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三个维度的测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中国论文,产业结构调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经济社会转型，一方面，工业化所面临的环境、资源、生态承载力问题，是其他工业化国家未曾遇到过的(金碚，2003)；另一方面，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全球经济形势也正处于重大的变革之中。为此，中国亟需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即优化产业结构，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①，以保护生态环境，提升中国产品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
所谓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其调整意味着各产业内及产业间的比例发生变化。自从经济学将产业结构范畴纳入研究以来，产业结构调整就被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通过结构优化获取经济增长动力、改善生态环境状况，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因此，国内学者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倾注了较多的关注，但仍较为缺乏系统性度量和分析。一是部分学者考察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幅度，未涉及调整的质量问题(宋凌云等，2013；黄亮雄等，2012)。然而，金碚等(2010)认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问题是产业发展的低质量和粗放发展。因此，必须进一步关注产业结构调整的质量问题。二是部分学者关注了高生产性(技术)行业，并将其成长状况作为产业结构调整质量的重要度量(庞瑞芝，李鹏，2011；张同斌，高铁梅，2012)，但是，高生产性(技术)行业的成长最终能否带动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需置于世界产业分工的格局中进行评估。三是部分学者从跨国产业结构差异的角度比较了中国产业结构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李钢等，2011；周天勇，张弥，2012)。
上述研究均未对产业结构调整做出系统性的考察，分析往往顾此失彼。本文希望能较为全面地考察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试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从三个维度对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出深入的描述与分析：①这种调整的变动幅度如何?哪个区域的调整幅度最大?②这种调整的质量如何?大幅度的产业结构变动并不意味着产业结构的演进是向好的。只有当产业结构调整能够带来生产率水平的持续增进、降低对资源和环境的依赖和破坏时，这种结构调整才是可取的。③在考虑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幅度和质量之后，我们还必须回答，中国的调整路径如何?是否沿用了世界先进经济体以往的路径与方式，是否与先进经济体相似?科学地回答上述问题，既是对已有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评价，也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引，为未来的调整指明方向。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从三个维度构造四个产业结构调整指数：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产业结构高度化生产率指数、产业结构高度化复杂度指数以及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来考察与评价中国自1999年以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其中，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用于考察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幅度；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通过衡量各产业的技术水平，来考察中国的产业结构是否逐渐偏重于高生产率和高技术复杂度的产业；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是通过分析中国与美、英、法、德等国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反映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否沿用了这些国家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
1.构造方法
以往文献描述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更多地局限于三次产业之间的变化，比如，以第二产业占 GDP比重，或者制造业占GDP比重来反映三次产业之间结构变化(包群，彭水军，2006；蔡昉等，2008)，或者停留在二位数产业层面进行分析(刘楷，2007)。宋凌云等(2013)与黄亮雄等(2012)认为，更为微观的数据能更有效地反映产业结构调整的真实情况。沿着该思路，本文将尽量采用更为细分的产业。其中，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②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方便，该数据库更多地关注于工业内部各细分产业的情况。
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的构建沿用宋凌云等(2013)与黄亮雄等(2012)的做法，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将企业数据分省份按四位数产业加总，得到各省份四位数产业样本，进而构造四位数的结构变动幅度指数，以图更细致地反映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情况。
本节对工业企业数据作了如下处理：①对2003年以前数据的行业类别按照国民经济行业代码(GB/T 4754-2002)进行了调整：②仅保留具有1998—2007年10年完整数据的四位数行业。宋凌云等(2013)与黄亮雄等(2012)的构造是参考Brender and Drazen(2009)提出的政府支出结构变化指数而提出的，本节的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如下：
其中，i，t和j分别表示省(市，区)，时间和四位数行业，J为四位数行业总数，而n表示时间跨度。(1)式度量的是各行业t年相对于t-n年的份额的总变化量。我们采用四位数行业，主要原因是采用二位数行业的加总范围太大，损失了二位数行业内部调整的诸多信息，而二位数行业内部子行业之间的调整构成制造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部分。(1)式中
为t年工业四位数行业j占全国工业总额的百分比。为了从不同维度度量工业内部结构变化程度，本节从增加值、总产出、销售额和就业人数四个方面构造了四种结构变动指数。这种构造方法与刘楷(2007)相似，并称其为Michaeli系数。上述指数度量了期末各个四位数行业相对于期初份额的累计变化量，即度量当年相对于基期的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其值越大表明一个省份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幅度越大。但是，该指数仅反映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无法反映产业结构的具体变化方向，即无法反映产业份额向何种产业调整，也并没有涉及调整的质量问题。
2.指数分析
为了对中国各省份产业结构变动幅度状况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本小节以增加值1年期占全国份额的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为例③分析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幅度的时间趋势和区域分布状况④。
图1展示了中国及其东、中、西三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的时间变化趋势⑤。数量上，东部沿海省份的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最大，中部次之，而西部最小。从波动来看，东部省份的波动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产业结构调整一般来源于两个方面：市场竞争与政府引导。相比于中西部省份，东部省份的市场竞争更为激烈，且政府效率较高，产业结构变动幅度高于中西部省份。从变动趋势看，三地区在1999—2007年间都呈现“倒U型”，并以2004年为拐点。在东部，1999年，其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为0.66，不断上升至2004年的1.07，随后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放缓，到2007年降为0.48。在中部，1999年，其变动幅度指数为0.29，到2004年上升至0.39，2007年则降为0.22。在西部，1999年，其变动幅度指数为0.14，到2004年上升至0.17，2007年则降为0.11。之所以出现“倒U型”变动趋势，可能源于：①自1998年起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抓大放小”、“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下，推动着产业结构调整，这种调整尤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为重。②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了适应国际市场，中国的产业进行了一轮调整，这轮调整幅度较大，于是三个地区在2002—2004年的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较大，且上升幅度明显。③到2004年，经过前几年的产业调整，盈利效果较差、不能适应市场需要的企业已大幅退出市场。此时，全国的经济形势稳定，且中国政府在2003年年末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和谐发展、平衡发展，与前期的产业结构调整相比，该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更重视淘汰高污染产业，此时产业结构变动幅度降低，且趋于稳定。再比较东、中、西三地区的总体差异的时间演变。1999年，东部地区的变动幅度指数是中部地区的2.28倍，西部地区的4.71倍；2004年，东部地区的指数是中部地区的2.74倍，西部地区的6.29倍；2007年，东部地区的指数是中部地区的2.18倍，西部地区的4.36倍。三地区的总体差异同样呈“倒U型”趋势。
以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的变异系数来反映区域差异(如图2所示)，如同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的变动趋势，其变异系数也呈现“倒U型”，拐点也出现在2004年。1999—2004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幅度的区域差异不断扩大，变异系数由1999年的0.95，上升到2004年的1.10，其后，产业结构调整幅度出现趋同现象，区域差异在缩小，到2007年，变异系数下降到0.96，接近1999年的水平。前期的区域差异扩大主要源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入世”冲击，而后期的差异缩小与中国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密不可分。
表1采用分位数的形式，反映了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的空间分布⑥。无论是1999年还是2007年，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的省份都集中于东中部，西部的调整幅度较小，即形成了东高西低的分布状况，这也是图1的发现。在1999年的分布中，第一梯队的省份中除了河南与湖北为中部省份，其余为东部省份，且第二梯队出现了四川和云南两个西部省份，其余为东中部省份；在2007年的分布中，第一梯队中的中部省份仅剩下河南，同时第二梯队中也仅剩下四川为西部省份。这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幅度逐渐形成自东向西扩散的态势。比较各地区的首位省份情况，1999年，东部第1名是广东，全国排名第1；中部第1名是湖北，全国排名第6；西部第1名是四川，全国排名第11。广东的指数是湖北的2.55倍，四川的3.73倍。同理，2007年，东部第1名是山东，全国排名第1；中部第1名是河南，全国排名第5；西部第1名是四川，全国排名第9。山东的指数是河南的1.62倍，四川的3.00倍。从排名变动上来看，相比于1999年，2007年排名升幅最大的省份为广西与江西，前者由第24名上升到第18名，后者由第22名上升到第16名，各上升6名。前者是升幅最大的西部省份，后者为升幅最大的中部省份，而升幅最大的东部省份为山东和天津，各上升4名。排名降幅最大的是北京，由第4名下降到第13名，共下降9名，这是东部下降幅度最大的省份。中部下降幅度最大的省份是黑龙江，下降了6名，而西部下降幅度最大的省份是云南，共下降了8名。
图1 变动幅度指数的时间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1)式，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而来。
图2 变动幅度指数的变异系数
三、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1.构造方法
产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是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更多地体现了一国或地区经济、产业、科技的发展水平和竞争力。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顺次转换：由制造初级产品产业占优势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产业占优势转换。这两个过程被称为产业结构高度化(刘伟等，2008)。从技术水平的角度可把产业结构高度化表述为：原有要素和资源从生产率和技术复杂度较低的产业部门转移到生产率和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产业部门，使得生产率和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产业部门的比例持续增加，从而不同产业部门的生产率共同提高。所以，产业结构高度化本质上具有两个内涵：一是比例关系的改变；二是生产率和技术复杂度的提高。
构造产业高度化指数度量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呈现中国产业结构中高生产率和高技术复杂度的产业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所构造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包括数量(比例关系)和质量(生产率或技术复杂度)两部分，由下式表示：
本文重点使用产业的生产率和技术复杂度来衡量行业的技术状况。①反映产业生产率的指标很多，例如，劳动生产率(工业增加值/就业人数)、资本生产率(工业增加值/资本存量)、增加值率(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全要素生产率等。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通常解释为总产出中不能由要素投入所解释的“剩余”。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要素的单位平均产出水平，也就是投入转化为最终产出的总体效率。对于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步骤为：首先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微观样本算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具体的测算当中，运用了Levinsohn and Petrin(2003)提出的LP法、Olley and Pakes(1996)提出的OP法等；然后按照增加值比例加权加总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出各省份四位数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⑦。OP法与LP法为测算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方法。OP法是基于半参数的一致估计方法，但它一般要求企业投资额不能为零，而在实际中并非每个企业每年都有正的投资。LP法针对该缺陷，做出相应的修正，引入中间品投入指标代替投资作为代理变量(鲁晓东，连玉君，2012)。②技术复杂度(complexity)指产业生产过程的复杂程度，通常以产业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数量加以度量。具体而言，一个产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中间产品数量越多，其技术的复杂程度就越高。依照安苑和王珺(2012)的方法，我们使用美国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计算了其每一行业使用中间产品的赫芬达尔指数，然后以(1-赫芬达尔指数)度量产业的技术复杂度，由于美国投入产出表报告的行业口径介于中国的三位数和四位数行业之间，我们将该指数逐一归并到中国的二位数产业中，取其中位数作为该二位数产业的技术复杂程度。该指数越高，该产业的复杂度就越高。
2.指数分析
(1)生产率指数分析。我们以LP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来加总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生产率指数为例⑧，分析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时间趋势和区域分布。
图3呈现了中国及其东、中、西三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生产率指数的时间趋势。从变化趋势看，1999—2007年，中国的产业结构越来越高度化，高度化生产率指数从1999年的3.09上升到2007年的3.64，年均增长2.09％，中国的产业结构正不断升级，向生产率水平更高的行业集中。可见，中国的经济发展、产业政策已初见成效。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指数由1999年的3.23上升到2007年的3.75，年均增长1.90％；中部由1999年的3.03上升到2007年的3.61，年均增长2.18％；西部由1999年的2.97上升到2007年的3.55，年均增长2.24％，东、中、西三地区的产业结构也正在不断升级中，东部的指数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年均增长率方面，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由此导致三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生产率指数的趋同，1999年，东部的指数是中部的1.07倍，西部的1.09倍，2007年，两个倍数分别降为1.04倍和1.07倍。一方面，东部的产业结构本身就比中西部高级，再进行升级，速度就会趋向减缓；另一方面，自1997年以来，中国先后提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平衡战略，刺激了中西部的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更快。
以变异系数来反映产业结构高度化生产率指数的区域差异(如图4所示)，变异系数呈现两个阶段，拐点在2004年。1999—2003年，变异系数由1999年的0.043，上升到2003年的0.052，区域差异在扩大；2004—2007年，变异系数由2004年的0.050，下降到2007年的0.047，区域差异又在缩小。中国于2003年年末提出科学发展观，重视区域和谐发展、平衡发展，区域差异在缩小，佐证了高度化生产率指数的年均增长率的分析结果。
图3 高度化生产率指数的时间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2)式，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而来。
图4 高度化生产率指数的变异系数
表2反映了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生产率指数的空间分布。1999年，第一、第二梯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比如，第一梯队中仅有湖北不属东部地区，并形成了东高西低的分布状况。此时的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与地区发展状况一致。但到了2007年，分布状况有了较大的变化，第一梯队多集中在天津为中心的邻近省份，主要包括内蒙古、山东和河北等。而大部分沿海地区的高度化排名逐渐靠后，比如，广东和浙江等。与此同时，部分西部省份的相对变化较慢，比如，新疆和甘肃等。从排名变动上，相比于1999年，2007年排名升幅最大前两名的省份为青海和江西，前者由第25名上升到第14名，上升了11名；后者由第28名上升到第18名，上升了10名。前者是升幅最大的西部省份，后者为升幅最大的中部省份，而升幅最大的东部省份为天津，上升了9名。排名降幅最大的是北京、浙江与湖北，北京由第5名下降到第16名，浙江由15名下降到第26名，湖北由第4名下降到第15名，各下降11名。前二者为东部省份，后者为中部省份。而西部下降幅度最大的省份是云南，由第13名下降到第22名。
以上分析可知，1999—2007年，有不少东部省份高度化生产率指数虽然仍在提高，但排名却逐渐靠后，而部分中西部省份，尤其是与东部省份比邻的省份，其高度化指数增长较快，且排名上升得较快。以北京及其附近的地区为例，1999年北京属于第一梯队，到了2007年就转为第二梯队，而其邻近的天津、河北、山东、内蒙古都是第一梯队。出现这种状况源于：①四位数行业构造的高度化生产率指数考察的仅是工业行业，相对来说，东部省份的第三产业比重增幅更大，即东部省份向第三产业调整的情况并没有考虑到；②产业转移。发达地区为了发展服务业，转移部分企业，这些企业并非全是落后企业，具有一定水平的生产率。例如，因环境问题，北京把首钢转移到河北，而首钢的生产率并不低。
(2)技术复杂度指数分析。我们使用产业的技术复杂度来考察中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状况，如图5所示，由于使用中间产品度量的赫芬达尔指数大多大于1，导致使用技术复杂度核算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大多为负值。我们发现，以技术复杂度核算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的变化趋势略有不同，在1999年—2007年间不是呈现为持续上升的态势，而是在波动中逐渐上升，其中，两个重要的拐点分别发生在2000年和2005年前后，这两个年份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复杂度指数处于低位，随后迅速上升。与产业结构变动幅度的分析相似，199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诸如国有企业的改革，需要经历一段调整期，使得复杂度指数有所下降，但“入世”后，更好地接触了国际市场，更好地学习，复杂度指数不断上升。2003年年末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和谐发展、强调发展方式转型，也需要一定的调整期，复杂度指数略为下降，其后又不断上升。分东、中、西部看，三区也是在波动中逐渐上升，东部的复杂度指数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2001年后)，这与生产率指数是一致的。
高度化复杂度指数的变异系数也表现出了相似的波动态势(如图6所示)，在1999—2007年间这种变化的整体形状类似“M”型。有趣的是，从时间趋势上来看，高度化复杂度指数的两个谷值恰好对应了其变异系数的峰值，这表明，中国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呈梯度推进：每遇到重要的调整机遇，各地区根据各自的特点进行调整，有部分地区凭着自身的优势，处于领先的地位，比如东部发达地区，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差异拉大，于是变异系数增大，然后，中西部地区又会缩小差距，变异系数转而下降，这一点在高度化的生产率和复杂度指数都有所反映。
表3呈现了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复杂度指数的空间分布。1999年，第一、第二梯队集中在黄河和长江之间流域的省份，从山东自东向西延伸到青海，然后向外围扩张。但到了2007年，基本形成了三大梯队：以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为主的珠三角梯队；以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和河南为主的长三角梯队；以北京、天津、河北和内蒙古为主的京津唐梯队，这基本吻合了全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区域引擎的分布(Huang et a1.，2011)。从排名变动上，相比于1999年，2007年排名升幅最大是安徽，由第13名上升到第4名，上升了9名，安徽属于中部省份。而东部升幅最大的是天津，从第16名上升到第8名，上升了8名；排名升幅最大的西部省份是云南，从第26名上升到第23名，上升了3名。排名降幅最大的是西部的青海，由第5名下降到第21名，下降了16名。东部下降最大的省份是山东，由第8名下降到第18名，下降了10名；中部下降最大的省份是山西，由第22名下降到第26名，下降了4名。
图5 高度化复杂度指数的时间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结合(2)式，根据安苑和王珺(2012)的方法测算而来。
图6 高度化复杂度指数的变异系数
四、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
1.构造方法
以上从生产率和技术复杂度两个方面构造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显示，中国的产业结构越来越偏重于高生产率和高技术复杂度的行业，这是产业升级的重要表现。那么，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路径是遵循先进经济体的以往经验，即向同样的产业调整，导致中国与先进经济体的产业结构相似?或者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独辟蹊径，采用了不同的路径?
回顾改革之路，中国的改革可谓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充分发挥着后发优势：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引进、模仿、学习、消化、吸收和创新先进经济体的技术、经验与制度等，实现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即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其产业结构调整，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或多或少以先进经济体为标杆。待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产业结构调整到一定的高度，其产业结构又有新的调整方向。那么，通过与先进经济体进行对比，构建产业结构相似指数，能反映出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基于此，可参考Bloom et al.(2010)的做法，采用下式度量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⑨：
是采用先进经济体的调整模式还是独辟蹊径。如果中国与先进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愈发相似，反映出其采用或者模仿先进经济体的路径与模式；相反，如果中国与先进经济体的产业结构相似度愈发下降，则中国正采用另一种路径与模式。事实上，这种通过相似度来反映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跟国际贸易中衡量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的思路如出一辙⑩。
更为微观的数据、更细致的产业个数分类，更能反映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情况。但采用(3)式的与先进经济体相似度的指标，不但需要知道中国的产业结构情况，也需要了解先进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情况。本节采用产业信息数据库(passport industrial)(11)，该数据库提供了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五国按国际行业标准(ISIC)划分的177个行业的各方面数据。鉴于该数据库提供数据的特点，本节选取美国、德国、英国与法国四国作为类比的先进经济体。类似地，李钢等(2011)以及周天勇和张弥(2012)的分析，也将中国的产业结构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较，然而，他们仅考察了三次产业之间的状况。而上文的变动幅度指数与高度化指数则仅考察了工业内部的状况。本节的分析将更进一步，所采用的产业信息数据库不但包含了工业的信息，还包含了农业和服务业的信息，故本节构建的相似度指数不但反映工业内部的产业调整，还反映了农业内部、服务业内部以及三次产业之间的调整。本节从产业增加值、销售额以及利润三个方面考察了1999—2011年间中国与先进经济体的产业结构相似度(12)，以反映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情况与方向，分析其与美国、德国、英国与法国的调整差异。
2.指数分析
采用类比先进经济体的方法，构造出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从产业增加值、销售额、利润三个维度来反映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情况。本小节主要呈现所构建的产业结构调整指数1999—2011年的时间趋势，从而显示中国在该时间段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动态过程，如图7所示。
图7呈现的中国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的时间趋势结果表明，中国的产业结构，无论从增加值、销售额还是从利润三个维度考量，以及无论类比于哪个国家，指数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主要呈现三个特征：①相比于先进经济体(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的产业结构高度相似(由图7—d可知，相互间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高达0.95以上)，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先进经济体仍存在较大的差距(相似度指数在0.70左右)；②指数趋势呈“倒U型”，拐点约在2004年前后。具体而言，以增加值指数的四国平均为例，1999—2004年，相似度指数不断上升，从1999年的0.603，上升到2004年的0.716，为1999年1.187倍，该阶段，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断地向先进经济体靠拢，相似度越来越高。但2004—2011年，相似度指数呈下降趋势，平均指数下降到2011年的0.686，即该阶段中国的产业结构与先进经济体的相似度有所下降。③在“倒U型”中，上升阶段的速度较快，下降阶段的速度较慢。具体而言，1999—2004年的上升过程，年均增长3.5％，但2004—2011年的下降过程，年均下降不足0.6％，变化速度仅为上升阶段的17.1％。从这个角度分析，自2004年后，中国的产业结构进入缓慢的调整期，这又与变动幅度指数与高度化指数的分析一致。这三个特征可总结为：2004年前，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模仿以往先进经济体的方向与路径，但2004年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又独辟蹊径，进入缓慢的调整期。
图7 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相似度指数的时间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3)式，采用产业信息数据库测算而来。
为什么2004年前，中国的产业结构快速相似于先进经济体，而2004年后，又出现了缓慢的调整，降低了相似度呢?或者说，为何以2004年为分界点，中国在前期采用了类似于先进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但后期却采用缓慢异于先进经济体的调整方向?解释该问题，需要从一个前提出发，即什么是最优的产业结构。关于这一点，目前还没有定论，不同国家(地区)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合适自身的产业结构，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的结构与调整过程。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①1999年前后，中国摆脱了短缺经济、成功“软着陆”、成功抵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顺势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多项改革，比如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而此时，中国在经济实力、科技水平等各方面都与世界先进经济体存在巨大差距。处于落后位置的中国，在其改革过程中，如果以先进经济体为标杆，通过学习、模仿、跟进先进经济体的经验、措施、制度等，可付出较少的成本，获得较好的改革成效，这也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亦是如此，于是，在2004年前，正如上文构造的变动幅度指数所呈现，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幅度较大，并快速地相似于先进经济体，形成了“倒U型”的左支。该时期，从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看，中国的产业结构愈发高度化。②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与先进经济体的距离越来越近，或者说，中国离世界前沿越来越近，再通过模仿与跟进的方式，一方面，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难获得后发利益；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情与发展环境毕竟不同于先进经济体，这个问题随着与先进经济体的距离拉近愈发凸显，就愈发要思考照搬先进经济体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是否适合中国。于是，需要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并能增加中国竞争力的产业结构调整模式。③既然要选择适合自身情况的产业结构，那么，一味追求与先进经济体的结构相似，不一定是最好的，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在新形势下，科学发展观适时提出，指导中国该如何进一步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和谐发展、强调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更坚定地探索符合新形势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并慢慢摒弃违背和谐发展、违背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该调整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一个艰巨的任务。事实上，自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不遗余力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在第二和第三点的作用下，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开始进行新一轮探索，正进入缓慢调整期，降低了与先进经济体的相似度，构成了“倒U型”的右支。
进入新一轮探索期的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反映到变动幅度指数和高度化指数上，表现为：变动幅度降低，产业结构依然越来越倚重高生产率和高技术复杂度的行业，产业结构的质量也有一定的提高。无论是变动幅度还是高度化演进，其区域差异都在缩小。可见，本文从三个维度所构建的四个产业结构调整指数是相辅相成，可以相互佐证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产业结构调整是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鉴于现有的文献并未对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做出系统性的度量和分析，本文从调整幅度、调整质量和调整路径三个维度，构建了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产业结构高度化生产率指数、产业结构高度化复杂度指数以及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四个指数来考察与评价中国自1999年以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我们的研究发现：
在调整幅度上，1999—2007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幅度及其区域差异都呈“倒U型”趋势，并以2004年为拐点。在调整质量上，产业结构高度化生产率指数和复杂度指数都呈上升趋势，中国的产业结构越来越倚重于高生产率和高技术复杂度的行业。东部地区的调整幅度和质量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呈梯度推进。在调整路径上，1999—2011年，产业结构相似度指数以2004年为拐点，呈“倒U型”趋势。这表明，2004年前，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模仿以往先进经济体的方向与路径，2004年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进入了缓慢调整期，降低了与先进经济体的相似度，展开了新一轮的探索。根据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现状，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在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应重视各区域自身的资源禀赋特征，构建适合区域特点的产业发展路径。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常识指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特征深刻地依赖于地区的资源禀赋特征。以往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路径也表明，忽视资源禀赋特征的产业结构调整，将无法取得最终的增长绩效。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2004年之后，中国的产业发展已开始摆脱单纯套用先进经济体产业发展的路径与模式，开始了立足于自身产业特征的独特产业发展路径。但是，这并不排除一些地区，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为落后的地区，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自身资源禀赋的充分认识，片面照搬其他地区的经验。由于这种模式背离了自身的禀赋特征，即使可以在短期内获得产业结构升级的绩效，但在长期仍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使得产业结构调整最终以失败告终。
(2)重视资源禀赋特征意味着必须充分重视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的作用。资源禀赋最直接和深刻的表现，是各要素的相对价格。而在交易成本广泛存在的条件下，价格信息只能通过个体的分散决策行为来获得。因此，与政府规制相比，经济个体在获取要素相对价格时，具有更充分和灵活的信息，这意味着，市场本身具有发现价格的比较优势，而基于价格的成本收益结构会自发推动经济个体的生产选择行为，从而形成一定特征的产业结构，因此，在依照资源禀赋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中，就必须重视经济个体的激励和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而政府应当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将市场能够有效配置的资源交由市场机制来完成，这是产业结构调整规律的内在要求。政府干预的范围应主要局限于为弥补市场失灵而做出必要的决策，具体为提供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等私人主体无法完成的领域，为产业的发展做好必要的公共服务。例如，通过高速公路和铁路的建设，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通过减少不必要的关卡和收费项目，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通过企业间信息平台的建设，降低企业获取信息的成本。在中国的治理背景下，中国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林毅夫，2010)。规范政府行为，使其在产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避免其对增长质量的负面作用，是进一步经济改革和产业规划的应有之义。其中，重要的方面包括，如何避免地方官员由于政治任期的激励，片面追求产业发展的短期绩效，而忽视了经济增长和产业成长的长期潜力的培养；如何约束地方政府的政策行为，使其具有规范性和可预期性，从而尽量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的负面影响，提高企业的长期投资激励，等等。在未来的转型升级中，基于转轨的体制和机制特征，特别是中国式的分权体制，来探究适宜的产业发展政策，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地思考和探索。
(3)中国各个地区产业发展的巨大差距意味着，政府需要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必须面对的现状：一方面，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较高，部分产业甚至处于世界前沿。因此，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的重点，应是如何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区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成为增长方式转变和技术水平向世界技术前沿提升的重要推动力和着力点。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构建企业间的创新平台，来为企业创新活动的展开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如通过对于中小型创新企业的财政补贴和贷款贴息等手段，提升其进行创新性活动的激励。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的众多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程度仍较为落后，对其产业结构调整的定位，不应与东部地区一样，片面要求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而应立足于地区发展的现状，以充分利用地区的资源优势为前提，巩固地区的经济增长基础，在产业成长进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逐渐实现资源禀赋的升级，从而最终实现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当尊重市场本身的作用，鼓励企业的生产性活动，但是，这一阶段的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不能照搬东部发达地区曾经的发展路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要求意味着，对于那些能够带来地方经济增长绩效，但以环境恶化和资源掠夺为代价的产业发展模式必须淘汰。
在这一过程中，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也意味着：一方面，东部地区作为产业发展的领头羊，应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其他相对落后地区分享经验，引领与带动中西部地区的调整。中西部地区也应主动学习东部地区的先进经验，以明确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前沿和方向，避免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经历东部地区曾经走过的不必要的弯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应该努力形成产业发展的合理梯度，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从而有利于地区之间的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提供更大的空间。例如，当东部地区进行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产业发展模式时，中西部地区可以承接东部地区那些适合自身禀赋结构的产业，从而形成地区之间的产业配套，加强地区间的经济联系，避免在中国式分权模式下所形成的地区的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同构所带来的浪费。当然，在中国式分权的强激励下，区域竞争激烈，地方政府往往注重本地区的发展，而忽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增长质量。如何促使各个地区协调发展，而不是不顾自身特点片面抢占分工的制高点，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重大命题。
注释：
①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优化产业结构，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需要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
②下文简称工业企业数据库。
③由于数据缺失，本文所有的测算指数均不包含西藏、台湾、香港与澳门地区。
④本文也同时做了增加值、总产出、销售额和就业人数的产业结构变动幅度指数不同年份的数据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⑤全国及东、中、西地区指数为所对应的各省份的算术平均值，下同。
⑥按指数的大小进行降序排名，将30个省份平均分为4组，第1—8名为第一梯队，第9—16名为第二梯队，第17—24名为第三梯队，第25—30名为第四梯队，下同。
⑦对于四位数行业的处理，如同上节的产业结构变化幅度指数。
⑧我们也使用了OP法和OLS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增加值率来构建高度化生产率指数，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⑨该指数本质上就是Moore指数。
(11)产业信息数据库(passport industrial)系统是欧睿公司历时三年开发的新产品，提供B2B市场的战略信息情报，涵盖各种行业指标数据和深入报告。
(12)本文同时也做了就业人数的产业调整指数，但由于就业人数标准缺失的数据较多，故本文并没有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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