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英雄形象——观电视剧《任长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代论文,形象论文,电视剧论文,英雄论文,任长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任长霞同志追悼会后，为什么有十几万群众自觉地走上登封市街头为任长霞送行？因为任长霞的实际行动代表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任长霞爱老百姓，老百姓就爱任长霞。
一
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斐·拉萨的关于历史剧《费兰次·冯·济金根》的信中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电视剧《任长霞》正是坚持了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从审美的角度把握、反映生活。
1、任长霞的群众观念
电视剧《任长霞》通过对一系列事件和矛盾冲突的描写，凸显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任长霞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最重要的是体察民情，了解民情，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的疾苦，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任长霞在登封市任公安局长期间，在与各种罪犯的斗争中，通过周密布置、亲临现场，救出两名儿童人质，抓捕了罪犯；她在市委及上级领导的支持下，摧毁了房聪兄弟的恶势力团伙，逮捕了全部犯罪人员，使银沙滩地区长期受恶势力残害的群众扬眉吐气；她智破“少林侠客”抢劫杀人案和范村王秀芝被杀案；她始终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的信条，坚持要把白坪乡盗牛案查个水落石出，通过艰苦细致的侦察，最终抓出19名罪犯，给18个村的老百姓一个太平日子；长期笼罩在兆北村老百姓头顶上令人恐怖的“砍刀帮”，在任长霞亲临现场勘察和指挥下破了案，抓捕了“砍刀帮”全部38名成员；任长霞不仅对现时的案子十分重视，而且对已成为“死案”的历史案件，只要老百姓有报案，就坚决再立案、再破案，正像她所说的那样，“立案给百姓一个期待，破案给百姓一个交待”。她力排众议，依靠群众，依靠科学，依靠脚踏实地的作风，先后侦破了万羊岗系列杀人案和“9·8”杀人案，为老百姓伸冤，给老百姓一个交待，还老百姓一个安宁的社会……这些案件的破获，不但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是以实际行动体现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充分表现了任长霞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和党性原则。
任长霞就是一位在自己岗位上胸怀全局、心系群众、无私奉献、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优秀共产党员。艺术家们通过一系列审美化的手段，展示了她的先锋模范作用。她走马上任后，为了振作公安队伍的精神面貌，决定每天早晨7点局机关警员出操，这一举动受到群众的拍手称赞，人民警察的群体形象——威武、强悍、团结得到展示；她深入基层派出所，检查警风，严肃纠正了平泉乡派出所所长在所里杀猪、杨志清所长在岗喝酒等恶习，对银沙滩值勤民警接报警不出警就地免去周建伟所长职务，惩处敲诈百姓钱财的民警，挖出社会恶势力的保护伞贾科长……从而整顿了警察队伍，使其成为打击社会邪恶势力的坚强有力的拳头，成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任长霞正是在体察民情、调查实践的过程中，深深地爱上登封这块土地，爱上这块土地上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群众利益无小事”不仅是她的座佑铭，也是登封市公安局每个民警的座佑铭。片中有一个很生动的细节描写，当修鞋匠得知他修的鞋是任局长的鞋时，不无感慨地说：“她有车坐还修鞋……”他哪里知道任局长凭着这一双双的鞋，上山下乡破了一件又一件的大案要案。这是她心系群众、维护群众利益的形象化写照。任长霞所表现的是一种时代的精神，一种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一种以自己的生命去实践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党性精神。
2、任长霞的时代精神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今的时代精神。电视剧《任长霞》中的任长霞形象反映了新时期的时代精神。艺术形象的任长霞及她的战友们，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登封地区经济建设发展的大好形势，同社会上各种犯罪团伙进行了殊死的较量，最终将案犯一个个绳之以法。任长霞等人的行为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艺术家们为了塑造任长霞的形象，将人物形象与社会矛盾结合起来，并通过矛盾的尖锐冲突来刻画人物。电视剧将任长霞设置在三种矛盾冲突中：一是与犯罪分子的矛盾冲突，二是与队伍内部不正风气的矛盾冲突，三是家庭内与丈夫、儿子的冲突。通过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深刻地揭示了时代特征，从而使电视剧《任长霞》弘扬了新时期的时代精神。
3、任长霞的英雄形象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电视剧《任长霞》热情地颂扬了以任长霞为代表的时代英雄。它以新的审美视角成功地塑造了以任长霞为代表的登封市公安干警的群像，特别是全方位、立体化地表现出任长霞崇高的精神境界。在一系列的大案、要案中她亲临黑窝侦察，设法引蛇出洞，表现了她敢于与歹徒们面对面较量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慨。同时，作品还展现了她机警睿智、迅捷灵敏的一面。如积极利用媒体发动群众，对罪犯实施攻心战术；在案发现场堪察，仔细地寻找罪犯证据；深入群众了解案犯的蛛丝马迹；说服同志们耐心“蹲坑”……任长霞是智勇双全的英雄。另外，作品在着力刻画任长霞英雄气概的同时，还不忽视对新时代英雄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的揭示。由于工作太忙、任务特殊，任长霞对儿子和丈夫的关爱总有欠缺之处。作品中描写了任长霞回家的戏，甚至有一次她还穿上漂亮的粉红色毛衣忙于做饭，想与丈夫一起吃饭，表现了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关爱，对家庭亲情的渴望；又如到寄宿学校看儿子时被门卫拒绝后着急的心情；再如当展风出差归来，故意将“菜谱”当“处分通知”给他看，表达了她对战友的深深关爱……这些生动的表现，充分地揭示出任长霞丰富细腻的内心情感。我们既要反对把英雄“神化”，不食人间烟火，也要反对消解英雄形象。电视剧《任长霞》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全新的英雄形象——艺术的任长霞。
电视剧创作中曾经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出现过消解优秀的传统文化，消解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消解英雄崇高的人性，消解英雄主义和英雄崇拜的电视剧作品，消费历史、消费英雄。电视剧《任长霞》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唱响时代英雄的赞歌，在电视剧创作中，又注入了一股清澈的洪流。
二
导演沈好放将电视剧《任长霞》的艺术标准定为“真实、朴实、亲切、感人”。在这八个字里“真实”是灵魂。只有真实才能体现朴实，也只有真实才能感到亲切、感人，才能传达出任长霞的人生价值，才能给观众以美的享受。《任长霞》这部电视剧是根据任长霞生前的英雄事迹拍摄而成，也就是说是真人真事，这就决定了这部电视剧的美学形态——纪实性电视剧。所谓纪实性是指根据作品内容，在尊重客观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家的审美选择和加工后，创造出在屏幕上达到视听真实的现场感，我们将这一创作表现手法称为纪实性。这部在登封市拍摄的电视剧，在拍摄期间，一些在场观看的群众总是用目光评介刘佳扮演的任长霞像还是不像。登封市的老百姓对于真实的任长霞太有感情了。这就要求艺术家们必须创作出人物的外部真实和内心真实。真实性成为这部作品成败的关键。
首先是形象的外部真实。外部真实即在屏幕呈现的人物形象要在外形上酷似生活中的原形。由于摄影机和同期录音的技术功能，它们能如实记录现实生活，直接再现现实生活面貌，这也就是纪实性的最基本的要求。这部作品的摄影师、美工师、照明师以平实的视角、质朴的构图和生活化的光线处理，使电视剧所表现出来的空间，逼真于现实空间。这样的空间外形的真实性给观众以直觉的真实感受。外部的真实也包括演员们扮演角色外形的真实。在拍摄现场，群众以“像，真像”的评介，首先肯定了刘佳同志扮演的任长霞。此外，演员们扮演的高局、钟政委、展大队、邢凯、谢敏等等警察形象，他们的行为动作、人物关系、语言的语速节奏等，已经与真实警察几乎一样难分真假。形象的外部真实，就要求电视剧的造型元素及技巧运用，必须符合纪实美学的基本要求。《任长霞》的实践是成功的。
电视剧的纪实性是建立在摄影机和同期录音的记录功能上的。德国电影理论家巴赞指出，“就摄影的照相本性来说，它要求拍下来的影像，同物象之间有着‘指纹’同‘手指’般的形似关系，屏幕上表现生活的情景犹如‘未经扮演的现实’”，这就要求演员的表演是生活化的表演，它构成了电视剧表演的美学特征。生活化表演并非否定演员的表演技巧，恰恰相反，它要求演员具备高超的表演技巧，只不过演员的表演要像生活中的人一样地自然，一样地生动。我们高兴地看到电视剧《任长霞》中的众多演员——刘佳、白凡、赵雍、任泽巍、李君峰、杨斯等等正是按照电视剧纪实美学的特性掌握表演艺术的特征，成功地创造了栩栩如生的、鲜活的人物形象。这里要强调三点：其一，电视剧艺术要求演员表演的纪实性和生活化，使屏幕的艺术形象与现实生活有一种亲近感，从而使观众感受到屏幕上表现出的生活有我的影子，或者是我也像屏幕上表现的那样在生活。其二，人们往往注意异常美，如生死、灾难、战争等，而忽略平常性的美。生活化的表演要求演员向生活中汲取美的元素，向生活选择美，从生活中操炼美，然后真实自然地表演生活美。其三，在电视剧中既有演员表演的叙事，又有非表演元素的叙事，但通过场面调度和蒙太奇结构，使演员的表演叙事与非表演元素叙事构成统一的叙事，这就要求演员的表演叙事和他所处的空间叙事融为一体，不能忽视非表演元素对演员的表演产生的重要影响。生活化的表演，既要求演员外部形态逼真于生活形态，又要通过外部真实通向人物的内部真实。如刘佳扮演的任长霞与大力扮演的杨志清有四场重要的戏。第一次是任长霞初到登封下基层派出所检查工作，发现所长杨志清带人在上班时间喝酒，违反了纪律，将杨志清免去所长职务，降为普通民警，体现出任长霞严肃警风、警纪的作风；第二次在王秀芝案情分析会上，杨志清坐在室内一角，远离任长霞，但杨志清以平和的心态和语言谈了这个案子的四点意见，竟和现场勘察与化验的结果几乎一致，空间距离和语言传达了人物内心情感的冷；第三次是杨志清不参加公安局的竞争上岗，任长霞、黄可力两人亲自找他谈话。一句竞争上岗“不是争名、争利，是争工作、争责任，”显示了任长霞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公心，结果杨志清被任命为中队长；第四次是在一次局内部简单的会餐中，任局要与杨志清碰杯喝酒，杨志清说不但不喝酒，而且已经戒酒了。任长霞听后颇为感动，拿上一只空杯子碰酒后就干了，表现出两人关系的融和。语言的节奏、语音的高低、形体动作等等，都是演员刻画人物的手段。它们既是外部的动作，又通过外部的真实揭示出人物内部情感的真实。这四场戏既表现了任长霞对一位民警严格要求、信任与和谐的情感表现，也充分、细腻地表现了杨志清对自己错误认识的过程以及敬佩任长霞的情感变化过程。由于是一种审美化的、“莎士比亚化”的艺术处理，这一切犹如生活般的真实和感人，这就是纪实美学带来的艺术感染力。
我主张的是戏剧生活化，而不是生活戏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