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科技战线上的聂荣臻元帅
王 钊
聂荣臻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他还是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卓越领导者。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主管国家科技发展和国防科技工作，协助毛泽东、周恩来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为祖国科技发展特别是“两弹一星”事业的发展，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开拓性、奠基性工作，开创了新中国科技的“黄金时代”。
一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从此，聂荣臻开始走上了为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奠基的征程。
一个企业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政府和国家的支持，很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没有很好的与政府进行交流和沟通，导致相关的业务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就不会大力的帮其宣传进而影响专业合作社面向农民的贷款业务。
聂荣臻
聂荣臻主持国防科技事业不是偶然的，这既是他从小的夙愿，也是众望所归。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了保障志愿军作战的需要，1951年1月成立了军委兵工委员会，周恩来兼主任，聂荣臻、李富春任副主任。聂荣臻在繁忙的工作中，对兵工生产做了大量的规划和协调工作。同年4月，为了加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政务院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聂荣臻任主任、李富春任副主任。
1952年，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军事工业方面，也有相应的计划。为此，聂荣臻组织各军兵种领导人讨论了原有兵工企业的调整方案，作出了《关于兵工建设问题的决定》。8月，这个方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开始实施。
1954年10月，在中央军委第五次会议上，邓小平到会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军委领导人的分工问题，确定聂荣臻负责军工生产方面的工作。11月，军委决定成立总军械部。彭德怀在军委第十次会议上说：因为总军械部与总参装备计划部、国务院第二机械工业部（军事工业部）联系很多，所以分工聂荣臻统一领导和联系这几个部门的工作。进一步明确了聂荣臻不仅分工主管军工生产，而且也主管军队武器装备方面的工作。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作出了中国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重大决定。1956年4月，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航委）正式成立，由聂荣臻任主任。7月，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
10月12日，聂荣臻主持召开航委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加强我国导弹研制工作的报告》。毛泽东于10月17日批示：照办。这样，一项发展中国导弹事业乃至整个科技事业的历史性方针，就被确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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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6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卫星设计院，开始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论证设计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减少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损失，聂荣臻于1967年提议，在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的基础上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获得中央批准。1968年2月，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并列入军队编制，从而保证了卫星研制工作能基本正常进行。1970年4月24日，重量达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卫星首发成功。通过这颗卫星，《东方红》乐曲响彻了中国大地，也传向了世界的四面八方。
二
聂荣臻常说，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办什么事情都应该以自力更生为主，尤其是在尖端科学技术和军队的先进武器装备方面，更应该强调自力更生。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无偿交给中国。这方面即使用很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何况我们还没有这么多钱。他还说，我们不能自甘落后，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许多大科学家，只是近百年才落后了。因此，不能迷信外国，依赖外国，“以洋为贵”，应该自力更生，勇于探索。但他又认为，到了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都在迅猛发展，中国搞闭关自守，既不应该也是行不通的。因此，他认为，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前提下，要努力争取外国援助和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以促进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1960年7月至8月，苏联撤走了在中国导弹系统和核工业系统工作的全部专家。同时，“两弹”研制又出现了另一个重大困难：由于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不足，竟迫使正在导弹基地、核试验基地施工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疏散或撤走了，甚至许多科技人员也被疏散了。聂荣臻忧心忡忡。在国家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面临国防尖端项目是“上马”还是“下马”的关键时期，聂荣臻坚持认为，为了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必须发展导弹、原子弹为目标的尖端武器，而且“两弹”是现代科学技术结晶，坚持搞下去，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科学技术的发展。他的意见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支持。
1961年7月29日至8月4日，聂荣臻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委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国防科研方面，“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是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不能动摇，三五年内要力争突破。同时，强调“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并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研制，应该两条腿走路。8月20日，聂荣臻签发《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详述了“两弹”攻关的条件、困难和拟采取的措施等等。在核武器方面，缩短战线，集中到一点，就是保证1964年炸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报告上报后，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批准。
为解决核试验基地粮食供应不足问题，聂荣臻亲自出面向各军区、各军兵种筹措一批副食品，以党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发下去时，使奋战在国防尖端项目上的科技人员十分感动，研制“两弹”的积极性更为高涨。
根据调查得知，利息收入、净利润逐渐增加［3］。资金互助社的利息收入从2011年的98.11万元增加至2015年的487.15万元，增加了3.97倍。社业务及管理费从2011年的91.22万元逐年增加至2015年的297.44万元，增加了3.26倍。净利润由2011年的50.14万元增加至2015年的170.56万元。
三
1966年9月5日，聂荣臻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开会，听取“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工作情况汇报。10月25日，聂荣臻乘飞机从北京来到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主持核导弹试验。26日上午，聂荣臻先到地地导弹准备阵地了解准备状况，又到现场了解核弹头的准备状况，在向专家们仔细询问后，确信准备工作是令人满意的。于是，他下令将地地导弹和核弹头转运至发射阵地。下午，他又赶到发射阵地，亲自观察“两弹”对接和通电试验。这是一项最危险的工作，人们劝聂帅离开。他干脆拿把椅子坐下，并说，“你们什么时候对接通电完，我就什么时候离开。”27日上午9时9分14秒，核导弹精确命中目标区，在预定的高度实现核爆炸。聂荣臻长长吁了一口气，摘下墨镜，眼神和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因为他清楚，这一胜利，在中国国防科研和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指挥大厅的人们纷纷涌来，他微笑着跟大家一一握手，然后脱下防护服，走出指挥大厅，向欢呼雀跃的人群挥手致意，共庆胜利。当晚，在基地庆祝大会上，聂荣臻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向全体参试人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的祝贺。10月27日，《人民日报》号外以套红大标题，发表试验成功的消息。
1966年6月23日，聂荣臻与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时，又重申了保护知识分子、保护科研设备的观点。
成功地实现了首次核爆炸，下一步就是把能用于飞机投掷的原子弹研制出来。这项工作只用了7个月就完成了。1965年5月14日，核航弹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从此，中国有了可供实战用的原子弹。
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航天事业的新纪元。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地球卫星。”会议结束不久，聂荣臻就组织张劲夫、钱学森、王诤等拟制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初步规划。10月，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技术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11月，获中央批准，国家科委由聂荣臻兼主任。随即，聂荣臻代军委起草了将航委改组为国防科委的报告，获得中央批准，仍由聂荣臻兼主任。
导弹，是核弹头最有利的运载工具。装有核弹头的导弹核武器，成为现代战争中最强有力的威慑性武器。中国也要拥有这种武器，才能有效地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核讹诈。导弹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在体积和重量上都要大大缩小，研制难度很大。广大科研人员排除种种政治运动的干扰，不怕困难，坚持不懈，1966年9月，中国终于有了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
聂荣臻一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视知识分子为国家的宝贝，并身体力行，做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工作。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一些科技专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积极向中央反映，同时勉励科学家们以事业为重，继续为国防现代化作贡献。当时，有不少单位拿出过多的时间加强政治学习，讨论、开会，不着边际。结果，科研时间得不到保证，研究任务受到影响。有些知识分子对此提出异议，受到了批评。有的还被戴上反对“突出政治”的帽子。这个问题在科研单位带有普遍性。聂荣臻知道后，报经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意，1960年12月13日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在科学研究中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和保证科学研究时间的通知》。通知规定：必须保证科技人员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即每周40小时）从事专业工作，政治学习和党、团、工会活动每周只能占8个小时。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这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华厅的办公室里，指挥核试验。聂荣臻则在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紧盯着专线电话。在西北核试验基地指挥原子弹试爆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通过二机部办公楼刘杰部长的办公室，与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保持联系。当电话里传来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时，聂荣臻高兴极了，立即要通了周恩来总理的电话。两人在电话上互相表示热烈的祝贺。打完电话，随即要秘书起草贺电：“爱萍、西尧同志：消息传来，甚为兴奋，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参加这一试验工作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聂荣臻1964年10月16日15时30分。”
1966年12月26日，聂荣臻又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主持了中程地地导弹首次发射试验，获得成功。笫二天，聂荣臻马不停蹄，飞抵西北核试验基地，于28日主持了首次氢弹试验，亲自部署了氢弹试验任务，研制工作随即全面展开。1967年5月，第一颗氢弹的加工装配以及试验准备工作全部完成。5月9日，聂荣臻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讨论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会议认为，中国第一次全当量的氢弹试验，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在军事上，它将使中国的核武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议要求6月20日以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6月12日，在中央专委会议上，周恩来再次要聂荣臻去核试验基地主持这次氢弹试验。两天后，正在发高烧的聂荣臻抱病飞抵试验基地。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氢弹在预定高度爆炸。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经科学家初步计算，氢弹爆炸威力在300万吨TNT当量以上！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反响，公认中国已进入世界核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
首先，教师要精心设计教学过程，采用多种手段创设情境、设置问题，将历史学习的方法与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基础知识、能力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当聂荣臻满怀喜悦地从试验现场回到基地本部时，有人向他汇报了上述时间表，聂荣臻不无自豪地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科学家该有多好啊！”
至此，聂荣臻一人身兼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他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建立了对全国科技事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制。
聂荣臻（右二）与战友们在一起
四
聂荣臻是主持全国科学技术工作的副总理，是国防工业和制造“两弹”的指挥者。为了“两弹”能尽快上天，为了在科学技术上尽快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他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核导弹是研制出来了，但要作为一种武器，还必须进行“两弹”结合的实弹试验。尽管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多次成功地进行过模拟核弹头的导弹飞行试验，但要在自己的国土上，真刀真枪地试验导弹核武器，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下的。
再如，有的专家学者因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问题，被认为不能从事机密专业工作。聂荣臻总是多次对有关领导耐心解释：在旧社会和解放初期，能够大学毕业或出国留学的人，出身成分好的比较少，一般说，大多家庭比较富有，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否则他没有经济条件上大学和出国留学。所以，我们必须贯彻“重在表现”的政策，不然就等于将能够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才拒之门外，意味着科技工作将无法开展。经过聂荣臻的反复说服，终于使科研单位的领导、人事和保卫部门的干部统一了认识，使大批科学家进入科研部门工作。
聂荣臻和钱学森在一起
1962年2月，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他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起，正确地估计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基本状况，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宣布他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知识分子。
日本鬼子盘踞在悬崖绝壁的一座古寺，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死守，一梭梭子弹和炮弹，呼啸着落入石道崎岖蜿蜒的半山腰，爆炸声铺天盖地，响彻云霄。
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结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指挥部根据各种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是，这颗原子弹的爆炸威力达到了2.2万吨TNT当量。
“三型”政党的建设中，学习是基础、创新是动力、服务是关键。党的十八大指出“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的十九大强调：“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这是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目标任务的丰富和延展，也是党的建设落实到具体目标上的体现。提升组织力的关键在于团结服务好群众，只有坚持根本宗旨不动摇才能获得强大旺盛的组织力。因此，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必然要作为当前基层组织工作的重点来抓好推进落实。
不同高校在校园建筑设施上存在着较大的不同之处，因此，校园环境导视系统的建设十分重要。在高校校园环境导视系统设计中，必须以高校校园的教育需求为依据，将学校的各个功能区域包含其中。简单而言，就是将学校的学术性、精神文化等凸显出来。就目前校园导视系统的设计，主要包括：室外标识、室内导视系统、服务系统几部分。随着校园建设的加速，交通标识系统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能够促使学生明确地识别人、车的行驶路线。[2]楼体导视标识，可以帮助学生更快地识别各个建筑物的名称，确保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找到自己要到达的地方。
8月1日至12日，聂荣臻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这次会议上，经聂荣臻的努力，把保护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这一意见写进了“十六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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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在第五十五次中央军委常委会上，聂荣臻提出，导弹和原子弹试验基地的任务很重，有些科研单位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推迟，建议与师以下部队一样，只进行正面教育。聂荣臻的建议被会议接受，中央军委专门发出指示，由国防科委具体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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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动乱的日子里，尽管聂荣臻的处境很困难，造反派把大字报都贴到了他家门口，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惦念和关心着许多科学家的工作和安全。为保护知识分子渡过难关，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一有机会，他就向中央建议，要保护像钱学森、华罗庚等这样的著名科学家。听说哪位科学家处境不好时，他就赶快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尽量设法加以保护。聂荣臻总是说：钱学森是国家的宝贝。他非常关心钱学森，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为钱学森考虑得很周到。而钱学森对聂荣臻也充满了崇敬之情。他在1984年回忆说：聂帅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时，“统筹兼顾，全面调度，充分发挥了科学技术人员的聪明才干，研制工作取得了迅速的进展……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在今天回顾往事，都十分怀念那个时代，称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也十分尊敬和爱戴我们的领导人——聂老总。”中国原子能事业奠基人之一的钱三强，1984年也回忆说：“记得他不止一次说过，你们只管放手工作，我来作你们的后勤部长。”
在新的历史时期，聂荣臻仍以巨大的热情关怀着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他为党的知识分子工作拨乱反正大声疾呼，希望重新吹动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的新风尚，以达到科技兴国的目的。
1982年8月，《光明日报》记者请聂荣臻谈谈知识分子问题，尽管当时他健康状况较差，仍兴致很高。当记者说明来意后，他开头就说：重视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措施，忽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的观点。当记者问，对中国知识分子队伍应该如何评价时？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好得很。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就发挥了很大作用；和平建设时期，又作出了很大贡献。实践证明，没有知识分子参加，不尊重知识分子和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四个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国家的落后面貌就无法改变，人民生活水平也难以提高。
（责任编辑：李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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