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笔谈)——问题意识、体系精神与学科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学科论文,哲学社会科学论文,特性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话题与论题：问题的两个层次
体系都是学科的体系，学科也都是面向问题的学科。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对问题的研究 ，没有问题，也就没有学术研究。那么是否可以反过来说，任何问题也都是学术研究的 问题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一否定同时意味着，在我们看来，学术研究所探讨的 仅仅是问题的一个部分，而非全部。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学术研 究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问题，而其他问题却不能成为学术研 究的问题呢?换言之，决定是否成为学术研究所探讨问题的标准是什么?
在提出这些问题之时，其实已经预设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问题可以分为不同性质的 两类，其中一类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另一类则是非学术研究的问题。对于这两类问题的 差别，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已经开始有所认识。例如柏拉图就认为，“什么东西是 美的”和“什么是美”是两类不同的问题。关于前者，可以用一个个具体的美的东西来 回答，而后者则不能用任何具体的东西来回答，而只能着眼于使美的东西成其为美的那 个美本身，亦即美的共同本性。这个美本身，美的共同本性无疑不再是感性具体的存在 ，而只能是一个思想性、观念性的存在——概念。在这里，柏拉图初步区分了两类问题 ：第一类是纯粹感觉经验意义上的问题，对其可以用感性具体的存在来回答；第二类问 题则超越了感觉经验的层面，进入了思想的领域，因此对它只能借助于思想性、观念性 的存在——概念来完成。由于前一类问题完全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之上，人人都可以 在常识的意义上加以谈论，因此我们将其称为话题；而后一类问题建立在抽象概念的基 础之上，只有运用概念范畴的方式才能予以专门的研究论证，因此我们将其称为论题。 在柏拉图看来，只有后一类问题——论题，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柏拉图哲学在最深层 意义上影响甚至决定了整个哲学的发展方向，“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 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注：《海德格尔选集 》(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244页。)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又源于哲学，于是 ，话题与论题的划分也“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
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变化，话题与论题也“有所变化”。具体而言，就是话题逐渐挣脱 感觉经验的“完全”束缚，在某些“侧面”进入了抽象概念的层面。即人们在日常的谈 论中，也越来越多地借助于概念范畴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于是乎话题与论题的界 限似乎日趋模糊。你的论题使用概念，我的话题也使用概念；你在学术研究中研究正义 ，我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谈论正义；……这是否意味着话题与论题的日趋融合呢?绝非 如此。事实上，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和日益专门化，话题与论题的距离不是更近了 ，而是更远了。所谓更远了，就是说学术研究与常识意义上的谈论逐渐分离为完全不同 的“两件事”。如果说在柏拉图那里，学术研究与日常谈论还都采取了相似的形式—— 对话的话，那么到了现代，随着学术规范的日益完善，学术研究已经完全从日常生活中 独立了出来，成为了一项特殊的工作。随着这一“独立”的完成，话题与论题的差距进 一步拉大了。
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曾以对芝诺“飞矢不动”命题的分析为例，深刻阐释了话题 与论题之间的根本差别。借用黑格尔的论述，列宁认为，“芝诺从没有想到要否认作为 ‘感觉确实性’的运动”，而“问题仅仅在于运动的真实性”，也就是如何以“概念” 的方式来说明“运动”的问题。“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运动，而在于如何用概念的逻辑来 表达它。”(注：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6、167页。)可见， 在列宁看来，有没有“感觉确实性”的运动，乃是一个常识意义上的话题，并非理论研 究的问题，理论研究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用概念的逻辑来表达它”。这就揭示了话题 与论题之间的根本差异，即是否“用概念的逻辑来表达”。而“概念的逻辑”，亦即概 念的辩证关系，“概念的相互依赖”，“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相互依赖”，“一个概 念向另一个概念的过渡”，“一切概念的毫无例外的过渡”。(注：列宁：《哲学笔记 》，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6、167页。)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概念的框架或网络。 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框架或网络之中，概念才能获得其存在的根据和理由，离开特定的框 架、网络，概念就不再作为概念，而仅仅作为一个“名称”而存在。所以，严格意义上 讲，话题中的概念，由于脱离了其赖以存在的概念框架或网络，因此，它不再是一个概 念，而仅是一个“名称”而已。
至此，我们就可以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即只有建立在“概念的逻辑”基础之上 的论题才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判断一个问题是否为论题的标准就在于其是否建立在“概 念的逻辑”基础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话题与论题的差异，并非实体性的，而是关系 性的。也就是说，一个问题属于话题还是论题，并非天生注定并永世不变的，而是随着 其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比如自由问题，当人们在常识意义上进行谈论时，它就 是一个话题，而一旦人们将其纳入特定的概念框架之中，比如探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自 由问题时，它就变成了一个论题。可见，同一个问题，既可以是话题，也可以是论题， 决定是话题还是论题的关键，在于人们以怎样的方式来对待它。
二、体系自身与体系精神：体系的两种形式
在学术研究中，与问题研究相对应的是体系建构。在普通意义上，人们往往以为二者 是对立的，即进行问题研究就意味着反对体系建构。进入20世纪以来，学界出现了一股 反体系的浪潮。M·怀特在其《分析的时代》一书开头第一句就说：“几乎20世纪的每 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赫赫的19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 始的，……我心里指的是黑格尔”。(注：怀特：《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 》，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页。)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一向以其恢宏 而庞大的体系而著称，“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 (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3年 ，第9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黑格尔的批判也就是对建构体系哲学的批判 。
这一批判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以致它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学界对体系的看法。 “我甚至认为，‘体系崇拜’已经成了理论界最大的障碍。因为到头来这些体系不过是 黑格尔历史决定论的一版不如一版的翻版。”(注：范景中等：《理想与偶像》，译者 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页。)这段颇具代表性的文字鲜明展现了我国学界 反体系的呼声和倾向，在这一倾向的作用下，任何建构体系的企图都被视为一种“不自 量力”的狂妄和无知。事实上，彻底否定体系既无必要，更无可能。
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借助于“概念的逻辑”来进行的。而“概念的逻辑”又必然暗含着 一个特定的概念框架或网络，这样的框架或网络本身就是一个体系。只不过这样的体系 往往是以“潜在”的形式出现并发挥作用的，它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最终意义 上引导并决定着学术研究的系统化和整体性的基本走向。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以 “内在”的“精神诉求”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所以我们将其称为体系精神。与体 系精神相对应的乃是由“外在”的具体的概念、范畴组成的体系自身。体系精神与体系 自身合在一起，共同构成完整的体系。
如果说体系精神乃是体系的内在形式的话，那么体系自身就是体系的外在形式；如果 说体系精神作用于一切研究过程之中的话，那么体系自身则仅作为一部分研究成果的构 成形式而存在。这也就是说，体系自身乃是一种特殊性的存在，而体系精神则是一种普 遍性的存在。因此，从理论上讲，否定体系的最大限度仅在于否定体系自身，而绝无可 能否定体系精神。否则，这一否定只能是零乱的闲谈，而绝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从事实上看，即使在那些试图彻底否定体系的研究之中也同样贯穿着体系精神，甚至在 那些宣扬思想的碎片化和片断化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其所隐含的趋 于整体性和系统化的“建设”维度。因此，任何彻底否定体系的努力都像试图抓着自己 的头发腾空一样荒谬和自相矛盾。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当“德国知识界”“平庸的 模仿者们”把黑格尔看作一条“死狗”而予以抛弃的时候，马克思却“公开承认我是这 位大思想家的学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 2页。)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都有一个长 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 社，1976年，第196页。)至此，我们就可以知道，问题研究与体系建构并非水火不容的 两极，而是同一硬币的正反两面。
三、以合乎学科特性的方式进行问题综合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化，问题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日趋呈现出一种复杂化 、综合化的趋势。与这一趋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科内部的分化却越来越细，这意味 着单凭任何一个学科的资源已经无法解决这些综合性的问题。(注：参见孙麾《从学科 综合转向问题综合》，载《光明日报》2004年1月8日C1版。)因此，我们的学术研究应 当也必须实现一个研究模式的转换，建立一种以问题意识为中心、跨学科、自觉沟通和 配置哲学社会科学各学术资源的综合研究模式。应当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需要经过 我们长期实践摸索的问题。在此，我们只能提出一个基本的方向或原则，即必须以合乎 学科特性的方式来进行问题综合。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 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 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2卷，第104页。)马克思在此提出了人类掌握世界的不同方式问题，并且认为每 一种方式都以其“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具有普遍的指导意 义。具体到学术研究来说，就是每一学科都应当也必须运用其“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 ”，亦即以合乎学科特性的方式从事学术研究。这一观念对于我们所要建立的以问题为 中心的综合研究模式来说，尤为重要。
因为这一研究模式必然要涉及到多个学科，这就意味着在研究过程之中很容易出现那 种不顾学科特性，盲目综合的现象。在此方面，我们已经有过太多的教训。比如在上世 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中，一些学者在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旗帜下，不顾美学自身的学科特性 ，盲目引进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自然科学方法，一味热衷于系统层次的繁琐划分 和信息流程的简单比附，从而把美学理论变成了数学符号、公式、图表和数学推导过程 的堆积。在文艺学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同样打着跨学科综合研究的 旗帜，热衷于借助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手段分析大脑的机制，力图揭开形象思维的秘密 ，结果却把这一艺术创作中的重要问题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问题。这些事例对于我 们所欲建立的问题综合研究来说，无疑是前车之鉴。
围棋大师吴清源先生在论述围棋时曾做过一个比喻，他说布局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跑车 ，布局好了就像跑车的方向对了。只要方向对了，无论快一些还是慢一些，总会到达目 的地。但是如果方向错了，开得越快，离目的地就越远。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研 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