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对人口控制的滞后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效应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和确立，人口控制体制如何确定？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本文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时间相对较长，加上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口控制的重点和难点仍然在农村。因此，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不等于其约束人口的作用能够完全实现。控制人口发展，还必须人为地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 市场经济 人口控制 滞后效应 人口 劳动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逐渐趋向完善，人口控制体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一种乐观的看法认为：今后人口控制将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工资率等市场机制的作用来有效地制约并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以达到少生优生、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宏观目标。笔者认为，从长时期的发展趋势看，完善的市场经济将有助于人口生育行为的转变。“但经济与人口的关系从来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否并不能直接对人口控制起作用。由宏观的经济体制的变革，到决定微观企业的运转机制，要求相应的劳动资源的供给，再进而影响到家庭生育过程，是一个相对曲折和漫长的过程，其间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以达到能有效约束并激励家庭生育的目标，将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对人们生育行为的误导性；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到人口再生产应适应市场需求而发生转变，其间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问题在于市场经济的制约和影响作用是有限的。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以市场经济约束激励人口机制之效应，期望值不宜过高，而应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1、市场经济能够约束人口的基本条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对人口再生产的误导分析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一，生产力水平较低，地区、城乡等区域经济差异明显，分布极不均衡；其二，我国是农业大国，就全国情况分析，还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阶段；其三，建国四十多年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其间经历了几次反复。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体制，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就法律制度方面分析，都还有相当差距。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过程中，其对家庭生育行为发出的信息也是较为模糊多变、不确定的。
1.1 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还需要较长时期的探索和努力。
市场经济从建立到发展、成熟、完善需要一个相当的时期。即使一个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有意识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发育，至少也需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得以实现。因此，在短期内，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能是在其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对局部经济领域而言。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仍将主要靠政府的宏观政策调节。我们所能期望于市场的，只能是辅助作用。我国目前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市场体系很不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包括生产资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缺乏良好的组织，市场信息既不灵敏也不准确，市场价格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难以成为评估和决策的依据。
1.1.1 市场经济的城乡差异、二元式经济结构，不利于在农村建立、强化市场——人口约束机制。
中国人口控制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而中国的农村经济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集体化道路”，其小农经济的基础并未受到动摇，自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至今，农村小农经济又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甚至加强。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虽然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冲击，但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如土地、工具等家庭占有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等，市场经济要最终取代小农经济也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无疑是促使农村人口超生、重男轻女的一个根本原因。
1.1.2 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不能及时、准确地传递劳动力需求信息。
市场经济是通过劳动市场的劳动供求状况、就业率、工资率等要素的变化来引导人们的生育决策的。它要求——劳动供求、就业率、工资能灵敏、准确地反映社会对不同劳动力的需求和劳动力为社会所提供的劳动的社会价值；主要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等。
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条块分割、地区分割仍部分存在，而农村以家庭为主的就业方式，也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统一的开放的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完善也需要有一个历史过程。而不完善的分割式的劳动力市场，无法传递准确的劳动供求信息和实际需求。另外，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干予仍嫌过多，还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劳动力竞争。在城市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都存在着冗员过多的问题，“只进不出”的人事制度，使机关、学校、企业内大量存在着“隐蔽性失业人口”，需要的人才难以进，而不需要的人员又无法出，尤其是一些亏损企业，不得不用国家贷款来雇佣工人并发放工资等等。这一切，从表面上看，似提高了就业率水平，但在实际上，却歪曲了劳动力供求信息，掩盖了劳动力供＞求的矛盾。
1.2 相对于人口控制而言，市场经济能起到约束作用的基本条件分析。
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不等于其约束人口的作用能够完全实现。控制人口发展还需要依赖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国民素质相对低下的情况下起步的。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的文盲率高达15.8%，小学文化程度占37.2%，且其中多数人实际并未达到小学文化程度，二者合计，53%的国民只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或文盲。诚然，文化程度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智力，但文化水准却完全可以限制个人获取各种信息并做出综合判断的能力，尤其是在高科技时代，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独立的“经济人”，要对纷繁复杂的市场作出比较准确的近期判断和远期预测，不具备相应的文化知识，是很困难的。市场经济能够约束人口的再生产，其一重要的假设就是：每一“经济人”有能力了解多样信息并做出综合判断，在此基础上对家庭的生育做出明智而长远的决策。而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经济人”的素质和决策能力实在令人担忧。这是导致生育行为急功近利和短视的重要原因。因此，尽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措施日益健全，然而仍累有废弃孩子的学业、把未成年人推向市场赚钱的事发生，甚而有“产子专业户”等现象的出现。
一般说来，只有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之上，市场约束机制才会有效地发挥作用。对一个家庭来说，只有当其收入在满足自身生存同时有所结余的情况下，才有选择不同消费的可能，才有对生育孩子数量和培养子女质量的不同追求。中外人口学家在对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因收入水平提高导致生育率自发下降”存在着一临界线。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促使生育率的上升，只有在达到或超过临界线后，生育率才会下降。此中，对临界点的标识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至低为人均年收入1，500元人民币是临界点。以中等水平的河北农村为例，1990年人均年收入仅为621.67元。在我国西北、西南等老少边穷地区，仍有几千万人口处于贫困之中，其温饱问题还未解决。由此推测，在我国这样一个以农为主的大国，距离生育率自发下降的临界点其差异是很大的。
综上分析，如果我们期待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并以此对全体国民的生育行为起一定的作用，必须要经过这样几个阶段：第一，市场经济体制的自我完善，这个时期，至少需要20年。第二，脱贫阶段，消除贫困人口，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并使全体国民人均年收入达到并超过1500元，这是一个硬指标。其中，还必须把通货膨胀率计算在内。第三，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使80%的国民尤其是后继者达到初中文化程度（15岁以上人口）。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2、从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到人口再生产的相对适应，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效应
欧洲市场经济的完善大约在十八世纪中期，而生育率持续的大幅度的下降却滞后于十九世纪，其间经历了20-30年。
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完成了生育率的持续下降的国家为例，其市场经济的完善和生育率的下降，也不是同步进行的，也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这是因为，人力资源不同于其它物质资源，人的社会属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人”，价值规律在协调劳动力的生产及供给时，必须经过每个家庭或每个成年人的综合价值判断。此中至少应考虑以下因素：传统的文化及生育观、宗教信仰、社会及家族需要、心理满足等，这就使得生育的价值判断复杂起来，偏离了简单的“经济价值”。或者说价值规律在协调人口生育方面是打了折扣的，而且往往以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
市场经济的确立，并不能直接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人们生育观的改变只能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影响，进而引导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除了少数的先哲圣人外，人们由于习惯及传统的制约，观念的转变往往落后于经济体制的革命，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具有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其传统的阻力是不可低估的。
人口再生产的周期较长。对于生育主体来讲，所能获取的只是现在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而他所要协调的又是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其间存在着一个劳动力培养周期，这个周期至少需要16年。而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判断，对于每个家庭又是各不相同的。如果不能对未来劳动力市场形成一个准确而明智的概念，那么人们更倾向于把现在市场当做未来市场并形成一种模式。这样就使劳动力的培养即人口再生产远远落后于技术进步和经济体制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对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而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人口生育行为的转变，至少落后了这样三个阶段：第一，生育主体对生育孩子的综合价值判断与孩子经济价值相一致的时间。第二，生育观适应市场经济而需要转变的时间。第三，现在劳动力市场与未来劳动力市场相统一的时间。
3.人口再生产的相对独立性及市场经济对人口控制的局限性
人口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共同构成了社会生产，二者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关系。但，人口生产不等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二者是相互独立、共同发展的。人口的生产有其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是不能完全用物质资料的生产理论和规律来解释的。同样，市场经济机制对其制约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这主要表现在：
3.1 在同一经济体制下，有不同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在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如原苏联，其欧洲部分出生率下降实现了人口转变，然而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出生率水平却仍然很高。再如中国大陆，其生育率的地区性差异，几乎可以涵盖世界上不同类型的所有生育模式。在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其差异也相当大。如在南美洲和北美洲，美国的白人和黑人，西欧与东亚，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其差异体现在诸多方面，诸如对子女数量和质量的选择、性别偏好等，进而影响并决定了其不同的人口再生产类型。
3.2 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也会产生相同的人口问题。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南美、非洲、亚洲等，不论其经济体制的差异如何，都存在着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在原社会主义的东欧也出现了和西欧同样的人口减少的困扰；对男性偏好而产生的性别比偏高的人口结构问题，同时出现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体制的我国大陆、台湾地区和韩国。
3.3 抛却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的不同，世界上绝对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相应的人口政策并贯彻实施。可以这样说，相对于历史的进步，世界各国对人口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都加强了。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不足以完全依赖其自身的经济机制来有效地调控人口的生产，必须借助一定的外部力量。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对人口再生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相对于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可以产生不同甚或截然相反的市场——人口效应。如期望市场经济对人口产生积极的正效应，必须首先具备以下条件，即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人均收入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和相应的上层建筑等意识领域的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才会实现人口再生产的转变。反之则相反。在一个市场机制不健全，生产力水平低，人民贫困，且普遍受教育不足的社会里，市场予人口的负影响不可忽视。用简单的图示方法表述如下。
从图示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建立对人口控制存在着正负效应。从近期看，负效应明显，尤其是针对人口控制的薄弱环节如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其负效应大于正效应；从长远看，在一些经济发达、人口素质较高的地区，正效应有逐渐增强的趋势，但最后取代负效应并占主导地位，还需经较长时间的发展。
谈到市场经济对人口控制的滞后效应，并不否认市场经济对人口生产的制约和影响，也承认最终人口生产需要和物质资料的生产相适应，即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一定的经济体制相协调。但不能把未来成熟的市场机制对人口控制的积极作用看作是现在发生的，也不应忽视市场机制建立及完善过程中对生育行为的误导性，更不应片面认为市场机制是万能的，而忽视政府对人口生产的宏观调控。总而言之，市场经济体制从建立到完善的较长时期里，人口的宏观调控不仅不应削弱，相反还应加强。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其宏观调控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只不过是在新的情况下，所要解决的人口问题随时可能出现新的变化，需要我们新的调控政策和手段而已。我们所要关注的不是现行的人口管理体制应否存在的问题，而是应对此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
4、与市场经济接轨，计划生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及发展模式
关于这一问题，大部分人口学家已达成共识，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我国计划生育管理手段和方法的调整，主要是应该逐步建立起社会约束、利益导向、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人口发展控制模式。逐步加大利益调节的范围和力度，使以社会约束为主转变到以社会约束和利益调节相结合的管理机制上来，使计划生育家庭得到更多的实惠，对超生家庭实行利益诱导，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力量。
当前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4.1 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整，构筑积极有效的经济——人口约束机制。
在市场经济的初创和发展阶段，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不应削弱，以保护市场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通过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和必要的计划指标，积极干予国民收入的分配，使个人收入明朗化和公平化，从而与社会期望相符。实现按劳分配，使个人收入真正体现其劳动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体现社会进步对不同的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缩小工农剪刀差、遏制部分人的不正当收入，同时，进一步解决脑体倒挂问题，使劳动力市场真正体现劳动力供求和劳动力价值。
4.2 重视并发展全民九年制义务教育，不断提高国民素质。这已是老生常谈。但没有人口素质的提高，“市场经济”、“计划生育”等等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没有自身的活力和能动性，很难真正、持续的发展下去。“一切问题，说到底只是人的素质问题。”
4.3 增加计划生育投入，并使计划生育投入的产出模式向利益诱导机制倾斜。
我国计划生育投入较低，按人口平均的国家财政对计划生育的拨款很少。据估计，我国计划生育财力投入大约仅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3%左右，我国计划生育国家财政拨款大约仅占我国国家财政总支出04%左右，我国按人口平均财政对计划生育的拨款，目前还不到2元人民币。（吴忠观，1994。）同期，据亚洲议员会议材料，在亚洲每年用于计划生育项目的费用，按每年育龄妇女计算平均已增至3美元（1980年）相比之下，以美元兑人民币1：7计算，中国每个育龄妇女平均计划生育费用至少应为17元人民币。198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世界人口报告也建议“对计划生育的投资，有关国家应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使计划生育有优先发展权”，据此，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计划生育投入应逐渐增加。
收稿日期：1994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