是“麋属+雌性”，“羔”是“羊属+幼子”，……每一个词所要区别于其它的，只有这两方面内涵。
有几个问题需要解释。第一，类别划分是多层次的，如“麋、鹿、麕”可以合为更大的一个类。第二，这里区别特征是指词的理据所在但并不是指理据。同是豕子而既可以叫“豚”又可以叫“豰”，就是理据不同。第三，同一个词可以用于不同的物类，如“豜”。
2.2 汉语同源词中，从词义引申到新词派生、文字孳乳，都以词源意义为条贯，以物类为依载。这反映出同源词的意义结构也是两分的。如，人之初为胎，亦为始，令人宜子之草为芣苡，米蘗煎者为饴，竹萌为
，耒端为枱，水崖为涘，崖亦端。物类不同，而都有“端始”义。又如，孕曰娠，口端曰唇，身后曰
，水崖曰漘。物类不同，而都有“端始”义。这些都是在相对一个平面内。人之初曰子，草木之初曰才；乳曰字，即养育，栽培曰季，“雝禾本也”，亦作栽；人生曰孳，草木益曰兹。“子”、“才”都是再生，故有芓，麻母也，即谓种籽；饼麹曰
，即酵母，酢浆曰酨，也是发酵的。同贯着一个“初始”的意义，随着所涉事物种类的增多而递增新词。这是从相对纵向的角度观察。
2.3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汉语派生过程的形声字结构，义符与音符的两合，也能说明同源词意义结构是由两部分组成的。正是由于义符和音符都载有意义，所以人们既把左边部分叫义符，又以为右文或右边所表示的声音载有意义。即使不是形声字，独体或合体的表意字（象形、指事、会意）也表现出所象事物和所记录词的声音。
古代训诂对词义结构的两分，跟汉语词的意义结构、词义运动发展的规律是一致的。这些都是同源词义素分析法实行两分原则的客观依据和道理所在。
三、源义素、类义素的性质和作用
3.0源义素、类义素都小于一个义位。把源义素、类义素釐析之后，下面将讨论它们的性质和在词义运动中的作用。
3.1源义素是客观存在于词义之中的，是认识在词义中的积淀；这种认识是思维对命名事物某一特征的主观理解，而思维对具体每一事物及其特征的理解，是以人类在漫长实践过程中对客观世界不断反复的认识和思考为基础的。从具体到一般，又从一般到具体，反反复复的调整、磨合，才达到我们现在从词义系统考察中所能见到的古人认识水平和意义体系。源义素从性质上反映的是抽象思维的认识，它的根本来源即是客观物质世界。章太炎先生说的“语言之初”“表德之名最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源义素是主观对客观事物特征的理解，即源于客观的主观形象，可以把它叫作“意象”。意象是概括抽象的图象。举“华、刳、辜、
”一组同源词为例说明。《说文》：“
，
木华也。”华、一字。未发为蓓蕾，发则为华，故华用作动词即开花之义，《礼·月令》：“季春之月，……桐始华。”又曰：“桃始华。”华的理据在于它的开放，取蓓蕾绽开，花瓣之间上部披开而下部连于花萼之象。上部分裂而下部连着，就是华的形象。《释木》：“瓜曰华之。”邢昺疏：“此为国君削瓜之礼也。华谓半破也。降于天子，故破而不四析也。”《礼·曲礼上》：“为天子削瓜者副之，……为国君者华之。”郑注：“华，中裂之不四析也。”不四析是上部判分开但是底部还都连着。“华”与“刳”音近义同，刳谓剖开一端而掏空其中，也是没有判分到底。郝懿行疏《释木》云：“华犹刳也。盖言析之而不绝也。《夏官·形方氏》云：‘无有华离之地。’音义并与此同。”按郑玄注《形方氏》云：“华读为
哨之。正之使不邪离绝。”贾疏：“者，两头宽，中狭。”从中间对折起来也是析之而不绝的形象。《说文》：“刳，判也。”段注曰：“刳谓空其腹。《系辞》‘刳木为舟’，亦谓虚木之中。”“刳木为舟”就是《说文》“俞”字下所谓“空中木为舟”，即从上面掏空木头成为独木舟。这也是“破而不四析。”“刳”与“辜”音近义同，《周礼·大宗伯》：“以副辜祭四方百物。”陆宗达先生指出，“副辜”就是先剖牲畜之胸，又刳出牲畜的内脏。（注：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95页，北京出版社1981年。）“辜”也是掏空，并没把牲体判为两半。《说文》：“，坼也。”（“坼，裂也。《诗》曰：‘不坼不副。’”）是有裂缝而两头还连着，与“罅”音义同，“罅，裂也。缶烧善裂也。”罅也是中有裂缝，两头连着，都是析而不离绝。“、罅”与“华、刳、辜”并音近。……花开放而花瓣连于花萼，剖瓜中裂而不四析，掏空木头中心，剖开腹腔挖出内脏，物体中间裂缝……事类不同，而都可以构成相同的意象：刳空，使成弧形。这种意象是对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特征的理解，与名称结合后，积淀为语义成分，就是源义素。
类义素的本质是思维对客观世界事物分类认识的反映。客观事物的分类，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认识。如，植物、动物之别，飞禽与走兽之别，草与树之别，……都是客观存在的；但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物类划分别而有别的活动是随着认识的深化而延续的，所以，孰与孰别，孰与孰分，又是相对的，是主观的行为。古文字里，从（亦作
）与从木，从鸟与从隹，从豸与从犬，等等，是经常混用的。猴、狐、狼皆非犬属而字从犬，麙字从鹿而训为“山羊而大者”，拿现在的科学分类衡量是跨类的。即使分类清楚，事理的交叉也是存在的，如从口与从言、从欠，从火与从日，从止与从足、从
、从彳，多是事理的交通。所以类义素是以客观属性为认识基础的，又有主观的成分。
因此，类义素既是物类认识在词义中的积淀因素，又不能简单视为与物类完全对应。从人类认识对物类划分趋细的角度看，对古文字字形所反映的类义，不能拿后代的标准看待。从造意与词义实际存在较大差别来看，类义素也是在概括。如，《说文》：“准，平也。”段注曰：“谓水之平也。天下莫平於水。水平谓之准，……因之凡平均皆谓之准。”按，“准”字从水，只是托实物以明空理，因为“天下莫平於水”。那么这个词本就不局限于水准。从段玉裁开始，不少人论述词义引申容易从字形出发，多是因为单从字形来确定类义素的缘故。表示性质状态形容词的类义素较不受事物分类的限制，因为它本身表示的是有关诸多物类的普遍性质。名词的类义跟事物分类较密合，因为名称的产生与对物类的认识分别基本上是同步的。
总之，客观事物分类是类义素的认识基础，在意义系统中的互补性是同源词类义素的最主要的特性。
3.2源义素的作用，由于它小于一个义位，所以不是直接体现在言语交流中，它不在交流中实现义值，而是在词义运动中起主导作用。词义运动包括词义引申和词的派生，派生是从引申开始的，二者可以综而观之。以“间”字为例，《说文》：“间，隙也。”造意取象于门隙，以明两边相夹这个特征，源义素是／中介、相夹、相间／。新版《辞源》在三个读音下共列了17个义项，表明有17个义位（有的已独立为新词，但这里把引申与派生放在一个平面上，不影响讨论），我们可以在它综合分析的基础进行讨论。这17个义位都跟源义素密切关连：【三】中间，【七】空隙、空子，跟／中介、相夹／直接对应。“空隙”义引申为时间的空隙，则有【二】闲暇，【四】倾刻；引申于人事则有【八】嫌隙；【十四】伺候、刺探，即乘隙，入隙，亦由“空隙”义而来。【六】干犯，【十二】参与，【十五】间谍，是插入其间，【十三】离析、离间是使有隙，扩大间隙，都与“空隙”义有关，也与“中间”义有关，因为“中介”与“相夹”本来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对立统一面。／相间／则有【+】隔，引申为房屋间隔，则有【五】量词（“一室曰间”）。【一】安静，应是由因“空隙”而有的宽义引申。“隔”义引申为【九】更迭，【十一】差别，以及【十七】病痊愈或好转。病愈曰瘥，瘥之言差，病愈曰间，犹差别曰间。愈是过，差亦是过，间亦是过，“间”、“过”、“越”对转，故“差”、“愈”义皆与“间”相关。【十六】乘间、私自，是由“隔”义引申的。间隔与樊篱同义，所以避开叫作间，犹屏叫作樊。这17个义位都是由源义素发展来的，都跟类义素／门／（实际上也是托实物以明空理）毫无关系。同时可以看到，这17个义位涉及不同的事物类别，如人际、时间、心理、建筑、疾病等等，这些是它们名义位之间差别的重要因素。反过来可据以观察类义素的作用。
词义运动中，决定运动发展方向的是源义素，而决定产生意义区别、词语独立的，则主要是类义素的作用。类义素与源义素的结合，实现词的派生；类义素的差别是同源词之间相互独立的标志。源义素是词义运动中决定运动方向的内因，类义素是实现词语派生的外因。事物分类界限的认识决定了词与词的区别，从而完成了词的外延的界定，也就是实现了词的派生。任何一种特征都是以具体事物为载体的，认识运动从一种事物到另一种事物，在以对特征的认识为主线的同时，也就认识了这新事物的属性意义，对新事物的命名必以对所属物类的认识为前提。
四、源义素的演变和变体
4.0词义引申和词语派生不断发生，具有多向和多重的性质，源义素从词根到各层次的核义素之间，会发生一些演变。源义素以客观事物的一般规律和特征的认识为基础，它的演变是与认识发展的规律同步的，源义素的演变循着理性认识深化和周密化轨道发展，各个核义素之间演变关系纳入理性关系的轨道。这些核义素都是源义素理性变体。词义运动除了受客观事物一般规律的制约，它还会受到历史文化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后一种原因产生的词义运动是感性引申。源义素通过感性引申而产生的与词根意义没有理性关系的核义素，叫源义素感性变体。
4.1理性变体反映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联系。这里举一组关系较易理解的例子：
显然，／割断／、／分决／、／中介／、／相间、相夹／、／贯穿／都有理性的关系，／割断／和／分决／是主动者和客体的区别，／中介／是割断／和／分决／的一种结果，／残缺／也是／割断／和／分决／的一种结果，／相间、相夹／、／中介／和／贯穿／是同一种意象不同角度的认识。／间距／与／分决／、／中介／相关，／拒御／与／间距／有因果关系，／拒御／与／分决／、／中介／亦相关。／离去／与／割断／、／分决／都相关，故分割谓之裂，犹去谓之离，离、裂对转；决断谓之
（水裂去也），犹离谓之去，、去对转，去与罅亦音近。又，／间距／、／拒御／与／离去／亦事理相同。这几个核义素至少有如下的错综交通关系：
这些核义素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得到理性的解释，它们都是源义素，它们之间是理性变体的关系。源义素理性变体之间，很难说谁与谁就一定该分，实际上是粗略则总为一义，缜密则分为数义，反映了认识思维由简略向细密发展的趋势；因此也不易确定说谁比谁更早，或谁与谁疏，谁与谁密。前人如王念孙、郝懿行经常指出，大、高、厚、远义相通，予与散义通，敛与聚义通，蔽覆与暗义相通等等，都是探讨意义之间的理性关系。
4.2 词义运动也经常受到历史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产生新的意义。在词族意义系统中，这种意义无法与理性变体从逻辑事理上沟通，我们把因社会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的词义运动所产生的源义素变体称作源义素感性变体。王国维当时就探讨黄色义与始义为什么会发生关系。他说：“权及权与皆黄色之意，黄华、黄英《雅》有明文，《虫》之蠸与父，注以为瓜中黄甲小虫，是凡色黄者谓之权，长言之则为权与矣。余疑权即
之初字。《说文》：‘，黄黑色也。’《广雅》：‘，黄也。’今验草木之萌芽，无不黄黑者，故蒹葭之萌谓之
萮，引申之则为凡草木之始，……又引申为凡物之始。”（注：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王国维遗书》第六册。）章太炎探讨了通孔义与苍色义发生关系的原因。他说：“其在之通孔，则孳乳为葱，菜也。……孳乳为
，帛青色也，为骢，马青白杂毛也。”（注：章炳麟《文始》卷六。）这些跟王念孙的“凡张与大同义”（卷一“张也”条），“远与大同义”（卷一“远也”条），“凡物之锐者皆与小同义”（卷二“小也”条）等比较，一种是探讨社会文化或物理的某种偶然现象对词义运动的影响，一种是探讨客观规律性的影响，表明前人已重视从感性和理性两方面解释意义之间的关系。感性变体与理性变体共同组成词族的意义系统。
五、义素记录手段的不足
为了表明源义素、类义素小于一个义位，王宁先生用/X/的形式来表示它们。这是借鉴音素的记录方式。在理论上，强调／ ／内的内容小于一个义位。但也有无法借鉴的，音素的记录符号本身就小于一个音节，而义素的记录符号却仍然用词、词组，这些单位的涵量本身就不是小于一个义位。受这种记录手段的限制，实践中义素分析的精确性往往受到限制。这就象旧时的反切，上切、下切字分别是一个音节，却用来表示小于一个音节的声母、韵母。
工具的精确与否直接关系研究的精确度。词在交流中实现的义值是一个义位，用一个义位表述一个义素，则义素的区别性特征无法显现。这不只使研究结果的表述不精确，它还直接影响研究的整个过程。王念孙作《释大》，以一个“大”字为衡量标准，就相当于我们说拿“大”作核义素。这样就可能失之于滥。王力先生举例说有“有一系列的明母字表示黑暗或有关黑暗的概念”，如：暮、墓、幕、霾、昧、雾、灭、幔、晚、茂、密、茫、冥、蒙、梦、盲、眇。（注：王力《汉语史稿》第三册第四章。）我们上面用“割断、断裂”之类来表述义素，显然也是不精确的。除了因意义单位不对等而不能精确记录、表述之外，词、词组在交流中表示概念，拿它们记录核义素，很容易导致以概念即词汇意义代替词源意义。可见，义素记录手段仍有不足，有必要根据义素的实际内涵和特征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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