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及其中国化、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思考着现今时代和过去时代的空虚和苦痛，思考着白天的谈话和晚间的活动，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涉及存在之最终规律的问题。我想从这位哲人那里得到回答。在人们沉默下来的时候，我竭力搜索枯肠寻求最佳措词，后来我用下面这样一个大问题打断了这位革命家和科学家的沉默：
“什么是存在？”
他眼望着我们面前的咆哮的大海和岸上喧闹的人群，一瞬间好象陷入了沉思。对我问的“什么是存在？”这个问题他严肃而郑重地回答说：
“斗争！”
开始我以为我听到的是绝望之声，然而也许这就是生活的规律。
——卡尔·马克思同《太阳报》通讯员约翰·斯温顿谈话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2页）
笔者在本文中，将马克思主义解读为19—20世纪自西方流传到东方，并最终流行于全世界的一种文化现象，探讨其中的精神实质，并关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其中国化、现代化的确切蕴含。
我们这里所指谓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是以生存论问题为核心的。在本文中，笔者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核心问题的本来含义是生存论。
一
“存在”，历来是哲学的首要问题。黑格尔认为，哲学的真正开端是巴门尼德，而哲学的真正起点则是巴门尼德所提出的“存在”概念。迄今为止，哲学仍然在“存在”这一问题中兜圈子。笛卡尔：“我思想，所以我存在”；费希特：“我行动，所以我存在”；维特根斯坦：“我言说，所以我存在”；加缪：“我反抗，所以我存在”……其中，海德格尔提出了“存在何以在”的问题，而他自己的回答则是“此在”。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的“斗争就是存在”（“我斗争，所以我存在”）这一命题规定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的首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首先反映了原创者——马克思本人的生存境遇。一个人的生存境遇是由两方面构成的：一是他的客观生存环境和遭遇；二是他对于自己生存环境和遭遇的主观态度。就马克思的出身、教养、早年的生长环境和生活经历等等说，马克思是作为一位典型的平民知识分子（这里所谓知识分子不是指仅有知识的人，而是指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社会关怀的人）存在的。平民身份决定了他的现实境遇。与此同时，知识分子身份决定了他的理想观念，这又决定了他作为文化高层一员的使命意识。这一张力决定了马克思的基本性格。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他的大女儿燕妮提出的问卷中是这样填写的（史称马克思的“自白”）：“您对幸福的理解”——“斗争”；“您对不幸的理解”——“屈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972年版，第588页）毫无疑问，对于社会底层人民群众来说，不是斗争，就是屈服，二者必居其一。而对于文化高层知识分子来说，则只能斗争，不能屈服，别无选择。
青年马克思正是怀抱这样一种激情—理性投身于理论批判和实际斗争中的。他“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注：同上，第1卷，1956年版， 第416页）他希望将理论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但是，他知道， 一旦从理论批判进入到实际斗争，就不是个别知识分子所能够承担的，就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参加。他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 ominem]，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马克思是这样根据严格的逻辑推理发现无产阶级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5、16页）殊途同归，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是在实际生活的亲身实践中发现无产阶级的。
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思想与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生存状况的相遇，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它既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阶级基础，又使无产阶级获得了自觉意识。从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精神首先在西方工业无产阶级中得以成立。
无产阶级不仅是一个受苦难的阶级，而且，正是由于它的这一地位，它也就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存在的证明。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仅在于它唤醒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而且在于它指明了斗争的现实途径和斗争的理想目标。
“如何斗争？”——斗争的途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的第二个基本方面。
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决定了它在斗争中，除了本身以外，没有其它任何力量可以凭借。它既没有“枪杆子”，也没有“笔杆子”；它没有财富、知识、权力、舆论等等。它只有凭借自身的联合、组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数量转化为力量，依靠集体力量，与它的敌人——资产阶级以及其它社会力量作殊死搏斗。
“团结就是力量”，这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途径。在马克思的“墓志铭”上镌刻着这样两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61）、307页）这里，第一句话表达的是“斗争”主题，而第二句话表达的则是“团结”主题。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学者革命家”，只是一般地强调了无产阶级的“联合”。而列宁作为“职业革命家”，则特别地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注：《列宁选集》第1卷， 第526页）
“为何斗争？”——斗争的目标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的第三个基本方面。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共同理想，源远流长。它是人们对于原始社会制度的美好回忆，对于现存社会制度的浪漫抗议和对于未来社会制度的美好憧憬。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是因为它仅仅停留在对于人类社会历史之“应然”的解释上，仅仅停留在对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苦难阶级之道德的同情上。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变革。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是因为它深入到对于人类社会历史之“必然”的解释上，深入到对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阶级之经济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通过唯物主义历史观指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必然性，而又通过剩余价值学说指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现实力量。从此，共产主义理想经过科学论证，成为无产阶级斗争信念。
“共产主义就是理想”，这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目标。《国际歌》最后反复叠唱的三句是：“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注：《国际歌》，欧仁·鲍狄埃词，比尔·狄盖特曲）这里，第一句话表达的是“斗争”主题，第二句话表达的是“团结”主题，而第三句话表达的则是“理想”主题。
从历史的逻辑的角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是历史一逻辑在先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否定性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劳动、交往、生产”等等归根结底是人类存在的本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指出，马克思主义本来是“生存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从对于人类，尤其对无产阶级之生存境遇的关怀中，确立了斗争的立场，由此确立了革命的策略和科学的理论。
二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各国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悖论：无论根据历史必然性的解释框架，还是根据社会现实力量的解释框架，在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上，西方比东方都更成熟。但是，革命，在相当一些情况下，并不是由历史必然性和社会现实力量的成熟决定的，而是由人们的生存境遇的恶化决定的。由此，先进的西方成为保守的西方，而落后的东方则成为革命的东方。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且逐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首先是由当时中国贫苦民众的生存境遇决定的，而不是由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因素以及无产阶级的成熟程度决定的。
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表明了二者之间在精神实质上的某种契合。
乍一观察，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似乎格格不入。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根本精神是斗争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则是和合精神（“天人合一”、“和为贵”等等）。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这种和合精神只是主文化（儒家）一亚文化（道家、释家）精神。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还有一种反文化精神。它存在于民间社会里，在分合治乱和改朝换代的历史更替中，明明暗暗，若隐若现。这是一种斗争精神。首先，它在中国神话系统中表现为这样一组神话系列。这组神话系列的胚胎是蚩尤神话。蚩尤是第一个反抗神的叛逆神。由此生发出一组神话系列来。从“刑天舞干戚”、“鲧窃息壤”的叛神主题到“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羿射九日”、“鲧禹治洪水”的抗天主题，这些神话在精神实质上无疑存在一种亲缘关系，散落在民间文化中。其次，它在中国史传系统中表现为这样一组史传系列。这组史传系列的胚胎是陈胜起义。在历次农民起义中，这种精神屡次得到表现。只要计算一下农民起义的次数和规模，就会发现：在各个民族中，中华民族其实是最有斗争精神的。反映这一民间精神的经典文学作品是《水浒传》、《西游记》。从陈胜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注：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到孙悟空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注：吴承恩《西游记》第七回），这种历史（天命）循环论为底层民众的斗争提供了基本的信念。当然，民间的斗争精神往往落入官方的和合精神之窠臼中。宋江等一百零八将从聚义造反到忠义招安、孙悟空从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是这种落入窠臼的表现。而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危机与变革中，这种民间精神又重新得以彰显。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社会进化论（生存竞争说）、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说）得以广泛流传。五四之前社会进化化（生存竞争说）的广泛流传为五四之后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说）的广泛流传开辟了道路。
总之，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正是在这种反文化——民间文化精神中获得了生长的土壤。
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第二个契合点是社会本位。
马克思主义文化在斗争中建构了集体（阶级）本位，而中国传统文化正统——儒家文化则早已在血缘生殖中建构了群体（家族）本位。从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注：《论语·颜渊》）到洪秀全的“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注：洪秀全《原道醒世训》）这种泛家族主义为底层民众的斗争提供了基本的组织保证。
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第三个契合点是历史理想。
从儒家的“大同”理想、道家的“太平”理想、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农民起义的平均主义理想（“均贫富”、“等贵贱”和“均田免粮”等等）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等等，这种空想社会主义为底层民众的斗争提供了基本的理想。五四之前空想社会主义的源远流长为五四之后科学社会主义的广泛流传开辟了道路。
五四期间，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此后，它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中，逐步中国化。这是两种文化精神互动的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五四精神是陈独秀所概括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是李大钊所概括的“博爱”、“自由”、“平等”和“牺牲”的精神。而鲁迅则是五四精神的人格化身。鲁迅是中国的“民魂”，是中国的“脊梁”。他以他的人品和文品为自己赢得了广泛而又持久的声誉。鲁迅精神是“深沉的韧性的战斗”精神。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斗争和牺牲精神。（注：《鲁迅选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第1卷，第467页；第2卷，第128页）
由于在革命战争中，知识分子逐步退于边缘位置，工农大众逐步进于中心位置，五四文化精神也就逐步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所代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是在中国革命战争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
在井冈山和瑞金时期，这一精神已经开始在实践中初具雏形。而红军在长征中所塑造的长征精神则是一座历史的丰碑。史诗一般的长征具有不朽的魅力。长征精神是革命乐观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大无畏气概的鲜明体现。但长征也不过是一次伟大的精神实践而已。只有在延安时期，这一精神才能获得一个系统的理论的体现。延安精神是在整风和大生产运动中，通过毛泽东等人的理论概括正式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毛泽东所概括的“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精神。延安精神的基本倾向是民族化——中国化；延安精神的实质是民主集中主义、民主专政主义；延安精神的本质是人民本位和革命精神。其核心是工农大众的集体意识。毛泽东提出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在对于“愚公移山”的诠释中，将“人民大众”比喻为“上帝”。（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659页；第3卷，第1004、1102页）
毛泽东正是以这种人民本位主义以及集体斗争精神来重建中国人的信念和理想的，也正是以这种人民本位主义以及集体斗争精神来作为中国人之存在的根据的。这里，首先，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中的斗争精神来消解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和合精神。其次，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在于，他仍然是以人本身作为存在之根据，从而坚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儒学人本主义方向；而毛泽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变革则在于，他是以人民为本体，而不是以家族为本体，以人民本位主义来代替家族本位主义，从而消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儒学封建宗法色彩。
三
同时，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然随时代变化而变化。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时代变化主要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随着某些国家无产阶级政党从在野党（反对党、地下党）转变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也就从“民间文化”话语转变为“官方意识形态”话语。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从此面临着执政的考验。
第二，从革命战争转变为和平建设，是时代的根本变化。在夺取和巩固了政权后，国内“小气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政治稳定与经济建设成为首要的任务。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热战”和战后的“冷战”后，国际“大气候”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在革命战争中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如何适应和平建设？在原有语境中所形成的“斗争”主题、“团结”主题、“理想”主题，在变化了的语境中如何成立？这是一个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从此面临着和平建设的考验。
第三，为了适应时代需要，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进行改革（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开放，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过渡到现代社会主义体制。在改革开放中，文化的多元化是必然的。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作为一元化的意识形态话语如何与其它文化话语对话同样是一个严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从此面临着改革开放的考验。
正如理论和实践之间曾经构成了一个基本悖论一样，革命和建设之间同样构成了一个基本悖论。无产阶级以及劳动民众投身革命，是基于自身生存境遇的恶化，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状态。但是，一旦人们的生存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人们的革命精神风貌也就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于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与它的生存论基础之间发生了矛盾。
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倾向是：一味谈论马克思主义话语，淡漠它的生存论基础。因此，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实质是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重新置于它的生存论基础上，恢复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根本精神：对于民众，尤其无产阶级以及劳动民众之生存境遇的关怀。邓小平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对于国情——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设计了以“先富”带动“共富”，“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小康”理想来中介“大同”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差距，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的生存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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