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广[1]1994年在《从传统商帮到江浙团的支柱》文中认为本文依据翔实可靠的资料,对明清以来宁波商帮的发展、演变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探讨。计为:宁波商人在唐宋时已相当活跃,而在明代万历时期形成为区域商帮。清代乾隆嘉庆时期该商帮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帆船运业、钱庄业、民信业、南北货业等行业中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建立了以太湖流域经济发达地区为依托的商业网。到1840年前这个商帮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规模较大、实力雄厚的商帮集团,但仍是一个传统旧式商帮。1840年后,宁波商帮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经营方向的转变,通过介入买办和进出口贸易而卷入国际贸易。第二个转变是投资方向的转变,大量资金被投入到近代金融、工商和交通运输业中。通过这两个转变,宁波商帮到20世纪初已经转变为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集团,此后以它为中心,形成了江浙财团,对中国城市近代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贺三宝[2]2014年在《江右商帮兴衰对区域经济社会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商帮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特定时期而出现的商人群体。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商帮的研究日渐增多,然而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江右商帮,对此系统研究者甚少,这与江右商帮明清时期的广泛影响极不相符,因此本文以江右商帮(现代称为新赣商)为研究对象,探讨江右商帮兴衰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有利于对江右商帮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合理的评价,对于今天重振赣商、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有较好的借鉴作用。第一部分导言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意义以及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国外对商帮研究的学者很少,主要是以马克思韦伯为代表的学者,分析中国宗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以加藤繁为代表的日本学界从探讨中国行会入手,分析中国商人组织的发展及影响,国内则有傅衣凌、余英时等学者探讨了中国宗教伦理与商业精神的关系,以张海鹏、张海赢、范金民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研究了中国商帮的缘起、发展、特点以及十大商帮的比较,以章文焕、方志远为代表的江西学者,研究了江右商帮的发展历程、社会构成、经营方式、资金来源、兴衰原因、商人精神以及商帮会馆等等。第二部分分析中国商帮的渊源和兴起。江右商帮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并非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经济现象,必须全面了解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本文探讨了中国商帮的起源,认为唐宋时期的纲是商帮的雏形,再从唐宋时期的纲、行,明清时期的商帮,到清末民初的商会,论述了中国商帮的发展历程。本文论述了明清时期的中国十大商帮的特点,并从经商观念、商品生产、交通条件、商业政策、支付手段、地缘关系等方面入手,分析中国商帮兴起的背景,以对江右商帮的发展历程有全局的了解。第三部分分析江右商帮历史演进过程。提出了江右商帮缘起并非明代,应该早于明代,因为在唐宋时期江西是全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纲”和“行”较为盛行。本文阐述江右商帮在湖广、西南、南直、两广、北京、海外等不同地域,以及茶帮、瓷帮、药帮等不同领域的发展情况,分析了江右商帮的商人构成、资金来源和经营形式,探讨了商帮议所万寿宫(江西会馆)的分布和功能,寻找江右商帮典型人物特点和行商特色,并对江右商帮与晋商、徽商进行了异同的比较,从而找寻江右商帮自身独有的特点。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和关键部分,着重分析江右商帮兴衰表征、原因以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江右商帮兴盛时期主要体现在商业从业人数多、万寿宫(江西会馆)多、税关商镇墟市多,其兴盛的外部原因有：生产力发展为江右商发展提供了前提,商税政策刺激了江右商发展,人口流动促进了商业的流通,交通优势有利于商业的繁荣,资源丰富为商业繁荣提供了条件,手工技术优势增强了江右商的竞争力；内部原因主要是：一是文化基因影响,以科举文化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净明道教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农商文化为代表的地域和生产文化,三种文化交互融合和渗透,使江右商帮具有多元文化精神,二是精神内核,江右商帮能够在明初迅速发展,还在于其本身具有超越“随阳雁”的精神,即“相机而动”的候鸟精神、“飞遍天下”的闯荡精神、“人形雁阵”的抱团精神、“雏雁反哺”的回馈精神,江右商帮精神特征的形成对江右商帮兴盛有着深入的影响。本文分析了江右商帮兴盛对江西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体现在：推动了手工业技术的发展、凸显了江西在全国的重要经济地位、促进就业、促进粮食生产和输出、加速集镇化、推动慈善等公共事业、促进人口流动、促进社会人文发展、影响国家政治等。江右商帮进入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进入衰落期,表现在大批江右商人破产或弃商返农以及传统手工业经济衰败。分析衰败的外部原因,主要有：封建经济没落是导致江右商人没落的根源,交通和经济格局变化动摇了江右商人发展的基础,连年战乱和灾患阻碍了江右商人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削弱了江右商人的竞争力。探究衰败的内部原因,则从地理文化论入手,认为与江南丘陵有关,归根于江右商人的“丘陵现象”：收而不放,多而不高,平而不奇,散而不强。江右商帮衰落对江西经济社会产生了不利影响,如产业衰退、商业资本萎缩、白银大量外流、银行钱庄倒闭、进出口差异扩大、人民生活贫困、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为证明其影响的维度和深度,本文以江西为例,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具体分析评估江右商帮衰落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江右商帮不仅对江西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对江右商人活跃的西南地区的经济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五部分研究了从江右商帮到新赣商的嬗变。本文从自组织理论的视角,从组织形式、组织目标、组织制度以及自主权等方面,分析了江右商帮到新赣商的嬗变过程中的自组织现象。江右商帮形成之前,商人之间缺少默契的规则,难以形成协调有序的结构。于是出于多个个体自身利益保护的需要,自动自发地结成商人团体,以组织的形式保护个体利益,维护共同秩序。这种由小变大、日渐抱团的商人组织,有着较为明显的自组织特征,甚至部分还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管理下,也有被组织的特性,但不管是哪种,其发展规律是从无序走上有序,从低级有序走上高级有序。第六部分提出了新浙商是新赣商学习的标杆。当前中国新商帮中,浙商是特别出众的商人群体,在2005-2014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中,新浙商是新赣商人数的7-15倍,在全国也是领先,因而新浙商应成为新赣商学习的标杆。新浙商经过三代半传承,形成了四大地域板块,凝练了新“四千”精神的精神内核,即“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拓展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本文探讨了新浙商商海弄潮的优势,新赣商应从八个方面进行学习：一是具有创富“冒险”基因,二是市场触角较为敏锐,三是注重体制创新能力提升,四是融资和资本运作理念先进,五是有序竞争和抱团合作意识较强,六是品牌创造意识超前,七是善于应变沟通和发现人才,八是善于从“草根”到“儒商”转变。第七部分分析了新赣商发展的机遇及对策。目前新赣商具备了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初见成效、“长江经济带”规划箭在弦上、国家和地方促进企业发展政策频出等外部机遇,以及江西省已有较好的战略布局、思想和制度创新有一定基础、江西省已有较好的企业发展基础和平台、企业有了做大做强的内生动力等内部机遇,说明新赣商处于良好的发展时期,应把握机遇乘势而上。然后,提出充分发挥新赣商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对策：从政府角度,完善新赣商发展的政策环境；从社会角度,营造新赣商发展的社会环境；从企业角度,提升新赣商的整体实力；从商帮角度,加强新赣商的战略合作；从法律角度,保护新赣商的合法权益；从资本角度,鼓励对新赣商金融创新和扶持；从科技角度,提供新赣商发展的强动力。本文依据大量翔实的资料,运用考证、推理、归纳、演绎等手段,并力图采用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人类学、地理文化学等跨学科的一些理论,采用范式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期对江右商帮的发展和嬗变,以及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作出合理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江右商帮研究虽然人少,但是有些学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以期有所创新和突破：一是对于江右商帮衰落的原因,本文从地理文化学观点入手,认为是“丘陵现象”所致：收而不放,多而不高,平而不奇,散而不强；二是本文从经济学的自组织理论角度,分析了江右商帮到新赣商的嬗变过程,论证了其符合自组织的特征；三是根据江右商帮的特点,提出了科举文化、净明伦理、农商文化融合的文化基因,以及江右商帮具有与众不同的“随阳雁”精神,是其兴盛的内部动因；四是以江西为例,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的研究方法,揭示江右商帮对地域经济社会影响的维度和深度；五是借鉴江右商帮经验来探讨发展新赣商的对策,提出建立网上开发区、聚合网上赣商的观点,乃国内外首创。
参考文献：
[1]. 从传统商帮到江浙团的支柱[D]. 张守广. 南京大学. 1994
[2]. 江右商帮兴衰对区域经济社会影响研究[D]. 贺三宝. 武汉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