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山西省 030006）
《我不是药神》在上映短短几天时间内便获得了极高的票房与赞誉，从其在普通观众中激起的强烈反响和受到的热烈欢迎程度上，似乎只有一年前的《战狼2》可以与之媲美。究其深层原因，是因为它构建了现代的中国式“英雄”，而这种英雄又不同于《战狼2》那种广义的英雄，而是主角程勇从最初的一心赚钱到最后真的想要为病友们带来生机的思想转变，这使得程勇从“人”转化为了“神”，最终完成了英雄的蜕变。而程勇的成长也正暗合了心里学家弗洛伊德所阐述的自我从本我，超我从自我分化的过程，它让观众见证了英雄的成长，而这种成长也正好满足了人们对于残缺英雄的认同。因此本文试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下探讨以程勇为主的众生群像的蜕变轨迹。
一、本我于苦难不幸中挣扎
弗洛伊德曾经这样定义本我，它是一个最基础的构成，它隐藏于人潜意识的最深处，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冲动，它毫无逻辑可言，只遵循“快乐原则”来追求个人满足。 程勇前期通过贩售格列宁所获的财富与病人们的感激，正是“本我”理论追求快乐原则的体现。
程勇贩售假药是始于人的逐利本能，从而做出的非理性抉择。贩售仿制药带来的巨大利润，广大患者因吃上了廉价药而对程勇感恩戴德，将他视为是病人的“救世主”为他送来锦旗，这一切都使得程勇对“本我”的追逐得到了巨大的满足。而影片中关于“本我”的体现，却不仅仅存在于程勇一人身上。吕受益身为慢粒白血病患者，在查出自己患病时曾想自杀来结束痛苦，但当他在看到孩子第一眼时，他看到了活下去的动力，他是影片中最能触动观众情绪的一个痛点，直戳人性的主题。而程勇贩卖的廉价药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一种求生的“本我”在吕受益身上展现的淋漓极致。而黄毛的一切行为都透露着一个二十岁青年的人性“本我”，他冲动，讲义气，不在意道德批判和外在行为规范，他是典型弗洛伊德“本我”式的人物。
二、自我于担当责任中成长
在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解析中，“自我”是由“本我”发展而来的，它受后天环境的影响逐渐使自身融入社会，变得识时务从而重视“现实原则”，抑制“本我”不合理需求。程勇中期因害怕受到法律制裁而选择放弃贩售假药，正是“自我”理论重视现实原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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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程勇说“我不是救世主，我一个卖壮阳药的当哪门子救世主。”确实，程勇是为了赚钱才开始倒卖仿制药，因此在贩药过程中当他意识到贩售假药是要受法律制裁时，他开始畏惧，害怕失去自由。于是他选择将代理权卖给药商张长林，转而开始新的事业。而这一转变也使角色从“本我”中走出，进入到“自我”。
“自我”通过后天的学习积累经验来调节“自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从而做出选择，是经过思考做出理性或正确的判断的人。吕受益在看到孩子后。唤起了生的欲望，为了活下去他找到了程勇，后又同程勇一起贩售仿制药。面对高昂的治疗费用和孩子出生后的生存需要，吕受益不得不做出在当时看来正确的抉择：与程勇一起贩售假药。在现实环境的逼迫下，吕受益唯有遵守“自我”。
三、超我于价值情怀中蜕变
“超我”指道德化了的“自我”，它位于人格结构的顶层，它是人在社会实践学习中，受环境道德规范的教育而后天习得的。“超我”确定着“自我”道德标准，它按照至善原则来引导“自我”，限制“本我”，从而获得人生价值的实现。程勇后期因感念好兄弟吕受益的离世而选择用极其低廉的价格贩药，正是“超我”理论追求人生价值的结果。
卖掉代理权的程勇开起了服装厂衣食无忧，但因发现自己的好兄弟吕受益离世后开始由“本我”向“超我”转变。他想救赎这个群体，同时救赎自身。程勇清楚的意识到继续贩售假药的后果，但在被抓时，他不忘开车堵住警察以便病患代表可以把药送出，所以在他被警察压倒时也带有一种从容。而当他看到警察将拿了药的病患代表围堵时，他开始痛苦挣扎。这一刻他已经完全超脱了“自我”与“本我”的束缚，完成了“超我”的蜕变，人性的光辉在他身上显露无疑。
通过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程勇等人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在程勇身上由“本我”到“自我”最后到“超我”的转变。它们使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故事链条更为清晰，也更能触及到观众心里的痛点。电影里有善恶黑白，但生活中没有。在即翻江倒海又波澜不惊的生活里，笑与泪的常态是尴尬。而《我不是药神》拍出了这种无处安放又必须安放的尴尬，或许这是它带给当下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启示。
论文作者:华欣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6月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9/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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