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论文,台湾论文,中国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20年来，台湾学者对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研讨，比较集中的、大规模的讨论曾有两次。由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的分野，特别是由于统独立场，政治诉求的不同，人们对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各自的内涵、外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两岸的学术交流因受制于两岸政治关系的发展，对于绝大多数不搞台湾研究的祖国大陆同胞来说，他们对于台湾意识在台湾何以被有些人“发展”成和中国意识相对立的“台独意识”，感到不解甚至愤满。对祖国大陆同胞来说，台湾意识和祖国大陆各省及各县各乡的乡土意识一样，是一种地方意识。作为一种地方意识，它既有一种热爱家乡，认同家乡的正面意义，又有排斥异乡“外地”的保守意识和本地区利益第一的局部意识。但在祖国大陆，不管多么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也没有和作为祖国意识的“中国意识”对立起来，没有人因地方意识强烈，而提出过自己不是中国人，更没有人因地方利益至上，而主张分裂国土，把自己定居的土地也要从祖国的领土版图上永远地分割出去，成立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那么何以同样是地方意识的台湾意识，由于热爱台湾和认同台湾，就要和作为国家认同的“中国意识”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发展成“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甚至把几百年来从祖国大陆陆续到台湾定居的祖宗以及所有大陆的中国人污蔑为“中国猪”呢？因为，从学术的层面，对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层次的再探讨，使祖国大陆人民认识并理解台湾同胞在长期苦难的历史，不幸的遭遇中，所形成的不同于大陆各省的特殊的地方意识，群体意识，以便大陆同胞和台湾同胞能求同存异，既乐助台湾人民把台湾建设成中华民族的科技岛、幸福岛，同时也为实现孙中山先生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遗愿，团结起来共创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这也是笔者撰写此文的立场和感情。
一、从台湾近代历史的轨迹，看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互动发展
只要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我们必须承认，今日定居在台湾的同胞，除少数的原住民外，绝大多数都是从祖国大陆渡海移民到台湾的中国人的后代，而且主要是来自闽粤的汉族移民。到17世纪20年代，来自祖国大陆的汉族移民总计还不到10 万人， 和原住民族的人口差不多。 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开始了有组织的移民，1683年施琅平台后，又涌起了更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到19世纪末，来自祖国大陆的汉族移民已剧增至290万人左右。今日自称为“本省人”的祖先，主要是1661 年后移民的后代，而不可能是17世纪20年代前移居台湾的汉族的后代，那种把“本省人”说成是考古发现的，两万年前就在台湾生活，和祖国大陆无任何关系的“左镇人”的后代，这是“台独狂”病患者的疯言妄语。
17世纪20年代前的早期移民在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生存奋斗中，他们扎下根来，开拓出家园，生儿育女，首先形成了热爱家乡的乡土意识。台湾作为一海岛，与祖国大陆中间隔着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这种特殊的地理因素和渡海来台的经历，使早期移民都有着共同的“岛民”意识——大家都生活在远离祖国大陆故乡的一个海岛上。早期移民的“家乡”意识，尽管在初期仅是对定居地及其周围的一个具体概念，还没有对全岛形成一个共同的地域意识，但生产生活交流的实践，特别是荷兰、西班牙一南一北的侵略，使岛民在反抗异族侵略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明确的整体意识和称全岛为“台湾”的固定名词。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夕，“何廷斌所进台湾一图，田园万里，沃野千里”（注：尹章义《台湾地名个案研究之一——台北》、 《台北文献》直字72 期， 1985.6台北。另据杨英《先王实录》，陈碧笙，校注“八闽文献丛刊”，福州，第244页。）。我认为这里的“台湾”一词就是全岛的地名。 先有人们在生产生活交流往来的实践中对全岛的认识，形成对“台湾”总体的意识，然后才会有知识分子绘成“台湾”一图，才能被何廷斌将该图进献给郑成功。
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台湾的早期移民除了有开拓进取、披荆斩棘的拼搏意识，对用血汗建成的家乡的热爱意识，同是岛民的共同意识外，其认同台湾全岛的共同意识，形成的前提和纽带，正是来自祖国大陆的汉民族共同的民族意识。正由于都是来自祖国大陆，他们把福建、广东故乡的文化、风俗习惯带到台湾，对家乡无法忘却的共同的情怀，来到台湾后共同的文化和生产方式，自然形成了都认同中华民族都自认是中国人的“中国意识”。当他们生活中的共同体“台湾”遭到荷兰、西班牙的异族侵略时，何廷斌自然要闽南祖家的郑成功率军来台驱逐异族侵略者，为此提供了台湾的地图。
施琅平台后，对于台湾百姓则谓“皆中国之人”“纳款而后，台人即吾”（注：施琅：《平台纪略碑记》，高拱乾《台湾府志》卷十艺文志。）。清朝统治台湾的二百多年间，一方面，设府县，立学校，兴科举，强化了知识分子对大陆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密切了两岸联系，中试者纷纷以“开台进士”“开兰进士”自傲，热爱台湾的地方意识，自我认同的汉民族意识与认同祖国的中国意识是融为一体的，这是台湾同胞所以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奋起保家卫国，以及在《马关条约》割台后掀起武装抗日斗争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清朝统治期间，台湾同胞也受到地方官僚的封建压迫和剥削，他们为反压迫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所谓“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表现出了不能忍受一切压迫和剥削的顽强意识。在这些起义中，很多台胞受到郑成功“反清复明”和汉民族传统文化中“夷夏之辩”的影响，在起义中以大明人自居，视清廷为“外来政权”，认为明朝才是中国的正朔，但他们始终反的是清政府而不是中国，起义人民中的汉民族意识和中国意识是同一的，台湾的起义和祖国大陆同胞反清复明的起义一样，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封建斗争，说到底是中华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但台湾孤悬海外，台湾同胞的反封建斗争无法和大陆同胞的反封建斗争紧密联系，互相支援，这就使台湾同胞在反封建斗争中形成了只能靠自己，只能靠台湾的自主意识和带有排外心里的地域意识。
台湾同胞自16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四百多年中，前后有16次遭到日、美、英、法、荷、西诸国的霸占或侵略，其中有两次沦为外国的殖民地，第一次是1624 年至1662 年沦为荷兰的殖民地， 第二次是1895 年至1945年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同胞所受外国侵略之多，时间之长，灾祸之惨，在祖国大陆的各省市自治区是找不到先例的。特别是甲午战败，马关割台，清廷的出卖无疑在台湾同胞的心上扎了一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能要求台湾同胞一定能分清清廷与人民，清廷与祖国，而只恨出卖台湾的封建统治者。“中国把我们台湾人出卖了”，主张“台独”人士的这种说法虽然是错误的，但我们不应责怪他们，祖国大陆同胞虽然也有着国土沦丧倍受帝国主义欺压的惨痛历史，但我们更理解台湾同胞的不幸，我们要用爱心温暖抚平他们心灵上的创伤，使他们从历史的悲情中走出分离主义的阴影，去共创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
在1895—1945年的日据时期，台湾同胞在1915年以前坚持了二十年的武装抗日斗争。武装抗日失败后，又通过台湾文化协会，农民组织等活动，进行反抗日本殖民同化政策和奴化教育，传承中国文化，不忘中华祖国的民族斗争。日据时期台湾同胞不忘中华祖国的汉民族意识是做为抗日意识的台湾意识的主流，和“中国意识”是同一的（注：参阅笔者《日据时期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见夏潮基金会1998年3月“认识台湾历史（1895—1945 ）学术讨论会论文集”，PA2—1至A2—14。）。另一方面，在日本殖民统治者长期进行皇民化教育的毒害下，以及少数人背叛民族，忘记祖宗，由于认贼作父而得到某种利益，也形成了极少数甘当二等公民媚日的皇民意识。具有皇民意识的台湾人虽然是少数，但他们对以后台湾意识发展成与中国意识相对立的“台独意识”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二、台湾光复后，台湾意识在国家认同上的变异及其与中国意识的辩证统一
1945年台湾光复之时，台湾家家户户烧香祭拜列祖列宗，人们含着喜悦的泪水“像孤儿等待着温暖的母亲般的心情等待着祖国军队的来临”（注：见吴浊流《无花果》第126页。）， 表明虽然经历了五十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台湾人民的那颗中国心始终不渝。当然，也有少数台籍汉奸和皇民化分子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然而，从祖国大陆派来接收的国民党贪官恶吏的营私舞弊，军警宪特的霸道横行，失业严重，物价飞涨，粮荒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台湾同胞“对政府由希望到了失望”（注：见张琴《台湾真想》引自《文萃丛刊》1947年4月5日。），台湾同胞当家做主愿望的落空和愤满的积蓄，终于引发了反抗暴政，要求自治民主的暴动。在“二·二八”事件中，许多日据时期的抗日精英，爱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惨遭杀害，使部分台胞由憎恨国民党的暴行而憎恨外省人、大陆人，近而激发出省籍矛盾和分离主义情绪。但是正如因为“二·二八”事件中有极少数皇民化分子要求台湾由美国或联合国托管，甚至要求公投台独，就把整个事件的性质歪曲成“台独”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二·二八”事件和“台独”运动的滋生有着必然的、内在的因果关系也是缺乏根据的。“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同胞对国民党来台人员的愤恨，不等于对所有国民党员的愤慨，台湾同胞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并非对中国的失望。如王晓波教授所言，台湾同胞在对“白色祖国”失望之余转向期望于“红色祖国”（注：见《海峡评论》1999年1月1日第97期社论。）。事件后廖文毅之流的海外“台独”运动，是国际帝国主义为了控制台湾、分离中国，而对其卵翼支持的结果。同样是在“二·二八”事件后，相当多的爱国志士和台湾共产党员奔向“红色祖国”，为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奋斗了一生。因此“二·二八”事件后，台湾意识从事件中的自治民主意识，向“台独”意识的变异不能完全归罪于反对台湾独立的国民党。对1945年雅尔塔会议后美苏争夺世界的冷战格局进行分析，“台独意识”、海外“台独”活动，主要是美、日等国际帝国主义控制台湾、分裂中国政策的产物。
1949年后，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从祖国大陆背井离乡来到台湾的六十万军公教人员及眷属如何安置，唯有运用公权力安排在各级政府机构中，故出现了上自省主席，下至基层的区公所职员和警员，几乎清一色安插外省人，台湾省籍的人员出任各级政府公职的微乎其微。这样，本来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就被外化为省籍矛盾。同时，国民党政权实行反共第一的用人标准，宁可起用日据时期反共媚日的皇民化分子甚至是台籍汉奸，却拒用日据时期坚决抗日却缺乏反共意识的抗日志士和社会活动家，严重伤害了台湾同胞的民族感情。五十年代初，国民党迁台人员多只会讲国语、英语，而台湾的民众只会讲闽南语和日语，一位会讲国语、英语的国民党军官和一位台湾农民谈话，居然要请会日语的美国人居间翻译。迁台人员与台湾人民语言不通不仅造成隔阂，还发生诸多纠纷和误会，而长期受日本文化教育的台湾同胞，在由日文转用中文的过程中，难免发生脱序，产生心理和文化生活上的障碍，少数受日本“皇民化”毒害较深的台湾人本来就存在着对“支那人”的偏见，他们又从迁台官吏和军队中一些人的胡作非为中得到“验证”。因而他们既以“支那人”鄙视国民党迁台人员，又被部分迁台人员以“被日本奴化”而受歧视，从而产生了“宁作富家犬，不作穷国奴”的恋日心态。深究台湾意识从“二·二八”事件后分离意识，发展到一些人产生了恋日、媚日的“台独意识”，这和清廷违背全中国人民的意志马关割台、出卖台湾，给台湾人民的心灵上造成的创伤是分不开的，更是日本人五十年奴化教育的严重后果，我们要永远记住清廷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华民族欠下的这笔债。但是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台湾意识的主流仍然是坚持实现国家统一，认同中华民族的“中国意识”，这是和蒋氏父子时期，国民党坚持反对“台独”，坚持传承中华文化，认同“中华祖国”的教育政策是分不开的。四十多年来，国民党当局利用宣传教育阵地，从幼儿园起就向台湾人灌输“中国意识”并发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种教育政策，虽然未能达到也不可能实现要台湾同胞认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万年国代”就是中国的“法统”，就是代表包括大陆人民在内的“中央政府”的目的，但在客观上却起到遏制“台独意识”，宏扬中国意识，使坚持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领土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中国意识”，成为台湾社会的主体意识。
国民党在台湾五十年教育政策的积极面还表现在对人才培养的重视方面，在五十年代，在人均产值还不足100美元的困难条件下， 国民党坚持办教育的政策，台湾的“宪法”规定，每年教育、科学、文化的经费占预算的比例：“中央”15%，省为25%，县市为35%。教科文经费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年增加，到1985年，台湾省及台北、高雄两市，教科文经费分别占总预算的19.2%、28%和34%，而各县市的平均百分比则超过了预算总额的45%（注：见台《中央日报》1988年4月5日。）。可以说，没有国民党保证教育经费重视人才培养的政策，就没有台湾经济在八十年代后的腾飞。
但是，国民党的教育政策是在“反共复国”的教育宗旨和坚持反共第一的人才标准下进行的，它出现了国民党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和严重后果。国民党的反共教育发展到反对祖国大陆的一切，封锁祖国大陆的一切，丑化祖国大陆的一切，在台湾人们的心目中，祖国大陆成了恐怖的“匪区”，在“匪谍就在你身边”的白色恐怖下，任何了解祖国大陆的行为都会有“通匪”的嫌疑。在两岸的长期隔绝下，年青一代“只知有岛，不知有国”，“台湾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台湾当局的这种国民党政权“就是中国的法统教育”，到1971年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后，引发了人们思想的混乱，何以世界上多数国家不承认台湾的“国府”反而承认被丑化为“匪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79年中美建交，台湾的“法统”教育彻底失败，经过反共仇共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些人既害怕，也不可能认同“匪区”，又不再认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为中国”，当故主张台湾的出路就只有走“台独”的道路了。国民党反共仇共的教育既培养了一批认同一个中国，坚持统一理念，又坚持反共意识形态的人才；又培养出一批因反共、恐共、拒共而“告别中国”的“台独”“精英”，既培养了一代为民主理念和“台湾人民的福祉”打拼的知识分子，又卵育出一代动不动就“退党参选”的极端民主个人主义人士，和在议会上大打出手还美其名曰“做政治秀”的政客。国民党反共仇共的教育居然培养了国民党执政地位的掘墓人，这是蒋氏父子万万没有想到的。
国民党坚持“中国意识”的教育，又是在长期坚持一党独裁的专制“戒严”体制下进行的。国民党对台湾同胞出头天的长期压制，激起了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多党民主政治影响的青年一代，向专制统治进行冲击。在这种冲击中，信仰西方民主理念的人士为实现民主政治而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政权；坚持“告别中国”的“台独”分子也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政权，虽然二者的终极目的不同，但现实的斗争目标只有一个，于是“民主意识”和“台独意识”交织，组成了冲击国民党一党独裁体制的“党外”势力。蒋经国晚年用加速推进“本土化”、“民主化”的政策，疏导党外势力对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冲击，为了缓和省籍矛盾，他发出了“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呼吁，为了防止“台独”势力在他身后的恶性膨胀，他深谋远虑地开放两岸探亲。但这一切为时已晚，1988年李登辉主政后，坚持以祖国大陆台湾化作为两岸统一的先决条件，视一切分裂国土的“台独”行为合法等理念和政策下，不仅使国家统一遥遥无期，而且使台湾意识变成了和中国意识相分离，甚至相对立的社会意识。
三、对“台独意识”、“新台湾人意识”的反思和期盼
首先，作为热爱台湾、关心台湾的学者，作为中国人我为台湾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感到喜悦，也为台湾分离主义情绪的漫延和父子相残等惨绝人伦的社会乱象而忧心如焚。在“统独”争议，事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坚决反对“台独”；但对台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台独意识”和走上“台独”道路的人，则不能一概以汉奸和敌人视之。在台湾的选举政治中，投票给“台独”人士的群众，多数是出于对国民党公务员政绩的不满，而主张换个人做做，以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各种现实问题，对于这些群众，不能把他们视为“台独”分子。在真正以“台独”为政治诉求的人士中，对很多人来说，“台独”只是手段，而终极目的是为了取代国民党政权而走向执政。尽管他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仍要以台胞待之。他们的心上还留有清廷“马关割台”、日本殖民统治、“二·二八”事件，以及国民党一党独裁时代所留下、所积累下的各种创伤。我们要用爱心和耐心，抚平他们心灵上的伤痕，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们能理性地对待历史，看到祖国大陆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侵略、压迫下，也有着和他们同样不幸的历史遭遇。不能把清廷和反对马关割台的大陆人民等同，也不能把镇压“二·二八”事件的国民党军队和中国、中华民族混同，也不能因为实行白色恐怖、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是从大陆来的，于是就仇视所有来自大陆的中国人，甚至仇视他们的后代，进而敌视大陆的12亿同胞。要知道，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客观真实，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我们可以吸取历史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去共创中华民族的明天。
在台湾迄今仍有少数人，企图通过排除祖国大陆的十二亿五千万同胞，仅以不足中国人口六十分之一的台湾居民的“公民投票”，就要把台湾从祖国的领土版图上永远分离出去，这是绝对行不通的。作为同胞，我们不仅乐见，更要乐助台湾同胞把台湾建设成中华民族的科技岛、幸福岛的愿望能早日实现，但这一目标的达成，有赖于通过谈判正式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实现台海的永久和平，没有这一条件，台湾同胞的美好愿望是很难实现的。
对于虽然坚持反共意识形态，但坚持台湾人是中国人，坚持台湾和大陆都是中国领土，坚持和平统一立场的台湾同胞，我们希望他们也从国共内战、两岸对立的历史悲情中走出来，从两岸历史发展形成的不同的客观实际出发，互相尊重两岸同胞的历史选择，不要坚持以祖国大陆台湾化这种一厢情意的作法，作为两岸实现统一的先决条件。历史发展到今天，要求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站在中华民族复兴的立场上，为实现孙中山先生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遗愿而共同奋斗。
在台湾几百年的近代历史中，台湾意识和中国意识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对立统一关系。为了“台独”梦，居然不惜把自己的祖宗污蔑为猪，这在各国的分裂运动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所有定居在台湾的居民，不管是四百年前来的，还是五十年前到的，都是中国人的后代，既然如此，怎么能用猪来称谓中国人、称呼自己的祖宗呢？把血淋淋的猪挂在高雄的旗杆上，在“民主的选举”中把猪抛来抛去，在“中国猪滚回去”的声浪中，我们看到了“台独”运动的水平，这只能激起祖国大陆十二亿五千万同胞坚定的支持中央政府不承诺不使用武力的政策！我们劝这些疯狂的人冷静下来，千万不要玩火。
对“新台湾人”意识，我们真诚希望这是一种促进台湾族群和解，实现台湾居民大团结的一种新意识。我们希望这和“台独”人士为了“台独”早在八十年代就提出过的“族群和解”有别，也和少数人曾提出过的台湾人结成和祖国大陆对抗的“生命共同体”不一样。新台湾人意识是既和大陆的广东意识、福建意识等地方意识不同，有着自己特殊性的地方意识；又是既认同台湾也认同中国，和中国意识统一，而不是截然对立的意识。若坚持用新台湾人意识肆意割断与中国意识的联系，使局部意识与整体意识、地方意识与国家意识完全对立起来，在地方利益、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意识的无限膨胀中，即使台湾脱离中国而独立，也会如李敖讽刺的那样，又会分裂出台北共和国、台南共和国等“新而独立的国家”，何况这种情况不仅会遭到定居在台湾的所有中国人的反对，更会遭到定居在大陆的十二亿五千万中国人的一致声讨，我们但愿新台湾人意识是台湾意识和中国意识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