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先扶志：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与质疑
傅安国 吴 娜 黄希庭
[提要] 心理学研究发现，与富裕的人相比，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更容易折扣未来的收益。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贫困导致短视选择，短视选择反过来又造成贫困。贫困对跨期选择的影响，受到认知、情绪及信任三个因素的中介作用，进而导致穷人宁愿放弃大而慢的收益而选择小而快的收益。我们质疑的是，为何研究者对现实生活中众多“人穷志高远”的例子视而不见？显然，忽略价值观对跨期选择的影响就容易得出过度类化的结论。此外，单一的研究取向或方法也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关键词] 贫困；跨期选择；认知能力；情绪；信任；价值观
一、引言
“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1](P.689)，二千多年前的韩非子似乎就已道出穷人跨期选择的规律。今天的科学研究更是发现，与富裕的人相比，穷人更倾向于做出短视的选择，忽视长期而关注短期的结果[2]，[3]，这也是扶贫先扶志的科学依据[4]。换句话说，穷人更有可能忽视将来的收益，贫困个体的志向问题实质上就是跨期选择的议题。
人们对发生在不同时间点的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选择和权衡的过程就是跨期选择(intertemporal choice)，二十多年来它一直是行为决策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4]。研究者为了厘清跨期选择的心理过程，便从心理学的视角来探究不同时间的结果，进而分析延迟收益随时间推移的折扣比率，并将其称为时间折扣(time discounting)；研究人员常常用折扣率(discounting rate)，即现在获得的成本收益与未来获得的成本收益相除的比率来衡量个体对将来事件的折扣程度[5]。较高的时间折扣率预示着个体倾向更快速的回报，且伴随时间的推进，延迟收益的价值会很快地降低。因而，探究跨期选择离不开时间折扣这一核心概念。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曾指出，跨期选择不仅决定个体的财富、健康及整体幸福感，而且还影响国家的经济繁荣程度，如进行与关系、饮食、投资、支出、犯罪、生育和教育等相关的抉择都需要进行跨期选择。人们根据时间的推移而做出各种经济或生活决策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行为，只不过对贫困家庭来说，跨期经济决策显得过于艰难且复杂，比如教育投资与储蓄[4]，[5]。研究者们指出，穷人和富人在这些跨期选择中的倾向截然不同。穷人很难投资能获取长远利益的项目，比如在健康、财务和教育方面的投资[2]。也就是说，短视的决策会进一步减少穷人将来的长期利益回报，进而使其更难摆脱贫困，这势必会造成恶性循环：贫困导致短视的选择，短视又进一步加深贫困[4]，[5]。贫困是如何引致短视选择的呢？厘清这一贫困心理机制，有助于我们开展精准扶贫。
以上计算适用于地级市指标的计算。如表2所示，长三角两省一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指标体系与各地级市不同，仅用人均财政支出表示公共服务水平，因此这是一项主要从投入来衡量各地区水平的指标。为了清晰体现地区间的差异，我们利用集中系数对比两省一市与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将省份i的j类公共服务的二级指标按人口平均与全国相应人均指标相比：
各个领域的学者尝试从不同视角对穷人的短视决策做出阐释。在社会学者看来，穷人的选择源自脱离主流社会文化的“贫穷亚文化”，而此种亚文化养成的独特生活方式常常会误导其动机与目标[7]。穷人之所以做出短视的决定，是因为他们看重眼前的结果。经济学家却认为，穷人与富人相比并无不同，他们的行为亦是理性地趋向目标[3]。穷人之所以表现出短视行为，是因为他们缺少减贫的机会而不得不在跨期选择中竭尽所能地权衡自身处境[4]。此类研究均为人类的减贫工作提供了借鉴。但是，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贫困个体作为主体的“行动者”地位不容忽视。有关贫困个体树立志向进行长远规划的问题，离不开心理学者对贫困心理机制的揭示。近年来，心理学者围绕贫困对跨期选择的影响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本文旨在梳理这些研究，廓清与跨期选择相关的贫困心理机制。
二、贫困与跨期选择的关系
跨期选择能影响个体的一系列行为，如存款、贷款、投资、教育、消费、健康、环境和生育等行为[9]。在现实生活中，与富人相比，穷人表现出更多的不良行为，如酗酒和暴饮暴食。穷人总是过度借贷，且很少投资教育和储蓄。尽管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行为是有害的，但有些人还是宁愿放弃长期的收益而追求即时满足。如果折扣率很高，他们往往不愿意送孩子接受多年的教育。因为他们认为教育是对未来收入的投资，而他们不愿等待[10]。研究还发现，穷国的普通百姓比富国的普通百姓更偏好吃不健康的食物且更少运动，进行更少的储蓄[11]。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均表明，贫困家庭不太可能为了将来更大更长远的利益而放弃眼前的利益。还有研究显示，家境富裕的孩子长大后更偏好长远打算，而家境贫穷的孩子长大后更关注当下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在富裕环境中长大的个体拥有更多的资源，更强的自控力，而在贫困环境中长大的个体拥有更少的资源，面临较多的威胁；为了应对环境威胁，从小生长在贫困家庭中的个体可能会更迫切地寻求社会资源；研究还指出，儿童所处的生活环境使其建构出迥异的生命史策略，生活资源富足的个体则更加看重将来，而死亡线索的频繁呈现使得生活资源较为匮乏的个体更加重视当下[11]，[12]。早在1930年，费雪(Fisher)就指出：“在相同的条件下，低收入者往往会有更高的时间折扣率。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和未来都需要必需品，部分是因为他们缺乏远见和自我控制。”后来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的许多关于折扣率与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均支持这种观点[10]。有许多研究表明，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往往比富人更倾向于折扣未来的收益。例如，美国贫困家庭的时间折扣率高于富裕家庭[13]。同样，研究人员发现，埃塞俄比亚的农民家庭[14]和印度南部的研究样本[15]均表明，较低的财富水平能预测相当高的时间折扣率。研究人员还曾利用家庭购买、使用空调的数据来预测消费者的时间折扣率，结果也发现时间折扣率和收入之间呈负相关[16]。还有一些对美国和丹麦的研究也显示，折扣率与财富之间呈负相关，亦即富裕的人更有耐心[14]，[17]。在马达加斯加进行的一项研究也支持上述观点[18]。
近年来的多项研究均表明，负性情绪会增加时间折扣[36]，[37]。研究人员通过向被试展示导致悲伤情绪的短视频，然后让被试在更小更快的收益和更大更慢的收益之间做出赚钱的跨期选择；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被试相比，观看短片诱发悲伤情绪的被试偏好选择更小和更快的收益[36]。也就是说，悲伤会减少人们的耐心[37]。简而言之，当存在负性预期情绪时，被试更有可能选择即时和更小的收益。与此相对的是，在另一项稍早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图片和词汇来诱发被试的积极情绪[38]，结果发现，积极情绪的人更具远见且更关心未来，所以他们有更好的自我控制能力；根据建构理论，积极情绪的人具有较高的建构水平，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做出在未来收入更高的选择。
富裕或贫困的地位可以改变个人的延迟折扣，让人们在跨期决策中做出不同的选择。研究者还进行了一项贫富状态诱发的实验，以探究个体在不同状态下的跨期选择，内隐实验和外显实验均得出一致结论：在贫困的条件下，个体宁愿选择较小较快的收益，而不是更迟更大的收益[11]。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进行了三个实验：一是诱发外显的贫穷线索和富裕线索，二是诱发内隐的贫穷线索和富裕线索，三是操纵富裕和贫困地位的暂时改变；研究结果发现，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体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冲动，因而他们在跨期选择中追求即时满足。
但也有一些研究不支持这种观点。例如，在玻利维亚和越南进行的研究并没有发现时间折扣率和财富之间存在显著相关[9]，[19]。然而，他们的研究中只使用了两个具有相似特征的村庄，这使得样本间的收入变化太小。因此，研究人员可能没有掌握足够的收入变化资料来探明收入和时间折扣率之间的关系。如果使用收入变化较大的村庄作为样本，研究人员可能会发现收入和时间折扣率之间的关系。
总之，尽管少数研究表明收入与时间折扣率之间没有关系。但大多数研究均表明，收入与折扣率呈负相关，亦即贫困将产生更高的折扣率，穷人在跨期选择中往往选择更小更快的收益。因此，贫困能影响个体的跨期选择。一些研究关注的重点是贫穷的外部环境(如信贷市场的限制)，以解释贫困的一系列不良行为，这些行为反过来又导致贫困的进一步加剧[20]；另外一些研究侧重于穷人自身的特点，如很少受到良好的教育，较少得到父母的关注和容易受到负面冲击[21]。本文主要关注穷人的心理过程，并揭示为何贫困会对跨期选择产生影响。而大量研究表明，可能存在一些心理变量控制着贫困对跨期选择的影响。为此，本文接下来将讨论它们之间的心理机制。
三、贫困影响跨期选择的心理机制
(一)贫困通过认知路径影响跨期选择
当下最流行的心理学观点指出，人类大脑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而贫困诱发的众多资源匮乏问题耗费了太多的认知能力，导致穷人在进行其他问题抉择时的认知能力大大减少[2]。亦即，贫困减弱了穷人信息加工的能力[8]，由于他们不能充分处理信息后再规划未来，这就导致更高的折扣[2]，[3]。
按照《中国多发性骨髓瘤诊治指南》[7]，20例初发患者接受硼替佐米为基础的化疗方案；10例复发患者中，复发前接受硼替佐米(n=8)或沙利度胺(n=2)为基础的方案，复发后接受硼替佐米(n=7)或来那度胺为基础的方案(n=3)。另选择行骨髓检查的健康者20例为对照组，其中男性11例、女性9例，年龄40～70岁，中位年龄55岁，均排除近期感染、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或传染性疾病。
诸多实证研究显示，个体的跨期选择受到自身情绪状态的制约，想象消极的前景会提高个体的时间折扣率，而想象积极的前景会降低其时间折扣率[11]，[35]。有研究者提出解释这一心理机制的“情境预期—情绪模型”：刚开始，与情景有关的经历不需要有意识的建构或提取，只需想象将来的情境就能激活它们；接着，此类想象的情境经历就会通过激活个体的情绪回路进而影响其评估预期情境的价值；尤为重要的是，情绪激活会随着想象情境的变化而改变，它不受认知控制[11]。譬如，对将来情境进行积极想象(想象即将发家致富)可使人目光更加远大，而对未来情境进行消极想象(想象即将亏本欠债)则会令人目光短浅。心理学家指出，情绪在未来预期影响被试跨期选择的过程中起着调节作用：想象积极未来就能升高延迟折扣率，想象中性未来不影响延迟折扣率，想象消极未来却会降低延迟折扣率；未来预期能力的强弱制约着延迟折扣改变的程度[4]，[11]。不同的情绪诱发状态导致不同的未来结果价值，说明情绪是制约跨期选择的重要变量。
因此，心理学研究认为，贫困通过触发负性情绪，从而影响跨期选择，使人们偏好更小和更快的选择。
事实上，对于蔬菜类这一整体的营养评价很难用非好既坏的“二元论”方式评价，生蔬菜和熟蔬菜的营养价值应从不同角度来衡量，不同的蔬菜也应区别对待。
一些研究指出，个体工作记忆过载也会消耗大量认知能力，使得其折扣率升高[23]。加大工作记忆的负载后，未来回报的价值就会降低，个体的折扣率随之升高，说明跨期选择与工作记忆有关[4]。脑认知科学的研究也发现，时间折扣与认知能力及工作记忆能力拥有共同的脑结构，它们三者是相关的[24]。也就是说，跨期选择作为人类常见的一项决策活动，它与个体的认知能力和负责中央执行的工作记忆有关。研究人员还发现，在认知测验中表现出色的卡车司机倾向于在跨期选择任务中选择延迟的奖励[25]。
因此，心理学研究认为，贫困通过阻碍认知能力进而影响跨期选择，使人们偏好更小和更快的选择。
(二)贫困通过情绪路径影响跨期选择
人类的决策从来就没有摆脱过情绪的干扰。消极负面的情绪使得个体变得更为短视，而正性的情绪使得个体倾向于长远的回报[26]。因为正性情绪能使个体建构更高的思维水平，提高其认知灵活性，使其眼光更长远[27]。贫困常常会引起负性情绪，而减贫能带来积极的情绪[4]，[8]。焦虑和抑郁是常见的负性情绪，它们是与身心健康密切相关的两种典型负性情绪。国内研究表明，与非贫困大学生相比，贫困大学生表现出更多的负性情绪[28]，[29]，且贫困大学生的抑郁水平显著高于非贫困大学生[30]，[31]。多项证据表明，焦虑与收入呈负线性关系[32]，抑郁与收入是负相关的[33]。还有心理学者指出，贫困除了造成个体焦虑外还会扼杀幸福感[34]。
已有的实证研究发现，对富人来说很寻常普通的经济决策，在穷人看来，就需要在更有价值的选择和更少的错误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这些决策需耗费认知资源[4]，[22]。在一项关于贫困抑制认知功能的著名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了两种不同但互补的研究设计(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实验)来检验贫困和认知功能之间的因果关系[2]。在实验室实验中，研究人员以美国新泽西州一家购物中心的消费者为被试样本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该样本包含不同的收入范围(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约为7万美元，最低年收入约为2万美元)，大致来讲，样本提供了美国家庭收入的横断面，样本中的穷人大致对应于美国家庭收入分布的后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将家庭收入与家庭人数的平方根之商作为有效收入值，以该计算值的中位数作为划分来定义“贫”和“富”。研究人员起初要求被试想象自己遇到一些具体的经济事件(例如，花钱修理汽车)，根据支出额度将这些经济事件分为“容易”或“困难”两类(如汽车修理的费用为150美元或1500美元)，被试需要思考应对方法。随后，被试要在计算机上完成瑞文推理测验(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RPM)和空间兼容性任务(Spatial Compatibility Task)，前者测试逻辑思维和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后者测试被试的认知控制。结果表明，当被试遇到“容易”事件时，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表现一致。但当被试遇到“困难”事件时，低收入人群的认知能力明显下降，而高收入者则保持原来的表现。在现场研究中，研究人员测试了印度南部的甘蔗种植者(随机抽取拥有土地面积在1.5英亩至3英亩之间的农民)在收获前后认知能力(考虑到被试文化程度较低，将前面的空间兼容性任务换为数字版本的传统斯楚普(Stroop)任务)的变化。这里的甘蔗种植者循环经历着收获前的贫困和丰收后的宽裕。因此，这使研究者能够比较同一个农民在贫困(收获前)和宽裕(收获后)条件下的认知能力。甘蔗种植者在甘蔗收获前的认知测试表现不好，但在收获后其认知能力却显著提高。
研究表明胼胝体梗死中AHS的发生率很低，Li S等[8]在对1629例缺血性脑梗死患者的研究中只发现2例患者出现了AHS。这2例皆为胼胝体膝部、体部及压部全部受累的完全性胼胝体梗死患者，这部分患者的一般状况较差，多为大面积梗死，这种典型的胼胝体离断症状只有在胼胝体严重受损，胼胝体联络纤维离断时才会出现。同时也不能忽视AHS可能会被昏迷等一些严重的症状所掩盖[8]。
当然，由于文字狱的盛行，管世铭无法在诗歌中直接表露对权倾朝堂的弄臣及最高统治者的批判，故而这类讽世之作大多意旨隐晦。其诗《善类》云：
3.4 课外作业渗透STS教育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尤溪已经采取哪些措施？请学生课后收集资料，交流探讨我们能做些什么去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下节课交流。
(三)贫困通过信任路径影响跨期选择
现有研究均假定穷人与富人使用同样的计算策略来权衡跨期选择，不同之处在于对反常策略诱因的阐释，微观的阐释是负性情绪干扰(情绪路径)及心智带宽有限(认知路径)[2]，[3]，宏观的阐释是教育缺失(社会学视角)与机会匮乏(经济学视角)。最近的研究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思路：穷人的跨期选择其实是一类异于他人的计算策略，就算计划选择未来的回报，他们也必须兼具舍弃眼前收益的能力以及相信将来回报能兑现的信念[39]。假设当下不确定的话，个体更倾向投资长期收益，假如未来难以确定，个体往往选择即时获利[40]。所以，当其他人考虑：“现在的85美元，将来会有100美元的延迟收益吗？”而穷人则会反过来思考，“我能放弃现在的收益吗？”及“将来我一定会获利更多吗？”这种怀疑或悲观有多个原因：穷人更担心自己迫在眉睫的财务需求难以缓解[41]，以及缺乏成功获取延迟收益的参考经验或之前未能实现延迟收益的不利经验[42]。故而，跨期选择不仅是一个在时间间隔上折扣延迟收益的问题，而且还取决于：(1)相信会得到延期收益；(2)相信需求在将来能够得到充分满足，以确保可以放弃当前收益。
关于这次整理，现存的材料有不少出入。但大体上，徐嘉瑞到过姚安县（当时属大姚县），但没有具体做整理工作。县里委托文教科长陈继平负责，而陈把具体工作交给郭开云。郭开云说，在陈继平的“具体指导下”，他“到马游乡住了一年”。
因此，更应该受到关注的是一个与以往不同且目前被低估的影响跨期决策的因素——信任，可以用它来提供一种替代的解释，以整合上述各种研究取向。具体来说，研究者认为，在跨期决策中选择延迟的结果需要相信未来的收益会发生，并相信当下的经济需求在考虑长期可能的情况下也能得到充分满足[39]。在没有信任的情境下，追求眼前有保障的小利而非投资未来不确定的大利可能是理性选择(正如经济学家的解释)[8]。增强信任可以帮助改变价值观、目标和动机，从而对长期而不是短期有利(如同社会学家的解读)[7]。最后，信任的存在可能有助于减少负面情绪和压力，从而提高长期决策的质量(作为心理学家的建议)[2]，[3]。然而，在所有情况下，信任缺失是短视决定的潜在驱动力。
研究者收集来自档案、问卷、实验和田野方面数据进行的四个研究均支持他们的假设，即信任驱动跨期选择[39]。此外，他们还提出两种类型的信任问题：(1)普遍信任，存在于更普遍的社会环境，它能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并影响着长期收益会实现的信念；(2)社区信任，存在于个体所处的社会团体，它不随收入而变化，并影响着财务需求将会得到充分满足的信念。研究者非常重视社区信任的作用，并指出旨在增进低收入群体社区信任的干预措施可以减少他们的短视行为，从而帮助他们缓解贫困状况。研究发现，低收入群体更容易做出短视的决定是因为：(1)他们有较低水平的普遍信任，从而降低了他们认为延迟收益会兑现的信念；(2)他们有较高的财务需求，从而限制了他们放弃即时收益的能力[39]。因为社区信任减少了实际财务需求的影响，具有较高社区信任水平的低收入群体更少做出短视的跨期决策。支持社区信任有重要作用的证据来自于对“缓冲假说”的研究[43]，这表明与他人密切联系能促进个人的幸福，人们感知到的有效支持使其对压力情境有更少的厌恶评估，这使得这些事件不太可能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因为较大的财务需求通常会让人感到压力，来自当地社区的强大支持亦可减少财务需求的负面影响。通过提高社区信任水平，低收入者的短视行为就会减少，并可能帮助他们改善其财务安全感。有研究者发现，普遍信任也影响了人们的延迟折扣，但是普遍信任可能更难以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中进行的社区信任干预却没有影响到普遍信任的水平[39]。
尤为重要的是，研究者提出的理论模型催生出一种独特的干预策略，他们在孟加拉国农村的121个联合委员会(最小的农村行政和地方政府单位)进行了为期二年的社区信任干预，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具体来说，旨在提高社区信任水平的干预措施有效地将短期偏好转变为长期偏好。这种方法的好处是针对低收入者短视行为的先验观点进行干预，并产生混合的效果，例如借助小额信贷或金融扫盲计划[39]。与此相对，由于较高的社区信任降低了感知的财务需求，研究者重点介绍了一种相对低成本的、能够授权的和可升级的干预方法。
因此，心理学研究认为，贫困通过信任路径影响跨期选择。普遍信任能使人相信延期收益能够兑现，社区信任能缓冲财务需求对贫困群体的负面影响，使人们偏好收益更大的长期选择。
四、小结与质疑
人穷就会志短吗？心理学家通过对穷人跨期选择的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即贫困通过信任、情绪和认知三条中介路径制约跨期选择，导致穷人忽视大而慢的收益而选择小而快的收益。但我们认为这些研究还有相当的局限性，即他们均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待人性，认为穷人是“消极的、被动的、受环境限制的”，因而得出的结论必定是“人穷志短”，按照这一逻辑来看，扶贫工作的前景也是令人悲观的。这肯定是违背事实的，即使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不乏人穷志不短、人穷志气大的事例。仅以CCTV-7《致富经》栏目承办的近三届全国性大型电视公益活动“CCTV中国三农创业致富榜样”为例，我们对介绍创业致富榜样的稿件文本进行初步的内容分析就发现，这些榜样均有类似的价值观：“不认命，不服输，志向高远，有奋斗目标，对未来抱有信心，目光长远，积极进取”。纵观古今中外，人穷志高远的人物更是比比皆是，像车胤囊萤、孙康映雪、匡衡凿壁偷光均是妇孺皆知的励志成语故事；就国内来说，如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北宋大文学家范仲淹与欧阳修、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近代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任正非等都是穷苦出身但志向远大；国外的如大作曲家贝多芬、著名作家高尔基、美国总统林肯、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大发明家爱迪生、大企业家松下幸之助等均是穷人志向高远且成就巨大的例子。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贫穷是一直伴随着人类发展的，但是人类并没有因为贫穷而埋没、而灭亡，就是因为人穷志不短，人们奋发有为、积极向上，努力去战胜贫困。
为什么众多的心理学研究都看不到这个问题呢？这是因为心理学的科学研究视角是有一定局限的。从本质上来看，基于统计模型估计出的心理变量间的关系，代表的是一种概率关系而非决定性关系，其揭示出的心理学规律也必定是一种概率式、通则式(nomothetic)模式，并不能百分之百地反应所有被观测的个体。必须承认的是，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任何科学研究都是有例外的。对于这一点，目前心理学量化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在诠释量化模型的结果时，许多学者倾向于采取一种“决定论”(deterministic)的态度。简而言之，心理学的规律往往反应的是许多人或者是一个群体的行为倾向。心理学家也研究某种行为倾向(比如跨期选择)的影响因素，但多年来他们往往忘记了价值观这一重要内部动力系统对人的行为倾向的影响，因而做出一种过度类化的结论。毋庸置疑，相当一部分贫困个体表现出的“人穷志短”确实是跨期选择出了问题，但若把穷人在跨期选择上出的问题，仅仅归咎于认知、情绪和信任这三方面的因素也是不全面的，还应考虑一个重要的根本因素——价值观。因此，我们必须指出价值观对人的行为倾向的重要性，在贫困心理的研究中，研究者必须研究价值观的作用，特别是要揭示成功脱贫致富者的价值观的作用机制。
从定义上来看，价值观作为人格的信念乃至信仰系统处于人格的最高层面，对人格起着统领作用。它不仅包含认知的范畴，还具有情感和意志的功能，并对动机有导向作用，亦即，只有个体价值观接纳并认可的信念与动机，才能转化为实际的行为。因此，价值观是贫困个体行动的核心动力，为其自认为正确的行为提供理由支持，贫困个体选择何种人生目标和生活方式都由其价值观决定；价值观浸透于整个人格之中，是在个体脱贫的过程中，支配其行为、观点、态度、信念和理想的一种内心尺度[44](P.227-236)。要揭示贫困个体的心理规律和机制，心理学就必须要研究他们的价值观。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对未来抱有信心，个体就更倾向于做长远的打算，比如重视教育、看重未来的收益。价值观很重要，中国选择改革开放带领贫穷的国民走向富裕，就是因为选择了正确的价值观念。有了正确的价值观，才能像创业者、创新者那样有一个长远的志向，确定并实现奋斗目标。人穷志不短，扶贫才有希望；人穷志不短，才能脱贫致富。最近的研究亦发现，当个体面对眼前的小诱惑和长远的大回报时，价值观(主观价值)或人生信念会影响其做出抉择[45]。父母向孩子传输“公正世界信念”“努力才能改变”的价值观，即相信个人能通过自身努力而取得成功，那么他们的孩子就更有可能摆脱家庭贫困，改变自身命运[46]。因此，以培育和践行积极主动的价值观为抓手，引导贫困群众摆脱短视决策导致的贫困恶性循环，是扶志的首要任务，亦是减贫的关键所在[4]。
此外，上述研究主要采用实验法与问卷调查法，这两种方法都是由理论驱动，通过相当准确的测量、操作及变量控制来收集数据，从而廓清变量之间的关系；但跨期选择牵涉的变量、问题和层面相当复杂，单单依靠一种研究方法必然会降低研究的外部效度与推广价值[47]。心理学的研究不仅要有量的研究，还应当有质的研究；不仅有通则式(nomothetic)的解释，也要有特则式、个案式(idiographic)的研究；不仅有演绎的实证研究，也应该有归纳的质性研究[48]。因而，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探究价值观对跨期选择的影响，应博采多种研究取向，如生理学的(脑神经科学)、进化论的(基因研究)、行为的、认知的、精神动力学的、人本主义的(现象学)和社会文化的等，还应该采取多种研究方法，例如生命叙事研究、文献分析、田野调查、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实验研究、投射测验、故事谚语分析，以及眼动技术、脑电技术等[49]。事实上也证明，价值观作为一种信念，确实对于人的心理和脑功能都会产生影响。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也已经有效地定位了价值观的脑功能结构[50]，国外心理学者采用脑成像技术研究发现：价值观的脑功能结构既包括大脑皮层的颞叶侧部、顶叶下部、前额叶，也涵盖边缘系统的脑岛、扣带回、杏仁核，基底核中的纹状体等，其脑区可能是额叶-顶叶-颞叶神经网络带[51]。揭示价值观的脑功能结构，有助于我们干预并培养积极的价值观，也有助于我们在扶贫工作中引导贫困群众形成积极的价值观，进而帮助他们脱贫致富。当然，价值观的脑成像技术研究亦是以现有的价值观理论为基础，且此类基础理论主要是靠文献分析法、测量法、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来建构的，即研究价值观的脑成像技术需要与多种其他方法结合起来，才能揭示价值观的整体心理机制。因此，未来应采用多取向多方法进行研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后续将会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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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05—0208—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生命历程视角下海南黎族家庭世代贫困的生成机理及治理研究”(17CMZ042)、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生命历程视角下黎族家庭世代贫困的心理机制及精准扶贫研究”(718MS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傅安国，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心理扶贫、管理心理与行为。海南 海口 570228 吴娜，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管理心理与行为。海南 海口 571127 黄希庭， 西南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格心理学、时间心理学。重庆 400715
收稿日期 2019-03-10
责任编辑 程 融
标签：贫困论文; 跨期选择论文; 认知能力论文; 情绪论文; 信任论文; 价值观论文;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论文;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论文; 西南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