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世界的发展问题：——新教训，旧争论，公开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训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0年看来象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拉美、东亚、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每年以约5%的速度增长，南亚和次撒哈拉非洲地区紧随其后。显然，当时对将来的估计是乐观的：有趣的是所预测的非洲前景更光明，东亚却略显暗淡；即使增长不加速，也会继续下去；而贫困却会急剧减轻。
但接下来的二十年内挫折累累，变化万千。1970年和1980年地区增长差距大幅度拉开，加大的差距约有一半由东亚（包括中国）惊人的快速增长造成；而另一半则来自拉美，特别是次撒哈拉非洲地区的经济急速下落至负增长。
现在，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获得了新一轮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否会持续下去，是否会普及开来？过去预测失败的经验是否意味着有关发展过程的持续性，其根本的组成因素，其地区分布的影响，我们是否还未得到普遍的教训？我们是否了解，在同样的世界环境下，何时因何原因有些国家陷入错误的增长轨道，贫穷却又长期不能自拔？从劫后废墟上，将政府与市场角色合适配制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何种景象？我们所获取的何种知识是带普遍性的？何种知识是具体的制度或具体的国家所特有的？总之，我们对于这类问题的旧观念怎样随经验得到了修正？我们又接受了什么样的沉痛的教训？在哪些地区最需要新的观念（或对现存观念作严格的检测）？所有这些问题都对制定未来的发展政策必不可少。
有关增长根基的修正概念
过去二十年比较发展的最显著之处就是，在共同的动荡环境中，地区经历呈现出多样性。东亚“奇迹”国家（地区）兴起，展示出明显的长期增长模式，好象所干的一切都正确无误。人们可以它们为镜子，照一照其它国家，问一问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世人广泛认可这些国家共同增长显著的特征——快速的增长和缩小的贫穷互相促进。这方面最有意思、最为有力的部分便是基础教育在提高劳动力素质中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又由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从需求方面给予了补充，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对劳动力——穷国最重要的财富——加以生产性利用。强调母亲的健康和教育降低了生育率，增加了他们在家教育下一代儿童的时间。而在增长的资源中增加一份基础教育的开支又对此作了补充。
这个作用是重大的。根据多国回归分析估计，如果韩国1960年入学率位于巴基斯坦的低水平，其1985年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就会比实际水平低40%；教育对母亲的作用也可以加以剖析，1965年至1985年间，韩国母亲初级教育水平得以提高，由此引起生育率下降，而她们给予子女的时间，（以教育加权计算），是肯尼亚母亲的两倍。同样，这段时期，韩国低出生率使有资格接受基础教育的儿童数目多少保持了稳定，而在肯尼亚，这种数目几乎翻了一番。GDP的较大比例用于基础教育的作用和迅速的增长率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结果是令人惊叹的：1985年，韩国每个儿童的人均公共开支是肯尼亚的27倍，而1970年只有3倍。这种教育上的强有力的绩效加上高储蓄率（因或果？）对亚洲“奇迹”提供了大宗的增加生产和供应的资本和劳力积累。同时，随着市场价格约束，出口也提供了需求。
与人们有时所断言的相反，技术外溢效应看来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在东亚迅速增长的原因。所测定的许多东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说明不了高出20%-30%的GDP增长，所剩下的能归于技术进步的部分就可能更微不足道了。
如果我们转而认为东亚国家的较佳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付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世界经济新格局中急剧的大冲击，便可看出这些国家偏离快速增长轨道的距离较短，未充分利用的生产能力的边际较小。那么，较佳的宏观经济政策便可以解释人们所观察到的东亚和世界其它国家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的差距的主要部分。
在多样性中提取必要条件
可以解释过去二十年间各国表现参差的诸多因素中，国内对外部冲击的反应可能是最为重要的。旷日持久的危机以及各国不同的解决方法已将增长突出为一个道之依存的过程。冲击和各种反应没有被预见到，但渐渐展开来的危机却说明了宏观经济根基的重要性，突出了市场导向的微观经济改革的重要性——这些就是从各国不同经历中所提取出来的某些重要的共同政策教训。
从危机中拯救一国经济，并使之达到相对价格稳定和恢复增长的一搅子调整方法中有两种因素，对这两种因素加以区分是有用的，符合传统的。一个就是稳定化，纠正基本的宏观经济失衡的必要因素；另一个是集中供给方面的结构改革，变革激励手段，重建扭曲的微观经济的必要举措。这通常包括一系列的市场导向改革，如贸易自由化，公共部门改革和金融部门改革，这些也在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政府的作用。
三个组合在一起的必要条件将增长同缩小贫穷面以及上二个调整因素联系在一起：
·财政和货币紧缩是调整的所必需的。
·执行一套调整方案是重新开始持续的人均经济增长所必需的。
·获得人均收入持续的平均增长是不断缩小贫穷面所必需的。
这三个条件加上基础教育是更快增长的必要条件，便决非充分条件，不断缩小必要性和充分性之间的差距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任务。但即使这三个条件以往也一直是，现在有时也仍是热点讨论的主题，尤其是增长和缩小贫穷之间的联系问题。
增长和缩小贫困之间的联系
关于增长与公平间的交替的争议仍在继续，虽然其强度和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增长的黄金时代，争论的议题是：“随增长而来的重新分配”。政策措施经常错误导向，成了不加区别地增加社会公共支出，但这种支出又基本上规避了穷人。较高的支出扩大了公共部门的赤字，当世界性冲击影响国家经济行为时，又加重了宏观经济失衡。
在调整的适应新的外部冲击中（诸如债务危机），这种举措着重在调整的社会后果方面。有种形式的抨击暗示，只有直接的目标政策才能缩小贫穷。这种论述近乎于否认增长与持续性降低贫穷水平间有任何联系，其内涵意义贬低了一种观点，即调整反过来是朝向危机后新一轮长期增长的根本一步。
很难认识一定的（或正在减少的）馅饼如何能以有利于穷人的方式重新分配，而又使他们在收入或财富上绝对更佳。这方面的证据明显，而且最近的研究再次有助于明确和充实我们的理解。贫困率被定义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的比例，它随着消费的增长而迅速下降。在好几个国家，这个弹性约为—2：即，平均的人均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贫困率就相应下降二个百分点。
东亚共同的发展表明，增长和降低贫穷能并驾齐驱，虽然在其间双向因果联系的力量方面评估有所不同，亚洲其它地方的经验，特别是最近拉美的经验表明，贫困程度同增长的起伏非常一致。但这一证据在两个重要方面又显得无力。它并没有证明增长足以引起贫困的降低；也并不支持另一观点，即偏向穷人的政府政策，而不是促进增长的政策，对于降低贫穷无足轻重。相反，依照起始的条件，可以清楚地表明，增长的模式或多或少就是在提高贫困程度。
《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已经强调了初级教育和基本卫生保健所提供的福利和在促进劳动密集性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的重要性。此外，拉美和其它地区的经验显示，当价格制定产生错误，采用保护政策，汇率定值过高或忽视了农村基础设施时，政策就偏转为不利于农业部门，增长便受阻、迟缓，而且越趋于不公平。
即使调整降低了总产出，也没有必要伤害农村的穷人。这个结果既取决于经济的开放程度：在较开放的经济中，调整的代价要低得多；也取决于削减公共开支的选择和用于改善农业部门贸易条件的公共开支的效率性（如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哥斯达黎加和印度尼西亚的经验是以较低的社会代价完成的调整，阿根廷、菲律宾和委内瑞拉则正好相反。委内瑞拉最近的政策逆转证明了，一项改革项目的成果如不广泛地得到分享，便会产生许多危险。墨西哥最近的事件也是如此。更为广泛的家庭调查资料，尤其是抽样调查资料将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提供进一步的证据，特别是对最具争议又少有人探索的次撒哈拉非洲地区的调查。请注意这一观点与上述基本前提一点也不矛盾，即持续的人均经济增长虽然绝非不断降低贫穷的充分条件，却也是个必要条件。
有关私营和公共部门作用的一种新的共识正在影响旨在降低贫困的政策设计。由于具备一种更中性的微观激励结构，价格稳定和增长在二个重要问题上给穷人带来利益。首先，穷人得利于对劳力需求的增加，并因此得益于更大的个人消费。其次，随着收入增长，政府便更有能力资助（而且更愿如此）有利于穷人的公共举措。
有个颇费研究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使减轻贫困的公共举措更具成本效率，特别是在提供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方面。与普遍提供社会服务相比较，旨在服务于某些群体（如妇女，多子女家庭或贫困地区）的项目问题尚未解决。这个问题引起了许多政治经济难题，在执行方面也有问题。在评估所提议的政策中也存在困难。我们对贫困，如何衡量贫困以及与增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了解甚多，却对如何制定减轻贫困的最为有效政策和制度了解甚少。
宏观经济的基本因素和微观经济改革
宏观经济的基本因素和改革微观经济激励因素一起作用于持久的危机过后的调整和重新增长之中：过去二十五年证明某些旧的、但现在人们仍心向往之的主张不无道理。
拉美（还有以色列和东欧）的高通胀给时尚的通胀理论以致命的一击——非货币和非财政手段能用来稳定经济。正统的财政和货币手段已成了任何整套稳定方案的必要和公认的部分，但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对于经历着持久的通胀惯性的国家，又另加了一种扭曲——多重稳定理论，该理论要求冻结工资和汇率（无论是否有价格控制），以配合稳定方案中的正统部分，从而使它成为非正统的。这种理论1985年首先在以色列使用成功。1988年在墨西哥得到仿效，后来几个东欧国家又加以运用。另一个较新的主张强调支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因为这是一个带有结构改革因素的稳定工具。
最近改革经历的另一项重要遗产与市场激励因素的微观经济和重新定义政府和私营部门的作用有关。这又是老调新弹的问题。为着效率和分配（政治和经济）所设立的由贸易决定的市场规则的优势早在25年前就已确立了，而且对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对于狐立的拉美国家（哥伦比亚），对于以色列，均证明有效。
过去20年的危机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所跃起的外向性经济上又产生了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最近拉美（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和东欧（前捷克、波兰）的改革实验结合了一种更为极端的形式——速定进口自由化。确实，在这些后来的方式中，政治经济显然要比单纯经济论辩更有力地影响自由化步伐。
政府放权正在提供其二个主要方面的新教训：下放生产权（主要通过将国营企业私有化），取消金融垄断权。在工业国和正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内，因公共企业普遍的管理不善和政治任命权普遍处置不当，一种新的模式正在露头，其高潮是中央控制经济的崩溃。
所有制变化从长远观点来看举足轻重。在过渡经济中，私有化是由国家集中控制过渡到具有私营部门的市场经济的唯一途径。但是严格的预算限制和市场规则即使从短期观点来看也非常关键。这些力量在政府所有制下或在私人所有制下既可能发挥效用，也可能失去作用。
在国营企业商业化的中间阶段，即使在所有权转移之前可靠地施加市场约束，通过较好的管理，就能创造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的激励因素，中国和波兰的情形就是如此。波兰的经理（和工人们）可能因为在将来到的私有化项目的条件之下，与将来的利润有利害关系，也可能因为他们正在表现在将来所工作的市场中作为经理的价值，而改变自己的行为。
但当预算龙头是敞开着得时候，仅有所有制形式上的变化对改革激励机制是无济于事的。看看马科斯时代的菲律宾，独裁统治者将企业的所有权分配给亲朋好友或家族成员；或者俄国的半私有化情况，所有权虽递给了经理和工人们，但企业在一段时间还可能继续榨取国家预算。私营企业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下经营不善，也有许多事例。因此，重新划定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界线以作为结构改革的部分，可以从清楚地界定企业债务的将来所有权开始，然后再进入资产方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东、中欧的重建结构的多种经历中，还将得到更多的教益。例如，为解决坏帐，在过渡中走在最前列的重建结构的国家选择了各种不同的渠道。捷克共和国期望私营业主负责，波兰倚赖金融系统，而匈牙利正在依靠清算和破产程序。
在金融改革和银行结构重组的重要性方面，我们正从拉美和东欧汲取教益。赤字沉重的政府趋向于通过对金融系统的垄断留滞住私人储蓄。但即使财政行为更谨慎，中央控制投资和借贷的方式总是分割信贷市场。特权部门以低的、经常是负的实际利率获得贷款，而把规模小得多的自由市场部分留给了非常高的利率。在高通胀时，这种分配扭曲通常加大，所以这种在微观经济中与公共部门的改革相配合的部门就成了一搅子调整方案的必要补充。
有二个问题需进行探讨。第一，金融和生产部门的改革的正确步骤是什么？拉美和非洲的经验表明，金融改革时，如公共企业没有同时重组结构，金融改革归于失败（由于公共企业继续以大宗坏帐拖累银行）。但紧接在一个过渡经济的私有化阶段之后，商业银行可能有助于促进在共同控制非金融企业中的变化。对此问题，相关的银行模式是什么？难道应允许它们持有股本，就象欧洲大陆或日本的模式那样？何时、何方面、何种论点占上风？
新近自由化了的经济中，何为合适的管理机制？更大的微观经市场自由化必须与政府更严格的监督紧密相连，尤其是对金融部门，这个事实是一个互为矛盾的教训，而且不只是新近改革中的国家正在记取（请看最近日本、英国和美国的重大金融监督失灵）。
微观经济调整能否超前宏观经济稳定？标准答案过去一直是宏观经济稳定必须先行。从1990年的视角来看，这个答案可能有点不直截了当了，因为价格不稳定通常产生相对价格的大扭曲，没有宏观经济稳定，便没有持续增长的可能，这话似乎仍然正确。即使巴西在通胀率高的条件下，曾保持了长期的增长，在过去十年中，似乎也跌进了人所熟知的低增长模式中。然而，巴西在高通胀中设法推进了私有化。阿根廷的稳定努力归于失败，只在一次实质性的税务改革后才设法集中行动，表明微观经济的重新组建结构必须先于宏观经济稳定。稳定没有在微观经济实质性变化前取得，或不可能达到的最近的一个事例是俄罗斯；这个国家在高通胀条件下经历了大规模的私有化。然而，对于随后的结构重组阶段，更大的价格稳定就至关重要了。这个结论便是：必须过一些年和积累更多国家的经验，我们才能重写宏观经济——微观经济调整次序的模式。
其次，对于导致持续增长的调整，何为必要和充分条件？换言之，何为最小量的改革方案？我们似乎理解了这些问题，但对于如何运用它们作政策设计，我们却知之甚少。即使宏观经济根本因素都已就绪，结构改革也在进行，重新开始持续性增长也费时良久。
我们知道，从高通胀而来的稳定可能立刻产生产出效益——但那种投资却来得很慢。重新开始追求的实际长线私人投资（与有价证券投资或投机相对照）取决于投资者如何评估一个正从危机中走出来，而且以往绩效不佳的经济的未来。经济和政治改革的不可逆转性在形成投资者投机行为中起了支配作用。
政府通过提供辅助性基础设施，包括启动费用，减轻最糟糕的社会困苦，也可在某种程序上给予帮助。但政府所提供的最重要、也最艰难的服务是新的政策环境的不可逆转性，改革努力的可信性。所假定的总数为正的游戏（社会在总量上一直获益）是不够的。政府的决心和一场改革努力造成的广泛分享的所有权是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事物。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里，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正在积累，然而对政策目的的评价却缺乏准确性。
制度和政策的可转移性
如最近多国经验所示，制度事关重大，而且可以作重大改变。因此，相似的政策意见（如对管理机构和法令的介绍）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中能产生不同的政策结果。
经济理论的进步并非总与政策实践的进展一致。在一个特定国家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知道制度在形成所建议的政策的可行性方面（即促进和限制因素）的重要性。在复制另一种背景下的政策教益的努力中，冒出了这个问题，很自然地引人去充当一种多边制度的使者，并非所有的政策运用都带有制度敏感性，但许多政策的确如此。
是否存在一种普遍的理论，可以凭经验将它作为构建预测性模型的一组工具而加以运用？虽说现在还没有，但这并不总意味着不应认真进行制度和组织方面的研究。至少，经济学议程应包括对不同国家的市场和制度限制因素的仔细而又系统的比较研究。这个议程的规范性意义就是，在缺乏普遍性升华的理论的情况下，如对某个国家的政策运用给予咨询意见，累积起来的国际经验可以加以利用。
以下是最近三个迥然相异的研究方向，在理解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价格稳定的关系方面，近年来进展很大。一项有趣的发现是法律独立性（根据正式法规而来的索引，即成文的“规则”）和实际独立性（如以中央银行总裁的变动率来衡量）间的差别。法律独立性是工业国家价格稳定的一个很好的预测因素，但对发展中国家效用却很差。实际独立性对发展中国家证明是一种好得多的预测因系。这同法规（包括其社会和政治信条）的可执行性是最重要的这一直觉是相一致的。
另一例是最近世界银行对电子通讯产业中管理机构的比较研究，依不同国家的背景中实施机制和规章的复杂性而定，就各种管理制度的可运用性方面，从中可以得出一些普遍的教益。
第三是以不同的流动率和晋升规则，比较行政机构的效率的研究，如对印度和韩国的灌溉系统的调查。对任何国家控制负责政策执行的官员的行为的法则作深入的了解，应是提供咨询意见的前提。例如，无论有关东亚微观经济干预作用的争论结果如何，对次撒哈拉非洲的国家实际意义却很小，除非能清楚地解决这些国家行政机构的不同制度的基础。
必要性和充分性之间
基础教育对于迅速增长很有必要；增长对持续不断地减轻贫困至关重要；调整对恢复增长必不可少；而财政和货币紧缩是调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条件在过去25年的成功事例中得到满足，经过形形色色的经验的验证，已经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是必要的条件并不充分。调整的定义仍模模糊糊，而且本文所提出的几个问题要求另加研究，特别是政府的作用问题。
因为发展和调整在本质上复杂多变，竭力求得普遍情况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只是徒劳无益的。如果制定一个不太含糊、更为现实的研究议程，就会缩小这二级间的无知区或，从理论和经验事实中筛出普遍和不变的规律。
还得有一种努力，即尽量缩小剩余的具体国家或具体情况特有的因素（同时认识到它们将永远存在在那些地方，以描述我们的政策规定的效能）。为更好地了解在制定改革政策中的必要和充分条件间的区别，我们需要更深邃的制度和政治因素的知识。而且，我们还必须掌握这种涉及形形色色国家及其经验的可用以实际操作的知识。
从所有的迹象来看，世界贸易将比产出增长得更为迅速。经互会的终止，乌拉圭回合圆满结束，各种促进贸易的区域性贸易协议，全都朝向一个制度和法规更为协调的局面。私人资本的流动，各种思想流动迅速增加，全球商业环境愈趋竞争性。这种观察研究也适用于世界银行。作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表演者，世界银行将最适宜向世人提供什么样的资本和主意的混合物？现实可能继续招致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同的反应。这种可能性将继续使比较国家间对政策的探讨更为重要。
当前所复苏的对稳定和竞争的世界经济的评估是否比以前更准确？是否确定存在一种更好的能力来规定和执行导致持续增长和缩小贫困的政策？对过去的预测作一审慎的评价应给我们灌输尊重现实的谦恭。但知识的坚实的核心，虽小却一直在发展壮大，已在混乱之中得以维持和加强。还有一种令人安慰的思想，即正是意外的事物使得庞大的发展研究和政策设计如此的具有挑战性。
译自《1994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论文集》
朱甫道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