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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从来没有像此次伊拉克战争暴露得如此充分。联合国可以撇在一边，盟国的意见可以不顾，国际舆论权当耳旁风。这种严重的帝国倾向，与其过去重视利用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其他国际规则等软资源来牟取国家利益的行为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美国的一超地位，美国的性质和行为方式对世界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今天的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它会走向何方。
对外政策的变动——“进攻性现实主义”
按照美国新闻界的简单划分，布什政府内部在对外政策方面一直存在“单边主义派”和“国际合作派”的“两条路线斗争”，美国的政策走向直接取决于这两派影响的消长。据说伊拉克战争后，奉行单边主义的鹰派占先，并正在对温和派代表鲍威尔发动“斩首行动”。如果以五角大楼为代表的军事取向的单边主义继续膨胀，如果布什当局从伊拉克战争中获得的教训是“大棒比胡萝卜有效”，那么世界无疑将会目睹更多的强权政治，其不确定性会增加。不过，从最近布什任命文职出身的布雷默取代退役将军加纳出任美驻伊拉克最高行政长官的举动看，两派一时尚难分伯仲。
伊拉克战争与9·11事件直接相关，没有9·11，就不会有后来导致打伊的政策。9·11首先改变了美国人的心态，特别是看待外部世界的态度。美国人的不安全感大大增加，对外部威胁更为敏感，更不宽容。美国就像一头受伤的狮子，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又加重了这种变化的程度，结果就产生了美国媒体所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外政策，其具体内容包括：扩大防范面（用“基于能力”的标准来确定对手，既指传统的国家角色，又指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角色，而直接威胁则是恐怖组织）；提出“邪恶轴心”说降低核门槛；提升国土安全的地位；确立先发制人的军事战略思想；推进军事革命，扩大美国的军事优势。
有人将上述政策简称为布什主义，并将其要点归纳为所谓“三位一体”论，即军事主宰、先发制人和政权更换。对伊战争就是布什主义的最新实验。
总之，9·11后美国民众的心态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外政策提供了自由行动的空间，而新保守主义则提供了动力。
国内政治的变动——“小集团控制超级大国”
新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是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他是布什当局国防问题的关键决策者，此外在五角大楼、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部门还有其他一些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提供者，他们多数从未在军队中服过役，但是信奉武力，与职业军人关系紧张。他们早年是左派知识分子，最终却成了美国文化和政治历史上罕见的接近于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右翼分子。他们对“民主”有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狂热，并因此自称其思想属于“威尔逊主义”。他们强烈地亲以色列，主张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批新保守主义者存在已久，但是一直相当边缘化，他们是在布什上台后才接近权力中心，并在9·11后美国政治的新环境中得以一展抱负的。于是出现了媒体所说的“小集团控制超级大国”的特殊历史现象。
9·11后，美国政治的变化主要包括：第一，虽然美国以自由价值立国，但是现在有些时候，公众对安全的关注压倒对公民自由的关心。政府出台的一些安全措施虽然限制了公民自由，但社会反弹不大。
第二，公众空前高涨的爱国激情加强了布什的执政地位，并帮助共和党赢得了2002年的中期选举，限制了民主党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出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旗号的“新麦卡锡主义”，其主要表现是操纵新闻，压制反战声音。另外，“新麦卡锡主义”主要是由公众和媒体自发推行的。如某位歌唱演员发表反战言论后，中部农民自发地开着拖拉机碾轧其唱片；又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解雇了资深战地记者阿尼特，其原因是后者接受了伊拉克国家电视台的采访；还如福克斯电视新闻网有意迎合官方宣传，以至于被称为“官办布什新闻通讯社”。
第三，尽管历史上美国的有识之士不断告诫“罗马的自由最终成为了其军事胜利的牺牲品”，并提醒公众警惕“军工复合体”的影响，但是，9·11后美国公众对于政府对外用兵的制约减弱了，相反，现在人们对美国的超级军事优势沾沾自喜。
美国公众心态的变化与新保守主义势力的结合，加上两次军事胜利（阿富汗、伊拉克），使得“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车轮加速前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对叙利亚和伊朗持续发出威胁。同时，通过伊拉克重建，建议成立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以及提出巴以和平“路线图”，三管齐下，全面控制中东。对法国和德国所代表的“老欧洲”，以及同样反战的俄罗斯，布什政府有意冷落，其中对法国的态度特别严厉。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热烈拥抱前苏联集团的中东欧国家——“新欧洲”。对于联合国，美国的态度更加实用主义，需要的时候用一下，其他时候将之边缘化，代之以因问题而异的“志愿者联盟”。
变化的界限——内外制衡走不远
用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院长约瑟夫·奈近期文章中的话来说，布什政府中有两部分人，有人主张单边主义，有人主张国际合作。前者轻视软实力，过分重视军事实力，轻视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但军事力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奈认为，目前出现的“胜利主义”气氛是危险的，为所欲为与毫无作为同样危险。奈的观点代表了美国内部的另一种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看法是会发挥作用的。
首先，美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没有变化，内部制衡机制还在。
其次，在对伊战争前后，尽管有压制，但是美国国内的反战声音始终是响亮的。
第三，在2004年大选中，布什面临着国内经济政策方面的重大挑战。他必须吸取老布什的教训，将关注的重点适时转向国内经济。一旦明年大选出现政权转移，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力必然下降。
在国际方面，美国面临两个由伊拉克战争导致的问题：一是伊拉克重建和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二是修复跨大西洋关系中的裂痕。这将耗费相当的时间，而且任何一个问题处理不当，轻则影响国际反恐联盟的团结，重则影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在伊拉克战争前后，另一种值得一提的新现象是出现了对美国单边主义的“软”制衡。所谓软制衡，是指从政治和外交方面对美国单边主义倾向和政策的某些有形无形、但又比较确定的牵制，它是相对于传统的硬制衡（即大国间的力量均势）而言的。从效率上看，它肯定不如硬制衡，但是它是一种发展中的趋势。
软制衡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美国反对美国”。一些美国人认为，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得益于现有国际秩序，甚至可以说是现有秩序的最大受益者，贸然改变现有秩序，对美国福祸未卜，新秩序能否建立起来尚是个问题，即使建立起来，对美国的好处是否一定比现有秩序多，又是一个问题。在美国一超独大的情况下，外部制衡对美国作用有限，因此，内部制衡的存在是软制衡能发挥作用的首要前提。
二是其他大国的牵制，特别是盟国的牵制。随着美国单边主义的发展，其他大国虽不与美国正面对抗，但越来越不愿意加以配合。其重要盟国也越来越担心美国的单边主义无限制的发展，会将它们拖入与自己利益无关的冲突中去。
三是国际机制的牵制。笔者在此提出一个“国际和平三角”的概念，专指有利于牵制美国单边主义的三种国际现象：首先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此次战争表明，如无联合国授权，即使力量强大的美国，在政治上也是非常被动的。事实上，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拒绝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这给美军造成的麻烦不亚于伊拉克方面的军事抵抗，而这两国敢于对美国说“不”，绝对与联合国没有授权有关。
其次是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随着冷战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也在进一步深化，局部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就比以前突出了。这是有众多的国家关心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参与者众多的情况下，联合国这样的多边机制的价值就上升了。
最后是市民社会在各国的兴起。反战活动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在各国的发展。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安于物质生活，崇尚的是比尔·盖茨这样的商业成功人士，而不是传统的军事英雄，所以市民社会具有反战的本性。
总之，美国政治和政策的变化是有界限的。尽管美国的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优势所导致的国际力量失衡还会存在一段时间，尽管美国内部政治失衡现象也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目前仍然有制约布什政府自由帝国主义政策的国际和国内限制，它走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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