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的故园：21世纪初美国公立大学的组织文化观——以印第安那大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第安论文,故园论文,大学论文,为例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5)09-0094-11 近年来，国外大学特别是美国大学成为我国建设高水平大学借鉴、学习的主要对象。到目前为止，对美国高水平大学的研究多以老牌私立大学为案例，对其他类型大学所知甚少；多限于国外大学政策描述，对政策产生的价值和社会效益探讨较少。因此，笔者尝试以21世纪初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为案例，呈现其目前状态及潜在的问题。 印第安那大学1820年接受州政府拨款建立，早期发展比较缓慢，主要使命是为印第安那州培养牧师与律师。20世纪初以来，在第十任校长威廉·布莱恩(William Lowe Bryan)带领下，该校获得长足发展，先后建立起教育学院、医药学院、护理学院、军事科学院、商学院、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多所专业学院，1904年成立了研究生院。布莱恩的奠基性工作与美国二战后的繁荣为第十一任校长赫尔曼·威尔士①(Herman B.Wells)提供了加速印第安那大学发展的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州政府拨款相对充裕的时期，威尔士多年励精图治，带领印第安那大学渐渐走上蓬勃发展之路。到其退休时，印第安那大学已在美国中西部乃至全国享有很高学术声誉，成为一所优秀高等学府。目前，印第安那大学学科设置比较齐全，跨学科研究非常活跃，校园从早期布鲁明顿校区发展成为8个遍布州内各地的分校区组成的公立大学体系。它是美国中西部最著名的十所研究型大学②(the Big Ten)之一，享有崇高学术声誉，培养了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③。 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印第安那大学教师事务部退休学术人员办公室帮助下，对100位退休教授进行了半结构化(semi-structured)访谈④，大部分受访者将其一生奉献给了这所大学直至荣誉退休。其年龄分布跨度较大，最长者20世纪50年代便来到该校(现已故去)，年纪较轻者于20世纪70年代来到印第安那大学。虽然大部分人已退休，但一些人仍在印第安那大学继续教学、研究与行政管理工作。他们在这个学术组织度过了至少二十年时光，对组织的变化有着深刻的洞察。从学术背景看，受访者从事的学科横跨自然、社会与人文科学各领域。从组织职务看，一些受访者一生专心研究与教学，很少参与行政管理；另一些则活跃于大学各种治理委员会并最终承担印第安那大学校长、学术副校长、财务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教师事务部部长等重要行政管理职务。 笔者从中选取了25个关键访谈⑤，编码后作为本研究的主要分析素材。访谈结束后，笔者邀请了27位印第安那大学部分退休学术人员参加座谈，向其展示了研究成果，结论得到与会者肯定，笔者根据其反馈意见与相关领域最新研究成果调整了部分研究结论。 根据访谈信息总体分布特点，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大学理念”、“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态度”、“横向学术共同体的理念”和“治理理念”创建为公立大学组织文化的四个独立主题。虽然受访者来自不同学科与院系，但编码结果显示，他们围绕这些主题的叙述及对该主题30年间变化的洞察呈现出了不容忽视的一致性，因此笔者将其作为代表大学组织文化的要素加以分析与研究。访谈中，25位受访者在叙述中不由自主建构着“过去—现在”、“70年代—快退休时(2000年前后)”的二元对立结构，本研究重点呈现这一对立关系的第二元——即受访者口中的“现在”、“快退休时”。[1]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变化，印第安那大学的组织文化各要素均发生了明显变化。研究将主要呈现观念层面四个文化要素/主题被赋予的新内涵，以及新旧观念间不同程度的冲突。 为在有限篇幅内使读者清晰认识案例大学的组织文化观念变迁，笔者选取了最精彩的叙述，同时尽可能使读者感受到组织成员的普遍感受。如无法兼顾，则以清晰与简洁为先，摘录最能集中体现相应主题特点的叙述。为兼顾多样性、使读者对各主题信息总量有所认识，笔者行文中对述及各主题的受访者人数予以了说明。 一、大学理念的变迁 1.教学、研究与服务的分离及研究的突出地位 至21世纪初，案例大学中教学、研究与服务活动的内容已越来越清晰具体，各自标准越来越高，学术人员已难以全方位兼顾，不得不取舍工作重点。终身教职的评定标准已不可逆转地偏向研究活动，因此多数学术成员倾向于将研究认定为首要职责。这种观念变化在15位受访者的叙述中均有反复、强烈的体现。 如英语系的格雷⑥教授叙述： “也许这么说有些草率，不过我确实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不像我们年轻时那么轻松了，对他们而言，教学不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负担。因为他们不能凭借杰出的教学工作获得终身教职，学术人员希望通过优秀的研究成果获得减轻教学负担的奖励，再利用这个奖励做更多的研究。有一天我和系里的年轻人一起吃饭，有人问我‘为什么学校在周五还要给我们排课？’其实，他们没有讲明的意思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研究与写作，这才是大学真正关心并期望从我们身上看到的，不是吗？’对他们来说研究决定着一切，不仅是终身教职，还有职称、薪酬以及到更好的大学工作的机会。这就是他们这一代的趋势。” 地质系的阿尔伯特教授回忆道： “现在印第安那大学有很多奖励，但真正被学校制度化的都是针对研究的，我个人也因为发表了21篇论文才被评为正教授。但我认为，现在我们应对教学给予更多奖励……教学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例如给300-400名本科生教授初级入门课程需要教师花大量时间与精力备课。这并不比研究更轻松。教师的贡献，特别是那些一心扑在教学上的教师的贡献，应获得更多的认可与奖励。这与企业界的状况类似。很多大型企业既聘任研究人员又聘任行政管理人员。过去他们只奖励行政管理人员，对研究人员的贡献认识不足，现在他们意识到这种做法带来了很多弊端，因此为承担两类工作的人分别设置不同的奖励制度。我认为大学也应采用这种办法，设置不同的轨道对研究人员与教学人员分别予以奖励。归根结底，我的意思是教学工作应获得重视，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也应是物质层面的，特别是体现在教师收入水平上的。但不知为什么学校就是不肯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他们的理由是财政紧张，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搞懂过……但(矛盾的)是假如我还在系里、担任年轻人的职业发展顾问，如果我真的像爱护亲生子女那样爱他们的话，我就会对他们说：‘不管别人再怎么强调教学的重要性、不管他们答应给你怎样的奖励，你都不必在意，做好自己的研究最要紧，能发多少论文就发多少。如果研究工作必须占用你备课的时间，那么就只能占用了。’我真的不想这样讲，但必须这样讲。我们都想改变，但却无力改变。这就是我们的无奈。” 商学院的约瑟夫教授⑦回忆道： “现在大学强调研究和发表成果。如果你是学术人员就必须做这两件事。如果(研究)做得好，就意味着你有很多机会，甚至离开这里去更好的大学；如果做得不好，就意味着你要无奈地另谋出路。像我们当年那种学院式氛围在这里是再也找不到了。从我在印第安那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起，就被潜移默化地灌输了那种理念，留在这里执教以后也切身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与亲近……现在，在系里走上一圈，我觉得这种学院式文化已淡化了很多……现在我觉得关于评审终身教职和职称的问题，我已不能再给年轻人有用的建议了。因为他们要获得这些无疑要凭借研究与发表成果。那么我能给他们什么建议呢？难道对他们说：牺牲你的研究时间多与系里的同事一起社交？我真希望世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不希望为了迎合《商务周刊》的评价口味，改变我们的商学院(但却不得不改变)。世界确实已经变了，变得和我们年轻时大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再像我们当年对学院和学校有那么深的感情了。” 可见，到21世纪初，由于终身教职制度标准的改变，印第安那大学学术人员的工作职责已发生了明显变化。也许这一时期大多数组织成员仍认为理想状况下学术人员应同时承担教学、研究与服务三项主要职责，且应根据兴趣选择其中一项为工作重点。但现实却是，大部分组织成员越来越将研究作为学术人员的首要职责，教学与服务在他们的观念体系中退居次要地位。 2.跨学科研究与团队合作的制度化取向 三十年间，印第安那大学跨学科研究与团队合作观念仍得到了很好的延续与保存，较之其他主题与二级主题，该文化观念发生的变化最小。三十年前这一观念就通过本科生与研究生阶段的跨学科课程制度得以发展[2]；三十年后，课程这种高度制度化的方式，仍在保存组织成员的跨学科研究与合作观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且他们越来越将这一观念与制度联系在一起，而渐渐忽视了制度化程度不高的人际交往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这种制度化取向在10位受访者的叙述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叙述如下。 医学院的尤金教授回忆提高医学研究的创新程度、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的探索时，重点谈及他们在课程建设(即制度层面)的努力： “做研究也好培养学生也好，医学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他们不一定会吟诗作赋背诵莎士比亚，但他们必须在精通传统医学技能的同时了解其他领域。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亲自参与招生工作，我们看重学生的化学、物理与基因学考试成绩，同时也看重他们广泛的兴趣与生活的热情……招收到这样的学生后，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课程。众所周知，社会需要医德良好的医生和医学研究者，为培养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回答很多问题，如是否要为他们开设道德伦理课？开课是在学习初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培养其他方面修养与技能也要求回答类似问题。学生具有不同学术背景与生活经历，是非常多样的群体，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开设了很多选修课，就是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如果学生的主攻方向是化学，那么他可通过选修课大致了解其他领域。另外，我们也希望借此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当他们在职业生涯中感到压力、疲惫甚至厌倦时，可以有另外的精神寄托，无论是山地赛跑、诗歌或其他什么……通过这样的课程设置，我们希望从全美、当然更多是从全印第安那州，选拔具有各种学科背景的优秀学生，在课程中让他们相互交流摩擦出火花，他们毕业时又会成为新的交叉点，为创造更新的知识与研究成果提供基础。” 英语系教授派托克在叙述他与同事跨学科研究与合作时，也谈及了制度化取向： “20世纪80年代，美国各大学相继出现文化研究。当时我正在撰写关于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问题的专著，因此经常与吉姆·那而摩尔还有其他几位同事闲聊。吉姆既熟悉比较文学，又了解大众传媒与文化研究。我们觉得可把维多利亚研究也做成类似文化研究的模式。因此，我们向教师事务部申请开设文化研究的小型研讨班，先集中阅读各种文化研究运动的历史文献及最新研究成果，然后从其他学校邀请相关学者来讲座。我们提议开始了文化研究课程，再后来，吉姆又联合了比较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其他学者逐渐把该课程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系，即后来的大众传媒与文化研究系。” 化学系的希纳尔教授叙述道： “工作这么多年来，我的成就之一是创建了生物系。过去我们有五个与生物学相关的学系，如植物学系、动物学系、生理学系等，后来伴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出现，生物学的跨学科发展取向越来越明显，因此有人提议把相关各系整合。这个想法我非常赞同。过去领导化学系时，我就发现如果把系里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放在一起，让他们可共享实验室和资料储存室，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因此，我们很快就把这个提议变成现实，组建了生物学系。这样就可集中力量为他们提供研究资助与支持。” 访谈显示，三十年后，印第安那大学组织成员越来越倾向于通过高度制度化的课程保存传递跨学科研究与团队合作观念，他们的叙述几乎都没提及人际交往的途径，如学术人员定期会面或通过兴趣小组等活动。这意味着，跨学科研究与合作的制度性基础不断增强，但随着制度化程度的提高，其随意性与自发性正变得越来越小。 二、对外部利益相关者态度的变迁 从第二组织文化要素来讲，三十年前印第安那大学主要接受州政府资助，定位为公益性学术机构，将本州公民认定为主要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希望通过教学活动提高他们的受教育水平，增强印第安那州的经济活力。编码结果显示，21世纪初该大学对自身性质、外部利益相关者及服务方式的认定均发生了明显变化。 1.州政府拨款力度下降与大学公益性减弱 随着州政府拨款下降，印第安那大学的公益性减弱，盈利成为印第安那大学整体定位越来越突出的部分，这可从杰克与米歇尔两位教授对大学校际联赛商业化的回忆得到印证。 商学院的杰克教授回忆道： “我在中西部十大研究型大学校际运动联赛组委会服务了8年。最初，该联赛只是中西部十大研究型大学间的友谊赛，宪章规定学术人员是联赛的发起者且拥有重大事务决定权。但我服务的时期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电视台开始介入并要求转播比赛。记得一次会议间隙，当时的总负责人把我叫到一旁，对我说他感觉到联赛将出现重要变化，需要组织专门委员会研究这件事，且请我出任主席。因此成立了联赛史上首个财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任务就是预测1980-1985年度的比赛收入。撇开各校收入不谈，我们预计1980年，仅组委会收入就可达100万，到1985年有望突破300万。后来仅1982年的收入就超过700万。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电视转播，它为校际联赛带来了滚滚财源。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各参赛大学校长开始介入，逐渐掌握了决策权，最后甚至成为联赛组委会最重要的决策人。学术人员反而退居二线，只做辅助咨询工作。这个赛事现在的运作已相当商业化，各大学校长组成的董事会负责把关总体走向，学术人员代表只负责审核参赛学生资格、制定比赛规则等技术性问题。这都是因为电视转播带来的巨大利润，大学校长们想不重视都难。” 教育学院的米歇尔教授说道： “虽然联赛的初衷是大学间的友谊赛，但从我在组委会的服务经验看，他们不总能确保学术性的优先地位。有些教练只对学生运动员的赛场表现有要求，但对他们是不是去上课和他们的学习成绩不闻不问……我希望大学校长们能清醒地认识到研究型大学的使命，并竭尽所能坚持高标准，保持我们的学术活力。最初，赛事是由学术人员主持的，后来虽然大学校长们越来越多参与其中，但那时的校长都具有深厚学术背景，因此总能秉持学术优先原则。但到1992年离开组委会时，我渐渐觉得有些大学校长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再执著忠实学术优先原则。我感觉与这些年公立高等教育私立化、公司化的总体趋势有关。” 2.不同的外部利益相关者 盈利考虑要求大学像企业那样突破地域限制，扩大生源、积极开拓国内外教育市场。同时，对研究活动的重视需要大学跨出本州边界，提高国内甚至国际的学术影响力。在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21世纪初，印第安那大学认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已发生显著变化，两者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大学弱化了本州公民享用教育服务的优先地位，试图将服务范围拓展到一切潜在的教育“消费者”。这种变化趋势在以下叙述中得到了突出体现。 前英语系教授、美国教授协会的执行秘书玛丽回忆道： “后来我参加了大学教授评议会下设的一个分委会，负责制定学术人员的薪酬标准。因为中途不慎骨折，有段时间没有去开会，伤好后我发现他们提议要提高州外学生的录取比例。他们觉得，第一，外州学生学术基础扎实，第二，他们要交更高的学费，可提高大学收入。他们甚至已拟好了报告(就等我签字)。但我对他们说我不同意这个想法，非但不能签字，还要写一份少数派报告，把我的意见表达出来。当时还有几位教授与我一道在这个少数派报告上签了字。我真的不愿与同事产生龃龉，但我觉得我不能说违心话。后来，教授评议会向州政府上交讨论结果时把我的少数派报告也附在后面。我很担心这样做可能给印第安那大学造成负面影响，但他们劝我不必多虑，只要说了真心话就好。后来州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限制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招收外州及外国学生的比例，学术副校长告诉我是我们的少数派报告催生了这个法案。(虽然我们胜利了)但这件事开始促使我思考公立大学今后的去向问题。当时我们聘任的最优秀的年轻学术人员都不愿上课，如果一定要教学，他们宁愿教研究生。所以，不管怎样，我们离本科教学的使命越来越远了。后来到美国教授协会工作后，我慢慢了解到这是全国普遍现象，印第安那大学还算其中比较好的。” 商学院的约瑟夫教授叙述道： “(商学院的)各类课程，如本科生课程、MBA课程与博士课程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竞争关系，但是最终哪个课程能获得发展资源并不取决于质量，而取决于知名度与影响力，这造成不公平竞争。我们的MBA课程在多任院长的努力下，成为凯利商学院的品牌，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很有影响力，商学院以此跻身《商务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重要排名。当年设计课程时，我们就有意参考各大排名的评分标准(希望借此提高商学院的知名度)，但现在我们对排名的重视与依赖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会为迎合它们的口味对MBA课程做重大调整。商学院对这个品牌课程给予了超乎寻常的关怀，但却以牺牲其他课程为代价。我们的博士课程设计严谨、标准严格，按现在的标准我自己恐怕都没有录取资格(笑)。同样我们的本科课程也非常有特色。但MBA课程仍以其知名度与影响力占用着本应属于其他课程的资源。我认为对大学或专业学院排名的想法非常荒唐，但现在却正是这些排名左右着课程安排，因为需要通过排名获得知名度与影响力(这种趋势让我很担忧)。我们学院现在有约4700名本科生，他们的学费是年度预算中非常可观的组成部分。同样，现在我们募集各种捐款很大一部分来自商学院的本科校友，很难预测这样发展下去，本科课程还会不会保持如此的号召力。现在无论有什么资源，我们一定会优先考虑MBA课程，这已成为了习惯，无从逆转，也无能为力。” 三、横向学术共同体理念的变迁 编码结果显示，三十年间，印第安那大学组织生活的情感方面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由于州政府拨款下降，印第安那大学不得不尝试各种措施开源节流。为了开源，它不断开辟新的经费来源渠道，增加技术转化、征收版税、积极与企业合作、提高学生学费。为了节流，它采用了责任中心预算制⑧，开始了各学术单位独立运转、自主经营的实践。制度的急剧变化打破了原本的宁静，深刻改变了横向学术共同体⑨[3]的观念。笔者首先呈现商业主义思潮的来源与冲击，以及人际交往淡化造成的危害，然后呈现双重冲击下传统学院式理念的遗失，组织成员忠诚度的下降及身份认同结构的改变。 1.商业主义思潮的侵蚀 20位受访者均不约而同谈及商业思潮对横向学术共同体的深刻影响。开源节流的需要改变了大学财政预算制度。在新的制度下，大学内部各学术单位犹如独立运转的财务中心，可以各自吸引经费、制定预算并保留收入。这种财政预算制度深刻改变了组织成员，特别是年轻成员对横向学术共同体性质的前提性假设，他们相信大学越来越具有商业组织的性质，且应像企业那样管理、运转、市场化并参与竞争。“营利”、“自负盈亏”、“吸引学生消费者”、“满足需求”成了这个共同体难以回避的话题。商业主义思想即使没有彻底改变横向共同体的性质，至少也在侵蚀着传统学院式属性。 研究人类性行为学的伊丽莎白教授回忆道： “我退休时(1997年)，印第安那大学的外部环境和自身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州政府拨款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印第安那大学却仍然维持高效运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成就。但问题也接踵而来。我本人就在经济条件有限的移民家庭长大，深知教育会改变他们的命运。当年我就是靠政府奖学金完成硕士学位的，后来才有机会成为大学教师。我深信政府应大力资助教育。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国家主要是因为有完善的大众教育体系，能接受新思想并可自由思考，这对于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但现在政府资助下降了，校长不得不削减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这势必影响他们今后的发展。我个人对这个决定非常不赞同。同理，大学自身也要开始想方设法从其他渠道筹集经费。当经费来源与大学使命不匹配时，就会陷入痛苦的挣扎：来自军队的科研经费从来不资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商业企业与大学合作也不总是令人愉快；因为预算与经费限制，各学院不得不借鉴商业组织的运行管理模式，但它们又不总适合教育机构的性质与使命，等等。由此带来的冲突越来越明显。” 健康、体育教育与休闲娱乐学院的朗莫丽道： “我觉得近年来大学运用资源的方式很有问题，责任中心预算制带来了很多困扰。为压低成本、增加收入学院开了很多大课，把300个学生挤在一起。这带来的影响很坏，很有可能加速院系间的恶性竞争。要回到过去的财政模式或许已不可能了，但我认为必须对这种新制度进行限定，使其不致无节制地发展下去。” 英语系另一位教授肯恩也有类似观察： “现在商业的理念与模式在大学里越来越流行。我曾先后与三任校长合作过，且经常参加校长办公室的会议。有一次，参加亚当·赫尔伯特校长(任职时间1994-2004年)的会议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陌生感，怀疑自己还是不是在大学里。他们讨论了很多事情如股票、债券、经济形式和技术转化，这些都与印第安那大学息息相关，却没有一件是学术事务。有很长一段时间，参加这种校长级会议的都不是学术人员，会议内容也无关学术。虽然现在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与会者仍有一半是具有商业管理背景的非学术人员。” 教育学院的莫丽尔教授回忆道： “后来我们采用了责任中心制，盈利的思想日渐抬头，为此我们聘任了很多有商业背景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们带来的各种理念进一步加重了大学的商业气息。这些人搞不懂为什么大学教授们花那么大的力气发明研究，却把成果无偿送给别人(于是开始帮助大学收费)，从学术人员的劳动中榨取利润。这是全国普遍现象，MIT如此、哈佛如此、密歇根也如此，印第安那大学还不算商业化很严重的。这是坏消息中的好消息。” 商学院及后来环境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查尔斯教授认为： “坦率地说，我有时真的感到非常担心，各种国际合作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发展资源，但现在它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过多的财政考虑使我们渐渐偏离了初衷。诚然，经营管理好一所大学需要坚实的财政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件事情都要考虑盈利，有钱的目的是要把钱花在有价值的事情上，忘记这一点无异于舍本逐末。有时我们太看重经费与盈利了。” 2.人际交往淡化的危害 新的财政预算制度深刻改变了横向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吞噬着传统学院式理念。同时，保存该理念的另一重要途径——人际交往——又悄然消失。组织成员大学理念特别是其组织职责观的转变，致使年轻学术人员失去了参与人际交往的热情与积极性，难以通过耳濡目染的方式观察老成员的行为，理解并延续学院式的学术共同体理念。 教育学院的美籍印度裔教授博拉说道： “退休前五六年中，我感到整个学校文化发生了明显变化，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疏离，好像都变成了陌生人。大家除了系里聚餐时来吃东西外，再没有其他机会社交了。对别人在做些什么研究、想些什么问题、是否有生活困难或情感困扰，毫无兴趣、毫不关心，彼此间再也没有真诚的对话了。真的希望行政领导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希望大家关心彼此、聊聊工作情况、分享各自的喜悦与烦恼。但是，我很清楚，人是拗不过大环境的。现在整个印第安那大学或者说整个学术界大环境是：别在这些无聊的谈话中虚度，谁都没有多余时间可浪费。社交活动本来不拘泥于形式，目的就是有聚在一起交流的机会，但因为这种心态，现在社交的内涵已严重缩水，变成了聚在一起吃东西，即使如此，聚餐时人们仍会立刻钻进平时的小圈子、小派系，与圈子外的人老死不相往来。” 英语系的庄士敦教授访谈中叙述道： “总的来讲，在印第安那大学工作的时光非常愉快，如果一定要说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么我认为这里的工作环境已不像过去那么宜人了。这倒不是大学里的某个人有问题，而是每个学科都变得越来越艰深，对后继者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为了紧随专业发展，学术人员必须投入全部精力，不敢有须臾懈怠。这本身并不是坏事，但他们也因此不能再像六七十年代我们年轻时那样自发组成教学小组、讨论各种教学问题了；也不再自愿组织系列讲座，分享读书心得了；甚至不能只聊最近的生活与家庭琐事了。现在再组织这样的活动很难了，主要原因是年轻人不愿意在同事面前呈现自己的想法与研究成果。他们不愿听到批评意见，认为这样没什么直接好处。他们愿意分享的远比我们年轻时少得多。这真是一种遗憾。” 3.双重冲击下传统学院式理念的遗失 商业主义思潮的侵蚀，人际交往的淡化，双重变化冲击着横向学术共同体，传统学院式特性被大大削弱，成员间的人际关系变得冷漠。这种趋势几乎在所有受访者的叙述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为简洁起见，笔者首先引述最能凸显这一趋势的物理系乔治教授的叙述，然后再分别展现学院式理念丧失的具体表现。 乔治教授回忆道： “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入学术界，那时虽有各种政治风波，但人们对未来充满憧憬与希望，资源竞争远没有现在激烈，人们的想法也简单得多。大学里，学术人员很少计较工作量，也很少想到把研究成果变成资本赚钱。但现在，很多行政领导开始自主或不自主地认为，管理大学就像经营企业，大学和大学间竞争激烈，在残酷的争夺中不能再温情脉脉。如，我做副院长时多次与比我们更好的大学竞相招聘优秀的年轻人。做争取工作时，我常对他们说，如果我们争取你就意味着我们真诚地保留了属于你的位置，如果你选择来印第安那大学，绝不会发生三个助理教授抢一个副教授职位的事情，同理也不会有几个人同时抢一个终身教职。我们看好你的发展并确实拥有职位才考虑聘任你，如果几年后你没能拿到终身教职，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集体的过失。物理系还有整个文理学院的责任就是创造宜人的发展环境、呵护学术人员成长，使他们毫无后顾之忧地达到学校为他们设定的目标。但是，后来有人对我说，招聘时不要再讲这样的话了，一旦发生分歧与学术人员对簿公堂，这样的承诺将对大学非常不利(我感到非常震惊)。我认为这样的承诺曾帮助印第安那大学聘请到了很多开始对我们根本不屑一顾的优秀学术人员。他们之所以最终选择这里，就是因为我们的承诺，他们感受到了我们的真诚。我始终认为这就是我们作为一所大学最突出的优势，即我们由衷地关心、爱护自己的学术人员。” 印第安那大学失去传统学院式共同体的特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个人选择空间受到限制。三十年前，印第安那大学的学院式理念崇尚、尊重个人选择，允许学术人员追随学术兴趣，自主决定教学与研究的内容。时至20世纪初，学术人员的自主空间已受到明显限制。 新闻学院的布朗教授回忆道： “因为经费紧张，现在大学越来越提倡合并相关院系，以凸显规模效益，节约行政管理成本。但作为学术人员，我们更善于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我们总希望以制度化的方式将所有的知识和发现尽可能保存下来，过去我们有相对充足的资源支持学术人员做这样的事情，因此印第安那大学内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研究中心与单位。但现在不行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经费普遍紧缩，作为公立研究型大学，我们更是捉襟见肘，学术人员不能再随意突发奇想了。出于同样的原因，设计课程时学术人员要考虑学生的口味，考虑尽量拉长课时，降低难度，以吸引更多学生上课。这就是我们的窘境，它迫使学术人员变得现实。” 教育学院的罗伯特教授对横向学术共同体的商业化倾向也有深刻体会： “我观察到近年来印第安那大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就是消费主义的思想越来越流行。本科生认为他们是消费者，大学是零售商，他们的逻辑是“我付了钱(因此我想要什么、你就得卖什么)。我个人已不再教本科生了，但身边很多与他们有直接接触的教师都这么抱怨。我个人认为，教师与学生间应是职业关系，教师拥有专业知识、理论且了解相关行业的职业道德，他们有能力也有自由决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向学生提供怎样的知识，这是一种近乎神圣的道德关系，不是学生想出钱买什么我们就一定会卖，这种关系是用金钱买不到的。但现在大学却极力鼓吹消费者至上的观念，学生是消费者，可为所欲为，甚至读本科时连大学宿舍都不必住了。一波又一波的消费主义思想加之公立大学的私立化使我觉得印第安那大学最终会被商业主义的逻辑吞噬，这种逻辑下大学内部每个单位都是独立的资本中心，如果不能盈利就得自生自灭。我就在一个不能盈利的领域从事研究，我们需要获得学校的支持(却总是无奈)。商业主义的总体趋势是难以逆转的，不独在印第安那大学如此，全国甚至全世界亦如此。” (2)对分歧的容忍与开放程度降低。随着学院式理念的消失与大学人口组成结构的变化，横向学术共同体渐渐失去往日的包容性，公开表达意见、在求同存异中相互理解的组织文化观念日渐势微。压制言论、掩饰分歧的观念日渐抬头。不和谐的气氛笼罩着原本平等融洽的学术共同体。 健康、体育教育与休闲娱乐系的露斯教授叙述道： “据我观察，近年来大学非终身教职学术人员如临床教师、客座讲师等，遇到了很大问题，学校几乎没有任何制度保障他们的学术自由。因为他们按照合同制受聘，为了续约，他们必须谨小慎微，系主任要求讲什么课他们就讲什么课，系主任希望投谁的票他们就会投谁的票，各种情况下都不敢违拗。这让我非常担忧，作为大学的一分子他们没有发言的自由……不仅我们学院如此，整个学校亦如此。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时也在学校各种委员会服务，在聘任学术人员、博士生答辩时享有投票权(因此压制他们的声音，会间接对整个学术界产生消极影响)。但为了节约开销，大学又不愿开放更多终身教职职位，他们只能以合同制形式继续留任。历史表明，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人文学科，重要的进步都来自敢于直言的人、来自打破既有思维方式的研究，如果不敢发表真实意见，很难想象我们还会有重大突破。从这一点上讲，我为整个学术界感到担忧……总之，近年来大学中的保守主义又卷土重来了。学生、老师还有行政管理者做事、说话都有了更多的顾虑。两年前商学院一名学术人员在个人网站上说了类似于他不喜欢同性恋之类的话，很快他的网页就被关闭了，他也被大学解聘了。他只是说了真心话，但大学却不允许，我认为这就是保守主义。还有些人甚至禁止教师们在课堂上灌输自由主义，声称如果老师们非要在课堂上谈论自由主义，那么必须花同样的时间谈论保守主义。这就荒谬得很，如果学生和老师有不同意见，可以在课堂上辩论，但没人有权利规定教授该讲什么或不该讲什么。这触犯了学术自由原则。” 社会学系的艾伦教授回忆道： “很多过去可以说、可以做的事现在都不行了。例如，因为我女儿被人杀害了，所以我非常同情人生失意的学生，总是尽量想办法开导安慰他们。以前都没有问题，但现在我被告知不要再这样做了。这样的行为有私人咨询性质，弄得不好会被学生认为是骚扰，学校不想搅入这样的是非之中(因此建议我不要惹麻烦)。但是，如果所有人都不再这样，那么教师与学生之间还有什么人情味可言呢？再比如，为了政治上的正确，很多真心话也不能再说了。我记得有一年我在教授评议会服务，当时一个分委会的主席告诉我，他们刚刚协议将酗酒成瘾的人划为出身不利人群，大学有责任雇佣他们以贯彻《肯定性行动》的精神。后来，他们把患有轻度自闭症、读写障碍症的人也算了进来，说要聘任这类人增加学术人员的多样性。我并不排斥这些人，也很支持《肯定性行动》，但我认为我们是大学，聘任学术人员时最主要的标准还是学术能力。我们不能为了完成多样性的指标逼迫各院系降低标准。我说了这些话后就成了众矢之的，很多人因此把我狠狠妖魔化了一番。我感觉这种保守的气氛不仅笼罩着印第安那大学，也出现在其他很多大学。如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就因为说女性不适合研究科学被免了职。也许他的话本身并不对，但因为说了这句话就遭到这样的待遇，很是无辜。我确实感觉到学术氛围越来越保守了。” 4.组织忠诚度下降、纵向学术共同体身份认同加强 因为横向学术共同体理念与学术职责观的双重变化，21世纪初组织成员对印第安那大学这一学术组织的忠诚度已明显下降，横向学术共同体内成员的情感疏离，新一代组织成员越来越倾向于自我认同为纵向学术共同体的一分子，并将这个共同体视为终身归宿。受聘之所在不过是通过合约关系暂时栖身的实体学术机构，共同体观念已经淡漠，成员间的关系不再是家庭式的、学院式的，而是独立的、粒子式的，横向共同体与其说是将成员联系组织在一起的有机网络，不如说是若干独立个体的集合。几乎所有25位受访者都提及了这种变化，它甚至成为15位受访者在回答“执教生涯中印第安那大学的变化”这一问题时，反复出现的最重要主题。这种变化趋势从以上各部分引述内容均可见一斑。为了突出重点，笔者选取最能集中体现这一趋势的前教师事务部部长玛雅教授的叙述： “布鲁明顿校区曾被评选为全美最美丽的五个校园之一，我们的文化传统向来以成员间的友善、亲和与相互关怀著称，但今后在这片土地上维护同样的文化传统、保持学术共同体成员紧密的情感联系将越来越困难。我深切感觉到世界已经变了，学术界也变了，年轻学术人员不能再像我们当年那样享受优厚的退休待遇，也不再像我们那样忠于这个校园了。他们很清楚自己不会在这里待一生，只要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他们就会离开，心思要比我们活络得多。这种情况不是印第安那大学独有的，全国学术界都是这样。虽然从前学术人员也会在学校间流动，但他们来到印第安那大学以后基本都会在这里扎下根，然后对所在院系及整个大学产生一种忠诚。因为他们能在这里心情舒畅地工作与生活，并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当时的行政管理者继承了威尔士校长的遗风，尽一切可能为学术人员提供各种支持。威尔士校长一手缔造的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很多人在这里投入了一生，成就了一番事业，并由此忠于这所大学。今后事情很可能不会再是这个样子了，学术人员会越来越将自己看作独立的合同工，哪里有更好的学术条件与诱人的薪酬待遇，他们就去哪里，从一所大学到另一所大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但我觉得非常幸运，能够在从前的价值体系没有瓦解时来到印第安那大学，我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理解与支持，我觉得可以尽情展现自己的所有，因此我留在了这里，因为它是我的归宿。” 四、治理理念的变迁 由于横向学术共同体性质的共同变化，学术人员越来越倾向于自我认定为独立的研究者，与大学只有契约关系，他们独立于横向学术共同体之外，不愿投入精力促进横向共同体的发展，却更加关心个人职业的发展。同时，终身教职评定标准与学术职责观的变化，迫使研究人员将更多时间与精力投入研究活动。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使组织成员特别是学术人员失去了参加人际交往(包括治理活动)的积极性，大大削弱了共同治理理念代际传递的基础。因此，至21世纪初，印第安那大学的治理理念已发生重要变化，行政管理者主动咨询、学术人员积极参与、互相协商、共同治理的观念渐渐淡出了组织成员的记忆；行政管理者不再以长辈的姿态爱护、扶植与帮助学术人员，相反，他们开始采取管理主义的态度，把学术人员当做被管理者，审核评价他们的“研究业绩”。同时，学术人员也不再热心参与印第安那大学的共同治理。 1.行政领导管理主义理念的兴起 随着学院式治理理念淡出，管理主义思想开始兴起。行政领导不再像30年前那样，真心培养、爱护、扶植学术人员与学生，不再将其作为不可推卸的行政责任及促进院系发展的根本途径。相反，他们开始将自己视为大学的主人与管理者，将学术人员看作雇员与被管理对象，单方面作出行政决定然后强加给后者，用绩效观审核他们的“研究业绩”。10位受访者提及了这种趋势。 英语学院肯恩教授叙述道： “印第安那大学有很强的学术人员治校传统，我个人做行政工作时非常注重听取学术人员与学生的意见。这是历届教授评议会努力保持的优秀传统。经过多年磨合，学术人员与行政管理者、学生与行政管理者间形成了深深的信任，是这个校园的特色，令很多同类大学羡慕不已。大概10年前，在一次公立研究型大学评估中，一些评估委员甚至认为我们的学术人员与行政人员过于亲密，担心这样会影响学术人员的独立性。但大多数委员都非常赞赏这种友好的合作关系，表明我们的学术人员爱戴行政人员，后者也同样尊重前者。但在我退休前的四五年(1995年左右)，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一些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公开声称学生在学校事务中发表了太多意见，学术人员也发表了太多意见，大学应从他们那里收回部分权力。” 宗教研究系詹姆斯教授叙述道： “我担任行政管理工作时(1990-1997年)，大学要求各系对下属学术人员排名，然后以此发放薪酬。我坚信这种做法会导致竞争、激化矛盾、加速分裂并造成学院式理念破灭。印第安那大学会因此变得面目全非。我刚来这里时，印第安那大学的学院传统很强，但我不能再按那时的标准给年轻人建议了，现在必须要对他们说，为了获得终身教职，你要拼命搞出两本专著来。我坚决反对(按照研究成果数量)对学术人员搞排名，它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让大家彼此算计。” 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及商学院的查尔斯教授叙述道： “我不太赞同现在大学对年轻学术人员的评价方式，我们把太多时间与精力花在评估他们的表现上，却没有考虑该如何帮助他们改善与提高。我们没有对他们的发展做太多实质性的贡献，却总是对他们的表现吹毛求疵。对评估的过分依赖让年轻学术人员受了很多罪，却对提高教学与研究质量没有明显帮助。这种现象不是印第安那大学独有的，而是全国性问题。如果我有机会再做一次院长，我会再多投入一些精力改变这种状况。” 2.学术人员参与共同治理理念的削弱 亦如行政管理者学院式治理理念与学术人员参与院校治理理念间的相辅相成关系，管理主义观念与学术人员参与共同治理热情也呈现出此长彼消的趋势。编码结果显示，10位受访者谈到学术人员日渐淡漠的共同治理理念。 英语系格雷教授叙述道： “印第安那大学曾有悠久的共同治理传统，教授评议会在重大决定中拥有很大发言权，但现在它是否享有从前的崇高地位很值得怀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部分归结为新一代学术人员不再像我们年轻时那样积极参与院校治理了，这种服务对他们获得终身教职没有任何裨益。他们更愿意把时间与精力用来发展职业生涯，关注学科变化与发展、更多与校外同领域的人联系。” 化学系希纳尔教授以建议的方式婉转表达了对年轻学术人员的看法： “现在经费越来越紧张，希望年轻学术人员能体谅行政管理者的难处，要看到他们也在为改变现状不懈努力着。我不太认同年轻学术人员那种心态，他们不再愿意为大学付出心血与努力，而指望行政人员把一切做好，然后坐享其成。他们应与行政人员并肩作战、协同努力，这样才能带动大学的整体发展。” 同样现象在玛丽教授叙述中也有所体现： “成为美国教授协会执行秘书后，我发现原来印第安那大学遇到的问题也是全国性问题。学术人员的功利心越来越重，他们忘记了《赠地法案》的意义，忘记了公立高等教育的意义。现在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终身教职制度，面临着内外夹击：社会经济增长趋缓，就业市场萎缩，工作稳定性与保障性降低、退休后的生活质量明显下滑。人们不禁质疑：为什么大学教师成为例外，为什么他们可享有终身教职保障，凭什么相信他们不会因此偷懒；另一方面，大学聘任了越来越多的非终身教职学术人员，如只负责教学的讲师和只负责研究的博士后，大家一度以为他们只是临时人员，谁知他们在大学一待就是一辈子(因为不能享有终身教职，因此对这种制度有颇多抱怨)。这两方面因素对终身教职制度构成了极大威胁。我认为与此抗衡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学术人员联合起来，通过共同治理抵制大学的消极变化。但学术人员太忙了，他们没有时间参与治理。美国教授协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开设了分会，并试图与该校区的教授会建立合作关系。但这个教授会只吸纳获得终身教职的学术人员。美国教授协会与他们接洽时，伯克利教授会一位年轻负责人接待了我们，谈话中我感到他们的骄傲。他问我美国教授协会可以做些什么，我反问他需要我们做什么。他说希望我们帮助解决停车问题。停车问题!我问他，难道你们不关心自己的职业发展吗？不关心学术自由吗？他说，那是获得终身教职的人才关心的事情，而他和他身边的大多数人现在都还没有。这种情况并不鲜见。我发现，现在年轻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工作前途而不是学术共同体的整体发展。” 三十年后印第安那大学的组织文化观念发生了转折性变化。21世纪初，组织成员普遍认为：公立研究型大学的首要使命是提高研究质量，获得国内与国际学术声誉；研究在各项组织职责中占压倒性地位，是衡量学术人员价值的首要标准；平等、融洽、开放的学院式理念受商业思潮的侵蚀，功利主义价值开始占主导地位，人际关系日渐冷淡，个性选择受到限制，异议与分歧受到打压；因此，学术人员不再将受聘的大学作为情感归宿，转而视提高研究水平为终身使命，将纵向学术共同体看作精神家园；同时，学术人员不再对参与大学共同治理怀有热情，行政人员的管理主义思想由此上升。 造成观念转变的原因主要在制度层面。州政府拨款政策、终身教职制度、财政预算制度与退休制度的改变，均改变着大学对自身使命的认定及社会对大学的看法。21世纪初美国大学面临许多深层的价值冲突，借鉴需谨慎，“拿来”应慎重。 收稿日期：2015-07-06 注释： ①1938-1962年任印第安那大学校长。 ②The Big Ten是美国中西部最著名十所研究型大学的联盟。分别为：印第安那大学、普渡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爱荷华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伊利诺伊大学、西北大学(芝加哥大学一度加入，现虽不是正式成员，但仍与联盟保持紧密的对话与合作关系)。该联盟最初因十所大学间的校际体育联赛产生，后来其合作向纵深延伸，越来越多涉及学术与行政管理领域。The Big Ten成为美国中西部著名研究型大学对话与合作的平台。 ③该校培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1946年动物学教授Hermann J.Muller；本科毕业于该校、后发现DNA螺旋结构的James Watson于1962年获奖，是历史上获得该奖项最年轻的研究者；2009年诺奖经济学奖获得者Elinor Ostrem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研究人员。 ④半结构化访谈既考虑访谈内容在总体框架上的一致性，又为每位受访者的个性化回答留有余地。所有访谈都围绕同样的问题展开，但又保存与记录每位受访者独特的经历。 ⑤25位受访者中17位来自社会人文学科，8位来自自然学科；18位担任过中、高层大学管理职务；基本于2000年左右退休。这样的受访者结构基本可保证其叙述体现该校学术组织生活的全貌，有利于保证研究效度。 ⑥本研究所有被引用教授均为化名。 ⑦约瑟夫教授博士毕业后即留校任教，其整个学术生涯主要从事教学活动，长期负责商学院本科课程的制定与修改工作，并担任过商学院副院长。访谈中，约瑟夫教授认为研究不是自己的强项并坦然将自己归为职业管理人员(professional staff)行列。这种取向本身说明，其执教时期即20世纪七十年代，该校的组织文化对教学、研究与服务同等重视与认可。 ⑧Responsibility Centered Management Budget，简称RCM Budget。 ⑨横向学术共同体指同一所大学中不同学院/学科构成的学术共同体，纵向学术共同体指分布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同一学科构成的专业学术共同体，命名依据见文后参考文献[3]。编码结果显示，大学组织生活不仅有理性的一面，同时也有感性的一面，该校在此主题下体现了鲜明的个性特征。笔者将此要素/主题命名为“横向学术共同体的理念”。该主题与“大学理念”主题显著差异在于，后者的个人作为组织成员、某学科专业人士存在，被赋予较严格明确的组织职责与专业职责，直接体现组织生活的理性方面。而“横向学术共同体理念”主题中，组织成员作为有感情、有性别、有种族、有各自行为规范与价值取向的个人存在，拥有彼此平等交往、相互理解并获得同伴认同的基本情感需求。大学作为他们工作且生活于其中的组织，不仅为其职业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更为作为普通人的他们实现最基本的情感与交往需求提供了共同体(community)。大学在此主题体现的特点，也是它与其他专业组织(如医院、企业、政府机构)相比最独有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