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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德尔。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嘉奖辞中说，蒙德尔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分析以及对最佳货币区域的分析，回答了诸如货币和财政政策如何影响了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一个国家是否固定其货币或者允许其自由浮动甚至是否应拥有自己的货币等问题。蒙德尔的研究成果是国际宏观经济学教材中的精髓，而且能马上在政策上加以运用。他的理论鼓舞了几代研究人员。
众所周知，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奖，被称为当代经济学的“王冠”。他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其建立300 周年时由行长艾斯伯林克倡议设立的，全称是“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委任组的“经济科学委员会”评定，从1969年起在每年的10月中旬与其他各项诺贝尔奖同时颁发。迄今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已颁发了31次，共有44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获此殊荣。
这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大多仍活跃在经济研究领域和讲坛上，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尊重。他们用聪慧的大脑、艰辛劳作的双手，创一种学说，耕一片原野，领一代风骚，成为经济学之巅的巨人。他们所创立的学说，代表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成就与发展趋势，对西方社会的经济政策、经济运行及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写进了经济学历史，而且写进了人类文化史，写进了经济发展史，也写进了青年学子的教科书。在现代经济发展日益全球化的条件下，这种影响实际上是全球性的。
一、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把争取诺贝尔奖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作为正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没有理由拒绝吸收人类经济思想的精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学术研究，迫切需要学习和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们的学术思想。正因为如此，在1999年诺贝尔奖宣布结果前，中国众多著名科学家联合呼吁，“中国科学家冲击诺贝尔奖是时候了！”六位著名大学校长认为诺贝尔奖相当于体育上的奥林匹克金牌，中国科学家应该有志气、有责任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应该承认，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无论是哪种社会制度，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政府决策和经济管理所依赖的力量。在中国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越来越需要经济学家的智慧，需要他们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提供理论、方法及模型。
但稍加审视也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学家一直被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缺位而困扰，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前，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版”被接受下来，成为中国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理论范式。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中国经济学界大都对西方经济学的新进展知之甚少，对新古典经济学也总是在当作批判对象时才提及。
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处于过渡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应地引发中国经济研究的空前繁荣局面。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总是处于被动求解的局面，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系统的经济学解释；另一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借鉴总体上还处于引进和介绍阶段。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已经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难解之“谜”，向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挑战，这实际上也是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经济学理论创新和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性机遇。只要众多的有志于此的经济学家共同努力，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取得重大建树，并立足于世界先进行列是可以期待的。总之，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把争取诺贝尔奖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二、重视发展经济学研究，是中国经济学家的首选目标
从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逻辑看，社会实践的需要、经济运行与发展进程之间内在矛盾暴露的程度、理论积累的深度，是经济学实现变革的三个客观的基本要素。中国经济学研究落后于发展实践的现实，意味着经济学在中国将要实现理论体系和内容上的大变革。但市场经济的实践在中国才刚刚全面展开，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进程中的许多矛盾尚未完全暴露，新旧体制之间的冲突还交织在一起。对此，中国经济学家大致有两种意见：
一是主张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内揉进有关市场经济理论。我们认为这种努力有可能在现有的状态下取得某些进展，但从基础理论本身的构建看，却难以取得理论体系上的突破。
二是主张以现行的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我们同意西方经济学应当成为研究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但中国经济结构和历史沉淀，使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完全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直接衔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现实已经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试图简单地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推导出政策性结论，也势必在现实中碰壁。
长期以来，经济学对于中国是一种外来的科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然而，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科学的外来性并不妨碍我们在吸收的基础上参与创造。我们不能重复那种照搬照抄外国经济学的错误。有的学者批判了过去照抄“苏联范式”的做法，即又倾向于模仿西方的经济理论。马克思在批判德国经济学时曾指出：“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他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中国经济学也曾经历过这个时期，现在这个时期该结束了。当前，与国外经济学的“接轨”的提法很时髦。有些人所谓“接轨”，实际上就是简单地把西方经济学一套现成体系搬过来。市场经济体制要接轨，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是否也要接轨，以及如何接轨，值得商榷。
我们的看法是，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加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上，注重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发掘，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思路。只有在理论上经过相当的积累，才是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有效途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能否为现代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的关键所在，为此，除了对制度进行定位和进行经济学分析外，重要的是应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置于突出位置。在这里，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所总结出来的市场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可以借鉴的，前提是要恰如其分地把它应用于对中国经济的特殊分析中。
有必要强调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是二战后国家的经济问题，是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刘易斯、阿马蒂亚·森等人都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中国发展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为此，中国有必要将“发展经济学”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建立“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基地，吸收全国有关人士进行研究和讨论，加强和加快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行、翻译和外销工作。特别应当注意加强由国家派出中国发展经济学家代表团赴欧美一些国家访问和讲学，重点应该访问美国科学院和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千方百计地将研究成果英译本转送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国家外国专家局甚至有必要每年出面邀请90年代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华讲学，并给以较高礼遇。
三、“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明确经济学对中国的改革方向有一定意义，但应避免其副作用
原则上说，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无国界的。如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经济学，世界上可能会出现100多种经济学。 如果经济学有国界之分，在本国适用的经济学理论，一旦越出国界，在别国就不再适用。那么，这样的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就值得怀疑了。经济学之所以无国界之分，一方面是由于各个不同国家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共同的，即都定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规律；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学采用抽象法研究经济关系，抽象层次比较高，把经济关系的国别特征舍弃掉，揭示经济关系内在的本质联系和普遍规律性。当然，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资料是具体的、现实的、具有国别特征的。经济学理论除了分析分工、货币、价值等这些最一般的经济关系外，也会从“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第2卷第103页）”这些具体的经济关系。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已不是作为研究起点的那种现实的、具体的经济关系，因而已不可能具有国别特征。
从4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来看，他们获奖的理由，或是因为建立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或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或是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领域，但都程度不同、角度各异地为当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独创性或奠基性的贡献。他们研究的范围从横的方面覆盖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四大部分；从纵向上包括了经济理论、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三个层面；从流派上涉及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瑞典学派、芝加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等欧美经济学众家之说。因此，“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明确经济学对中国的改革方向有一定意义，但不应使其成为拉大与西方经济学距离的一个术语，必须避免其副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始终存在着一种失之偏颇的看法，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是不可取的，可以借鉴与运用的只是那些具体的分析工具与一些针对实际问题的政策分析。其实，迄今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特点基本上是授给那些在经济学基础理论或方法上做出重要贡献，并因此而促进了经济在各领域内成功应用的“理论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家应从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成果中汲取有益的内容，借鉴其中某些共性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这些共性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因为他们是由一些外国人、由一些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人所发明和发展，就与我们无关，就不能成为我们基础理论，就无须我们认真地加以学习掌握。
如经济学的数学化。中国经济学家应当重视运用数学工具表述和论证经济理论，并注意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结合在一起用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学家以往多数著作只注重文字说明，缺乏数理分析，没有数量上的论证，提出的主张也只有方向性意见，而没有具体的“剂量”，可操作性不强。相比之下，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在经济学的数学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经济学的实用化。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中绝大多数都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相关。即使是从事抽象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对解决现实问题也不无意义。中国经济学家应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解决经济生活中各种现实问题方面有更多的作为，不能脱离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因素，单纯地就经济谈经济。
再如经济学的实证化。中国经济学家在开拓性研究的理解上往往局限于一种新观点的提出，至于这种新观点对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进一步发展的意义却常常不予深究。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问题的。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这些问题时，涉及到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和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超越价值判断，不能只停留在各种观点的提出上，而应该对这些新观点作更加深入的研究，进一步发展成为能够推动经济学进步的重大成果。这样才可以发现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从而使经济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有实质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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