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六逸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和译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国文学论文,谢六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谢六逸堪称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家，他不仅在文学、新闻、教育等方面颇有建树和影响，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综观他一生的文学活动，可看出他较热衷于外国文学史的撰述和介绍，他译介外国文学是与他的文学创作同时并举的，硕果累累，成就颇丰，为中外文学的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一个新文学奠定基石的巨匠，他这方面的贡献，比他的作品更要伟大。”（注：蹇先艾《我新认识的六逸——悼谢六逸先生》见《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本文联系谢六逸接受外国文学的过程和对外国文学的择瑜弃瑕，进而探讨他在外国文学研究和译介方面所呈现出的鲜明风格和特征。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每一位在文学创作上卓有成就的文学家在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均或深或浅地接受过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同时代的文学大师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一样，谢六逸自小也深受中华民族文学传统的熏染，有着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中学时代，他就表现出了对外国文学的极大兴趣，阅读过《泰西五十轶事》、《莎氏乐府本事》、《鲁宾逊漂流记》等西方文学原著（注：见秋阳著《谢六逸评传》第20页贵州民族出版社），这些外国文学书籍曾深深地吸引了他，并为他今后更广泛地接受外国文学准备了条件。
1919年至1922年，谢六逸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更广泛地涉猎了大量的西方及日本文学书籍，进一步拓宽了他的视野，对外国文学有了崭新的认识和了解，使他热情地关注日本和欧洲各国近现代的文学现象及文学表现形式。19世纪末欧洲兴起的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两大文学流派，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对其倍加推崇。他认为，近代的欧洲文学与社会现实问题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社会问题的表现与批评。基于此，他在一开始接触西方文学时，就紧紧抓住充分体现近代民主思想，并具有借鉴价值的文艺论著及流派作品，透过文学去观察分析社会与人、艺术与人生的关系问题。
谢六逸的文学观是为人生的，这从他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和研究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他喜爱的外国作家及作品，大都是倾向为人生的。正如他在一篇文艺论文中所说：“西洋研究文学者有一句最普通的标语：‘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注：谢六逸《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见《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因此，有选择的译介便是他研究外国文学的起点。谢六逸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不局限于文学流派及文艺思潮，也包括一些流派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如他译介有法国的卢梭、左拉、巴尔扎克，德国的歌德、霍普特曼、雪莱、美国的惠特曼等作家作品；翻译了俄国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长期流刑》、《复活》，以及安德莱耶夫的小说《归来》等等作品，充分体现了他对西方写实主义文学的推崇和对“为人生而艺术”目标的追求。
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学界对外国文学的引进，并不强调按照世界文学史的发展顺序来按部就班地进行，而是极力主张去适应中国社会现实斗争的需要，选择译介的大多是世界近现代的作家、作品。谢六逸与五四时期的进步作家一样，他从事外国文学的译介是本着“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主要目的，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一面致力于各国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文学翻译。
谢六逸先生在接受外国文学后，遂潜心于外国文学的研究，先后译介和撰述了《文艺思潮漫谈——浪漫主义同自然主义的比较》、《文学上的表象主义是什么》、《自然主义派小说》、《妇人问题与近代文学》、《俄国之民众小说家》等一系列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与当时国内的新文学运动的精神相吻合，对新文学运动给予了切实的支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他还完成了《西洋小说发达史》，在当时国内属首创之举。此书以西方近代小说的发展走向为主线，进而探讨了西方近代各个时期文艺思潮的发展与变迁，对西方主要国家的著名作家和作品都进行了较细致的历史考察和评介。这本书的出版，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得到文学界人士的普遍好评。此书是他外国文学研究的一部力作。
1922年，国内文学界（以文学研究会为主）展开了一场关于“民众文学的讨论”。谢六逸当时身在日本，但对此活动颇为关注，积极撰文投入到这场论争中。在《文学与民众》一文中，针对“文学民众化”是否可能的观点，他确认，文学的民众化是可能的，是任何力量都阻挠不了的。至于中国民众“何以不能容纳我们所介绍的东西，虽则是民智上的关系，但也意味着教化的作品很少的原故。作为文学家仅为民众创作新作品仍是不足的，应再做两件事：一是整理本国固有的读物；二是译介西洋的作品，既要有选择， 又要讲究方法。 ”（注：《文学旬刊》1922年第29期，引自《谢六逸评传》第72页。）对于文学教化作用的问题，在他看来，外国文学中“文学之影响于教化民众，没有比俄国厉害的了”，这是因为，“他们的作者，极于民众的同情，有教诲指导的意味。”他以为“中国现在的情形，有和俄国相同的地方”，“若能出几个为社会为民众设想的创作家与介绍者，参与教化的意味，定能变更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舍弃淫腔滥调的读物”。（注：《文学旬刊》1922年第29期，引自《谢六逸评传》第73页。）谢六逸除了将他为人生的艺术观和写实主义的主张发出强有力的呼声外，还身体力行地去积极实现，他努力译介了大量的外国文学论著及作品。在此期间，他翻译了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撰写了《郭果尔与其作品》、《平民诗人惠特曼》、《战争与文学》等文章，为推进国内民众文学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
二
文学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体现，通过对文学的了解和研究，可以从中窥视到这个国家民族性的特点。谢六逸先生留学日本，深受其文化的影响，故而对日本的文学情有独钟。在他的译著中，日本文学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认为，日本是一个注意融合世界文化精华，并富于创造性的民族，其文学与西方相比，别有一种风味和情趣，于是翻译和研究日本文学便成为他文学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谢先生对日本的近代文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对近现代文学进行了系统细致的研究。他之所以特别看重这一时期的文学，究其原因即是：欧洲近代文艺潮流传播到东方，被日本文学吸纳和接受，如要研究欧洲文艺潮流对东方文学所产生过的影响，只有在日本文学里才能找到答案。我们知道，近现代的日本文学，是日本文学史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由于欧美文学的流入，日本深受其影响，遂产生许多风格迥异的文学派别，也涌现了大量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由于谢六逸在文学上推崇的是自然主义，因此对日本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就格外青睐。他称新理想主义的代表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是在日本现代文学勃兴期里最有异彩的作家”，他的作品“以人类爱为基本色调，受俄日作家的影响很深。文章平明畅达，有动人的力量”。他对现实主义作家志贺直哉也很钦佩，称之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进而认为“不单是志贺的作品令人钦仰，他对于艺术的忠实也是少有的。”说志贺直哉写作的“态度非常严谨，但每成一篇，辄为精心结构的作品，作品的量不多而质却道。”（注：谢六逸：《大小书店及其他（三）志贺直哉》原载《大江》创刊号，引自《谢六逸评传》110 页）作品“以尖锐的神经，描写现实，长于心理解剖”。他翻译志贺直哉的作品有小说《接吻》、《范某的犯罪》；小品文《雪之日》以及《志贺直哉集》等。
谢六逸不仅翻译介绍日本的作家作品，还认真搜集资料，精心著述，先后写成三本详略不同的《日本文学史》，成为国内日本文学的权威研究学者。在这三本书中，他将日本的文学从古到今都作了较为详尽的全面评述。他与以往只注重作家、作品研究的人不同，在著作中注意对文艺理论、创作、评论这三个互相包容联系的领域同时把握。至此，极大地拓展了外国文学研究的视野。著名作家塞先艾称之是“深入研究过日本文学且是史识之作”。谢六逸在日本文学研究方面的真知灼见，给中国文学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也博得了文艺界同仁的广泛称誉。
谢六逸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数的对日本文学有深湛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一生译作不少，绝大部分是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的介绍。20至30年代，他翻译介绍过日本作家长与善郎《我为什么要创作》，松村武雄《文艺与性爱》，厨川白村《文艺思潮漫谈——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比较》，片冈铁兵《新兴小说的创作理论》；加藤武雄的小说《爱犬的故事》、《一篇稿子》；夏日漱石的散文《火钵》、《猫的墓》；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我也不知道》以及《日本近代小品文选》、《万叶集选译》等。可见他在日本文学研究方面倾注的大量心血和精力，是足以让人惊叹的。
在谢六逸的外国文学论文中，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5 月为纪念日本著名文学家坪内逍遥逝世而写的评论文章《小说神髓》，这是一篇重要的作品论。评内逍遥是日本19世纪末著名的文学家、剧作家、文艺理论家和莎士比亚研究的权威，他在日本文学史上有着极其显赫的声名和地位。谢六逸在文章中，高度赞赏了坪内逍遥的文艺论著《小说神髓》，称这部著作是“日本新旧文学的分水岭从小说的观念上开启了新文学的大门，成为日本新文学产生的重要契机。他之所以重视这本著作“就是因为它排斥了日本封建观念的小说，而提倡新兴市民的写实小说”。而且与西方当时相类似的几本小说论比较，此书更有精到之处。他引用批评家田山花袋的话说：“此书教人写实，但是心理描写，奖励埋没主观的客观态度，将历来小说的一切魔道，一语攻破，在这一点，确为逍遥先生的伟债。”（注：谢六逸：《小说神髓》见《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从文章中不难发现，谢六逸对坪内逍遥个人尤其钦佩，给予他很高的评价：“逍遥先生的伟大，就是他们独自的立场努力，于日本文学的革新，使革新事业，得到‘理论’与‘方向’……。”（注：谢六逸：《小说神髓》见《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
三
谢六逸先生的文学主张与翻译思想是同步的。在文学上他一再力张“为人生而艺术”，翻译上也同样是如此。在外国文学的接受中，谢六逸倾注了对世界新文学的极大热情，尤其关注和同情无产阶级文学的命运及发展前景。他致力于俄国文学和被压迫民族文学的翻译介绍，功不可没。对待外国文学，他竭力主张在不舍弃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学习和引进国外的新思想、新文化；提倡对外国作家、作品的译介要尽量全面系统，尤其是对著名作家的译介。这种高屋建瓴的主张一直伴随在他的整个译介过程中，使他在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方面成就斐然。
“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创造”。对于翻译的选材和翻译的方法，谢六逸有自己的思想主张和审美追求。他翻译的外国文学大都是他自己审慎的选择、与他的精神气质相吻合、为他喜爱的作品。在译材的选择上，较为重视社会的功利性，他赞赏那些揭露黑暗现实，具有思想性和对读者有教化意义的作品。他认为，俄国文学的教化特征非常显著，极力鼓励翻译界人士能多译介这类作品。从他译介的许多作品中不难发现，在译介外国文学流派及观点时，他注重对流派的代表作家的个性、生活、际遇的介绍，对有争议的各种文学批评，不存任何偏见，一一直陈。与其他翻译家不同的是，谢六逸先生不是一位单纯的翻译匠，而是一位外国文学造诣很深的专家学者。他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往往辅之以深刻的研究，翻译与研究同时并举，相得益彰，可以说他是一位学者型的翻译家。他在翻译的同时，还写了很多富于真知灼见的评述文章，其中有对作家的评析，也有对作品的评价。他几乎每译一部作品，都要相应地评述、介绍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道路、艺术风格以及作品反映的社会意义。这些带有精辟见解的评述对广大的外国文学读者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导读的作用，从中可见其“公诸于世，广为传播，由己及人，以张严谨”的治学之风，也正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学者型翻译家的鲜明的主体性。谢六逸的文学翻译就象他平时的创作一样，他爱好随笔，认为这种文体“不必要什么伟大的构思与整齐的形成”，而且，“随笔与其它的杂文都具有特殊的效能，常常能够兴奋阅者的精神。”因此，他“喜欢用‘随笔’的形式写我自己的感想或是介绍国外的著作”。（注：谢六逸：《水沫集·序》见《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这既是他文学创作上的风格和特点，也是他译作上的审美追求。
谢六逸对待翻译的态度与他做学问一样认真严肃。在翻译的方法上，他力求要深入、准确地去把握和理解原著，翻译的文学要通俗浅明，不失文学的趣味；翻译要尽量注意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可见他在翻译的过程中认真、细致、严谨的态度和作风。
谢六逸先生以手中的笔为武器，既译介外国文学，又进行文学创作，同时都是为一个目的——创建新文学。不过他在外国文学方面的贡献，确实比他在文学创作要伟大得多。谢先生学贯中西、博闻强识，一生志趣广泛，兼数职于一身，跨越诸多领域，是一个“全才”式的人物。虽然他的主要成就不在翻译，但他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与外国文学方面的成绩斐然可观，影响不小，值得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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