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自我封闭的王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国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走出自我封闭的王国，这是当今学术研究的当务之急。在学术争鸣中，我们要注意摒弃和防止不同形式的自我封闭现象，要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作者在文中提到的“二世现象”和“始皇现象”，的确是发人深省的。
改革开放，不仅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而且也使我国的理论工作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新时代。
八十年代以前，由于我们处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中，理论工作也一直处在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盲目性中。所以，虽然五十年代中期中央便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政策，但在“文化大革命”前却从来没有实现过。因为，按照当时的看法，所谓百家，实质上只有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和资产阶级一家。所谓争鸣，无非是为了“教育”人而树立一些反面教员；或者说，为了肥田而除一点毒草。在这种情况下，何来争鸣之可言呢？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国外的先进科技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我们引进了，国外的多种主义和思想进来了。如果说，以往实际上我们只承认一种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生存权，那么，今天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多种主义的生存权了，也就是说，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多元的世界正在形成，或者说，多种主义争鸣的局面正在形成。不过，我们肯不肯承认这个事实，敢不敢承认这个事实，似乎还有点问题。直到九十年代初，“多元”一词还是忌讳的。今天虽然不再公开谈不能用了，用之似乎仍有制造混乱的嫌疑。在我看来，这便是十多年来理论工作步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名言：“党外无党，帝皇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如果在政治领域中尚且如此，那么在学术领域中则更是如此了。在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内，都不可能由一个学派包打天下；在任何一个学派内也不会是铁板一块，没有不同的意见。
这种情况，在哲学学科中比在别的学科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各门学科所研究的都是某种给定的对象。如生物学所研究的是生物现象，它并没有必要先去证明生物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然后再去研究其特性和规律。哲学却必须追问自己研究对象的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所以，现代生物学不会再问自己：生物学研究什么？但现代哲学却仍如两千年前一样，在追问哲学研究什么？人们可能会这样想，如果两千多年来，始终在追问自己研究什么，这岂不是在原地踏步吗？还有什么进步可言呢？而哲学的进步恰恰便表现在这里，即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答案中。所以，学习哲学的人，一定要学习历史上重要的哲学理论（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否则便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学；学习生物学的则不然，不必从学习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开始，便可直接学习现代分子生物学。
既然科学中不同观点的存在是必然的，是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事实，那么，百家争鸣便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违背了这一客观规律（不管人们当时的主观愿望如何），只会造成对科学工作的破坏，只能形成倒退。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不仅仅是理论分析的逻辑结论，也是很多人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所以，多元的局面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问题仅仅在于我们能不能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它。
不要以为承认了多元的局面，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丧失了自己的立场了。承认一种客观事实是一回事，对这一客观事实持何种态度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因为我们对这一客观事实持否定态度，便否定这一事实的存在，这不是背离了唯物主义、陷入了主观主义吗？
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这不是主观不主观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有自己的立场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会对客观事实视而不见呢？抽象地说，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从真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迷梦中清醒过来。
五、六十年代，在我国的哲学界，甚至整个理论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看法，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唯一正确的哲学。如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各家各派的哲学，可能还有点合理因素的话，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的其他各种哲学，便没有任何合理的内容可言了。真理已经集中在一家，除此以外的各家，当然都只有谬误了，因此，对它们便无争鸣之可言，只有“批倒批臭”了。当时，对这种情况，我们都没有觉得其中有什么不妥之处，反而认为这是革命性的表现。所以，这种片面性便越演越烈，到了所谓“文化大革命”中，便把这种片面性推到了极端。这场否定一切的所谓“革命”，对我国的文化、经济，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了至今还难以估量的破坏。
物极必反，错误走到了极端，它会帮助一些人从中觉醒过来，促使他们去重新思索：这种否定一切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吗？
不过，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这种物极必反又可能反到另一极端，即对否定者的否定。八十年代中上叶出现的所谓“信仰危机”，就是这种极端的典型表现。即原来的“绝对真理”在相当多的一部份人那里，一下子变成令人厌恶的谬误了。
所谓否定一切，其实就是宣布否定者便是绝对真理的化身。但是，这种观点恰恰便是前马克思主义的、非常陈旧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般的情况始终是这样：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便宣布前此的一切哲学都是错的。只有它才是唯一正确的。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曾形象化地说，哲学史就这样成了古尸陈列馆，在这里，充满了已经被推翻了和已经死亡了的体系；而且每一个这种自称发现了永恒真理和永恒正义的新体系，不久又被宣布为谬误，也被送进了古尸陈列馆。……这样，哲学史便成了死亡体系的王国。那些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走的道路，其实就是这条通向死亡体系王国的道路，它能不损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群众中的威信吗！
说得严重一点，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恩格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谈到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意义时，曾经指出：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一个哲学体系可能是绝对真理总和的幻想，这就是因为黑格尔哲学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按照辩证的观点，真理不是表现为一个或一堆结论，真理是个过程。当然，黑格尔并没有能把这一革命精神贯彻到底，所以才产生了通常所说的体系与方法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恰恰便充分发扬了这一革命精神，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年代谈过，这一新思潮的优点，就在于它不是要颁布适合于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的永恒真理的教导，而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结束真理，它只是指出了一条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真理的道路。
所以要想发展马克思主义，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一定要把自己的眼光放宽些，要多了解一点别的学派的观点。毛泽东在谈到团结问题时曾说过，一个人要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要听取反对过自己，又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的意见。我以为，这一精神也适用于学术争鸣。因为，这既体现了某种宽容精神，又没有放弃原则。如果一个人在争鸣中能持这种取彼之长补己之短的态度，它必然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走出自我封闭的王国，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发展的当务之急。从客观形势看，在这个大众传播媒介日益广泛深入的时代，要封闭是封闭不住了。但是有个别人在绝对真理的王国中，过惯了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生活，对这一大好形势，总觉得有点格格不入，有点怨气想吐，但是没有这样的客观氛围，于是便设法放点暗箭，喷点毒汁，对这种人，我们只能说：不破坏自己学者、教授的面貌，不是可以活得更轻松一点吗？
我们关心的是青年人。在博士论文答辩中我觉得有两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一种存在于研究西方哲学博士论文中，我把它称为“二世现象”，即学什么便信什么。学习海德格尔，就要成为海德格尔二世。这些同志念书念得很细，很踏实，这与以前书也没有看过，便对之进行批判相比，是个非常重要的进步。谦虚踏实是对的，但为什么不能同时有点“彼可取而代之”的战略眼光呢？没有这种战略眼光，严格说来，就不能算是研究。研究就是要有创新。我相信这种现象是暂时的。另一种现象，我把它叫作“始皇现象”。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论文中。这些同志仍然固守大一统的观念。他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不作一点比较研究，冥思苦想，创造一点新概念，然后便进行铺陈推演，说是填补了什么什么空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我颇不同意。我总要劝这些青年朋友多读一点书，有雄心壮志是好的、对的，但是，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是不容易的，不要以为提几个新名词，就有了新理论了。现在报刊上有些热闹的争论，实际上其思维方式和理论内容，并没有什么根本分歧，只是名词的争论。围绕所谓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这种性质的争论。
这两种倾向正是两种自我封闭。扬弃这两种片面性，把刻苦钻研和勇于创新的精神结合起来，我们的哲学就会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