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体育政策的演进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启示论文,政策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98(2014)01－0001－07
德国是传统的体育强国，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到杨氏体操的推广，从纳粹的政治体育到“黄金计划”的实施，直至以俱乐部体制为基础的社会主导型体育体制的完善和确立，德国体育的改革和发展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德国体育发展最大的特点是均衡发展，即体育事业的各个方面如大众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体育产业等在其体育政策的引导和激励下均能得到有效开展；因此，研究德国体育政策的演进及特征，同时根据我国的实情探寻可借鉴的经验，对于完善我国的体育政策，促进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德国体育政策的演进
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德国经历了建立德意志帝国、纳粹统治、冷战时期和两德统一等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体制的巨大反差使德国的体育政策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根据德国学者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划分，本文将德国体育政策的演进分为以下5个阶段。
1.1 博爱主义教育和德国体操运动(1871年之前) 中世纪天主教会实行禁欲主义的教育制度使体育遭到遏制。马丁·路德在进行宗教改革的过程中，同时对宗教教育体制进行革新。他认为，体操不仅能使儿童获得“快活和娱乐”的效果，也能保障人的健康，使人改掉好逸恶劳、轻浮放荡的恶习；为此，他把体操列为德国学校的固定教学内容[1]201。
18世纪末，德国涌现了一批博爱主义教育家，他们发展和系统化了卢梭的理论并通过博爱学校进行推广。其理论核心是：教育必须是自然的和合理的，它们不必受遗传、等级的偏见和传统制约，而是要为人的生活做准备，从启蒙教育的角度说，就是使合理的行为成为可能。古兹姆茨是博爱主义教育家最著名的代表，他在著作《年轻人健身操》中第1次把健身操作为身体教育的特殊形式[2]127。在他们的努力下，体育活动开始在德国风靡，体操则成为各种体育项目中最具政治意义的运动。
德国体操作为国家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主要由弗雷德里希·路德维希·杨和一些浪漫主义者建立[2]128。1811年，杨在柏林郊外的哈森海德开办体操场，吸引民众参与。其目的不仅在于体育教育，更注重激发德国民众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入侵者的憎恨。他提倡“让参加体操运动者都穿统一的运动服，佩带有关德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纪念章，唱爱国歌曲，在重大纪念日举行体操表演”。这一体育活动后来被视为“德国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运动的一部分”，特别在德国西南部，体操运动已发展成为一次声势浩大的争取改革的运动[1]242－245。杨既不是教育理论学家，也不是像古兹姆茨那样为身体教育建立体系的人，但是他把体操作为国家的和大众化的身体教育形式建立起来。对杨来说推广体操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事情，同样是超越地区范围的任务。它的目标是建立统一、强大的德国和培养自由、自信的公民。为了培养和建立强大的自我意识，德国体操运动被认为对整体的国家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3]。
施皮斯在1842年受普鲁士文化部委托，为学校设计一个革新性的体操方案。为此他以体操和健身操练习为基础发展了一个体系，该体系最主要的特征包括身体控制、秩序和纪律[4]39。施皮斯的体操模型对德国体操理论与实践在结构和风格上的发展均起到了重要作用，19世纪40年代就出现了这种体操模型并且在所有学校中广泛传播[5]。
在普鲁士体操之争时期(1860—1863年)，什么是“正确的体操”作为一个专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学校和俱乐部中被广泛争论。争论的直接结果是产生了大量针对体操的专业指导以及体操和身体练习对于教育、国家和社会价值的专业著作；争论的间接结果是体操教师培训机构的产生和建立，如在德累斯顿、柏林、斯图加特、卡尔斯鲁厄和慕尼黑分别建立了此类培训机构。德国从政府层面也因为此类培训机构的建立而解决了体操教师的问题[2]128。
在此阶段德国还没有明确的体育政策，宗教改革者和博爱主义教育家们提倡重视以体操为代表的体育运动，采取自然和合理的方式对青少年进行身体教育。在德国体操运动蓬勃开展时期，德国体育政策的主要特征是通过发展体操达到体育教育的目的，即培养自由、自信的公民。体操不仅仅是强身健体的手段，也是培养优秀公民和激发民众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方式。
1.2 教育学改革(1871—1932年) 德国是最先引进英国户外活动的国家。在德意志帝国统一后，德国政府日渐重视游戏和户外运动对军事的作用，户外运动正式被纳入国家政策范畴。1882年，普鲁士教育大臣果斯列尔颁布了著名的《果斯列尔游戏训令》，以行政手段命令各地鼓励大众参加户外活动[1]275。1890—1891年及1898年，德国政府再三强调增加学生的体育活动时间，鼓励将户外活动和竞技运动作为培养青年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军事使用技能的手段广泛开展[1]303。
进入20世纪后，由于对19世纪体操模型的批评使得身体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产生新的动力。教育改革的思想在学校体操特别是“自然体操”的设想中得以体现。奥地利人高尔霍费尔和施特莱歇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奥地利推动了体操和身体教育的改革。之后普鲁士体操协会主席哈特使“自然体操”在德国得以推广[2]110。自然体操强调身体练习在生理学上的意义和价值，主张体育活动应注意儿童的生理、性别等特征。高尔霍费尔和施特莱歇尔认为，首先应进行基于生理特征的行为教育和适合儿童年龄的运动训练，强调儿童要进行自然的运动。为实现“自然”的目标，有必要应用一些身体教育的手段[4]47。
这一时期有2项体育政策和制度对当时和后来德国的体育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分别是“德国体育奖章”制度(Deutsches Sportabzeichen)和“黄金计划”(Goldener Plan)。
1917年，德国成立了德意志帝国体育委员会，该组织对20世纪初德国体育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其主要贡献为1913年颁布了“德国体育奖章”制度。该制度是德国体育领域中历史最悠久、大众参与面最广、影响最大的全民健身计划，它是在参照1907年“瑞典体育奖章”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的，目的是推行真正的大众体育健身活动，奖章分金质、银质和铜质3种。1913年开始为体育达标的成年男子颁发“德国体育奖章”，当年仅颁发了22枚。1921、1925、1927年分别开始为体育达标的成年女子、男女青少年颁发“德国体育奖章”。为激励大众参与体育活动，测试项目标准较低，如：成年男子在6 min以内游200 m就达标；有的项目甚至没有完成时间的规定，如男子少年能一次性游完200 m也达标。“德国体育奖章”制度的颁布与实施加强了国民的体育意识，提高了国民的体育热情，达到了强身健体的目的。到“德国体育奖章”制度实施75周年时，已有将近1300万德国人提出测试申请[6]503－504。
1918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失败和第二帝国的瓦解而告终。战争给德国带来了重大损失，德国失去了13％的国土和12％的人口，武装被解除，陆军被控制在10万人以下，且不准拥有空军(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中的军事限制条款)。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德国体育界却在1920年提出为促进全民健康和体育锻炼而在全国范围建设体育设施的庞大计划——“黄金计划”，包括以下3个方面[7]内容。
1)体育场地面积：所有居民人均至少3
，儿童(10岁以前)必须人均拥有0.5的游戏场所。2)体育场地要求：根据人口、环境等不同情况，体育场所的规模有所不同，体育场地要建在离闹市2km的地方，须达到周围居民人均3 的标准。3)体育场地规格：兴建25％的0.5～1.0
(5000～1万)、25％的1.0～2.0(1～2万)和50％的2.0(2万)以上面积的体育场地；1.0(1万)以上的体育场地禁止公共交通穿行。虽然德国纳粹主义的抬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该计划被迫“夭折”，但它仍不失为一个美好的构想，而且为后来联邦德国实施“黄金计划”打下了基础。
1.3 政治性身体教育(1933—1944年) 从1933年开始，纳粹主义者实行“政治性的身体教育”，身体教育和体育运动完全被控制在纳粹主义政府之下。这意味着迄今为止建立起来的体操和身体教育传统被中断了[2]128。以纳粹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的“政治性身体教育”在1937年成为中小学身体教育方针并在实践中贯彻。国民意识、军事意识、种族意识、优化意识和领袖意识等成为纳粹主义和身体教育的主要原则[2]119。
通过体育运动，希特勒想培养的是具有强烈主动性、主人气概、不胆怯的青年。在他们身上既不允许有软弱，也不允许有温和，要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出骄傲的神色和猛兽般的狂野，要让全世界在这代青年的面前倒退[8]。基于这样的目的，纳粹体育政策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第一，把身体训练置于教育的首位。强调青年教育重在身体健全发展，而不在于传授“无用”的科学知识。在《凡尔赛和约》的限制下，体育运动更承担了培养青年军事技能的任务。纳粹德国的学校和社会体育便建立在这些原则上[1]370。
第二，将体育运动军事化和种族化。在纳粹统治时期，学校体育课时有了明显增加，连小学高年级学生每周都安排了4～5节体育课。体育课内容除进行户外、体操、田径、球类等活动外，还定期进行包括各种军事活动在内的远足旅行[1]370－371。纳粹政府通过“全民体育”的形式普及体育运动，并强制推行体育标准，所有德国人均被鼓励参加各种体育运动，其中小于45岁的青年人必须通过“体育标准”测试，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雅利安人[9]。
第三，通过举办奥运会达到政治宣传的目标[1]554。举办柏林奥运会是希特勒试图炫耀日耳曼种族优秀论的途径之一。1936年8月2—16日举行的柏林奥运会取得了巨大成功：共有49个代表队的4065名运动员参加，是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奥运会；第1次出现火炬传递；第1次组织了电视实况转播；德国队的成绩排在积分榜首位。纳粹德国的宣传意图几乎都实现了[9]。
1.4 分裂时期的身体教育(1945—1990年) 1945年德国战败，国家一分为二。民主德国(以下简称东德)和联邦德国(以下简称西德)的体育政策和体育教育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东德体育运动和身体教育被打上了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烙印，而在西德人们努力赋予身体教育和体育运动合法的权利并提出更多教育学的依据[2]128。
1.4.1 东德的体育政策 东德体育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为政治服务。东德的执政党——统一社会党非常重视体育运动的发展，尤其是竞技体育的激励和宣传作用，这种指导思想甚至被写入宪法中，使竞技体育成为宣传和强化意识形态的工具，对巩固执政党的领导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10][11]14。东德体育政策为政治服务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对竞技体育高度重视。东德的竞技体育由中央竞技体育委员会直接负责管理，而中央竞技体育委员会隶属于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中央竞技体育委员会下设几个部门分别负责体育科研和场馆建设、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相关的选材)、警察和军队体育。中央竞技体育委员会同时负责领导东德体育联合会，具体负责体育俱乐部、行业体育协会、体校、训练中心和东德奥委会，使东德的竞技体育体制成为名副其实的“举国体制”[12]。
第二，为竞技体育投入大量经费。以1988年为例，东德全年体育经费为15亿德国马克(约合75亿元)，占当年东德国民收入的0.56％。这其中有40％直接分配给竞技体育，其余60％在名义上分配给大众体育，但实际上有很多用在支持青少年体育运动的部分也在间接为竞技体育服务[11]52。
第三，大众体育要为竞技体育让路。东德最初还比较重视大众体育的开展，在狠抓竞技体育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大众体育，以此增进广大民众的健康。但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后变成单独组队参加奥运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西德先加入奥委会，东德未参加1948年和1952年的奥运会，1956—1964年东德与西德联合参加了3届奥运会，从1968年开始东德独立组队参加奥运会)，东德政府为在奥运会这个展示综合体育实力的大舞台上赶超西德、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大大加强了竞技体育，几乎所有的体育工作均围绕“奥运战略”展开。为了更好地服务于高水平竞技体育，东德耗巨资在国内修建了数量众多、条件优越的体育设施。据统计，1980年人口只有1600万的东德拥有体育场329个、运动场1172个、小型运动场9582个、体育馆4154个、游泳馆186个、滑雪跳台331个。仅1975—1980年就新建约2700个体育设施[13]。遗憾的是，这些设施基本上不对公众开放，常年处于半封闭式的管理运行之中。同时，东德的普通大众得不到基本的锻炼休闲设施和指导，群众性的比赛越来越少，而有些群众性比赛常常成了纯粹的行政命令[14]。
第四，学校体育要为竞技体育服务。东德的体育运动和学校体育要服从社会主义政府和政党的方针和指示，东德的教育事业和学校的服务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人格[2]124。学校的身体教育只是由政府、政党决定和控制的整个身体教育、体育运动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的中心是竞技体育，支持竞技体育并在世界大赛上争金夺银，以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和提升东德作为“第二个德意志政府”的价值[4]57。
正是以上这种高度重视和大投入给东德竞技体育带来了高回报。从1972年开始，除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东德抵制未参加外，在其参加的4届夏季奥运会和5届冬季奥运会中始终保持在奖牌榜前3名(1次第一、7次第二和1次第三)，在冷战时期起到了很好地为政治服务的作用。其政党主管、国家投入、统一选材、重视科研和集中训练的“举国体制”也因此被认为是一种效率极高、非常成功的竞技体育体制。
竞技体育的快速膨胀导致了东德体育事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可持续，此外，东德被认为曾经有计划、有组织地给运动员服用兴奋剂[15]，这些都给东德辉煌的竞技体育蒙上了阴影，也导致德国统一后其竞技体育体制完全被西德的体制所取代。
1.4.2 西德的体育政策 西德政府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在体育政策上做出调整，采取了以大众休闲娱乐为主体、竞技体育自由发展的体育策略。西德体育的快速发展取决于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在体育管理体系上成立了德国体育联合会(DSB)，另外，加强了各联邦州文化主管部门与德国体育联合会资助体育的合作[16]。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尤其是“黄金计划”的实施使西德大众体育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下从3个方面回顾西德体育政策及其所起的作用。
第一，德国体育联合会的成立和俱乐部体制的完善。1950年德国体育联合会在汉诺威成立，使得西德所有体操和体育协会作为自愿的会员接受统一的管理。到20世纪80年代，体育运动的“独立性”即一项运动应尽可能地自治，不受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而自我决定是否参与，一直是主导的体育运动理念[2]121。
德国体育联合会直接领导的下属机构和组织包括特殊体育协会、教育与学术协会、全国性质的单项体育(含奥运会项目和非奥运会项目)协会以及各联邦州的体育联合会。这些全国单项体育协会及各联邦州的体育联合会又分别管理各个层面的单项体育协会及体育联合会，直至最基层的体育俱乐部和所有会员[17]。联邦政府为了保证体育运动的开展和体育政策的实施，对体育自治团体承担了一部分财政援助和管理职责。
在俱乐部体制下其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均得到充分的发展。在竞技体育方面，体育俱乐部是培养运动员的摇篮。无论哪个运动项目，高水平的运动员均来自体育俱乐部，这些运动员利用业余时间(或作为职业)在俱乐部中进行训练，集体项目比赛前再进行短期集训。因此，德国没有所谓的“专业队”，国家队也只是在赛前才进行集训。在这种体制下，运动员有较高的收入，退役后有比较多的机会选择新的就业岗位，从而保证了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在大众体育和全民健身方面，更离不开体育俱乐部的支持。由于大众体育俱乐部吸引了大多数体育爱好者，即便是职业俱乐部，其主要会员还是进行业余锻炼的普通会员。这些会员在缴纳会费后，就可以享受场地器材、教练员的指导，参加各种体育竞赛和活动，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使自己的身心都得到锻炼。
在学校体育方面，体育俱乐部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德国体育俱乐部中青少年会员比例较高(60％以上)，这主要是因为德国中小学下午不上课，一般在14:00之前放学，家长为了让孩子课余生活更充实，报名参加体育俱乐部是一种普遍的选择。中小学生在体育俱乐部中接受某个项目的训练，对学校体育教学是有益的补充。由于可选择的项目众多，它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学校的体育课。大学生由于没有体育课，其课外体育锻炼主要通过俱乐部性质的“高校体育”和参加社会上的体育俱乐部来实现[18]。
第二，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与“黄金计划”的实施。西德曾经开展过几次全民健身运动，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体育的第二种方式”(Zweiter Weg des Sports，1959年开始)和“锻炼活动”(Trimm-Aktion，1970年开始)。
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德国体育俱乐部中以练习对抗性竞技项目为主，存在局限性。随着休闲体育的普及和发展，为了让人们把锻炼重点从竞技项目转移到休闲体育上，德国体育联合会在1959年提出“体育的第二种方式”的口号，标志着第1次大规模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始，这个口号的提出也被认为是德国现代大众体育的开端[19]。
1959年，德国奥林匹克协会(隶属于德国奥林匹克委员会)重新提出了“黄金计划”，并在西德城市议会上对原“黄金计划”的标准进行了扩充，提出了修建体操馆和游泳馆的标准及要求。新计划要求居民人均拥有4体育活动场地和0.1 的室内运动场地，每5万居民拥有1个游泳馆，每所中学都要有体操馆[7]。“黄金计划”得到了西德政府、议会和各党派的大力支持，西德政府和各联邦州政府均提高了修建体育场馆的经费预算。1961—1970年用于“黄金计划”的总投资超过170亿德国马克(约合850亿元)，使西德体育场馆的数量大大增加，质量也得到很大改善[6]130。从表面看，“黄金计划”只是一个修建体育场馆的计划，但由于这些场馆修建好后大多数由市级体育局分配给学校和大众体育俱乐部无偿使用，使得学校体育和公益性质的大众体育俱乐部得以蓬勃发展。
第2次全民健身活动名称为“锻炼活动”，从1970年开始实施，主要内容是通过各种宣传鼓励民众参加健身活动，并争取改变民众对待体育锻炼的态度。经过大规模、全方位的宣传，在8个月之后活动的知晓度已达60％，在31个月后更是达到93％[6]621。这2次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和“黄金计划”的实施不但使西德体育的重心由竞技体育向大众体育转移，更对体育俱乐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体育场馆数量大大增加为建立更多的体育俱乐部提供了物质条件，参加锻炼的宣传为俱乐部吸引更多的会员提供了舆论和文化条件，使西德体育俱乐部的会员数从1959年的510万激增至1980年的1692万[6]663。
第三，学校体育健康发展。1950年之后西德学校体育和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显示出不同的要素，这些要素至今还有较大的影响力。如以1956年德国体育联合会、各联邦州文化部和地区体育联合会共同签署发布的“促进学校中的身体教育计划”为代表，1972年和1985年又分别出台了“学校中的锻炼计划”和“第二次学校锻炼计划”[2]122。
西德的学校体育建立在“学校整体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基础上，西德政府保留了德国教育体系中原有的传统体育成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举办奥运会和休闲体育发展的影响，德国的学校体育呈现出以下特点：学校体育开始向校外发展；一些新的项目如排球、乒乓球、赛艇等进入课堂，而传统的体操也向器械体操和竞技体操转变；开始通过动机和能力培养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德国统一后注重运动行为能力的培养成为共识[20]。
1.5 统一后德国的体育政策(1990年之后) 1990年德国重新成为统一的国家，人们对于德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寄予厚望，但德国的体育政策并未遵循东德的模式即以竞技体育为中心，而是延续了西德以俱乐部体制为基础，以大众体育为核心，竞技体育良性发展的政策。德国统一以来，其体育政策呈现出俱乐部体制更加完善、大众体育进一步加强、竞技体育良性发展和学校体育自主性强等特点。
第一，俱乐部体制更加完善。2006年5月德国体育联合会与德国奥委会2个独立组织合并为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DOSB)，合并后德国奥林匹克体育联合会成为管理和促进德国体育发展的最高组织机构，各类体育俱乐部均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其管理。这一举措使德国的俱乐部体制更加完善，有效地促进了德国体育的均衡发展，在体育事业的各个方面如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等方面起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21]。
第二，大众体育进一步加强。德国大众体育在体育政策、规划与措施方面除继续实施“黄金计划”和“德国体育奖章”制度外，又于1999年和2000年分别实施了“东部黄金计划”并颁布了《德国体育指南》[22]，还于2000年发表了《联合声明》，而2002年开始的“体育使德国更好”活动又是一次大规模的全民健身活动。在两德合并后的近20年里，尤其是近些年，德国没有刻意追求竞技体育成绩，而是在全民中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大众从体育运动中获得乐趣。
第三，竞技体育良性发展。统一后的德国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在夏季奥运会上赶超美国和俄罗斯，甚至落到了奖牌榜的第二集团，但这并不影响德国竞技体育的良性发展。在俱乐部体制下，越普及、越受人们喜欢的项目竞技水平越高，因此德国在冬季项目上始终保持在奖牌榜前2位。在一些影响力大的球类集体项目上，如足球、曲棍球和手球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德国统一后在2006年成功举办第2次世界杯足球赛，进一步扩大了德国竞技体育的影响力。综合以上因素，统一后的德国是名副其实的竞技体育强国，其竞技体育在俱乐部体制和宽松的体育政策下得到良性发展[12]。
第四，学校体育自主性强。在学校体育方面联邦政府给予州政府很大的自主权，中小学的教学大纲均由各联邦州政府自己制定。例如，当德国的体育教育中要增加环境教育的内容时，各州制定的教学内容和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23]。此外，各联邦州均有与俱乐部合作的计划，通过这些计划进行选材或促进中小学生课外锻炼[24]。德国对体育师资的培养非常特殊，中小学体育教师必须学习2个专业，即在中小学除体育外还必须担任另外一项课程的任课教师，这样既保证了体育教师的水平，又使得中小学在调配教师资源时更加有利[25]。
2 德国体育政策发展的推动力
2.1 政治需要 德国历史上有3个阶段(德国体操运动、纳粹政治体育和东德竞技体育发展)体育政策主要由政治需要所主导。在德国体操运动时期，这一体育活动发展成为一次声势浩大的争取改革的运动，目标是建立统一强大的德国和培养自由、自信的公民。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德国体操运动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纳粹政治体育时期，体育完全变成了政治的工具，彻底失去了它本应具有的教育内涵。体育教育和体育活动的目的是宣传人种的优越和培养战争接班人，国民意识、军事意识、种族意识、优化意识和领袖意识是体育教育的主要内容。在东德发展竞技体育时期，体育同样肩负着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冷战时期与西方国家对抗的政治任务。与纳粹的政治体育稍有不同的是，东德政府把重点放在发展竞技体育上，通过竞技体育的优异成绩为其政治需要服务。
从以上3个历史阶段的体育政策及社会发展状况来看，当政治需要成为体育政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时，会给国家及社会带来伤害甚至灾难。
2.2 人本需求 在另外2个历史阶段即体育教育学改革和西德平衡发展时期，德国的体育政策主要由人本需求所主导。体育教育学改革强调的是身体练习在生理学上的意义和价值，主张体育活动应注意儿童的生理、性别等特征，即将人的生理需求放在首要位置。这一阶段现代体育和女子体育开始普及，体育逐渐成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有2个体育政策和制度对当时和后来德国的体育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分别是“德国体育奖章”制度和“黄金计划”。西德政府采取了以大众休闲娱乐为主体、竞技体育自由发展的体育发展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40年，俱乐部体制逐渐完善，使西德体育事业的各个方面得到均衡发展，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尤其是“黄金计划”的实施，使西德大众体育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从以上2个历史阶段体育政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看，当人本需求成为体育政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时，体育事业往往能够平稳发展，其主要体育政策对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正能量。
2.3 两者平衡 德国学者曾用一个示意图形象地表示体育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个人与社会的相对关系(图1)。尽管体育教育政策只是体育政策中的一部分，但从图1中还是可以看出不同历史阶段体育政策的变化趋势。在博爱主义教育和德国体操运动、纳粹身体教育、东德身体教育、西德强化体育课程等几个时期，政治需要占据主导，制定体育政策更多的是考虑社会发展形势。在教育学改革和西德强调身体教育理论的时期，人本需求更加强烈，制定体育政策往往以人为本。在经历了数次从社会到个人，再从个人到社会的转变之后，现代体育教育学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在个人和社会的相对关系上如何平衡。类比到体育政策，或许人们最难把握的就是在政治需要和人本需求之间如何真正做到平衡发展。
图1 德国体育教育各发展阶段中个人与社会的相对关系[4]84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Different Phases of German Sport Pedagogy
3 对完善我国体育政策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育政策经历了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深化体育改革、备战北京奥运会、和谐体育全面发展4个阶段。体育政策的演进呈现出4个特征：从竞技体育优先发展向大众体育竞技体育全面发展转变；从政府办体育向政府和社会共同办体育转变；从注重政治价值向注重经济和人文价值转变；从社会本位向以人为本转变[26]。借鉴德国体育政策发展历程及特征，对完善我国体育政策的启示如下。
3.1 真正转移发展重心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是发展竞技体育、获得更多奥运金牌的最有效的体制，这种体制的效率在东德和我国均得到了最好的证明，但对竞技体育的高度重视带来的后果必然是对大众体育的忽视。尽管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提出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战略，提出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协调发展”[27]，但在执行时，“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要想使我国的体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转移发展重心，一方面调整对于竞技体育的心态，另一方面加大大众体育的经费投入。只有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才符合现代体育发展观及新时期国家和谐、科学发展的理念。
3.2 加大大众体育投入 尽管我国的“全民健身计划”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德国“黄金计划”的成功经验更多，尤其是在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管理和利用方面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28]。据报道，2012年我国全民健身计划中央财政投入经费14.5亿元，地方政府的投入无具体统计数据；而西德在1961—1970年平均每年投入经费为17亿德国马克(约合85亿元)，当时西德人口只有我国的4.4％，未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投入经费已达到我国的133倍。如按照投入经费占当年GDP的比例计算，西德在1961—1970年10年间平均每年投入经费占这10年平均GDP(约为2万1584亿德国马克)的比例为我国2012年(GDP总量为51万9322亿元)的28倍；因此，我国想真正发展大众体育，政府必须大量投入经费，只有把大众体育作为公益事业来抓，通过政府无偿的投入，大量建设体育场馆设施，并通过加强宣传力度、扶持社区体育俱乐部、学校体育设施与社区共同使用等方式，有效利用这些体育场馆设施，才能真正促进大众体育的开展。
3.3 逐渐转变政府职能 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完全撤销体育政府主管部门，将其职能并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发展模式。德国虽然实行社会主导型体制，但其不同层次的政府部门也肩负着体育工作的管理职责，例如体育总体发展由内务部主管，学校体育由各联邦州文化教育部门负责，修建、分配、管理和维修体育场馆由市级体育局分管；因此，我国体育主管部门政府职能要从完全的政府主导型向混合型转变。近期可以尝试进行以下方面的调整：能够市场化的项目交给项目中心或相应的协会管理，各省、市体育局不管或者少管；暂时不能市场化的项目，尤其是我国的一些奥运优势项目，可以继续采取举国体制，由项目中心和各省、市体育局共同管理；基层体育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调整为修建、分配、管理和维护体育设施，把国家投入的经费用好，把国家建设的体育设施管好。只有政府职能转变了，才能“跳出”唯竞技体育的圈子，才能真正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更需要投入的大众体育和“全民健身计划”上。
4 结束语
纵观德国体育政策的演进过程，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一个国家一定要制定适合自己国情、有利于体育事业协调发展的体育政策。目前我国正处于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是否应真正重视大众体育，将发展中心从竞技体育向大众体育转移？能否将大众体育当作公益事业来抓，通过政府的大量投入使我们的“全民健身计划”起到与德国“黄金计划”一样的作用？可否尝试调整体育主管部门的职能，使各省、市尤其是基层体育主管部门逐步“跳出”竞技体育，把主要精力放在实施“全民健身计划”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收稿日期：2013－07－06；修回日期：2013－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