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民族”——论语言文学在德意志民族意识建构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意志论文,论语论文,民族论文,诗人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初，法国女作家斯塔尔夫人两度游历德国，写下了著名的《德意志论》。在游历过程中，有一个事实令她感到诧异和不解：在德国，即使在远离城市的偏僻小镇亦经常会遇到学养深厚、睿智聪慧的学者。于是她说出了那句广为流传的话：德国是一个“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此外，德国凭借着灿烂的音乐文化、无数优秀的音乐家，亦被称为“诗人与音乐家的民族／国度”。的确，无论是“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还是“诗人与音乐家的民族”的称谓，“诗人”都得到了彰显和强调，都明确无误地表明文学在德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在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建构中承担了特殊的使命，在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培育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毫无疑问，就文化成就、文学成就而言，德意志民族无疑担得起“文化民族”、“文化大国”等种种美誉。
但是，我们在面对德国文化的辉煌肃然起敬的同时，却也不能不看到奖牌的背面。从另一方面看，“诗人的民族”这一美誉固然令人羡慕，但是美誉的背后亦饱含德意志民族在近代历史中的无奈与悲哀。德国的文学、哲学、音乐的成就的确辉煌，德国人的确有理由为之自豪。但是欧洲的文化民族或曰文化大国并非只是德国，许多民族都曾各领风骚。关于这一点，人们只要历数这些民族的文化成就便一目了然。而且在文学史上，德国长期是一个后进国家，各种文学体裁、艺术风格源源不断地从意大利、法国等国传人德国，德国人为之自豪的文学成就起步也较晚，一直到歌德横空出世，一部《维特》才把德国文学推入欧洲文学之林，使德国文学摆脱了地域文学的身份。这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既然是“诗人的国度”，但是为何德国长期落于人后、长期扮演学生的角色？为什么恰恰是德国被称为“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或“诗人与音乐家的民族”？为什么德国人特别乐于使用这个称号？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德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去寻求答案，而这个追问却又必然暴露出德意志民族的一段辛酸史。
究其根源，“诗人的民族”之缘起在于德意志民族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具体而言，在德国历史上，政治、社会、法律等领域未能起到统一民族、凝聚民族的作用，完成这个历史性任务的是文学以及文化。文化，首先是文学，是建构德意志民族意识的第一媒介。换言之，德意志民族是在文字中找到自我、在文学中建构自我、在文化中完善自我的。
125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逝世后，“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渐渐碎片化，形成了大小二千多个诸侯国、帝国自由市、伯爵领地等自成一体的主权领土。后来的皇帝们企图在帝国境内创建一个政治和经济统一体的努力均告失败，这些主权领土越来越独立，不但德意志的政治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而且德意志民族的形成也历尽艰辛。直到1871年俾斯麦统一德国之前，欧洲的版图上只有过一个“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德国。因此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德国都有一个根基深厚的局部主义、地方主义的传统。从积极的一面看，德国有一个“丰富的文化多样性”的文化遗产，无论是巴洛克宫殿和歌剧院的数量都证明了这一点，平均分布的文化生态使德国没有像法国的巴黎—外省之间那样大的文化差异。但是从更重要的方面来看，德国不但缺乏一个政治中心，同时也缺乏一个文化中心，除了日耳曼各部族遗留下来的地方传统之外，后来形成的各邦国也自成一体，各有其政治文化中心，德意志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的凝聚力始终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就这个方面而言，小邦分治的政治格局在德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负面作用远远超过了其文化多样性的积极方面。帝国自由市有自己的市议会、管理机构，自己的法律、文化符号和价值，城市居民为自己的城市而自豪，他们认同的是自己的城市；在各个邦国，邦君们掌管着邦国内的一切事物，各邦国亦各有其行政权、司法权、税收系统和行政管理系统，夸张一点说，邦国臣民只知有领主，不知有帝国。诗人维兰德对此感到痛心疾首，他曾写了一篇题为《论德意志共同意识的普遍缺乏》的文章，专门剖析德意志人缺乏相互认同感的问题，仅仅是这篇文章的标题就道明了他的悲伤，他说：“我们经常受到洞悉德国情况的外国人的指责：如果一个细心的外国人走遍德意志帝国，那么他不断结识的人或者是奥地利人、勃兰登堡人、萨克森人、普法尔茨人，或者是巴伐利亚人、黑森人、符腾堡人等等，不一而同……但是他看不到德国人，在整个帝国境内，他找不到那个日耳曼尼亚，这的确是再真实不过的事了。”①所以德意志人认同的是与自己直接有关的政治实体，帝国是一个遥远的想象，无法与其认同。柏林作为德国的政治中心始自1871年，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柏林才终于成为全德国的文化中心。但同时，这个“小德意志”国家并不包括最大的德意志邦国奥地利在内。正是因为缺乏一个中心，也就缺乏一种共同意识，所以在历史上，每当德国人被问及何处是德国时，会感到颇为尴尬，歌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颇为沮丧：“德国？德国在那里？我找不到这个国家。”②
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缺乏一个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极大地阻碍了民族认同感的形成。所以当18世纪下半叶、尤其是18、19世纪之交德意志民族意识日趋强烈时，德国人在国家与民族的问题上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处境：德国是什么？我们是谁？维系我们的身份认同是什么？找来找去，只能找到一个可以包容所有德国人的共同点：即德意志人的语言——德语，以及以德语为载体的文学和文化。此外，从人口地理的角度来看，德意志帝国又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帝国境内并非所有人都说德语，而说德语的人又并非都生活在帝国境内，那么到底谁是德国人？因此，在寻找维系德国人的民族凝聚力时，寻寻觅觅，最终只能找到德意志境内各邦国、各部族共有的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所以当时的德国人可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语言民族”。语言的背后是文化，因此赫尔德提出“文化民族”的概念并非偶然，而是有非常鲜明的历史背景，“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的概念实际上早已诞生了。这个概念并不是说德国人以其文学或文化成就在世界上鹤立鸡群，而是指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长期以来，所谓“德意志人”之间缺乏内在的、紧密的联系，缺乏相互认同，德意志人之间只有德语这一个共性，维系德意志人的纽带只有一条：共同的语言。
西欧的几个老牌民主国家，公民可以与他们的国家认同，可以与他们的政治体制、政治信念认同，故这些民族也被称为“政治民族”。在近代法国，一个人只要认同法国的宪法，遵守法国的法律法规，接受法国的基本价值观，就是法国人。对此，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人民的情况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解释。这一地区的居民多数属德意志的阿拉曼人，他们说德语，遵从德国风俗，但在国家认同上却倾向于法国，甘当法国人。所以德国在普法战争胜利后夺回了阿尔萨斯—洛林，而这个地区的德意志人似乎并未表现出多少热情，德国本土的许多报刊杂志对此深感愤怒。1870年8月31日的《奥格斯堡汇报》刊登的一篇文章称：“真是妙极了：一个母亲的孩子们到底是不是他们的母亲生的，要由孩子们来决定……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动用鞭子了。这些被异化了的孩子们必须尝尝我们的拳头。除了关爱，还要管教，管教会使他们重新成为德国人。”③不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德国人分属不同的、各自拥有主权的邦国，政治上只能认同于其所居住的邦国，许多居住于帝国境外的德意志人则更无法在政治上认同德国。在德国，不但缺乏共同的政治认同，也缺乏共同的宗教信仰。一半是新教、一半是罗马天主教的德国，为了信仰而战端迭起，不可能以共同的信仰来相互认同。民族认同已经模糊不清，国家认同更是步履维艰，德国人的国家认同便始终成为一个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人一直热衷于勾勒自画像，探讨什么是“德国的”、“德国人的”，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就是这个认同危机的一个明证。但是本着“文化民族”的思路，把文化作为凝聚民族的纽带，对于有民族无国家的德国人来说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所以作为一个“文化民族”的德意志人，首先是一个“语言民族”，因为德意志人之间只有这一个共同特征。关于德语与德国的关系，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恩斯特·莫里兹·阿伦特有诗曰：“什么是德国人的祖国？／那片广袤的土地在哪里？／听吧：／德国人的语言在哪里响起，／那里就应当是德意志的土地。／上帝在天国里的歌声在哪里响起，／勇敢的德国人，／你就把那里称作你的国家！”④
德语不仅仅起着民族认同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德语还成了建构和培育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唯一媒介。起初德语本身的境况也不佳，各个德意志邦国、方言区各自耽于其传统，说着各自的方言，使用着各自的书写方式，统一的德意志语言的发展同样受到阻碍。直到马丁·路德出场，才使德国人有了一种共同的标准书面德语，路德的意义因此非同小可。
路德被认为是近代书面标准德语的创始人，他从文体上对德语书面语进行了规范。在此之前，德意志帝国各地的方言差别颇大，口头交流不甚容易；书面语言公文德语的差别亦不小，书面交流也不流畅。以当时被阅读最多的书籍《圣经》为例，德语的《圣经》就有十几个版本，每一个版本都是以各地的公文语言以及方言为基础，其他方言区的人读起来恍如外语。路德把《圣经》译成德语出版后，德国的书面语言逐渐统一。1522年，路德翻译的《新约全书》一经出版就迅速流传、销往德国各地，仅在路德的居住地维腾堡这样一个小地方，路德的《圣经》译本就再版11次，在其他地区，路德版的《圣经》再版次数也不少于66次，1534年，路德版的全套《圣经》出版面市；⑤1534-1547年间，路德版《圣经》就印刷出版了十万册，⑥再加上路德撰写的大量圣歌、每日宗教问答、《圣经》释义等宗教作品，路德的德语在德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很长的时间里， 《圣经》是被阅读最多的书籍，而且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的宗旨就是要取消教士作为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中间人身份，为此信徒应当自己阅读《圣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基督教路德宗也被称为“书籍宗教”或“文字宗教”。在广大新教地区，不少信徒为了阅读《圣经》而学习识字，一场阅读革命应运而生。文字、阅读和书写，借着宗教改革的东风在德意志大行其道。路德译本的语言渐渐被许多地区接受，人们在使用自己熟悉的书面语的同时，终于有了一种可以互通的共同书面语。所有信徒都阅读同一个《圣经》译本，这样一来，路德语言中的词汇、语气、意象、风格逐渐融入了所有读者的语感中，一种德意志人共同的民族意识便由共同的语感开始产生。路德的书面德语产生了极大的规范性的力量，其作品具有可以同现代大众传媒相媲美的作用。随着路德语言的逐渐普及，德语书面语在统一的道路上终于迈出了一大步，书面德语成了联系德国人唯一的纽带，不但是德意志人唯一共同拥有的文化，而且它一经产生后便给德意志人提供了一个超出狭隘地域的全德视野。所以可以说，从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历史进程看，路德的《圣经》译本及其他宗教作品绝非单纯的宗教读物，路德以其《圣经》译本给德国人创造了一个祖国，但是这个祖国只是存在于语言之中。语言统一先于政治统一，这种情况大概除了德国之外绝无仅有。
当然，德国各地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元文化、地域文化的根基深厚，语言的多元亦然。要改变这种状况，并非可以一蹴而就。各地的人们使用各自的方言说话，各地的作家也同样喜欢用自己熟悉的书面语来创作，书面语言的统一还要经历一个决定性的过程，这就是德意志民族文学语言的形成和接受。文化，首先是文学，在处于分裂中的德国发挥着远远超出文学和文化本身的重大作用，由此可见文学在德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德国的文学不但是德国人语言艺术的结晶，而且在近代德国长期是维系德意志民族唯一的纽带；作为一种艺术，文学同样被迫承担了超出文学本身的任务。可以说，德国文学的统一先于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而文学的统一又要仰仗诗人们的作用，尤其是几位成就斐然、极具象征性的代表人物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意志民族当之无愧是一个“诗人的民族”。
虽然路德的《圣经》译本给德意志人提供了一种统一的书面语，即“德语共同语”，但是德语书面语的统一并非就此完结。因为德国的封建割据，尤其是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封建割据更加严重，德国各地之间的交流受到严重阻碍，书面语言朝向统一的道路坎坷。在实际存在的各种文学语言中，以什么地区为准？在众多的作家中，以谁的语言为准？究竟采用哪一种文学语言作为全民族的文学语言，学者、作家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以绍特尔为首的一批学者认为，民族文学的语言必须是全民族的语言，不应局限于某个地区或某个人物；能为全民族提供典范和规范的文学语言的人，必须是全民族最杰出的作品和最优秀的作家。这样，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就被赋予了凝聚民族的任务，文学在当时德国的特殊意义由此可见。
启蒙运动以降，规范文学语言的呼声更加高涨、争论更趋激烈，文学在语言统一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在中世纪，拉丁语是西欧的通用语，是学者们的共同语，在德国颇有影响。在巴洛克时代，德国的文坛是外国语、尤其是法语的天下，德语的地位低下，只是一种日常交际的语言，因而在17世纪，许多德国学者和文化人自发成立了许多语言协会，这个语言纯洁运动旨在规范德语、增强德语的表现力，进而打破外国语一统天下的局面，提升德语的地位。继语法学家们对德语的语法进行规范和统一之后，德语的表现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同时德国作家想极力证明，德语是一种完全可以同法语并驾齐驱的优美的文学语言。从启蒙运动开始，狂飙突进运动和魏玛古典主义文学，各自以其方式丰富和发展了德国的文学语言，到了18世纪末，德语终于可以扬眉吐气，跻身于欧洲各大文学语言之列。在文学语言的发展中，歌德和席勒的魏玛古典主义文学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仅从这个角度看，把他们视为德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也是恰如其分的。德国的文学语言终于作为书面语言的规范而被接受，渗透到杂志、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中，甚至渗透进了日常语言。1800年，德国的出版物中只有4%仍旧用拉丁文出版，⑦德语出版物数量的绝对优势说明了德语文学的语言地位大幅提升，用德语写作不再是没有文化的象征，而是有品位、有学识、并且有民族意识的象征。德语文学语言甚至渗透进了德语的口语，在差别巨大的各种德语方言之间、各地不同的口音之间、文学语言与日常口语之间架起了一座语言的桥梁，德国人终于有了一种“普通话”。
等到1750年后德国文学大发展的时代，尽管身处不同的地区，但是读者们用同一种书面语言来写作和阅读，形成了分裂的国家内唯一统一的事物，而同一个文学则履行着建构共同意识的职责。德语文学、主要是德国市民精英阶层的文学作品以其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方式塑造着读者。在内部，共同的语言凝聚着彼此隔绝的人们；在外部，成为“自己人”与“外人”的区分，在彼此相当隔绝的地区创造了认同感，并且以这个阶层特有的价值观建构了近现代的德国文化。
除了语言和文学之外，“诗人的民族”之产生还有其政治和社会的原因。如前所述，实质上的分裂与小邦分治使德国的中央政权有名无实，无法实现权力的集中。三十年战争后德国仍旧保留了三百多个大小邦国及自由市。每个邦国的君主都是割据一方的小皇帝，绝对不愿放弃自己的主权和特权而统一到一个全民族的共同体中。更重要的是，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帝国体制进一步遭到削弱，各个邦国的独立性进一步加强，邦君的权力空前强大；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德国的市民阶层遭到的灭顶之灾。战争摧毁了大部分城市，整个市民阶层几乎被毁灭，市民阶层根本无法履行作为进入现代的火车头的历史使命。德国市民阶层在政治上仍是贵族的附庸，无力像法国市民那样有能力同贵族分庭抗礼。这个灾难性的后果致使德意志各邦国内贵族牢牢地掌握着政治权力，并且控制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当一个世纪后德国从三十年战争的破坏中恢复元气时，市民阶层已经被彻底地剥夺了政治权力，在政治上处于无权的状态，无力同贵族抗争。
但是市民阶层是西方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随着德国经济和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市民的重要性也在一步步加强。德国市民面临着一个经济上日益强大，而政治上、社会上依然疲软的处境。社会被贵族全面控制和把持，留给市民的发展空间极其有限。在这种社会格局中，正在兴起的德国市民知识精英不可能像英国或法国市民那样从政，或是在社会其它部门担任要职，他们唯一可以施展自己才能的地方是文化：“市民阶层虽然具有了自我意识，但专制主义的国家结构却牢不可破。市民阶层被排挤在一切政治活动之外。他们充其量可以独立自由地‘思想和创作’却不可能独立自主地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写作成了一种最为重要的宣泄手段。”⑧有鉴于此，作家海因泽说道：“艺术中较大的种种自由是我们最可贵的事物，因为权贵们对艺术漠不关心。”⑨于是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德国市民子弟倘若想要摆脱低等级的身份，想要出人头地进入社会的中上层，除了进入市民传统的工商业寻求发展外，只有一条路，即在人文科学和艺术领域里施展自己的才能；正是这样，德国市民阶层在特殊的发展道路上创造出了德国版的“读书做官论”。这样一来，整个市民阶层的精英分子或是经商、从事实业、学习法律，或是学习人文科学与艺术，以期进入学者、牧师、艺术家的行列，从而改变身份和处境，进入上流社会。本来自宗教改革以来，德国新教地区的世俗化进程就日益加快，形成了对于世俗事务表现出极大兴趣的“入世”(Weltfr
mmigkeit)现象；再加上市民阶级为改变命运而钟情于“文化修养”的兴趣，可以想见，他们把全部精力和才华灌注到人文科学和艺术当中。在这个狭小的领域里汇集了如此巨大的能量，德国的文学、哲学和音乐集中了如此巨大的人才资源，得以迅速、强劲地发展，近代德国卓越的文化成就也就不难理解了。
德国市民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贵族的打压，所以德国市民阶层与贵族等级之间的关系十分对立和紧张。不仅如此，德国市民阶层恰恰是在同贵族的对抗中意识到了自我，勾勒出了自我的形象，培养了自我意识，而这种自我意识正是以同贵族的对抗为基础的。在戏剧《爱米莉娅·迦洛蒂》中，德国启蒙运动的旗手、作家莱辛把市民对于贵族的仇恨描写得淋漓尽致，德国市民的软弱同样也在剧中表露无遗。《爱米莉娅·迦洛蒂》集中表达了市民强烈的自我意识，作为该剧观众的市民阶层可以在这部剧中找到自我，这样一部戏剧可以在所有处于相同境地的市民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诗人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也描绘了类似的场面。这些经典的例子把市民与贵族之间尖锐的对立表现得淋漓尽致，共同的处境假道于文学在市民中建立起共同的意识。生活在不同的德意志邦国中的市民之间本来缺乏一种共同的意识，但是相同的命运却借着文学这个媒介而非政治运动建立起统一的意识。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本来属于一个社会阶层的意识，在历史进程中却演变成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也就是说，德意志的民族意识是在文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市民发现只有在知识、文化修养中方能展示自己的长处和价值，于是从对于知识和文化的功利性的期待中，一个纯精神性的文化概念诞生了，在德国市民知识阶层中，“文化修养”这样一个独特的观念应运而生。什么是“文化修养”？这个概念最基本的含义大概包括这样的内涵：对本民族的历史、对自己所属的文化具有广博而系统的知识，对于本民族乃至世界文化成就有相当的了解，广泛涉猎哲学与科学、特别是文学中的代表作，并且通晓音乐和造型艺术。所以“文化修养”最后演变成了一种受过良好训练的精神状态，即不但学识渊博，而且人们可以从中找到价值和人格形式，进入了智慧的境界，“‘有教养的’一词与西方的文明概念非常接近。从某种程度来说，它是文明的最高形式”。⑩借助“文化修养”，德国市民的知识精英不但发现了自己可以同贵族的高贵血统相抗衡的价值，而且在“文化修养”中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无穷的意义。无论如何，要具有“文化修养”，要成为有教养的人，最重要的就是博览群书；书本和阅读在德国人的“文化修养”中所起的作用并非其他国家可以同日而语，诗人作为阅读文化最重要的参与者在德国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19世纪以降，德国的市民阶级虽然在政治、社会和军事等领域仍旧处于疲软的地位，但是在经济和文化中则已掌握了主动权，市民文化终于成为德国的主流文化。在这个进程中，德国市民的价值观逐渐成了所有德国人的共同财富和行为准则，对于“文化修养”的热忱也逐渐成了德意志民族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所谓“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
政治上分裂的德国被史学家们戏称为“打满补丁的地毯”，意在说明德国的版图酷似一块破旧而不得不打满补丁的地毯。在封建割据的德意志各国，德国的知识精英没有一个像巴黎或伦敦那样的文化中心，歌德对此感到痛心疾首：“因为我们过的是怎样一种可怜的生活！我们所有的天才和聪明人被播撒在整个德国。这一位端坐在维也纳，那一位独居于柏林，另外一个蜗居于柯尼斯堡，还有的在波恩或者杜塞尔多夫，所有人都相距五十或一百哩，个人之间的接触和思想交流极为罕见。”(11)而在法国，情形则大不相同：“您想象一下巴黎这样一个城市，在这里，一个泱泱大国最优秀的人物汇集在一块弹丸之地上，天天你来我往，辩论、争辩不休，相互教育，互相提高。”(12)歌德接着说：“在我们德国，这样的情形绝无可能。我们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块土地，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里是德国。如果我们在维也纳提出这个问题，回答是：这里是奥地利！如果我们在柏林提问，回答是：这里是普鲁士！”(13)所以政治的分裂，长期使德国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相互隔绝。尽管柏林也曾有过昙花一现的沙龙文化，在那里，也曾有高朋满座，也曾有侃侃而谈；但是在德国不可能像在法国那样，整个国家的知识精英聚集在一个地方，在沙龙里高谈阔论，或在咖啡馆里一边品着咖啡，一边闲聊，“闲聊”(Konversation)不但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而且被发展成一种高雅的艺术。而在德国，各地的学者、文人、作家、艺术家等知识、文化精英不得不散居各地，他们之间的联系不但稀少，而且主要限于“笔谈”，书本成了最重要的交际手段，文学则是其中的核心，正如文化史家弗里德尔所言：“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学时代。人人用文学的方式说话、行动，人们以文学的方式来恨、来爱。生活中一切重要的言论全都是笔头进行的……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文学的对象：国家、社会、宗教。一股真正的读书狂潮席卷了所有等级。”(14)维兰德在一篇文章里描写了作家和文学在当时德国的影响和作用，论及塑造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媒介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说道：“这个媒介就是，一句话，作家的影响”，(15)作家们“是民族的真正的英雄人物”。(16)在维兰德看来，文学的作用巨大，因为“作家们的作品到处被阅读，这些作品甚至渗透到了边缘小镇”，(17)作家们善于凭借其“天才、内心的能量、想象力、口才和表现的手法，把鲜活的印象灌注到人们的心灵中”。(18)作家和作品的作用展现了当时德国的写作与阅读文化的发达，同时也昭示着德国文化在历史进程中所遭遇的困境；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诗人们都在把德意志民族打造成一个“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
总览德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德意志民族是在文字中找到自我、在文学中建构自我、在文化中完善自我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德国缺乏形成一个政治民族的种种条件，所以在建构民族意识的努力中遭遇尴尬，德国人唯一的共性只有一个：就是德语以及用德语书写的文学、哲学作品。在建构民族意识的过程中，因为政治分裂、封建割据、市民阶级的发展严重受阻等原因，德国人被迫成为了一个“语言民族”、一个“文化民族”、一个“文学民族”，而居于强势地位的德国新教被称为“书籍的宗教”、“文字的宗教”；凡此种种，都揭示出一个事实，就是德国的政治分裂、社会矛盾使德国人不得不同写作和阅读结下不解之缘，而文学在民族意识的建构和培养中也不得不承担起政治和社会赋予的重任，德国因此被迫成了一个“诗人的民族”。斯塔尔夫人的名言“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恰逢其时，所谓“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诗人与音乐家的民族”，既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也折射出德意志民族的无奈与悲哀。如今，德国人已经无须仅仅凭借文化成就来实现自我，而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施展身手、发挥能力，德意志民族可以当一个正常的民族，而不必再被迫当一个“诗人的民族”，这无疑是德国人的福气。
注释：
①②④⑨(15)(16)(17)(18)H.L.Arnold (hg.),Deutsche über die Deutschen (München:Deutscher Taschenbueh Verlag,1975),S.122,S.117,S.175,S.175,S.123,S.123,S.123,S.123.
③Christian Graf yon Krockow,
ber die Deutschen (München:List Taschenbuch Verlag,2000),S.155。
⑤参见陈杭柱编著：《德语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126页。
⑥⑦Astrid Stedje,Deutsche Sprache.Gestern und heute(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1999),S.126,S.149.
⑧⑩Norbert Elias,über den Prozess der Zivilisation,Bd.I(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97),Bd.I,S.109,S.91.（中译文见诺伯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王佩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79,63页。）
(11)(12)(13)Goethe,Gespr
chemit Eckermann(Leipzig:Inseln-Verlag,1937),S.316,S.316,S.532.
(14)Egon Friedell,Kulturgeschichte der Neuzeit (München:C.H.Beck,1989),S.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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