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丽[1]2008年在《劳伦斯小说中的平衡原则》文中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各种现实问题的探讨,特别是对于自我与外部现实、男人与女人关系的探讨,几乎是贯穿于劳伦斯各部文学作品的主题。劳伦斯在探讨自我与外部现实、男人与女人这两大关系时,以“平衡”作为相同的评判标准,它赞同和追求自我与外部现实、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平衡”关系。首先,劳伦斯崇尚自我与外部现实关系的“平衡”。劳伦斯认为外部现实和自我应该是独立的两部分,自我不应该被外部现实所吞噬和奴役。其次,劳伦斯认为理想的男女关系是一种“平衡”的两性关系。这种“平衡”既要求男女之间在肉体和精神上要有和谐的同一和交流,又要求男女两性要有自己的独立意志,这两个方面不可相互取代。最后,劳伦斯将“平衡”的男女关系作为实现自我与外部现实“平衡”的一种手段。但他很快发现这种方案在现实上是行不通的。于是,劳伦斯提出了让人类彻底毁灭,让新的人类重生在纯粹的外部现实中,从而恢复自我与外部现实的平衡。劳伦斯的一生是“失衡”的一生,也是努力寻找这种失落的“平衡”的一生。他在生活中寻找,在作品中探求。也许他的行为并不为人所理解,但他为了人类美好的明天而孜孜以求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的。
祝昊[2]2014年在《关于生存理想的言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现代小说中神话化的奠基者之一,D.H.劳伦斯通常以神话为触媒,藉助古老的神话讲述新的故事,并在创制“现代神话”的过程中,表达自己致力于重归和谐,诗意栖居的生存理想。本论文以神话原型为切入角度对英国作家D.H.劳伦斯进行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一般性的角度对劳伦斯的神话书写进行分析,主要有叁个方面的内容：一、从时代思潮与文学传统等方面探讨劳伦斯神话创作的发生。结合劳伦斯的人生经历讨论其对古希腊罗马神话、古阿兹台克神话等不同文化系统的神话质料的选用,并勾勒出其作品中从亚当到基督、从冥后到潘神、从羽蛇到凤凰等一幅幅神话的图景。叁、讨论劳伦斯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对于神话质料的不同处理方式,并对其最为常用的仪式性叙事和寓言化写作两个方面的内容进行探讨和分析。第二部分从劳伦斯所言的“生命的核心线索就是‘关系’本身”为出发点,探讨劳伦斯在书写个人历史和社会历史之时,足如何使用神话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以及其神书写所呈现出的明显的二元对立的特征,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劳伦斯以神话为隐含参照系,探讨了伊斯塔尔塔穆兹式的女性统治、哈得斯珀耳塞福涅式的男性主导、珀尔修斯安德洛墨达式的两性互救,以及他所独创的耶稣伊西斯式的两性之间完美平衡的“温柔”关系。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劳伦斯采用古希腊悲剧中“女性入侵”的主题,以展演酒神仪式的方式来呈现现代社会中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悲剧性的对立；以“血谊兄弟”所结成的男性同盟来抗衡女性从家庭生活领域对男性社会生活领域的入侵；以地域之灵和“种族灵魂”来表征英格兰与意大利、欧陆与美洲等地域之间的对立,以及由之而来的文明与原始的对立；以“拉纳尼姆”的乌托邦构想和走进约阿契默式的“圣灵时代”来描述自己心中的生存理想。第叁部分探讨了喀巴拉神秘主义对于劳伦斯的影响,不仅解释了劳伦斯的神话书写之中为何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对立的特征,还探讨了劳伦斯所表达的人与神之间的理想关系,即人性与神性的交融,主要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结合相关传记资料论证劳伦斯对于喀巴拉神秘主义的接受以及在其作品之中所呈现的事实性联系。二、归纳总结了在喀巴拉神秘主义的影响之下,劳伦斯所建构的以动态平衡的二元对立为核心内容,以追求均衡和谐为终极旨归的玄学体系。叁、以《虹》为主要分析对象,探讨了劳伦斯是如何以多层着色的手法将圣经中的神话故事与喀巴拉神秘主义有机杂糅,藉助于“原人亚当”的神秘概念表征出神性与人性完美交融的状态,以及以布朗温家族家史传奇的方式所展现出的神性逐渐丧失。四、以《羽蛇》为主要分析对象,探讨了劳伦斯是如何使用喀巴拉神秘主义来对阿兹台克神话加以改制,藉助于“舍金纳”这一流放女神的概念,通过神圣婚姻的方式,重建人与神之间的新型关系,重新恢复神性与人性的交融。第四部分讨论了在劳伦斯的生存理想之中,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的理想关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以劳伦斯所建构的神话世界中的最高神祗——潘神的形象从野性到神性再到泛神的形象变迁为主线,辅以劳伦斯对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批判,来探讨劳伦斯心目中人与自然所应达成的泛神论的那种人与自然的“神圣统一体”的关系。二、结合劳伦斯所选用的生命之树的宇宙模型,探讨劳伦斯所想要表达的人的主体性地位的消散、人与其他生灵平等互通、生命力在生命之树上自由流动等主题,并分析了劳伦斯试图以自我完成的方式取代基督教的救赎,通过回归古老仪式,与宇宙节律保持一致等途径,来追寻着一种存在的统一性。本文力图阐明劳伦斯如何以神话书写这种复魅的修辞来呈现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理想关系,表达出回归本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之上的生存理想。
周榕[3]2002年在《论劳伦斯小说中的“平衡原则”》文中指出一直以来，评论界都认为使劳伦斯成为一个杰出的现代主义作家的重要因素，并不是对于小说艺术的革新，而在于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各种现实问题的探讨，特别是对于自我与外部现实、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的探讨，几乎是贯穿于劳伦斯各部文学作品的主题。本文认为，劳伦斯在探讨自我与外部现实、男人与女人这两大关系时，持有相同的评判标准，即“平衡原则”——它赞同和追求自我与外部现实、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平衡”关系。 首先，劳伦斯崇尚“平衡”的自我与外部现实的关系。劳伦斯认为外部现实和自我应该是独立的两部分，外部现实不应该将自我吞噬、奴役。只有这样的关系才可能将人带向光明的生之路，否则只有死亡和腐朽。在劳伦斯笔下，自我与大自然就是这种“平衡”的典范，在大自然中的“自然人”拥有充实的身心且个性张扬的自我；而对儿子有着病态的占有欲的母亲和用统一的规范来要求个体的文明都是无法与自我取得“平衡”的外部现实。因为他们都要求自我服从一个权威，使自我成为了没有个性的附属品，那么这时的自我也就是被奴役的、空洞的自我了。为了重新找回这种平衡，劳伦斯提出了自己的办法：最开始劳伦斯希望通过恢复男女正常的性爱，来恢复肉体的活力，向文明要回自我，但劳伦斯不久后就发现这种方案在现实上是行不通的。最后，劳伦斯提出了让人类彻底毁灭，让新的人类重生在纯粹的自然外部现实中，从而恢复自我与外部的平衡。 同时，劳伦斯认为“平衡”的男女关系才是理想的男女关系，这种“平衡”的具体含义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方面，男女要有同一，即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两 ／艺匹九 硕士学位论文 w NIASI工R’S TfeSIS 者要有和谐的同一和交流。这也就是劳伦斯所说的“结盟”：一方面，男女还要 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两种势均力敌的力量是不可取代的。 这两种‘呷衡”不是毫无联系的，劳伦斯将“平衡”男女关系作为实现自 我与外部现实“平衡”的一种手段。 劳伦斯坚持在他的小说中贯穿这种“平衡”原则有他深刻的现实根源。因 为劳伦斯的一生基本上就是“失衡”的一生。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劳伦斯 就被母亲占有，失去了自我；成年后他遇到了一系列纯精神和纯肉欲的恋人， 让他无法找到男女之间灵肉的“平衡”。当他最终找到弗里达时，由于大战的爆 发、书被查封而长期沉浸在一种“失衡”的状态中。 劳伦斯的一生是“失衡”的一生，与此同时，他的一生也是寻找这种失落 的“平衡”的一生。也许他企图通过“平衡”的男女关系来找回自我与外部现 实的“平衡””的方法，在许多人看来是荒诞，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但他为了人 类美好的明天而孜孜以求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的。
杜燕[4]2006年在《D·H·劳伦斯在中国》文中研究说明D·H·劳伦斯是英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坛上最富有争议的作家之一。劳伦斯在中国的译介经历了一个并不平坦的过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的译介刚刚起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叁十年代形成了一次早期的小高潮，四十年代之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迫终止，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得以继续，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劳伦斯热”。本文尝试对劳伦斯在中国译介的情况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隐藏在译介发展背后的诸多因素。 本论文主体共包括叁部分。第一章分为两节，把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至今劳伦斯在中国译介之旅分为两个大的阶段：早期译介(20世纪20年代—20世纪40年代)和近期译介(20世纪80年代—2005年)，尽可能详细地进行回顾与梳理；第二章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考察劳伦斯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同样分为两节，即早期阶段(20世纪20年代—20世纪40年代)和近期阶段(20世纪80年代—2005年)；第叁章主要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角度，将劳伦斯在中国的译介看作一个完整的文学翻译过程，作为翻译文学的一部分，考察了劳伦斯的译介在整个多元体系中是如何从体系的边缘走向中心的；此外，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在中国的遭遇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进行一个个案的分析。
李婷[5]2008年在《论劳伦斯短篇小说中的类型化人物》文中研究指明一提到劳伦斯,聚焦点自然是他的长篇小说,但是作为世界上最着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的许多短篇小说也是文学界的瑰宝。目前国内外许多研究都集中在劳伦斯短篇小说的主题和艺术分析上,而忽视了对其中人物形象的分析。即使有人物分析也是将人物作为个体分析,而忽视其共性的探讨。劳伦斯在他的书信中提到了他创作短篇小说人物的独特性,即类型化,但却没有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我借助于劳伦斯论着及其他研究材料,结合他的作品思考,探索其类型化人物的世界。我积极寻找事例和理论,探寻类型化人物存在的依据,这些比较程式化的人物刻画原则也许更适合短篇小说,客观上是受短篇小说体裁特点的影响,主观原因是更能深刻集中地反映短篇小说主题。劳伦斯短篇小说人物按功能和个性分为:叛逆人物、爱欲人物和异化人物。劳伦斯在短篇小说中塑造类型化人物有深刻的意义,每一类型人物都表现一个主题,传达作者一种精神。他们意识到现实的腐朽,看到封建道德对人性的压抑,他们勇于反抗、自我拯救。劳伦斯用叛逆人物表现追求自我价值和人格独立的观点,只有挖掘人本能,释放被压抑的激情,才能唤醒人类,对抗工业文明和腐朽道德所造成的混乱压抑的生活状态。爱欲人物认识到性爱能使被现代文明窒息的个性得到新生,灵与肉的结合能够将性升华,而两性关系的重建可以解决人类生存危机。劳伦斯借助爱欲人物传达他的性理论,他坚信性可以使人重现生命活力,倡导精神和肉体的和谐统一,引导人们理解、尊重性爱。异化人物生活的英国社会道德习俗陈腐,充斥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战争气息。工业文明和战争将人性异化,他们失去个性特征,变成机器。异化人物是作者对社会的批判和讽刺,人性被现代机械文明和战争所异化,导致自我分裂、畸形母爱等人性异化的恶果。同时,我还注意到塑造类型化人物的弊端即缺乏新颖的创新精神。
王楠[6]2018年在《劳伦斯后期“朝圣小说”的“拉纳尼姆”主题阐释》文中研究说明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4—1930)是20世纪英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最具有争议的作家之一,是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时期的重要作家。劳伦斯一生共创作了 12部长篇小说、70多部中短篇小说、近千首诗歌、8部戏剧,以及数量惊人的游记和书信,大量的关于政治、哲学、历史和艺术的论文和评论,此外还有1部绘画作品。劳伦斯是世所公认的小说家,小说是他创作的主要形式,体现了劳伦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对两性问题的思考以及对自我的反思。到目前为止,他的作品仍然被世界文坛广为重视。1920年至1925年是劳伦斯离开英国漂泊和寻觅的时期,是追寻“拉纳尼姆”的朝圣之旅,这趟旅程在劳伦斯返回欧洲大陆后宣告结束。对于劳伦斯的创作而言,这是其创作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小说被称为“朝圣小说”。“拉纳尼姆”(Rananim)一词取自于朋友科特连斯基哼唱的一首希伯来歌曲,意指“青春、生机勃勃、或欣欣向荣”。对“拉纳尼姆”的寻觅不仅表现在劳伦斯的世界漫游,还表现在小说创作中,“拉纳尼姆”是劳伦斯小说创作尤其是后期“朝圣小说”中的重要主题。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又分为四大章。绪论部分从选题缘由、国内外研究现状和选题意义与研究方法叁个方面来展开。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一般将劳伦斯的“拉纳尼姆”视为其社会理想、心理“情结”等,将重点放置于研究“一战”时期的劳伦斯,对后期“朝圣小说”的整体把握不足,在研究中运用的理论和批评方法较为单一,主要有社会学、神话-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专着和一篇论文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和批评方法对劳伦斯后期“朝圣小说”中的“拉纳尼姆”主题进行多重深度阐释。本文综合运用比较文学、文本细读、女性主义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等批评方法,从社会学、哲学和宗教学角度对劳伦斯后期朝圣小说中的“拉纳尼姆”主题进行多重阐释,并探究“拉纳尼姆”主题产生的深层原因。第一章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拉纳尼姆”是劳伦斯的理想国。首先,劳伦斯希望在现实中找到一块理想之地:天然的水域阻隔着工业文明的侵害,受到保护的土地充满着自然原始风情,温暖宜人的环境给土地上的生灵提供自由的生长环境。新墨西哥州的陶斯和墨西哥的查帕拉湖符合上述条件,令他一度认为“拉纳尼姆”成真了。可他忽略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在这些地方无法产生创作灵感,他在漂泊时期并没有找到“拉纳尼姆”,只好将“拉纳尼姆”放入创作中去实现。其次,劳伦斯认为社会变革要从个人开始,并尽量简化社会结构。所以,在劳伦斯的社会网络中有两种核心关系:领袖与民众、男性与女性。在这两种关系中详尽阐释了他对理想社会的看法:每个人都是为了找回完整自我、构筑充满生命力的社会而聚集在一起的,这个社会就是劳伦斯所向往的乐土——“拉纳尼姆”。第二章从哲学角度来看,“拉纳尼姆”体现了劳伦斯的原始主义倾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类与自然疏离,而人类的本能与自然息息相关,要找回人的本能就要重新建立和自然的联系,回归自然。劳伦斯认为自然是有灵性的,每一处土地都能孕育出独特的文化。所以,拯救现代人灵魂的第一步就需要响应“地域之灵”的召唤,回归原始自然。此外,劳伦斯和尼采一样对西方传统理性——“认识你自己”充满怀疑,他认为现代人的大脑(精神)过于发达,导致人异化为非人,要拯救人的灵魂就需要通过宣扬“血性意识”和张扬性来回归下部自我,回归人的生命本源。只有每个人都接续了原始生命力的火种,才能成为完整的人,才能找到心中的“拉纳尼姆”。第叁章从宗教学角度来看,“拉纳尼姆”体现了劳伦斯的性宗教。“拉纳尼姆”凝结着劳伦斯对宗教的思考,包括他对血肉的信仰以及他将性作为其救世之途。所以,他的宗教信仰一方面批判和继承基督教上帝信仰,另一方面借鉴和吸收了原始宗教内涵,在二者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新的神学信仰。神圣的性爱是他的救世良方,性在他看来是伟大的神,在他的作品中性的地位是超然的,不管是异性之爱还是同性之爱,都是个人和社会新生的唯一途径。第四章探讨“拉纳尼姆”主题在劳伦斯的创作中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社会原因主要有““一战””前后英国文学对未来的构想、20世纪原始主义的回归以及20世纪宗教救赎意识;个人原因主要有劳伦斯的“拉纳尼姆”情结、劳伦斯受非理性思潮的影响、劳伦斯的家族宗教传统和劳伦斯的“性宗教”以及劳伦斯个人对“归属感”的渴望。结语部分通过对后期“朝圣小说”中“拉纳尼姆”主题的多角度解读,笔者认为劳伦斯第叁阶段是他创作的深化而不是转折。这一阶段不仅延续了前期创作的重要内容,而且在思想内涵的丰富和艺术手法的创新上奠定了后期创作的基础。“拉纳尼姆”主题具有内在矛盾性,极具张力,从其解读我们也可以看到劳伦斯的思想和创作留给后人无数的思考和阐释空间。
周琼[7]2010年在《劳伦斯短篇小说中的“沟通”问题》文中研究指明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英国文学家、诗人,被称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同时又是20世纪英国最独特和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本文以劳伦斯的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中的“沟通”问题。本文从四个部分展开:一、从总体上论述沟通与个体生命活性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现代人在文明的束缚下丧失了生命的活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出现了严重障碍,因此要实现有效的沟通必须唤醒个体的生命活性,而沟通又是唤醒个体生命活性的途径之一。二、探讨劳伦斯短篇小说中的心理沟通问题。分析作品中出现的心理沟通障碍现象,指出“安全操作”对心理沟通的影响。笔者认为实现个体与他人心理沟通的关键是个体必须有健康的心理状态即能够平衡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叁、探讨劳伦斯短篇小说中的阶层沟通问题。阶层差异不仅表现为经济上的差异,更表现为文化、心理上的差异,阶层差异是造成个体与他人沟通障碍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劳伦斯本人的阶层认同危机与作品中主人公的阶层认同危机有密切联系,这使得作家无法为读者指出解决阶层沟通障碍的有效途径。四、探讨劳伦斯短篇小说中的种族沟通问题:笔者认为种族沟通不仅仅意味着与其他种族建立良好的关系,更意味着该种族完整性的重建,即在与他们种族的沟通中恢复自身的活力,然而劳伦斯并没有忽略种族差异造成的隔阂即沟通障碍,而是指出要跨越种族鸿沟的就必须忠实于“地之灵”。总之,劳伦斯在他的短篇小说中通过对“沟通”问题的深层探讨告诉我们,沟通对构建个体和种族的完整性有重要意义,要实现有效的沟通就必须平衡人性中的野蛮与文明的因素。
梁思静[8]2012年在《魔镜中的自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位20世纪的作家,劳伦斯比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都具有真实的情感、深刻的思想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时刻关注和思考着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程中自己身边的变化,自己祖国的变化,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变化。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对两性关系的损伤和毁坏,以及他试图通过调整旧的两性关系或建立新的两性关系,甚至是通过人类的死亡或世界的毁灭来实现他的拉纳尼姆的梦想,这些从始至终都是劳伦斯各部小说所想表达的主题意义,而劳伦斯赋予了他的思想情感以一种抽象的形式,即运用象征意象来表达主题意义。所有满载隐喻作用的自然意象,就像是一面富有魔力的镜子,不仅显现出自身原本的美和遭遇破坏后的丑,更真实地反映和折射出人物复杂的思想、变化的情感、无意识的本能冲动,从而实现了意象与意义之间的完美契合。本文通过对劳伦斯10部长篇小说的研究,将研究重心放在劳伦斯的自然意象上,全文主要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概括劳伦斯小说中的自然意象,其中包含对意象涵义的解释和意象的分类。第二部分主要阐释劳伦斯小说自然意象的象征意义,其中包含着叁方面的内容,一是“浪漫的诗人,希翼生命的跃动”,主要讲的是劳伦斯对自然的迷恋以及工业文明对自然和人的生命力的破坏；二是“复杂的情人,追求灵与肉的统一”,主要阐释的是劳伦斯的两性观,在灵肉统一的基础上保持“星式平衡”；叁是“孤独的旅人,寻找诗意的栖息”,讲的是劳伦斯及小说人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调整两性关系之外所找寻的出路,比如投身自然、皈依宗教,甚至是走向死亡。第叁部分主要是讲劳伦斯小说意象的承袭与创新,分别讲了劳伦斯对前人的传承及他的跨越式创新。这叁大部分的叙述都与自然意象紧密相关。
王晔一[9]2013年在《劳伦斯长篇小说中的“出逃”主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是二十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其作品中塑造了大量的出逃式人物。由于受到作家个人经历与时代的影响，劳伦斯对“出逃”形成了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并将这种思索融入小说的创作中，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出作家对整个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本论文采用社会批评模式、文化研究理论及文本细读之方法，以劳伦斯的主要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从出逃意识入手，系统深入地研究小说中的出逃者形象，剖析其中蕴含的出逃主题，并进一步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本论文在主体结构上分为叁章，具体从出逃与追寻的角度对劳伦斯主要长篇小说中的“出逃”主题进行梳理和解读：第一章着重通过对劳伦斯人生经历的描述，探讨其“出逃”意识产生的缘由是精神故乡在工业文明中的失落，压抑敌对的家庭氛围的影响，以及在非理性哲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对乌托邦“拉纳尼姆”的追寻理想。第二章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深入剖析劳伦斯长篇小说中出逃者的人生境遇。该部分首先分析出逃者的生存困境，机械文明割裂了人与自然，异化了两性关系，而维多利亚时期道德观更是束缚了人性，在这种困境下，出逃者开始了出逃之旅，这也是其出逃的客观原因。接下来重点论述出逃者所追寻的理想境界——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两性关系的平衡情境，他们希冀以此来达到拯救社会与人类的意义。第叁章从文化的角度作结，认为出逃主题既是对传统理性文化的反叛，也是对生命信仰的回归。同时，从现代生活角度挖掘“出逃”背后隐藏的生存智慧——对处于生存困境中的现代人而言，主动地疏离当下生活，正确地营造恰当距离就是对本真自我的探寻与救赎。劳伦斯小说中的“出逃”主题既是西方文学在二十世纪断裂时代氛围的真实体现，也是其对本真生命力的探索，对人与社会的拷问和再思考。面对支离破碎、充满怀疑的时代，劳伦斯不曾失去战斗的追寻意识，他以极大的生命热情，通过面向内心的挖掘，从血肉、本能和生命力入手，试图为人类构建一个心灵的乌托邦世界。劳伦斯这种出逃与追寻的意识体现了其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和强烈的生命意识，并为现代生活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赵倩男[10]2017年在《论劳伦斯的和谐两性观》文中研究指明戴维德·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是20世纪初世界文学史上着名的作家。他对男女两性关系有着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并因此受到关注。于1920年出版的《恋爱中的女人》,是劳伦斯的重要作品之一,也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为成熟的作品之一。劳伦斯的一生致力于创作有关恋爱和两性关系等心理问题题材的作品,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作品揭示了劳伦斯本人在和谐两性关系上健康、真实的观点,并把性与爱提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20世纪初的英国,机器文明压抑和扭曲了人的自然本性,摧毁了人的自身完整性。这种压抑和扭曲使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处于绝望的状态之中。劳伦斯认为,只有建立了和谐的两性关系才能拯救被工业社会摧毁了的文明和人类。劳伦斯写作的重点和探索的主题是:如何保持人类的完整性;如何保持男性和女性之间和谐统一的灵与肉的关系;对健康的两性关系的探讨及最终达到和谐的两性关系。这在他的最成熟的作品《恋爱中的女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细读劳伦斯的杰作《恋爱中的女人》的基础上,本文深入研究了劳伦斯关于和谐两性关系的思想。除了绪论和结论部分,论文主体部分主要包括叁个章节。第一章介绍了劳伦斯的血性意识、星际平衡观和和谐两性思想。血性意识理论激励他逃离陈旧的、传统的、受破坏的工业社会,走向崭新的、和谐的世界。和谐的两性关系是通向完美世界,通向健全人性的理想方法。第二章阐述了和谐两性观的对立面——伯基和赫米奥恩、杰拉尔德和戈珍两对情侣之间的关系,劳伦斯发现他们的关系是不正常也是不和谐的,而这也不是劳伦斯所追寻的理想两性关系,因为劳伦斯一直致力于寻找“灵与肉”统一的两性关系。第叁章伯基和厄秀拉之间有如星星般的平衡的两性关系才是劳伦斯致力寻找的和谐两性关系,具体分析了伯基和厄秀拉之间即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两性关系。总之,《恋爱中的女人》是探讨和谐两性关系的一篇杰作。伯基和厄秀拉之间的恋爱关系代表劳伦斯心目中理想的男性和女性关系。基于平衡、和谐的两性关系上,劳伦斯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找如何保持和谐的两性关系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劳伦斯小说中的平衡原则[D]. 赵丽丽.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8
[2]. 关于生存理想的言说[D]. 祝昊. 南开大学. 2014
[3]. 论劳伦斯小说中的“平衡原则”[D]. 周榕.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4]. D·H·劳伦斯在中国[D]. 杜燕. 暨南大学. 2006
[5]. 论劳伦斯短篇小说中的类型化人物[D]. 李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08
[6]. 劳伦斯后期“朝圣小说”的“拉纳尼姆”主题阐释[D]. 王楠. 华中师范大学. 2018
[7]. 劳伦斯短篇小说中的“沟通”问题[D]. 周琼. 苏州大学. 2010
[8]. 魔镜中的自我[D]. 梁思静. 青岛大学. 2012
[9]. 劳伦斯长篇小说中的“出逃”主题研究[D]. 王晔一. 江南大学. 2013
[10]. 论劳伦斯的和谐两性观[D]. 赵倩男. 陕西理工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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