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活史论文,增长点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5)01-0068-05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海外学术研究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传入，中国大陆史学界出现了重大转向，宏大叙事和革命话语快速隐去，政治史、军事史等热点课题称霸格局不再，而同时关于“草根阶层”的社会史研究则异军突起。但草创不久的社会史研究相关理论、方法和资料等多不完备，涉及领域尚不全面；就个人生活史研究而言，起步更晚，研究论著寥寥无几，且可圈可点者极少①。故本文力图从概念、资料和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一、个人生活史概念：兼与西方私人生活史之比较 社会史研究肇始于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在西方的新史学派诞生后，史学研究迅速突破了传统史学的有限范围，扩大为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社会总体史，从研究上层精英人物转向普通社会大众，开辟了社会史和经济史等新研究领域。正是在新史学勃兴的学术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拓展了私人生活史研究的新领域。他们从微观历史的角度，以历史年代为时间纵轴，主要收集、利用民间各种私人记录，描写个人的私密生活史。 受海外史学研究新理论、新方法输入的影响，19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逐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门之一，至今方兴未艾。“没有人会再认为，历史学只能研究王朝兴替、农民战争等重大事件，而衣食住行和风俗习惯不过是些不该进入史家视野的历史碎片，社会史已经完全确立了作为一个学科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地位。”[1](P326)然而，学术界研究社会史的内容很不平衡，与婚姻家庭、灾荒与救济、妇女等专题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相比较，关于私人生活方面的研究尚有许多不足乃至空白。究其原因，主要是两大问题有待厘清，即如何对个人生活史进行定位?中国私人生活方面的研究能否完全借用西方私人生活史的研究模式?这两个问题看似微不足道，却涉及该领域研究的概念、资料和价值等重大问题。 “概念的价值何在?概念的形成是推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它是我们进行思考、批评、辩论、解释和分析的‘工具’。”[2](P4)时下许多学者忽视或忽略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特殊性，教条式地套用西方“私人生活史”的概念来界定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往往导致削足适履的弊端。 一般来说，西方国家政治空间与私人空间相对分离，如英国谚语“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就形象地说明了在私人领域不受国家权力干涉的基本准则。 在此准则下，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的对象是不受法律管辖的墙壁后的生活，“男人的权力与女人的权力、老人的权力与青年的权力、主人的权力与仆从的权力”，从下层社会的家庭争吵，到上层社会的王室血案——涉及人类生活的多个基本方面，小到诸如住宅、卧室和床榻，大到诸如家庭生活、家居环境、交友空间、宗教信仰以及生育、教育、死亡等。其突出的特点是，与“正史”相对、与“公共舞台史”相对、与男性统治史相对。当然，它并非纯粹个人的秘密生活史，也不是要刻意地记录一些趣闻逸事，而是一部日常生活的政治史，它的背后是国家[3](《序》，P6-7)。 与西方相比，中国具有典型的家国同构特点，政治空间与私人空间相互融合。《诗经》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对社会的干预非常广泛而有力，故中国几乎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私人空间；更有甚者，公共生活还极大地侵蚀了私人生活的领域，不仅使私人生活的神秘性大大消退，也为其增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使琐碎日常生活内容泛政治化、公共化。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然而，曾几何时，这些条文徒有其名，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和控制亦达到了史无前例之严密。譬如，户籍制度、人事档案制度等把分散的个人统统整合为地方人和单位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集体化运动大大压缩了家庭的作用，除了基本的生活功能外，传统的生产、教育等功能丧失殆尽。甚至大跃进时期广大农村“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成为群众性的行动”，“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堂、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集体生活”[4](P446-447)。乃至人民公社将社员按生产需要机械地拆分开来，老、幼、男劳力、女劳力等分住数处，致使广大农民血缘、伦理意义上的家庭一度都被取消。“文化大革命”时期，家庭革命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等，又为家庭的生活功能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五七干校”在事实上取消了部分家庭，夫妻随各自的工作单位下放，往往是天各一方，妻离子散。总之，在强大的国家干预下，个人生活几乎失去了自由，私人生活空间被压缩到近乎于无的地步，家庭沦为单纯的吃饭、睡觉的地方，遑论什么“免除干扰的、自省的、隐匿的领地”的个人私密空间。 鉴于东、西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巨大差异，中国私人生活领域的研究自然不宜套用西方私人生活史的概念，以免产生概念上的歧义，累及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故中国私人生活领域的研究应该选用内涵比较广泛的“个人生活史”更为合适。可大致定义为：个人生活史是在国家严密控制社会时期个人的观念演变和行为选择的历史。具体而言，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相互融合时期，国家公权过度干涉私权的情况下，个人相应地自下而上的理性反应和应对；它不是草根阶层的奇闻异事，更不是所谓野史、稗史，而是一部反映日常生活并超越日常生活意义的客观历史记录，映射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变迁和衍化。它与西方私人生活史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研究领域和内容上不一样，一是在研究领域上，除了西方概念上纯粹的私人生活领域外，还包括部分公共政治空间，甚至后者更为重要；二是在研究内容上，除了西方概念上的纯粹的私人日常生活外，还包括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公共部分。当然，中国个人生活史与西方私人生活史也有许多共同点，诸如所关注的对象都是普通的社会基层民众，研究婚姻、家庭、日常生活、社教网络、节日庆典等传统史学所忽略的社会生活内容。 显然，在当代中国特殊国情下，根本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纯粹的私人生活史，故厘清中国个人生活史与西方私人生活史的界限，是开展研究个人生活史的前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西方先进理论以阐释中国历史并无不可，但须注意到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具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不宜照抄照搬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强解中国个人生活史，而应在深入理解外来理论与立足中国国情特殊性的基础之上，辩证地开展中国化的个人生活史研究。 二、开展个人生活史研究的资料依凭：兼论个人档案与其他史料之比较 傅斯年曾言：“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5](P334)梁启超也曾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6](P44)因此，研究和发现真实的社会生活，就必须利用可靠、翔实的研究资料。与上古史、中古史相比，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不是资料不足的问题，而是资料繁多，甚至多到人们无力、无法将其收集完全，这就需要我们尽可能地采择最权威、最真实、最有说服力的资料来说明问题。 就个人生活史研究的主要资料而言，大致包括当事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私人记录，田野调查资料，个人档案等三种，三者的真实性、生动性和权威性各有短长，若单纯依赖一两种资料进行研究，很容易以偏概全，难以得出准确的结论；只有把三者比照而观，取官方档案和民间文献互证的研究方法，方可取长补短，比较客观、全面地呈现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提升个人生活史的研究水平。然而，一些学者在研究个人生活史时，往往存在着不善于采择资料的问题。或照搬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过于偏重田野调查，或强调使用日记、书信等私人记录和回忆、访谈等资料。虽然这些资料均属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事实，较好地保持了史料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但私人记录难以避免诸多避讳或矫饰，口述史料、回忆录等亦有事后追忆的先天不足，基于口述者个人情感的偏向、记忆的误差或其他隐情，易生无根之谈，自然其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大打折扣。即便参照报刊文献，但因其过于注重政治性、宣传性而时有报道失语或报道失真的现象。如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报道就是典型的事例，那时许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但报纸上依然是胜利跃进的热闹场面。显然，以片面、不确的资料为研究依据，无法得出真实和客观的结论。 与之相比，个人档案比其他民间记录的史料价值更高，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和唯一性等特点。它反映了长时段的生命历程，比较全面地记录了个人经历、思想等发展的重要节点，展现其工作、生活乃至家庭等情况，甚至有个人向组织汇报而不能向他人(包括家庭成员)言说的隐秘等内容。同时，人事档案中的思想汇报、组织结论等无一不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产物，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因此，个人档案在很大程度上可弥补私人记录、田野调查等缺陷，诸如补全人名、日期和其他一般人容易遗忘的节点，校正口述史料的失真、失实的偏差处，为口述者提供回忆的线索，甚至不乏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工作和生活的事例，如果善为利用，以其作为个人生活研究的基本史料，再综合日记、书信和田野调查等资料，必然使个人生活史研究得以深入和展开。 当然，个人档案也存在着若干缺陷，使用时需要注意辨别。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个人档案覆盖面小，除了干部、工人、学生和军人以及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外，绝大多数农民没有个人档案；二是人事档案是官方对个人的选择性记录，记载的内容不够全面，不同时期的记载内容详略不一，一般在退休后即停止更新，不能覆盖主人的一生；三是个人档案记载信息可能存在若干误差，乃至可能是冤、假、错案，严重的还有人为捏造和造假等问题。因此，研究者在利用档案时不应过于迷信其权威性，而是尽可能全面地占有其他资料，综合党和国家的宏观政策、日记、书信、口述史料、报刊等其他文献，进行比较和分析，或许这样可以比较真实、客观地认识个人生活史的全貌。 由是观之，个人档案记录了社会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历程，是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中弥足珍贵的基本史料。研究者应充分挖掘、利用好个人档案资源，如实地讲述寻常百姓不平凡的故事，还原历史真相，这样才能有助于梳理历史演变的整体线索，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缓慢而深刻的巨大变迁。 三、以小见大：研究个人生活史的价值 中国的个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远非西方国家那样躲在墙壁后面的纯粹家庭、个人的私生活，这就决定了中国个人生活史研究比西方私人生活史研究具有独特的宏观视角和多方面研究价值。 首先，以个人档案为基本研究资料，丰富了个人生活史研究的内容。王国维曾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7](P33)。就个人生活史研究而言，个人档案无疑是最新发掘的弥足珍贵的史料，也是把个人生活史研究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有学者概括道：“目前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兴盛发展更需要注重对相关档案资料特别是基层档案资料的不断发掘、搜集、整理和利用，这或可称之为一场新的‘资料革命’。其实，新资料的发现和利用，往往也意味着新的解释方法、新的研究视角的出现，这对于社会史研究领域而言，尤其如此。”[8](P42) 把历来难登大雅之堂的“草根阶层”的个人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乍看起来似乎难以匹敌上层社会精英、英雄模范等典型人物，然而历史研究中往往存在着“典范”与“代表”之间的悖论，精英人物、英雄模范固然具有高度的典范性，但典范本身意味着“高、大、全”等较高的标准，这恰恰是大多数人所难以企及的，故“典范”性反而不能代表社会绝大多数民众。与之相反，一个默默无闻的升斗小民，却因其“普通”而具有标本性，能够代表真正的普罗大众。同理，社会上散落的个人档案的主人几乎都不是精英人物，甚至也远谈不上典型，但正因其名不见经传、平凡无奇，恰恰反映了庞大的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故研究者可以把个人档案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资料，借鉴“从底层看历史”的社会史研究模式，从微观史角度再现传统史学所忽略的社会下层民众的喜怒哀乐和日常生活变迁，更能够丰富个人生活史的研究内容，拓展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 有国外学者指出：“生活史(或生涯史)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使我们能够去研究一个个体、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机构的成长经历，研究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在这些经历和看法中渗透着他们自己的解释。”[9](P114)事实确实如此，通过用社会史理论和方法解读个人档案，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观察到社会民众在当代中国不同时期的理性抉择和观念的变化。例如，改革开放前，国人在购买短缺、紧俏商品时必须有票证，主要涉及“吃、穿、用”三大类，诸如粮票、油票、煤票、布票、自行车票、钟表票等，即便有钱但无证仍不能购买商品，可以说，票证对社会基层民众的婚丧嫁娶乃至日常生活的影响至为重要。笔者在翻阅个人档案中，经常看到一些生动的票证事例，形象地反映了在物资短缺时代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对策。例如，笔者翻阅辽宁省盖县土杂公司更夫梁明福档案时，看到一份组织结论：“该人自参加工作以来，工作比较肯干，一般的能够完成党所交给的工作任务，但由于该人没有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世界观改造得不好，私心严重，在做采购员期间，曾利用联系工作之便套购粮票、豆油等物资，还以手表换粮票，向私人索要粮票，在对外地采购关系上造成不良影响。”从中可以发现两个梁明福，一个是工作吃苦肯干的人，另一个是套购粮票有投机倒把之嫌的人，何以出现这个矛盾?笔者在另一份证明人的材料中看到了如下记载：“我于(19)71年11月中旬在牡丹江东方红旅馆第七号房间，认识同住盖县土产公司采购员梁明福。有一天他在房间吃面包，我问他你为啥这样艰苦。他说我家孩子多，我的口粮放在家里，我这是在车上买的不要粮票的面包。”[10]通读整本卷宗，在感慨当时政治说教和社会管控之严密的同时，还从朴实无华、原汁原味的生活细节诉说中，理解了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梁明福的所作所为，他工作比较肯干，而不是好吃懒做，说明本性勤奋、善良；他买不要粮票的面包和设法兑换粮票等，只不过是为了让家人多吃点粮食的谋生手段，结果被扣上了“世界观改造得不好”、“私心严重”等政治大帽子；梁明福的一切努力与当时的高度政治化社会环境不合，但都是满足家人温饱的理性行为，足以反衬出梁明福是爱家的好丈夫和好父亲。显然，通过用社会史理论解读个人档案，更富有人情味和冲击力，比单纯的宏大叙事、理论推演更易令人理解和信服，这也符合社会史研究的真谛。 其次，以小见小，再现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细节。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寻找历史发展规律等宏大叙事主宰了历史学研究，丰富多彩的历史过程往往被意识形态化，乃至异化成为原因、经过和经验教训等问答题式的说教，而历史中的人则被“许多”、“大多数”等特称判断和“人民”、“群众”等全称判断所取代，活生生的人在历史中隐没不彰。 一勺水亦有曲处，一片石亦有深处。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社会的本质和变迁的真相，不是那个时代、社会中轰轰烈烈的重大事件，更不是所谓历史规律的逻辑推演，而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平民百姓的观念、日常生活和行为选择的细节变化。个人生活史注重微观历史和细节还原，聚焦一个个普通民众的生活实态，就人论事、就事说理，真实地反映出普通人的处世哲学和人生历程，这有助于发现被宏观历史忽略或无法收纳的底层“无言的群体”，厘清被意识形态化和“革命阶段化”所遮蔽的中国社会真实的发展过程。 以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问题为例，《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反右运动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1](P23)然而，扩大化是如何发生的?具体原因又是哪些?决议的抽象条文没有给出答案，但从右派分子个人档案中往往发现触目惊心的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具体过程。如安徽省“合粮直属库”职工曾广清原是一名学校教师，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主要理由极为勉强和荒唐。简单说来，1958年3月上旬她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听报告，一路上她默不作声，只讲了某某老师“真是个好人”一句话。5月初，这句话却被揪出来，上纲上线，被表扬人揭发称：“这句话我的认为：(1)为什么说我是好人?在她的认为是，因为我坚持原则不够，平时不好讲话(应作为不好得罪人)，对坏人、坏事斗争不够坚决的人，因此投合她的心意，所以是一个好人。(2)说这话所暴露出的真正问题，正是这句话的反面——‘其他的人都是坏人’，这也是她的真正思想。所以这句话大可追究。至于为什么有这样思想，这完全和她自己的本身问题分不开的，或者说由她自己本身问题决定的。”这种揭发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令人不寒而栗。随后，整风学习小组将之定性为“仇视积极分子。她认为能坚持原则的积极分子是可怕、是危险的人”，由此上纲上线说，“这些言论就是曾广清一贯的思想，就是她对党对现实的态度”；“我们认为应该把她划为右派分子”[12]。在笔者搜集到的个人档案中，几乎每个档案中都可以发现类似工作或生活的细节，这些平凡、具体的细节虽然匪夷所思，但细一思考，也是合情合理，给人以恍如亲临的现场感，其意义远远超越了现今“狗仔队”的娱乐花边新闻，它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那时阶级斗争的夸张程度、人与人之间关系等问题，更让人重新认识和思考何谓历史及历史真相，思考政治斗争、法治精神、道德观甚至人性的善与恶。 再者，以小见大，折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古语云，道不外饮食男女、应事接物之间。其本意指在老百姓琐碎、繁杂的生活、社交等常人趣事中，既蕴藏着传统哲学、伦理纲常等深刻真理，又反映了社会变迁的基本脉络甚至规律。就当代中国而言，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然而这些变迁对庞大的社会普通民众发生了什么影响，城市市民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乡村农民生活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有什么意义?这就需要摆脱宏大叙事和典范崇拜，需要从普罗大众本身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人事档案因为涉及大量社会成员经历的记载，通过对不同时代的社会成员人事档案的研究，可以发现社会结构的变迁，了解不同社会结构下的社会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差别，形成人们对不同时期的社会记忆。”[13](P29)通过解读个人档案，透视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对认识现代中国社会有见微知著的意义。以《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字》一书为例：“它们始于1955年反胡风和肃反，历经1957年反右和反右后长达12年的劳改生活，结束于1969年‘文革’期间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并释放回家。历史跨度十多年，几十万字的交代、揭发、外调、批判、总结、评语、结论等，构成了一个庞杂的世界。档案的完整让人惊奇。批判会上的领导人随意写下的小纸条，劳改期间每年必填的表格，都原封不动地按时间顺序装订。”[14](《序》，P2)虽然《杜高档案》直接记载的时间只有不长的十四年，然而其中各种交代、揭发、外调等材料间接涉及的时间几乎追溯了杜高以前大半生的际遇。这些个人生活的片段携带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形成了历史不同发展时期的标本和切片，在对历史碎片的拼贴解读中，可以管窥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宏观背景。 当然，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任何人都无法把数亿乃至十多亿人完全归纳研究，必须选择一定的区域或样本。唯有以个人档案为基本研究依据，通过阅读全国各地不同的个人档案，辅之以日记、田野调查等资料，才可了解不同地方“草根”阶层人物的形形色色的生命历程，了解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等微观历史。更重要的是，从众多案例的特殊性中，还可寻找出彼此间的共同性，并可借此认识产生个人活动背景的历史大时代，从中发现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变迁的轨迹，实现自下而上地去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成和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