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与反倾向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风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倾向论文,弘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年，诚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很清醒，主要是我们长期理论脱离实际，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二十年，所以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主要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胆实践中，在同“左”、右两种反马克思主义学风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恢复和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指出：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强调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就是要运用邓小平理论，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以坚韧不拔、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去创造新业绩，开拓新局面。
一
学风问题，概括地说就是对待理论和实际的立场、态度和思想方法问题。以理论联系实际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风的根本标志。我们党能够成熟起来，战胜前进中的困难，“主要凭借着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之更加深入更加统一的理解”。（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612页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就有一个学风问题。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论联系实际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重大问题的突破性理论成果，是体现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典范。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学风建设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邓小平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注：《邓小平文选》第一版，第三卷，382 页）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是总结过去面向未来得出的正确结论，是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注：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8.7.17））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实践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区别于“神奇的预言”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同于以往一切徒有僵化躯壳的社会演进理论，第一次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把“生活的、实践的观点”作为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第一次指明过去一切思想理论只是置身于世界之外去解释世界，而不能置身于实践之中去改造世界这一根本缺陷，自觉地把自己的理论作为实践和内在的环节，“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443 页）而其自身“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告一些适用将来任何时候一劳永逸的决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一卷，416页）从本质上说， 这种理论之所以科学，就因为它始终严格地以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处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在近一百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实践不断发展。因此，必须用科学的、发展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认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他们自身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早年到晚年就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列宁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根本反对一切抽象的公式，一切教条的方法，而要求细心看待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斗争。”十月革命后，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反映了列宁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重大转变。毛泽东在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过这样的话：马列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单靠这个是不行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自己的理论，写出自己的著作。邓小平对这个问题讲得十分透彻：“多少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的任务。”“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注：《邓小平文选》第一版，第三卷， 291页）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还在于马克思主义提供给人们一种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正确思路和科学方法。马克思的重大贡献并不在于他提出多少具体结论，而在于他首创了观察、分析和研究社会问题的根本科学方法——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列宁曾把它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基础”。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自觉地运用这一科学的方法去观察、分析、研究时代的变迁和现实问题，认识社会，改造世界。用这种科学的认识方法指导实践，必然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要求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使它带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鲜明特色。对于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深刻地阐释道：共产党人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要求的理论创造才叫理论联系实际。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演进的历史，始终贯穿着自我扬弃、自我突破、自我超越，始终贯穿着一次又一次扣人心弦的思想解放，从而马克思主义在其诞生后的150年中， 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与勃勃生机。
学风问题是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历来强调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理论武器解决实际问题。他把树立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称之为党领导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党成立之初，就面临这样的难题。中共“一大”曾将废除私有制直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现实行动目标，而革命实践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反帝反封建。经过一年的探索，“二大”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两步走”是党成立以后，理论联系实际地探索革命规律所解决的第一个重大课题。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长期坚持放弃武装斗争、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国革命陷入绝境。毛泽东深刻指出：须知政权是枪杆子中取得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马克思主义原则在中国革命具体运用中解决的又一重大问题。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一度使中国革命出现了两个舞台：一个舞台是在上海的中央，仍走着以城市工作和工人运动为中心白区秘密斗争的老路；一个舞台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革命者，冷静分析中国形势的新变化，顺应实践的要求，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农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产生，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但是，“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109页、116页）如何解决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是实践所提出的又一特殊问题。毛泽东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深刻揭示：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大资产阶级内部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对资产阶级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革命时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紧紧地抓住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这一基本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恢复和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紧紧地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境界，在新的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十年内乱后，中国向何处去是最迫切需解决的问题。然而，当时“两个凡是”桎梏着人们的思想，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要求与“两个凡是”发生了尖锐冲突。在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一版，113页）这篇被誉为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号召人们科学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冲决了“凡是论”的禁锢，使党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迅速地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此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遇到了国内国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经济建设一度如小脚女人踯躅不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要求进一步突破某些传统理论误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又是在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回答了多年来经常困扰着人们思想的许多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的质疑，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市场经济模式。南方谈话是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产物，成为解放思想的又一篇宣言书，标志着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
改革开放走过了二十年，站在世纪之交，实践提出根本解决国企改革这一最深层次、最艰难的问题。国企改革的实质，在于探索一种能同市场经济相衔接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替代排斥市场机制的国有国营形式。在实践面前，我们党再次突破传统观念，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也应该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国企改革要同改组、改造、加强企业管理结合起来。十五大报告的这些论述和决策是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运用邓小平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所取得的新的重大理论成果。
二
学风端正，事业兴旺；学风不正，事业受损。背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必然导致“左”、右两种错误倾向。那种超越现实条件和群众的实践要求，从本本出发，让实践服从本本，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僵死的教条是“左”倾错误；与此相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作用就是右倾错误。尽管“左”、右两种倾向表现形态迥异，却有着共同世界观基础。恰如江泽民分析的：“‘左’和右都是片面性，它们产生的根源都是主观唯心主义，”即主观和客观相脱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相割裂。共同的认识基础决定“左”、右倾错误的发生往往如影随形、相伴而出、互助互动。在反右的过程中极易发生“左”；在反“左”的斗争中则容易出现右。而且越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和社会深刻变革时期，这个特点越是突出地表现出来。历史经验证明：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必须开展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武装斗争问题，无论“左”倾还是右倾都没有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抓住这个要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缺乏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统一的认识，放弃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导致大革命失败。为批判陈独秀右倾错误，党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然而会后，又接连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尤以王明教条主义危害最大。王明等人热衷于照搬马列本本和苏俄经验，脱离中国实际，坚持城市中心论，企图“急转直下地进入社会主义”，结果南辕北辙。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主要反右，解决要不要领导武装斗争的问题；又提出农村包围城市，主要反“左”，解决怎样领导武装斗争问题，这样就抓住了武装斗争这个中心问题，反映了革命实践的基本经验。抗战初期，王明等人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由“左”倾关门主义转而以右的面目出现，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错误理论，实质上仍然是脱离中国实际，照搬法国共产党的做法，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毛泽东对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排除了右的干扰。但是，在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磨擦问题上，党内又冒出“左”倾思想，认为皖南事变就是“四一二政变”，党的中心任务要转向反对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了，这就脱离了抗日民族斗争的实践要求。毛泽东及时地批判了这种倾向，强调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动摇，清除“左”的干扰。
为从根本上解决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彻底清算历次错误倾向，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我们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在这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人们的精神从洋教条中解放出来，克服了党内长期以来理论脱离实际的种种倾向，提高了全党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的认识。从此，中国共产党真正地走上了独立自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社会主义怎样搞，怎样搞才算科学，这需要实践加以解决。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可能提供后人照搬的公式和模式。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尊重实践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主要精神遗产，也是我们能够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凭借。正是以此为根据，我们党鲜明地划清了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二十年“左”倾错误的界限。
邓小平第一个高举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向违反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学风的“凡是论”错误倾向开战，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在真理标准讨论面临夭折危险的关键时刻，他又挺身而出，支持这场讨论，郑重地发出“打破思想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的号召，揭开了新时期第一次解放思想的序幕。此后党开始总结二十年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造成的经济面临崩溃、政治危机四伏、思想极度混乱的状况，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经过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历史是非上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终于迈开了步伐。在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指引下，使毛泽东1956年提出的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继往开来。
新的历史时期，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又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二是企图从马克思的“本本”中直接找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答案，并以此来衡量判断现实。邓小平同时批判了两种错误倾向，认为“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失去了根本，就会葬送社会主义；同时要敢于说“新话”，否则，就会僵化，也会葬送社会主义。
三中全会以前二十年“左”倾错误的发展特别是文革极“左”思潮，是在“创造性发展”的名义下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糟蹋了马克思主义，为从右的方面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清算“左”倾错误，很快出现了歪曲“解放思想”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右的偏向。邓小平对这股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批判，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一版，159页）把解放思想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结合起来，既直接批判了右倾思潮，又坚持了三中全会以后的反“左”斗争。如同“文革”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为右倾思潮泛滥创造条件一样，右倾思潮发展到1989年又为“左”倾思想的复活创造了时机。在批判自由化过程中，某些人或明或暗地提出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这是从“左”的方面背离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邓小平南方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时错误倾向的主要危险：“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着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着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为还击“左”倾错误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种种责难，邓小平提出了反倾向斗争的总方针：“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注：《邓小平文选》第一版，第三卷，375页）从而引导了新时期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江泽民说：“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于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的认识和准确把握。”（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9.12 ））从这个国情出发，必然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那些固守教条主义的人们并没有偃旗息鼓，他们总觉得马克思主义的话句句是灵丹圣药，因而热衷于从马克思的本本里寻章摘句，否定今天的改革。江泽民先后在“5.29”讲话和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给这种恶劣的学风以尖锐的批评，明确地提出：一定要树立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号召全党同志努力创造一种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
三
当前，强调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目的在于引导全党、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好邓小平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不断推向前进。
以十五大为标志，我国进入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跨世纪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党有一条宝贵经验，就是每当革命和建设处在重大历史关头，总是特别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总是结合不断发展的实际加强理论学习，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处在重大历史关头，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一些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只有很好地学习邓小平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理论联系实际地运用邓小平理论，才能凝聚全党、团结人民，坚持正确方向解决面临的复杂矛盾和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强调：“理论武装工作能不能取得明显成效，关键在于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注：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8.7.17））
十五大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一系列新的突破，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地贯彻好并不容易。也确有些同志在对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的理解把握上存在着片面性、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倾向。其表现或是对“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国情缺乏统一起来的认识和把握；或是认为股份制是公有制实现形式中唯一可行的方式，以为一搞股份制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或是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认识机械，“抓大”就不讲条件，越大越好，“放小”就统统撒手，一卖了之；或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问题上，以为发扬民主、强调法制就不需要党的领导。此外学风不正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有的缺少学习理论的兴趣和热情，整天忙于应酬；有的浅尝辄止，满足于一知半解，不掌握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有的理论与实际脱节，照本宣科，不用理论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有的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把自己的错误认识说成是邓小平理论和中央精神；有的只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甚至言行不一。对此类现象，江泽民最近严肃地指出：“害己害人，误党误国，危害极大。因此，很有必要大声疾呼，坚决反对不良学风。”（注：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8.7.17））
端正学风，反对学风问题上“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基本方法有四条：第一，加强理论学习，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学习邓小平理论要同学习党的十五大精神结合起来，在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上下功夫，兴起理论学习新高潮。第二，注重调查研究，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解决实践中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列宁有句名言：根据书本来争论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并没有完结也不可能完结，因此，只能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学习社会主义。第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邓小平理论既是我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我们改造主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理论联系主观实际改造主观世界，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实践的要求，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端正学风，还必须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开展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但要坚决防止搞政治运动的错误做法。
今天，我们强调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就应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和科学求实的态度结合起来，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三个有利于”来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以坚韧不拔、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去创造新业绩，开拓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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