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基于外资不同来源地和中国地区差异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地论文,中国论文,外商论文,视角论文,直接投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9]08-090303-0136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资本形成存在挤入还是挤出效应，不同学者对此研究的结论差异很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者们的观点一定是相冲突的。造成结论各异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的学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同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国内资本形成关系进行研究的角度不同。后者恰恰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所产生的影响会不同，甚至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会不同，不同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同一地区同一行业所产生的影响也会不同。基于此，本文以中国的纺织业为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不同地区纺织业国内资本形成的影响，不同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同一地区纺织业国内资本形成的影响，以及不同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不同地区的纺织业国内资本形成的影响。本文之所以选择中国的纺织业是因为：首先，深入到具体行业进行研究能更准确地说明外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其次，纺织业是中国最早对外资开放的行业之一；再次，纺织业是中国竞争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①；最后，出于数据的可得性。
二、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挤入还是挤出东道国国内投资的研究大多数以国家为个体，集中在国家宏观经济的层面(Agosin和Mayer，2000；Blonigen和Wang，2004；Apergis，Katrakilidis和Tabakis，2006：Ndikumana和Verick，2008)。Agosin和Mayer(2000)考虑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资本形成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通过研究1970-1996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共3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亚洲国家的挤入效应显著，对非洲国家的挤入效应显著性低于亚洲国家，对拉丁美洲国家存在挤出效应。Blonigen和Wang(2004)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LDCs)国内资本形成的影响与对发达国家(DCs)的影响不同，因此应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研究。Blonigen和Wang(2004)使用Borensztein et al.(1998)的数据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划分开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更容易产生挤入效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混合数据会混淆这种关系。Apergis，Katrakilidis和Tabakis(2006)使用面板数据协整方法研究了30个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关系，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挤入效应，在欧美发达国家产生了挤出效应。Ndikumana和Verick(2008)将东道国的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分开来研究，使用撒哈拉以南38个非洲国家1970-2005年的面板数据，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私人投资产生了挤入效应。Backer和Sleuwaegen(2002)研究了比利时1990-1995年129个3位数制造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挤出了本国企业。
国内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研究早期集中在中国经济宏观层面(朱劲松，2001；杜江，2002；杨柳勇、沈国良，2002；张倩肖，2004；薄文广，2005；李志华、王连伟，2005；毛定祥，2006；杨新房、任丽君、李红芹，2006)。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角度展开研究(陆建军，2003；王志鹏，2004；王志鹏、李子奈，2004；薄文广，2006；罗长远，2006；徐颖君，2006；方友林、冼国明，2008；冼国明、孙江永，2008)。国内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挤入、挤出效应的研究可以从4个角度进行划分。其一，考虑到中国地区间的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影响不同，陆建军(2003)、王志鹏(2004)、王志鹏和李子奈(2004)、薄文广(2006)、罗长远(2006)、徐颖君(2006)、方友林和冼国明(2008)、冼国明和孙江永(2008)等学者分地区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陆建军(2003)分省份研究所得结论是，不同省份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差异很大；王志鹏(2004)、王志鹏和李子奈(2004)所得结论是，东部地区存在挤出效应，中部地区存在挤入效应，西部地区则不明显。薄文广(2006)认为，在以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为特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比以进口替代和资本深化为特征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更加明显。方友林和冼国明(2008)得到的结论是，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国内投资不存在显著的挤入、挤出效应，但对西部地区的国内投资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其二，考虑到不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效应会不同，冼国明和欧志斌(2008)、冼国明和孙江永(2008)从分产业的角度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冼国明和欧志斌(2008)研究了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与住宿和餐饮业(合并行业)、采矿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等行业，所得结论是，外商直接投资在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存在并不显著的挤出效应，而在进入壁垒较低的行业却存在明显的挤入效应，对国内投资总本上产生了显著的挤入效应。冼国明和孙江永(2008)更进一步研究了中国纺织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纺织业国内资本形成不存在挤入效应。其三，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在不同时期对中国国内投资产生的影响可能不同，薄文广(2006)、方友林和冼国明(2008)研究了不同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挤入、挤出效应的变动。薄文广(2006)所得结论是，1992年之前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地挤入了国内投资，1992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则对中国的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方友林和冼国明(2008)得到的结论是，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在东、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均呈现下降趋势。其四，考虑到不同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效应可能不同，冼国明和孙江永(2008)研究了中国纺织业港澳台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对该行业国内资本形成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港澳台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形成不存在挤入效应，但是其他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存在挤入效应。
三、一个理论模型
为了简化分析，假设
。国家1下游本土企业的成本曲线和零利润曲线满足图1⑤。两条曲线的交点为均衡点。但是U点是不稳定的，因为在U点处国内企业数量增加带来对中间品需求的增加，规模经济使得中间产品的价格快速下降，投入成本的下降大于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企业获得正利润。结果有更多的企业进入。最终均衡在E点实现。如果企业数量进一步增加，企业之间的竞争效应会大于对中间投入品需求增加带来价格下降的好处。
跨国公司数量的增加，一方面，会通过产业关联带来上游企业的规模经济，从而带来下游的本土企业单位生产成本下降，这会吸引一部分当地企业进入该市场；另一方面，会通过竞争效应把一部分当地企业挤出市场。如果产业关联效应大于竞争效应，那么外资会产生挤入效应；如果产业关联效应小于竞争效应，那么外资会产生挤出效应；如果两者作用相当，那么外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就不明显。
在前面的理论分析中，跨国公司的固定投入水平F、产出水平
、对中间投入品的使用密度
、对进口的替代程度以及差异产品的替代弹性σ等都会影响到均衡状态。不同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固定投入和产出水平不同，对东道国的进口替代程度也不同，所以会产生不同的挤入、挤出效应。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口替代程度较高，固定投入和产出规模较大，那么其在东道国的挤入效应就会越明显(Navaretti et al.，2004；冼国明、孙江永，2008)。如果东道国不同地区的产业基础有差异，对于产业基础较完善的地区，外资企业中间投入的较大份额在当地采购，外资企业在当地的产业关联效应就会显著，外资的挤入效应就会明显；对于产业基础较差的地区，外资企业中间投入更多的是从外地采购或进口，外资企业进入的竞争效应会大于产业关联效应，所以会产生挤出效应。由此，我们得到以下两个命题：
命题1：不同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不同。
命题2：在东道国国家内部，由于不同地区的外资参与度不同，即使同一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地区同一产业的国内投资挤入、挤出效应也会不同。
四、经验检验
1.检验模型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挤入、挤出效应的动态性和滞后性，参照Agosin和Mayer(2000)的研究，我们选择当期、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长期影响；选择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国内投资的自然对数作为解释变量以控制前期投资对当期投资的影响；选择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行业工业总产值的自然对数作为解释变量，以控制前期行业增长状况对当期国内投资的影响。用一阶差分剔除个体间差异的影响。因为滞后一期的国内投资差分项和残差的差分项相关，所以采用滞后两期的国内投资作为其滞后一期差分项的工具变量(萧政，2005)。构建的经验检验模型如下：
考虑到相对挤入模型的缺陷在于没能解释外商直接投资在绝对意义上的挤入、挤出效应，而采用绝对挤入模型与相对挤入模型在所得结论方面没有太大的区别(王志鹏、李子奈，2004)，所以我们采用绝对挤入模型。
数据来源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国内投资的数据为间接得到，用实收资本减去外商直接投资得到国内投资。考虑到具体到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很难度量，我们参照Borensztein et a1.(1998)、Blonigen和Wang(2004)采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国内投资也是采用流量数据。《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外商投资是指港澳台以外的外商投资，港澳台投资是单独统计的。考虑到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所以用实收资本中的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代替其他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港澳台直接投资。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得到的原始数据是以当期价格计算的名义量，我们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分别对投资和工业总产值进行价格平减，以得到其实际值。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以1999年为基期。统计年鉴中空缺的项按0处理。为了保证取自然对数有意义，把出现0的变量加1，然后再取对数。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不同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挤入、挤出效应会不同，同一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不同地区的挤入、挤出效应也会不同，所以我们对不同来源地的外商直接投资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角度分别进行回归。在回归分析之前，我们采用趋势图直观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变动趋势。如图2～图4所示。通过简单统计分析不难发现，中国东部的国内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有相同的变化趋势，而中、西部的国内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同变化趋势不明显。
图2 中国东部FDI和国内投资的关系
数据来源：2000-2007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2.回归结果
对东部12个省份1999-2006的年纺织业整体外商直接投资、港澳台商直接投资和其他外商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混合估计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并对两个模型估计结果(表1)的残差平方和进行F检验(表2)，结果显示，整体外商直接投资、港澳台商直接投资和其他外商直接投资的F统计量小于临界值，所以，对东部地区的三种外商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应采用混合估计模型。对中部9个省份和西部10个省份的纺织业外商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分析得到同样的结论(表3～表6)，即应采用混合估计模型进行分析。
东部地区整体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参数中当期和滞后两期的显著，滞后一期的不显著，三者均为正值。长期参数为0.42(表7)，Wald检验统计量为0.06，小于临界值3.84，所以接受长期参数为0.42的原假设。东部地区港澳台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参数当期和滞后一期的显著，滞后两期的不显著，三者均为正值。长期参数为0.33(表7)，Wald检验结果为接受长期参数为0.33的原假设。东部地区其他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参数中滞后两期的显著，当其和滞后一期的不显著，三者均为正值。长期参数为0.34(表7)，Wald检验结果为接受原假设。东部地区纺织业整体外商直接投资、港澳台商直接投资和其他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0％，通过挤入效应分别会促进该行业国内资本增加4.2%、3.3%和3.4%。
中部地区整体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参数中滞后一期为负值，当期和滞后两期的为正值，但是都不显著(表3)。对中部地区整体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参数等于0进行Wald检验(表7)，结果统计量为0.29，小于3.84的临界值，所以接受原假设。中部地区港澳台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参数中当期的和滞后两期的为负值，不显著，滞后一期的为正值，显著。考虑到长期参数近似等于0，对中部地区整体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参数等于0进行Wald检验(表7)，结果统计量为0.12，小于3.84的临界值，所以接受原假设。中部地区纺织业其他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参数中当期和滞后两期的为正值，滞后一期的为负值，但是都不显著，所以进行Wald检验时原假设长期参数为0。结果统计量近似等于0(表7)，所以接受其他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参数为0的原假设。不论是外资整体，还是分开来的港澳台商直接投资、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中部地区纺织业国内资本的挤入或挤出效应不显著。
西部地区整体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参数中当期和滞后两期的为负值，显著；滞后一期的为正值，不显著。长期参数为-0.27，Wald检验时统计量为0.01(表7)，接受原假设。港澳台商直接投资短期参数中当期的和滞后两期的显著，为负值；滞后一期的不显著，为正值。长期参数为-0.28，Wald检验时统计量近似为0(表7)，所以接受长期参数等于-0.28的原假设。其他来源地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参数中当期的、滞后一期的和滞后两期的均显著，但是当期的和滞后两期的为负值，滞后一期的为正值。长期参数为-0.32，Wald检验时统计量近似为0，接受原假设。所以，不论是整体外资还是分开来的港澳台商直接投资、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西部地区的纺织业国内资本产生了挤出效应。整体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0％通过挤出效应促使国内投资下降2.7％；港澳台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0％通过挤出效应使得国内投资下降2.8％；其他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0％通过挤出效应长期内使得国内投资下降3.2％。
五、结论
本文的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即使具体到某一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不同地区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纺织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部地区存在挤入效应，在中部地区挤入或挤出效应不显著，在西部地区存在挤出效应。这与王志鹏和李子奈(2004)对行业整体的研究所得结论相反，与方友林和冼国明(2008)对整体外商直接投资研究所得结论也存在差异。这一方面说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混合数据会混淆外商直接投资与具体地区国内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整体而言的挤入、挤出中性(冼国明、孙江永，2008)并不意味着不同地区不存在挤入、挤出关系。Blonigen和Wang(2004)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开来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我们把中国纺织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划分为港澳台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来源地的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外资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影响，也得到相同的结论。另一方面说明，要深入地认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资本形成的影响，从产业的角度进行研究能更准确地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不同来源地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在中国的东部地区都表现出挤入效应，在西部地区表现出挤出效应，在中部地区挤入、挤出效应不显著，但是对于同一地区而言，挤入、挤出效应的大小也有差异。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港澳台资和其他来源地外资的挤入效应小于外资整体的挤入效应，港澳台外资的挤入效应小于其他来源地外资的挤入效应。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港澳台资和其他来源地外资的挤出效应大于外资整体的挤出效应，港澳台资的挤出效应小于其他来源地外资的挤出效应。这与冼国明和孙江永(2008)的结论一致。港澳台以外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较大，这可能与港澳台以外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大、与中国当地的企业关联度高、进口替代程度高有关。
注释：
①以2006年为例，中国纺织业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有25 345家，是30个制造业行业中企业数量最多的行业；“三资”企业数量为5306家，仅次于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的5438家。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②对差异化产品价格指数和产量指数的分析参见Dixit和Stiglitz(1977).
③具体推导过程，参见Navaretti et al(2004)第三章。
④具体推导过程，参见Navaretti et al.(2004)第三章。
⑤该曲线形状是Navaretti et a1.(2004)根据函数(1)和(2)模拟出来的，对各参数的赋值参见Navaretti et al(2004)第三章的附录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