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骚并称的文化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论文,文化论文,论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的学者，往往以庄、屈合诂，或庄、骚并称，譬如清代钱澄之的《庄屈合诂》、方人杰的《庄骚读本》等。他们作庄、屈合诂，或以庄、骚并并称，从总的方面看，主要是从庄、屈相同的方面着眼的。今天，我们研究庄、骚并称的文化现象，不仅要看到庄、屈的相同点，同时也应看到他们的相异处。本文拟探讨这样三个问题：（一）庄、屈相同论；（二）庄、屈相异论；（三）庄，骚（或庄、屈）并称的文化现象的意义。
庄、屈相同论
庄子和屈原，都是我国战国时代楚国人。据司马迁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又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1)由此可知，庄子生活在战国时代中后期，为宋之蒙（今河南商邱县东北）人，与梁惠王、齐宣王、楚威王同时。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为楚怀王左徒。这样说来，屈原只晚于庄子十几年。庄子和屈原都是楚国文化的著名巨人。《庄子》和《楚辞》是楚文化的两座丰碑。大约正是此种原因，古人才作庄、屈合诂，或以庄、骚并称的。其原因具体地说来，在于这样三方面：一是庄、屈在文学上皆有卓越的成就，是同一风格的奠基人；二是庄、屈人生坎坷，“哀怨”相同；三是他们性行高洁，正道直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保持高尚的人格。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力政，周天子名存实亡，国爱在诸多方面都不统一，因此便形成南北文化的不同。具体地说，南方楚国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就有许多明显的差异。关于北方中原文化的成因及其特点，这里不予赘述。关于楚文化的许多问题，这里也姑且不谈。只就南方楚国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对孕育庄子和屈原浪漫主义文学的因果关系及其有关问题，简略地作一点探索。据《汉书·地理志下》记载，楚国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食物常足，“信巫鬼，重淫祀”。《国语·楚语下》亦云：楚国“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楚国的地理自然环境，与北方中原苍茫无际的广阔平原迥异，尤其沅湘之际，“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崟嵚戎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仰”②也就是说，楚国的江汉川泽山林，富有雄浑壮阔、妩媚多姿、幽冥神奇的境界，变化莫测，令人产生无穷的遐想。与北方重仁、义、礼、乐的教育不同，楚国“信巫鬼、重淫祀.”的社会浪漫风俗，加上神奇的大自然，便孕育了许多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哲学家和思想家。自然，在他们的著作中，通过不同的形式，也都描绘和表现了孕育他们的丰富的社会和神奇的大自然。可谓“人杰地灵”③，相得益彰。庄子和屈原的著作所取得的伟大而特殊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即是对孕育他们的楚国社会和大地的反馈。庄子散文和屈原辞赋所独具的浪漫主义风格，即是南方楚文化的显著特色的表现。明代陈子龙谓庄子和屈原皆为楚贤人，“二子所著之书，用心恢奇，逞辞荒诞，其宏逸变幻，亦有相类”④。不难看出，陈氏已经窥视到庄子和屈原的作品所共同具有的浪漫主义风格，只是用词不同而已。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尚且没有能力论述庄、屈共同的恢奇荒诞、宏逸变幻的文风所形成的原因。直到近代，刘师培对于老子、庄子、列子和屈原之书所具有的共同文风及其形成的原因，他在《南北文学不同论》论文中，才给予明确的论述。他说：“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沓冥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之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屈子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行芳洁，符于二南之比兴。而叙事记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⑤应当说，陈子龙和刘师培的论述文字，对于我们深入地研究庄、屈异同问题，是有很大启迪的。尤其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把南北文学的不同具体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南北语言不同，中原为“北音”，称之为“夏声”；“南音”称之为“楚声”。二是南北风俗习惯相异，北方人“多尚实际”，作文“不外是记事，析理二端”。南方人喜欢谈鬼祀神，作文“为言志、抒情体”。北方学者有“坚忍不拔之风”；南方学者有“遗世特立之风”。刘氏的论述，是颇有见地的。从其论述中，亦可窥见庄、屈浪漫主义文学形成的一点信息。庄、屈浪漫主义文学的特色，具有这样几个共同的特点：（一）雄奇缥缈、荒诞谲怪的艺术意境；（二）新人耳目的神话寓言故事；（三）炽热动人的执着追求精神；（四）出乎寻常的夸张比喻手法。拙著《论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特色》⑥对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特色，已作详尽论述。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特色亦大抵如此，故不赘述。关于庄、屈相同论，这里只着眼于艺术风格方面，此其一。
其二，庄、屈“哀怨”相同论。清代学者胡文英曾说：“庄子最是深情，人第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⑦庄子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隐者，他也有一颗炽热的心，在密切地关注着人间的冷暖、世态的炎凉。过去，我们受一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往往把庄子视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这是对庄子片面的认识。清末李泰开认为庄子“踔厉孤行，藐然高寄”⑧，意谓独往独来、逍遥遁世。并且说：“泰开幼读《逍遥游》、《养生主》、《马蹄》、《秋水》诸篇，慨然有遗世独立之想。”（同上）此等简单化的看法，显然是比较表面和片面的，远远没有看到庄子对生活和社会的深刻体验。胡文英能够看到庄子有“哀怨”之心，说明他能够透过表面现象，洞察到问题的本质。值得指出的是，胡氏认为漆园之“哀怨”有甚于屈原，说屈原“哀怨”在一国、在一时，庄子“哀怨”在天下、在万世，此种说法，似乎失之欠当。实际上，庄子有庄子之“哀怨”，屈原有屈原之“哀怨”，是用不着这样评论和区分的。下面，分别来探索庄、屈的“哀怨”深情。
庄子不愿意做官，认为社会太黑暗，所以不愿与统治者合作。庄子对人生、对社会，有种种“哀怨”，具体的说，有这样几种表现。
第一，深刻地揭露诸侯统治者穷奢极欲、发动不义战争、搜刮民脂民膏、兼并邻国土地的罪行。《庄子·徐无鬼篇》说魏武侯：“君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吾神。”庄子又借用辩士之口，讽刺统治者发动掠夺战争，就好象在蜗牛的左右角，“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庄子·则阳篇》）。统治者虚伪地说“吾欲爱民而为义偃兵”（《庄子·徐无鬼篇》），庄子则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他们骗人的伎俩，严正地指出，他们：“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同上）也就是说，统治者所谓：“爱民，适以害民；偃兵，适以造兵。”⑨他们实行的完全是非人道的。庄子能够不受统治者虚伪宣传的迷惑，深刻地揭示出问题的本质，亦可见他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清晰的洞察力。
第二，猛烈地抨击统治者残酷的镇压和怒役劳动人民。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巩固他们的政权，便对反抗的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庄子在《在宥篇》中曾揭露了这种现实：“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相枕”、“相推”、“相望”，是形容被镇压和杀害的善良人民非常众多。庄子甚至曾经毫无畏惧地指出，统治者口头宣讲仁义，实际上他们正是“窃国大盗”，把整个国家窃为己有。而人民拿了一个钩子，竟被处以死刑。社会是何等的黑暗！因此，庄子用犀利的笔触讽刺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庄子·胠箧篇》）庄子甚至还斥骂那些身居高位的统治者，并不是贤能之士，都是些“昏上乱相”（《庄子·山木篇》）。
作者还用颂古非今的笔法，歌颂古代“君人”，批判当世“君人”。《庄子·则阳篇》有一则柏矩哭齐之“罪人”的寓言故事，有力地批判当世“君人”陷害人民的罪恶行径。作者说：“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这是歌颂古代“君人”，爱民责己的高尚品德。作者认为，当今“君人”与古代“君人”恰恰相反，他们：“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罪不胜；远其途，而诛不至。”为镇压人民，设置了种种陷阱。结果，迫使人民不得不弄虚作假，以致起来造反。即是：“民知为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作者认为，君迫民反，产生伪、欺、盗的一切罪责，皆在“君人”。析理极为清晰，爱憎何等分明！谓庄子“哀怨”在天下，的确如此！
第三，反对压迫，追求自由。从上面第二条，即可看到，庄子反对压迫的思想。从《逍遥游》、《骈拇》、《渔父》等篇，亦不难看到，庄子追求逍遥自由的思想。特别值得指出，《至乐篇》写庄子梦见髑髅的寓言故事，是借髑髅之口，曲折地说明人世间有许多“生人之累”，诸如要受君臣关系的约束等。过去，我们在评论此则寓言故事时，则往往错误地认为，它是庄子悲观厌世、恶生乐死的消极思想的表现。其实，庄子利用此则寓言故事，寄寓其反对压迫和约束、向往自由的进步思想。从上述三点，即可说明庄子的思想，具有许多“民主性的精华”，是值得充分给予肯定的。
屈原之“哀怨”，亦在国家和人民。屈原在楚怀王执政时任左徒（仅次于宰相的官），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⑩同列上官大夫靳尚，与之争宠，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宪令”，属草稿，尚未定。靳尚欲夺为已有，屈原不予，便遭到谗毁。因此，屈原被疏、被流放。当时，战国“七雄”争霸天下，连横合纵局势趋于形成。楚怀王为纵长，联合齐、燕、韩、赵、魏，对抗秦国。“纵成楚王，横成秦帝”(11)的形势，世人皆知。屈原为楚国能富国强兵，联齐抗秦，忧心忡忡。然而，“党人”当道，屈原被疏，报国无门，满腹怨情，油然而生。正如司马迁所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原“哀怨”之深，在《离骚》、《九章》等诗篇中，确确是溢于言表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尽管屈原被疏，离开郢都，他还是在为楚国的前途、怀王能否觉醒、人民的安危而忧虑。张仪为秦国，骗取楚国汉中等地，罪恶昭著，事后，张仪竟然敢于再到楚国，进行阴谋活动，对楚国来说，正是杀掉张仪，为楚国除害的机会。可是，怀王内惑于宠姬郑袖，外欺于张仪，却又把张仪释放。屈原听到此事，着急万分，劝谏怀王，杀掉张仪。但张仪已逃归秦国。屈原也只有暗自“哀怨”而已。对此，司马迁写出了屈原当时的心声。司马迁说：“（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终不悟也。”张仪得意洋洋，更加紧密谋，欲早日吞并楚国。阴谋秦楚通婚后，又密谋秦楚之会，邀怀王赴秦。怀王欲行，屈原谏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却听稚子子兰意见，入武关，被秦兵劫持，竟客死于秦而归葬。乘此之机，秦军大举入楚，后来攻占了郢都。楚国人民流离失所，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屈原“哀民生之多艰”，叹楚国振兴无望，最后便投汨罗而死，以身殉国。屈原之“哀怨”，可谓千古难平！庄、屈之“哀怨”，又怎能评判孰个深浅呢？
其三，庄、屈不与“小人”同流合污，保持性行高洁的人格。庄子认为社会太黑暗，所以不愿做官。司马迁说：“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乎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12)司马迁此段文字，是否是根据《庄子》书中的故事而改写，这都是无关紧要的。此段文字，即说明庄子不为金钱所惑，不为高官显位动心，不愿与统治者合作的高洁人格。庄子认为“天下沈浊”，“不可与庄语”（《庄子·天下篇》），只能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同上）来曲折地反映现实，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这是其一。其二，庄子最藐视那些溜须拍马、厚颜无耻、不择手段、奉迎主子，骗取高官厚禄的小人。《列御寇》篇写宋人曹商，为宋王使于秦，利用不可告人的手段，骗取秦王的欢心，得车百乘。他并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便夸口于庄子曰：“夫处穷闾陋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其实，曹商是在影射讽刺庄子无能，只能身居穷闾陋巷，困窘织屦为生。庄子对此等小人的挑衅，并未示弱，他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庄子说：“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给予曹商迎头痛击，使其无还手之力。庄子正道直行，宁肯贫困终生，也不与小人混迹。庄子的人生哲学：恬淡虚静、顺应自然，无为而已。我们读《庄子》时，必须从不同角度，反复研讨，方能窥见庄子的真人所在。正如胡文英所说：读《庄子》要善用照法，正照之，斜照之，远照之，反照之。又说：“读《庄子》须把眼界放活，则抑扬进退，虚实反正，俱无定极。惟跟着神气轻重伸缩，寻觅将去，才能大叩大鸣，小叩小鸣。”(13)胡区研究《庄子》，的确颇得要领，对我们研究《庄子》，是有很大启迪的。屈原不愿与群小同流合污，孤芳自赏的高洁人格，与庄子是相同的。司马迁说：“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正因为如此，屈原对楚怀王偏听偏信、是非不分、忠奸不辨，是极为愤懑的。他在《离骚》中写道：“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赍怒。”谴责怀王相信谗言，看不到他忠君爱国的赤诚之心，改变了对自己的信任和许诺。诗人揭露群小嫉贤害能、排斥忠良说：“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女媭爱护屈原，劝他改变初衷，与世沉浮。诗人执意不听，却说：“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女媭亦气忿地说：“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同上）屈原最后却被放逐于沅、湘之间。屈原行吟泽畔，颜色憔翠，形容枯槁。渔父见之，怜而问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回答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屈原能够明察官场的溷浊、“众人”与世沉浮，所以能“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渔父劝他不要凝滞于物，与世推移，“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但屈原与渔父逃避现实的人生态度不同，他并不想当个隐士，因此便斩钉截铁地就：“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垢乎？”（《渔父》）诗人秉德无私，深固难徙，执着地吟唱着“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的诗句，表示坚决保持高洁的灵魂。诗人这种伟大高尚的人格，千秋万代，将会永远令人仰慕。由此可见，古代学者以庄、屈合诂，或庄、骚并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意义的。
庄、屈相异论
庄子和屈原有许多相同之处，正如前面所说；但他们也有许多明显的相异之点，龚自珍对此问题，看得颇为清晰，他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15)。这是必须正视的问题。有人把屈原视为道家一派，值得商榷。
庄子继承和大大地发展了老子的思想，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庄子浪漫主义的散文，千奇百怪、丰富多彩的寓言故事，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尤其他的带有合理内核的“相对论”的哲学思想，以自然为宗、以丑怪为美的美学思想，以及具有深刻内涵的政治社会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中国美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屈原，尽管他有杰出的政治才能、有敏锐的思想和超常的洞察力，然而，他从政未成，以失败告终，他毕竟是以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名世的。他创作的骚体文学—一屈赋，是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抒情诗，为中国辞赋和抒情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屈赋，不仅在中国诗歌史上大放异彩，千古流芳，即使在世界诗歌史上也堪称瑰宝，是最优秀的抒写性灵的光辉诗篇。
对于庄子和屈原的相异问题，这里不想全面论述，只就其本质的不同方面，作一些简要的探讨，即可说明问题。他们的最本质的不同，我认为就在于他们的人生理想追求不同。
司马迁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又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其修道而养寿也”(16)。对于庄子，司马迁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同上）尽管，庄子与老子有许多不同，但我们从司马迁的这些简略论述中，关于庄子的处世态度、人生理想追求，大抵已经能窥视出一点消息。
庄子主张无为、虚静、恬淡、寂寞、顺应自然。他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篇》）这种“万物之本”，即老子所谓的“有物混成，先天地生”(17)的“道”。“道”何谓“万物之本”呢？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8)老子认为，在宇宙之中，人的位置，并非是最高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9)看来，自然，在老庄哲学中是最高的境界。庄子认为，只有“无为”，方能达到“自然”的境界。庄子不愿做官，正是基于他“不以国伤生”的“无为”思想。他曾感叹地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庄子·让王篇》）庄子在《应帝王篇》中，写倏与忽替浑沌凿七窍，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的寓言，则更加生动地说明有为即有害的思想。因此，庄子主张无为、顺应自然。他反地约束性灵，主张恢复人和动物的本性。他认为儒家提倡的仁、义、礼、乐，都是对人性的损削。他说：“屈折礼乐，呴喻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庄子·骈拇篇》）他向往“天下诱（油）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同上）的社会状态。他讽刺孔子说：“仁则仁矣……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庄子·渔父篇》）对于“真”的内涵，庄子自己训释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20)庄子的这种思想，显然，与屈原的思想是很不相同的。
庄子提倡养生之道。他在《养生主篇》中说：人生的时间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以人生的有限时间而去追求无限的知识，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为人生设制了养生的总则：“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意谓做好事，不要追求名誉；做不好的事，也不至于触犯刑律，把它作为遵守的中心准则，即可长生而终其天年。这就是庄子养生全身的基本宗旨。
庄子还提出“心斋”、“坐忘”的养生之道。所谓“心斋”，即是净化心志，恬淡至虚。庄子认为，要做到“心斋”，不能听之以耳，而要听之以心；不能听之以心，而要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篇》）所谓“坐忘”，意谓坐而自忘，好像四肢与形体，聪明智慧，一切皆废。亦即庄子所谓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之意。用庄子自己的话：“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篇》）“同于大通”，即同于大道。庄子认为，唯有得道者，才能达到“心斋”、“坐忘”的境界。这是庄子排除杂念、净化思想，凭藉意念而进行的健身之术。对修身养性、除疾去病，达到强身目的，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庄子又向唯心主义方向迈进了一步，他向往所谓“真人”达到的境界。真人、至人、神人和圣人(21)，对于庄子来说，有时都是同义语。对于“真人”，庄子说：“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过而弗悔，当而自得”，“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庄子·大宗师篇》）云云，简真把“真人”神化了。老庄的这种长生仙化的唯心思想；后来被道教吸收，并且愈演愈烈。屈原在悲苦交集、对生活失去希望时，曾经一度受到庄子这种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其《远游》诗篇中，写有这样的诗句：“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闻赤松之清尘兮，愿承风乎遗则。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超无为以至清兮，与秦初而为邻。”有人批评屈原有升仙思想，即指此而言。应当看到，这并非是屈原的主导思想，就在他吟唱“轩辕不可攀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的诗句时，同时，他也还在吟诵着“聊仿倦而逍遥兮，永历年而无成”（同上）的诗句，说明功业未就，壮志未酬，想逍遥无为，他是于心不安的。
在人生的理想追求上，庄子向往的是“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的社会。“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形态，是老子首先设制出来的。老子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22)庄子不仅赞赏老子绘制的这种“小国寡民”的社会蓝图，甚至，他还主张社会应倒退到与鸟兽混杂同居的蒙昧时代。庄子向往的“至德之世”，即是此种社会状态。他描绘的“至德之世”的社会蓝图是：“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篇》）庄子认为，这种混茫世界：“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知为而常自然。”（《庄子·缮性篇》）庄子为何向往此等蒙昧无知的社会？难道他真的不知此种“至德之世”，是人类婴儿时代的蒙昧无知社会？庄子是个具有丰富渊博知识的哲人，自然，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是了如指掌的。然而，他竟然发出此等耸人听闻的许多妙论，总是有其原因的。究其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太黑暗了，如前所述，他说社会“沉浊”，“不可与庄语”，只有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反映思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唱出惊世骇俗的高调。钱澄之说：“庄子以自然为宗，而诋仁义，斥礼乐，訾毁先王之法者，此矫枉过正之言也。”(23)可谓道破了庄叟的天机。
屈原和庄子不同。屈原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追求的理想是实现“美政 ”，即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的理想政治。钱澄之持庄、屈相同论，这正是他把庄、屈合诂的原因。他说：“庄子之性情于君父之间，非不深至，特无所感发耳。诗也者，感之为也。若屈子，则感之至极者矣。合诂之，使学者知庄、屈无二道……。”（《庄、屈合诂·自序》）显而易见，钱氏把庄、屈视为完全相同的观点，是不够正确的。屈原遭受“党人”的诽谤，而被疏、被流放，可他坚持理想，始终不渝。女媭、渔父劝他放弃理想，与世沉浮。对于他们的善意劝告，屈原都拒绝了。屈原把自己比喻为能执伏众鸟的“鸷鸟”，他说：“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离骚》）屈原为了实现“美政”，培养许多人才，而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他辛苦培植的人才蜕变了，芳草变为萧艾，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他自己还是依然固我。他说：“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同上）意谓自己并不怕遭殃，而是忧虑国家的命运。所以，他仍然希冀怀王能改弦易辙，任用贤能，富国强兵，联齐抗秦。他曾毛遂自荐，表示要辅佐楚王实现“美政”云：“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同上）遗憾的是，“党人”太多，楚王被困惑，一味执迷不悟，听不进善言。因此，屈原怨恨楚王说“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同上）社会黑暗，道路坎坷，诗人还是坚持：“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同上）于是，他乘龙驭凤，叩帝阍，访神女，在执着地追求理想，寻找救国之路。由于楚怀王客死秦国而归葬，秦军即逐渐蚕食楚国，人民到处逃难。诗人悲愤交加，痛苦地说：“长太息以流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同上）在秦军攻占郢都，顷襄王逃往陈城时，诗人真是痛心疾首，悲痛地说：“皇天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九章·哀郢》）屈原在其理想完全破灭时，便投汨罗而死，以身殉国。诗人以生命唤起了楚国人民的觉醒。所以，后来楚国人民相传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始皇统一六国不久，秦王朝果然就被楚国人民推翻了。后代，有的学者对屈原以身殉国，曾表示非议，说明他们没有看到屈原伟大爱国精神的强大的感召力量。屈原的爱国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奋斗不息。
不言而喻，屈原的执着的奋争精神，对理想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庄子主张虚静无力、恬淡寂寞、顺应自然、向往“至德之世”，则是截然不同的。钱澄之说：“或曰庄、屈不同道，庄子之言，往往放肆于规矩绳墨之外，而皆为屈子所法守者。凡屈子所为固，庄子所谓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庄、屈合诂·自序》）钱氏虽不赞成此种观点，然而它却恰恰说明庄、屈的相异的本质所在。
庄、屈并称的文化现象的意义
庄子和屈原，皆为两个性格古怪、智慧聪颖的超常的“奇人”。他们在楚国大地的诞生，正如前面所说，并非是偶然的现象，是楚国神奇的大自然和富有诗意的社会的孕育。他们的出现，就足以说明楚文化的丰富的哲学内涵，以及恢宏雄奇和妩媚婀娜的文学特色。从整个华夏文化而言，则更能说明重要的问题。这要分两个方面的问题来研究。一是老、庄学派的出现，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非同寻常的巨大影响；二是屈原及其所创作的骚体文学的出现，给中国文学所带来的崭新景象。如果以南北地域来划分，老、庄则是代表南方的道家文化学派，孔、孟则是代表北方儒家文化的学派。至此，华夏文化的儒家学派和道家学派，便正式形成，成为分庭抗礼的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打破儒家独尊的一元化的文化格局。诚然，这两种南北不同的文化现象，并不是单一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南方只有道家学派的文化思想，北方只有儒家学派的文化思想。如“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24)屈原的思想，主要是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等，由此亦可见一斑。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他们为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便交替利用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来为自己服务，或称之为儒、道互补。而对于儒家和道家来说，毕竟各自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思想。无论在文化思想的理论上，还是在社会实践的文化思想表现上，儒家文化思想和道家文化思想，都是迥然不同的。因此，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对学生，非常强调“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观点，可见战国时代，不同学派相互排斥，是不遗余力的。对此问题，这里就不予多谈了。
庄子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庄子的思想的幽灵，至今仍然经常浮现在中国人民的脑海中，已经成为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可以这样说，庄子代表的道家文化思想现象，无论在思想或行动上，都在经常影响着人们的文化思想实践。自然，庄子思想的消极成分，也给人们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对此问题，本文不作全面的分析研讨，只就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些简略的陈述。其一，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特色、庄子寓言的丰富蕴含及其冷峭辛辣的讽刺艺术，不仅在先秦诸子文学中独树一帜，如鲁迅所说“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25)，具有最高的文学成就，即使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堪称为无与伦比的文学艺术奇葩。庄子是中国的语言大师，他的许多生动形象、颇富哲理性的语言，至今仍然活在人们的口头。郭沫若说庄子影响了大半个中国文学史，并非言过其实。清代的金圣叹，把《庄子》称“天下第一奇书”，与《离骚》、《史记》、《杜诗》、《西厢》、《水浒》合称“六才子书”，这也是值得注目的文化现象。其二，庄子是中国最早的伟大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至今为中国和世界哲学研究者叹为开发不尽的文化宝库。尤其是其“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篇》）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相对论”，最能深刻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其三，庄子是中国最早的美学家之一，他有两点美学思想，特别受到人们的重视。一是他“以自然为宗”的美学思想，被后人发展为崇尚自然美的美学思想，成为审美的重要原则之一。二是他以丑怪为美的美学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绘画和造型艺术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可以说在《庄子》中所塑造的那些丑怪形象，永远将为人们提供兴味无穷的艺术享受。其四，庄子首倡“修身养性”的养神健身之术。庄子所谓的“坐忘”，即是今天站立式和静卧式的气功。这是凭藉意念排除杂志、净化思想，达到养神健身的目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庄子还提倡吐故纳新、熊经鸟伸的健身之术。用庄子的话说，即是：“吹呴（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庄子·刻意篇》）“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即当代体操的深呼吸运动。“熊经鸟申”，意谓如熊悬树引颈、如鸟临风展翼，以此达到强身目的。据此，汉代华佗，又把它发展成“五禽之戏”。从以上两方面，即可说明，庄子是中国气功之祖。后世的气功，尽管日新月异，花样繁多，不过都是在继承庄子气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罢了。尤其在今天，利用气功健身的文化活动，已经传播世界各国的时候，我们更不应忘记，创造气功的首功，应当是庄子。其五，老、庄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不仅为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所利用，用来作为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的策略，尚且为当今世界某些政界人物所借鉴，作为治国的策略。在中国古代西汉初和东汉末、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都曾出现崇尚黄老或老庄的热潮，并且形成儒、道、释时而融合、时而斗争的情形。特别是明清两代，研究道家的著作甚夥，已经成为专门的学问。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老庄思想并没有消歇，相反，却愈加被世界人民所重视。当今中国和世界又掀起一股老、庄热，这并非是偶然的文化思想现象，它说明道家文化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复活。中国的老子和庄子，早已经蜚声世界而成为享有盛誉的文化名人。
屈原为国捐躯，他的爱国思想深深地感动了炎黄子孙。中国人民每年都在举行纪念活动，缅怀这位伟大的诗人。纪念屈原的活动由来已久，据说，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见到的人便让舟楫在江河中拯救屈原。后世，中国人民就在农历五月五日，举行龙舟竞渡，给屈原招魂，表示对屈原的深沉悼念。南朝梁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记》，就记载五月五日举行龙舟竞渡的盛况。宗懔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举行龙舟竞渡，最早始于武陵，当地建有招屈亭，竞渡者呼喊音云“何在”，表示在招屈原的亡灵。唐代诗人刘禹锡《竞渡曲》诗序云：“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其中诗句云：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扬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彩旗夹岸照蛟室，罗袜凌波呈水嬉。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流。”可见，唐代“风俗如狂”，彩旗夹岸，龙舟竞发，乱流齐进，观众如云，热烈壮观的情景，真是令人目不暇接。现代举行龙舟竞渡的范围和规模，愈来愈大，由中国已经走向世界。每年举行国际性的龙舟竞渡，已经成为世界人民约定俗成的文化体育活动。殊不知，这种世界文化现象，仍然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纪念屈原的文化思想现象。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上是并不多见的，由此亦可说明，屈原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就在每年农历五月五日，中国人民举行龙舟竞渡，表示对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虔诚的悼念的同时，还将农历五月五日，定为端午节。端午节吃粽子，并将粽子投入汨罗江等江河湖里，表示对屈原的祭祀。这种祭祀活动，历史久远，大约始于汉代。据南朝梁吴均撰写的《续齐谐记》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简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端午节吃粽子，并投入水中，祭祀屈原的习俗，两千多年来，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普遍的纪念屈原的文化思想现象。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正由于此种原因，制作粽子的文化活动，愈加精细。据史料记载，粽子的品种甚多，有角粽、菱粽、锥粽、简粽、九子粽、秤锤粽，宋代还有杨梅粽等。楚地人民对屈原的感情，更加亲切；对屈原的悼念深情，真是千载未歇！如苏轼《屈原塔》诗写道：“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精神飘何处，父老空哽咽！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渴；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此情此景，可谓感人至深。
屈原的爱国思想，已经哺育华夏亿万炎黄子孙，抗击侵略、保卫家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屈原的爱国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国魂和精神支柱。非但如此，一九五三年世界和平理事会，还把屈原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已属于世界人民。
值得指出的是，屈原作为中国伟大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与西方世界任何伟大的抒情诗人相比，都是毫不逊巴的。非常遗憾的是，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美学家黑格尔，却认为东方的抒情诗，没有“主体个人的独立自由，没有达到对内容加以精神化，正是这种内容的精神化形成了浪漫型艺术的心情深刻性。”(26)云云。尽管，黑格尔在论述抒情诗的最后，提到中国的抒情诗，那也是放在微不足道的位置，只是一提而过。为什么，黑格尔对东方抒情诗如此曲解呢？正如该书的译者朱光潜在书中加注说：“黑格尔对中国抒情诗显然很隔膜，他关于东方诗缺乏主体性和精神性的一番话，很难适用到屈原、阮籍、陶潜、杜甫、李白这些代表诗人的抒情作品。”朱光潜对黑格尔的批评是正确的。中国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屈原、李白、苏轼等人的抒情诗，与西方世界抒情作品相比，也属上乘，不失为光辉的艺术杰构。
释注：
①《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②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
③王勃《滕王阁序》。
④《谭子庄骚二学序》。
⑤《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⑥《河北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
⑦《庄子独见·庄子论略》。
⑧《南华雪心编·叙》。
⑨刘凤苞《南华雪心编》卷六。
⑩《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下同。
(11)《战国策》。
(12)《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3)《庄子独见·读庄针度》。
(14)《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15)《龚自珍全集·最录李白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254页。
(16)《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7)(19)《老子》第二十五章。
(18)《老子》第四十二章。
(20)庄子这里所谓的“圣人”、与“真人”、“至人”、“神人”等皆为同义语，都是大道的化身。
(21)庄子有时把“圣人”当作儒家崇拜的杰出人物来批判，如在《箧篇》中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有时，庄子又把“圣人”当作得了道家之道的人来歌颂。
(22)《老子》第八十章。
(23)《庄屈合诂·自序》。
(24)《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
(25)《汉文学史纲要》。
(26)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229页。1981年7月，北京第二次印刷，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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