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研究理论与惠特曼的同性恋诗歌_文学论文

性别研究理论与惠特曼的同性恋诗歌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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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理论的时代,风起云涌的政治活动和推陈出新的思潮理论不断冲击和质疑着西方文学的经典,使得经典不断地随时代潮流进行着调整、扩充和更新。《诺顿美国文学选集》这本美国文学的经典选集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由美国诺顿公司出版发行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是美国许多大学的英语专业学生的教科书或参考书。①根据经典的定义,“所有重要的专业著作,以及那些被大学纳入课程的精品教材都被称做经典”②,以及“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便是经典③,《诺顿美国文学选集》无疑是一部文学的经典。能够入选选集的作家、作品无异确定了其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新的理论和思潮使得文学批评家们对以前的许多传统经典作家、作品也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尤其是对作家们某些曾经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作品的价值给予了重新认识和评价。

在性别研究理论的影响下,惠特曼的一些诗歌被批评家重新认识和解读,并被录入了选集。在《诺顿美国文学选集》1979年第1版,1985年第2版和1989第3版这几个版本里,选文部分展现了惠特曼作为一名诗人的成长过程;选文的内容无一例外是歌颂对知识的追求、对美国土地和英雄的热爱和赞颂、歌颂自然、自由民主的精神、欣欣向荣的城市、废奴运动等符合传统的主流思想的诗作。而自1994年第4版始,首次收录并以课本的形式刊出了惠特曼写于19世纪50年代后期的直白地抒发和讲述自己对另一个男人的爱情组诗12首《带苔的活橡树》(Live Oak,with Moss)。

这些诗表达了诗人和爱人在一起时的私密的喜悦之情。这些诗歌是惠特曼最直接、最明晰的关于同性恋感情的描述,在诗歌完成的当时没能公开发表,而是变形为一系列《亚当的子孙》大约15首,以描述一个男子对女子的爱慕的面目出现。而后,组诗又以关于男性友爱的主题出现在《芦笛集》中。1994年第4版的文学选集收录了《带苔的活橡树》组诗,并将它列在《铭言集》之下。从隐藏、变形到尽量体现作者原来的创作意图,这一系列变化反映了时代变迁下性观念的改变,以及对同性恋现象和行为的理解、接受和宽容。

上述变化是美国文化多元主义又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得益于性别研究理论的发展。性别研究理论,又译“性属研究理论”,范围很广,涉及的学科很多,诸如社会学、心理学、医学,在文学与文学相关的文化层面上,其术语主要指的是“同性恋文化研究”,即围绕男性同性恋、女性同性恋以及所谓的“酷儿”所产生的文化想象和与此相关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近十年来,曾隶属于女权主义研究范畴之下的同性恋文化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新的理论产生于适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并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着影响。具体在文学研究方面,性别研究理论对文学作家和作品的研读及定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橡树组诗的主题是关于性和性爱,这也是惠特曼诗歌的一个主要且重要的主题。为了创作出真正具有美国民族特征的诗歌,惠特曼告诫自己必须抛弃欧洲文学传统和审美传统,必须推陈出新。他大胆地将性和性爱作为诗歌的主题磊落铺陈。他认为性是自然的力量,先于社会生活而存在并造就制度。他在1856年给爱默生的回信中这样写道:“这种像温吞水一样、淡淡的、温顺的爱情,在歌曲,小说等等之类的东西中有很多,并多到让人们作呕;关于男人之间的友谊,在美国随处可见,却没有在被发现的第一时刻成为铅字。我说男人或者女人的身体,这个主要的事物,迄今为止并没有在诗歌中得到充分的表达;得到表达的只是肉体和性欲。”④这封信后来成了惠特曼的写作宣言。

尽管大胆地公开表达他的写作理念,也写作出版了许多当时看来有悖伦理的“性诗”,但是对于自己创作的橡树组诗这一感情真挚缠绵的同性恋文本,惠特曼却不敢公开也不打算公开发表,他只是把它们认真地抄在笔记本上,而且注明只“宜于在临近死亡时仔细阅读”⑤。这组诗当时题为《带苔的活橡树》,后来改为《菖蒲叶》,最后才定为《芦笛》(或译《菖蒲》)。为了发表,惠特曼将诗的排列方式做了很大的改变并且修改了诗的部分内容,虽然只是稍稍改了一些用词,但是诗作对爱、失爱的叙述以及情感的恢复都被消减抹去,诗作的意图和感情都没有得到真实、完整和充分的体现。为了掩饰和模糊这种“病态”感情,他用“粘着性”来表述他发现的美国青年男子之间这种牢固得惊人的友情和挚爱。

虽然作者称这些诗为《十四行体》,说是写男性友爱的,但批评家们几乎一致认为其中流露着“同性爱的渴望”。而惠特曼采用“芦笛”这个象征性的名称作为这组诗的题目,也无不充满着暗示和象征的意义。诗人于1867年在英国出版诗选时曾这样解释:“‘芦笛’在这里是个普通的词;它是一种很粗大而带芳香的草,或者草根,叶片高三英尺——一般叫‘香菖蒲’,遍生于北部和中部各州……像我在书中借用的那种优美而幽雅的感觉,可能即由此而来,即由那种代表最粗壮最强韧的叶片的香菖蒲而来,以及由于它那新鲜的、芳香的、带刺激性的花球而来。”⑥有的批评家从香菖蒲花穗的形状着眼并加以引申,揭示它就是男人同性爱的象征,这样的文本分析和现在性别研究理论的文本解读策略如出一辙。英国作家约翰·阿·西蒙兹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他承认惠特曼在性爱方面存在着某种有异于传统观念的特点。到惠特曼晚年时,西蒙兹还几次写信向他询问《芦笛》组诗的真正意义,老诗人1890年8月19日回信说:“我真希望这些作品本身不要再被谈起,以免产生这样毫无理由的、当初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也从未证实过的病态的推测,而这些已由我否定过,并且显得是糟透了。”⑦驳斥所谓《芦笛》有同性恋情绪的说法,并声称自己有过非婚生子女。诗人信中“病态”两字很清楚地揭示了19世纪欧美社会对性的严厉管理和不甚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诗人在此情况下无奈的否认。随着美国与国际社会对于同性恋问题的认识,社会公众的认知也发生了转变。1975年,美国心理学会声明,不再将同性恋视为心理变态。而学术界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草叶集》中的同性恋,迄今已经得到了公众的理解和接受。1953年,弗雷德森·鲍尔斯首次将原稿组诗在《目录学研究》中印刷发行。手稿来自福吉尼亚大学克利夫顿·华勒·贝瑞特图书馆的情人节诗集。1994年第4版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首次以课本的形式出版了《带苔的活橡树》组诗,并将它抽调出《芦笛集》,列在《铭言集》之下。

《铭言集》是《草叶集》中的一个组诗,是对《草叶集》主旨的阐述和主要内容的提示,此诗更是主旨的概括乃至以后诸版的总纲,其核心是:从民主和全体的角度歌唱一个能够表现其时代和国家的包括肉体与精神两方面的个人。《铭言集》对于了解作者的中心思想和全部内容与结构非常重要。此外,铭言体例短小精悍,概括性强。《橡树》组诗就有这样的特点。文本的变迁毫无疑问强调了组诗的重要地位,体现了文学研究者在新的性别研究理论影响下的立场和行为,体现了性别问题的重新认知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和重大作用。

性属研究理论的发展要求人们将性的多重性放在它们各自的历史、物质和语境中去理解。解读惠特曼的组诗,我们可以发现组诗反映了西方性观念的变化进程。

《带苔的活橡树》起源于诗人1859-1860年试图建立起某种同性关系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组诗是由12首诗组成的,标题来源于其中的第二首。作者在路易斯安那看到一棵生机勃勃的橡树,孤孤单单的一树独立,只有青苔与它相伴。诗中的橡树是一个昂然屹立的刚健形象,但它是孤独的,周围“没有一个伙伴,没有爱人”。诗人从这棵树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折下一根上面缠绕着些许青苔的带叶的枝条,“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神奇的标记——我写下这组诗并以它命名”。诗作的标题,以一棵孤零零的与青苔伴生的橡树这个意象,隐喻了同性恋者在社会中的处境和地位,并以此贯穿全诗。

追溯一下西方的性观念谱系,性是西方的一个禁忌,尤其是在以清教主义作为主流思想的美国,除了生育繁衍以外的性都是不道德的。文学作品是不应该描写和歌颂性的,尤其是正面的、直白的描述,否则这种作品将被视为色情。在19世纪性受到严厉管制和压抑的时代,诗人对于一个男人的情感(被称为同性恋的情感)是另类的,连诗人内心也惴惴不安:“内心一些激烈而可怕的东西,我不敢将它诉诸于语言——甚至在这些诗歌中表达。”

同性恋常常被称为病态、性变态、精神异常、行为/思维障碍,甚至犯罪。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一部分同性恋者也这么看待自己,并惧于社会压力而藏身于密室,不敢公开自己的性身份,所以他们是孤单的、不为人所知的。像诗人眼中的橡树“独自一个站在那儿/青苔从枝条垂下/没有任何同伴”。

下面我们简略地领略一下组诗描写的伙伴之爱的福音的赞歌,爱的悲哀和快乐。

组诗第一首是一首艺术上很完整而富有特色的短诗。惠特曼用“火焰”、“海浪”、“高处播雨的云朵”等意象作为类比来突出写他炽烈的爱,和他对爱情的追求殷勤与执著不休,并以此隐喻两情相悦的幸福时刻。

第二首,用空旷原野的孤独橡树比拟同性恋者的处境,但诗人却表示了他不能没有“朋友”或“恋人”而生活的想法。诗人失掉了自己所爱的那个人,“那个我—缺少就无法满足自己的人”,而对方却“没有我也怡然自得”。诗人对此极为沮丧、烦忧、苦闷、伤痛,便退隐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第八首)独自苦苦思索:“受煎熬的时光——我猜想其他男人会不会经历同样的事情,失去心爱的感情?有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忧心忡忡——因为失去了他的朋友,他的爱人?”在这种孤独沮丧的心情下,诗人从那株活橡树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写照。他骄傲地觉得自己也像它那样“粗鲁、刚直而健壮”,但是对于它在孤独的境况中仍能欢乐地吐叶秀发感到难以理解,他需要朋友和他心目中的那种“伙伴之爱”。

第三首,诗人表达了自己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不是自己被国会山表扬”,“不是狂欢”,“也不是最想做的计划完成”,而是“我爱的朋友躺在我身边/在寂静中他的脸侧向我,清澈的月光在脸上闪亮/他的胳膊轻轻地搁在我的胸前——那一晚我快乐无比。”此诗激情饱满,形象真实动人。许多批评家认为此诗中必有诗人的实际经验。如布鲁姆所言,“无疑地,他(惠特曼)最深层的冲动是一种同性欲望,他关于异性激情的诗篇打动不了任何人,包括他自己。”⑧而诗中最后用的男性代词“他”,在称谓上称他的朋友和恋人,完全是一首情诗。

第四首,表达了一个同性恋者的渴望和思考:无论是德国、法国、西班牙,还是遥远的中国、印度或俄国,我能了解他们并像爱我自己同胞那样爱他们。第五首,诗人不再满足歌唱大自然的颂歌,因为“我找到了爱我的他,我和他,完美的爱情/……我和我爱的他一起,他和我一道/我们俩人在一起就足够了——我俩永不分离。”第六首,“你认为我会拿起笔来记录什么呢?/不是战舰……/不是过去的辉煌……/而是我今天在码头上所见的两个男人,和心爱的朋友告别。一个的手缠绕着另一人的脖子,激情地吻着他——而将离去的人将另一人紧紧抱在他的怀里。”第七首,吟唱诗人的最大的快乐,是“远离人群,在田野里,在树林里,在山冈上,/他和另一半,手牵手徜徉,缠绵,远离人群。/他,像他在街上漫步,将他的手环绕在他朋友强健的肩上——而他朋友的胳膊也搭在他的肩上。”

紧接第八首失恋之痛的描述后,第九首表达了一个同性恋者的向往:“我梦想着在一个梦想城市里,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哦,我看见他们温柔地爱着对方——我经常看见他们,有许多,手牵手散步/我希望那是健康朋友的城市——那儿没有什么东西比男人的爱恋更伟大/——它引导着其它的一切,/它每时每刻体现在城市男人间的行为上,在他们的眼神里,在他们的话语中。”

第十首描写了诗人对恋人的爱恋:“当我走到你的身边,或坐在你旁边,或跟你呆在同一个屋子里,/微弱的电火花在我心中起舞。”这种感情激烈而可怕。此首诗有作者对当时文学现状的抨击和无奈的反抗,作者不敢诉诸语言,但却仍写下以上的诗行。诗人的感情虽被世俗所否认而备受压抑,但真挚的情感喷薄而出,留在纸笔,历经岁月的冲刷和洗礼,最终成为经典积淀下来。

而诗人历经情感的波折,从受挫的感情中恢复过来,写下了平静的思考,感情更加成熟(第十二首):“对于年轻人来说,有许多东西要去吸收,去灌输、去发展,我教他/使他成为我的精灵,/但是如果流遍他身体的不是友谊的血液,炙热而鲜红——如果他/没有悄悄地被爱人们选择,也不悄悄地选择爱人们——那他/寻找着成为我的精灵,又有什么意义呢?”

组诗的以上各篇什用模糊暧昧的意象和迂回隐约的暗示来表达诗人真情实感和思想,这些意象足以让人产生各种想象,这些不光因为表达感情的需要,更是诗人在19世纪的历史环境下的策略和技巧。诗人那种热烈而出以温柔的情感,有时含蓄到近似“腼腆”的表达神态,与他那些理智而明快的描写异性的诗相对比,批评家们断言这才是惠特曼的真正的“情诗”。

性别和性的内容构成了19世纪批评家和读者诟厉他的诗歌猥亵粗俗的原因之一。然而时过境迁,进入20世纪之后,惠特曼有关性别与性的主题又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资源之一。而同性恋如今也已不再被视为一种游离于主流的固定的性形式之外的边缘现象,不再被视为旧式病理模式所谓的正常性欲的变异,也不再被视为北美多元主义所谓的对生活方式的另一种选择,男女同性恋已被重新定义为他们自身权利的性与文化的形式,即使它还没有定形,还不得不依赖现存的话语方式。

揭示、理解和接受惠特曼诗歌中的同性恋情感并不影响其作为美国最重要、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的地位和影响,相反对于性观念的多重性的理解和揭示,进一步增强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以及对整个美国社会、整个人类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不管同性的爱、异性的爱,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真实的存在和感情,对于它们的诗赞和歌颂都如惠特曼理念所表达的,爱是一种凝聚力,所以他要终生加以宣扬和歌颂。惠特曼被认为是“美国经典的核心”,“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没有一位西方诗人,……其影响能超过惠特曼或狄金森”⑨。

今天人们再看橡树组诗,会说这响起于孤独、受伤或禁欲的心灵之中,响起于带有惠特曼色彩的想象性的文学中的声音,雄浑地发出了被主流文化忽视的美国人的声音。

注释:

①参看美国许多大学网站“textbook”栏目。

②刘意青“经典”,载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页。

③⑧⑨[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康宁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第211-212页,第204页。

④Walt Whitman."Letter to Ralph Waldo Emerson",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6 th ed.Vol.C.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3,p.89.

⑤⑥⑦李野光主编:《惠特曼名作欣赏》,第106-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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