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主义论文,现实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20世纪文学中使用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概念，自外国引进。30年代前，“现实主义”一般称做“写实派”、“写实主义”；而“浪漫主义”则有“理想派”之称。世纪初至20年代，现实主义作为文学思潮现象大体处于引进阶段。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介绍外国有“理想派”、“写实派”小说，即指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小说而言。1908年，鲁迅写有《摩罗诗力说》，介绍了西方不少颂扬个性解放的进步的浪漫主义大诗人。“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写实文学”、“写实主义”说法，在文学思想中大为流行。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1915）、《文学革命论》（1917）等论文中就赞颂了“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提出要“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1918、1919年，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要求文学写普通男女，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只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这便是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1920年，胡愈之撰有《近代文学上的写实主义》，第一次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方写实主义文学，指出写实主义的特点是科学的态度，平凡的眼光，为人生的艺术。胡先骕在介绍当时欧美文学趋势时，认为写实主义偏重揭露黑暗，但缺乏美的价值，而主张浪漫主义。1921年，李达在《民国日报》（1921年6月6日）撰文说，所谓写实主义，即“注重现实，排斥理想，把观察和分析做基础，直接描写客观的自然和人生，不加作者的私意的”。20年代前半期，沈雁冰积极宣传写实主义，组织译介西方写实主义文学作品，在《〈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1921）中说，写实主义虽已在欧美江河日下，但在我国则未有这方面的杰作，“故同人以为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1921年他在反驳吴宓反对西方写实派时，指出了西方写实派的三个特征，即严肃地看待人生，对作品里的描写非常认真，不受宗教上、论理上、哲学上任何训条的束缚。不过他往往把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并提，又称文学的发展无法超越自然主义。
在这一时期，浪漫主义也受到重视。1920年，宋春舫、沈雁冰、陈望道等人或撰文或译文介绍外国浪漫主义文学。宋春舫在《近世浪漫派戏剧之沿革》（《东方杂志》1920年17卷第4号）说到，19 世纪的浪漫主义戏剧，反对复古，“其精神在于摒弃‘习惯’，扫除不合时宜的制度，颇有‘破坏偶像’之气概”；认为浪漫派倾向革命，常成为反抗者的代名词。创造社在1923年的《创造季刊》（1卷4期）上，刊有徐祖正、郭沫若等人的文章，大力宣传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认为浪漫主义的特征在于反抗文学的旧内容、旧形式，反抗不合理的保守的社会。次年，为拜伦百年祭，《小说月报》（15卷第4号）汇聚了郑振铎、 王统照、沈雁冰等多人，再次宣扬浪漫主义对自由的向往、反抗旧世界的热情。这时兴起的创造社的文学运动正是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的表现。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这时期的不少文章，融合了当时西方其他文学思潮的影响，系统地论述了浪漫主义的特征，即“艺术是自我表现”，“不是再现”，崇尚灵感，艺术品由“纯粹的主观产出”，诗人要把小我推广为人类大我，提倡艺术要与革命结合起来，生命的文学是个性的文学，等等。
第二个阶段从30年代到40年代末，是现实主义大讨论的时期。30年代初，苏联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介绍到我国，开始称“新写实主义”， 1932年定位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于1933年就正式介绍到我国。 周起应（周扬）依据苏联学者的文章编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谈了这种现实主义的三个特征，即动力的，在发展中反映现实，是本质的、典型的描写现实，是它的大众性、单纯性。又说革命浪漫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相对立，前者可被后者所包容；因为要写本质，要写典型，就离不开革命的浪漫主义。抗战期间，文学界标榜各种现实主义，有“新民主主义现实主义”、“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抗日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三民主义的现实主义”等。40年代初开始，胡风针对文艺创作中的客观主义、逻辑公式化等问题，提出作家缺乏的“主观精神力量”、“战斗意志的燃烧”，在后来又加以发挥成“主观战斗精神”，认为作家要深入生活与人民大众的感性存在，并与群众身上“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创伤”进行搏斗，同时进行自我斗争，发挥自身的“人格力量”，并把这些作为现实主义的根本特征。与此同时，冯雪峰在理论上与之相呼应。1946年初，他撰有长文《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一面批评了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客观主义，同时对创作中的“向精神的突击”或“自然力的追求”也作了肯定。从抗战胜利后，何其芳、黄药眠等人开始批评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反对主现战斗精神说。1948年，胡风撰有《论现实主义的路》（1951年出版），全面地表述了关于现实主义的观点。文艺的中心目标是“要体现人民的负担、觉醒、潜力、愿望和夺取生路这个火热而坚强的主观的思想要求”，而作者从对于客观对象的感受出发，“凭着他的战斗要求突进客观对象，和客观对象经过相生相克的搏斗，体验到客观对象的活的本质的内容”（见该书第39、42、45、48页），从而把客观对象变成自己的东西表现出来。
第三个时期，从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是现实主义陷入政治化的时期。50年代，胡风的文艺思想不断受到批判，1955年胡风与在文艺思想上追随他的人，由毛泽东亲自定为“反革命集团”而惨遭政治迫害，现实主义思想自然遭到清算，并成了一个别人无缘评说的政治问题。1952、53年开始，现实主义问题转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宣传与讨论。另一方面，1952年下半年，冯雪峰在《文艺报》上发表《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以及后来他的不少论文，认为三千年来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大都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并与浪漫主义相结合，这是它的特色之一；富有人民性，是其又一特征；而对于现实矛盾采取不妥协、不掩饰的态度，则是它的“最基本的特质”。但不久就被划为“右派分子”。周扬则于1952年底写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以及其他论文，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就是“不在它描写的内容是否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而是在于以社会主义的观点、立场来表现革命发展中的生活真实”，强调的是世界观、政治思想的统率性。随着苏联文艺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我国文艺界思想也有一些活跃的苗头，例如何直（秦兆阳）、周勃分别发表有关现实主义的探讨论文。但在被指责否定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联系、企图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偷换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的罪名下，一一遭到批判。
1956年后的学术界就现实主义问题，还有过一定的探讨。例如，一些人对外国传来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公式提出质疑，有的学者就此对现实主义的来龙去脉作了梳理，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作了较为实事求是的探讨，如蔡仪的四论现实主义的几篇论文；有的坚持上述公式，把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的唯一标准，对非现实主义的、反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颇多非议，如茅盾的《夜读偶记》。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生问题后，在“大跃进”时期，在涉及新诗的发展问题时，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不久后就被传颂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的创作方法，引起了文艺界的一阵阵的颂扬。结合当时的“大跃进”形势，即要有理想、要敢说敢想等特点，冷落已久的浪漫主义一时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不久，由于人祸天灾，文艺界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论”，指出文艺创作应当深化“内部矛盾”，人物的“内心矛盾”，对现实的阴暗面要“写足、写够”，要真实地反映现实等等，这一思想自然很快被压了下去。
70年代末以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经过了一阵清理以后，终于回到自身的学理探索。较有理论性的著作有钱中文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1987年）、罗成琰的《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1992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