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人民主体观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人类凭借理性的力量迅速、广泛地改变着客体世界。人类在为自己所征服和驾驭的自然力兴奋不已的同时，却又越来越严重地被日益尖锐化了的人的异化问题所困扰。在高度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中，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和思考着诸如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人的生存意义、人类的命运、现代经济价值取向中人的尺度，以及对人生的终极关怀等一系列问题。本世纪初以来，西方现代人本主义的勃兴便是这种忧虑在感情上的渲泄和在理论上的思考。虽然西方现代人本主义诸多流派在某些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对人的主体性的研究和关注，但仅就他们把个人的主体性作为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概念之一这一点来看，东方文明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就显示出更多的潜力。人类注定要带着这个困扰了自己百余年的难题进入一个更加难以捉摸的新世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理由自信，面对着这个跨世纪的难题，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这是他们对人类前途保持乐观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
就理论渊源来看，毛泽东有关人民主体性的思想首先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次吸取了中国传统人论中的精华。理论上的渊源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融合，形成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明显区别于西方个人主体性的主体观——人民主体观，它鲜明而深刻地体现于毛泽东所创立和倡导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之中。
毛泽东的人民主体观，可以用他的两句话进行最简练的概括：一句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另一句是“为人民服务”，即“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以人民主体观为核心，毛泽东又展开了其他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思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原则，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等等。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直至晚年，不管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哪些变化，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于人民始终是他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全部理论与实践的基石，这甚至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他的潜意识之中。正是这种坚定的信仰，使他不论在多么强大的敌人面前，在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着一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和自信，永远充满着一种“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气魄和豪情。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的这种主体观充分地体现在人民战争的理论与实践之中。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主体现又具体化为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信心及一系列工作方针、方法。与一般的现代化理论不同，他充分地估计到了人民的主体性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搞社会主义的关键仍然在于调动、发挥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1956年前后，在他决心探索出一条区别于苏联模式的建设道路时所著的许多名篇，实际上也就是人民主体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展开和运用。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开宗明义地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这样一个基本方针，而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探索之初，毛泽东已经明显地感到，同样是搞社会主义，但却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上而下、冷冷清清、慢慢吞吞、死气沉沉，另一条是发动群众、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他甚至因此预言，因为有群众路线，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来得早。这些观点虽然失之偏颇，但其中所包含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合理内核，至今仍然是我们必须珍视的财富。
由于对苏联模式的不满，以及囿于当时的条件还难以把这种认识上升到体制和体制改革这样的高度，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体制外解决传统体制的弊端，“大跃进”就是这种思路的一次巨大尝试。在纠正“大跃进”错误时，他一方面严厉地批判了“左”的错误，一方面又对它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生怕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即使在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时，他主观上仍然认为是在捍卫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来反对“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主义者”，改善干群关系，提高群众的觉悟水平。他强调“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1 〕在论及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指导思想时，他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2〕他未曾料到的是，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法是实现不了党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初衷的。
在毛泽东的人民主体观中，也包含了对作为个体的人的丰富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理解明显地区别于西方的人文精神。它不像西方文化那样刻意强调人的独立的个体地位，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的自由、平等、尊严和权利，而是习惯于从社会的、人际的关系中来确定个人的地位，把人看作是群体的分子，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伦理属性。毛泽东继承并改造了中国文化传统中人论的优秀成果。在他看来，人应该是有理想、尚气节、重道德、讲操守、求奋斗而轻物欲、绝私利、弃萎靡、鄙庸俗的。他先后倡导全党全国人民学习的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等典型人物身上，都体现出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志存高远、心怀天下的崇高人生价值追求。他不仅希望“六亿神州尽舜尧”，而且要求人人都能文能武、亦工亦农、全面发展，并毕生致力于造就这样一代共产主义新人。他认为，这样的新人作为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其巨大的主观能动性和反作用将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新人不仅是理想社会的创建者，也是这种社会的基础。为了造就这样一代新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投身三大革命实践，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自己，经常进行包括整风、社教等各种形式的思想教育运动，改造世界观。毛泽东对当代西方国家人的存在状况及发展趋势表现出深刻的不满和忧虑。他认为，西方国家虽然有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富足优越的生活，但广大人民群众却并未因此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富裕的生活使他们失去了革命的主体精神，所以“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他认为，仅靠富裕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人生的终极目的。唯利是图、物欲横流、尔虞我诈、道德沦丧的西方社会中充斥着贪婪、丑恶、颓废和庸俗，那些家资亿万的精神乞丐和衣冠楚楚的道德侏儒，不过是金钱的奴隶和物欲的仆从，他们也没有自由可言。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不仅典型地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中一种普遍的看法，而且在一定范围里反映了许多西方人对西方“现代病”的忧虑和思考。本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等人本主义思潮对西方社会的抨击，诸如“最病态的社会”、“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异化综合症”（弗洛姆）、“世界主人正在变成技术奴隶”（斯宾格勒）等等，好像不过是用他们特有的专业语言回应毛泽东的某些批判，尽管二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大相径庭。
毛泽东的人民主体观思想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潜在的主体变成现实的主体，使中国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实现了跨越几个世纪的飞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公有制的实现，使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体。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止步不前。他正确地看到，人民主体性的实现，不是一个可以一次性和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着一个如何在新的基础上调动、发挥和保护人民积极性，不断实现其主体性的问题。为此，他又以其特有的勇气、魄力和执著的追求精神，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探索和试验。毛泽东的实践，取得了一些成功，并使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了一些鲜明的特点，如群众路线、党群干群关系，以及各种频繁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模式，激进地反对官僚主义，等等。但在晚年，由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严重失误，他的实践越来越远离了他的初衷。在毛泽东认为“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的“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的主体性恰恰表现为对这场“大革命”的抵制和斗争。这种历史悲剧表明，人民主体性的实现，除了把它理解为一种动态的、不断发展的状态外，还必须明确这种发展的内在依据和条件，及其实现的各种具体形式。
二
人民主体观是一种基本层次上的哲学范畴，它指人（主体）在认识和改造客体对象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主的地位和性质。这种自主性突出地表现为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现代，它又具体地表现为人的独立思考、积极参与、自我决定及对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精神。当然，这一切都要以人对客体的正确认识——改造为前提。
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主体性的实现与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发展过程。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基本特征，一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是计划经济。公有制使全体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计划经济克服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使生产能根据社会的需要进行合理的规划，从而使主体的能动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实践已经证明，这种体制可以使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迅速、有效地调动、配置各种社会资源，在短时间里完成恢复经济、农业改造、工业积累等项重大任务，实现经济起飞。在发展的某一阶段，计划体制的确充分地表现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法学角度看，广大劳动者已被确定为国家的主人，但从他们实际上的社会成员地位和消费者角度来看，事实上往往从属于政府及其各级行政机构、组织，缺乏独立的决策权、选择权。在当时的条件下，劳动者个人的主体性，只能而且必须通过权威而周密的指令性计划来实现，只能通过国家及其各级行政组织这种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民众科学文化素质低下的情况下，严格的计划体制确实是实现人民主体性的必要过渡。
但由此却发展了一种认识，即公有制与计划的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突出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越有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有赖于生产关系不断向其高级阶段发展，这曾经几乎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识。这种认识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弱点，即忽视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公有制程度的制约。它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把社会主义国家某一阶段的成功实践绝对化，在实践中引发了越来越多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忽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片面地追求生产关系的“公”与“纯”，结果却导致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疏离和公有制在某种程度上的“虚置”。在生产力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商品经济日趋活跃的时代，固守高度集中和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否认价值规律和市场的调节作用，实际上削弱了劳动者在诸如就业、分配和消费等各方面的选择权，限制了他们参与企业和国家管理方面的决策权。众多的企业和无数的劳动者在自上而下的层层行政权力面前，往往成为消极被动的客体。企业缺乏必要的权力、动力和财力，劳动者被动地依附于各级各类行政或行政化的组织，其主体性、创造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这是传统体制经济效率递减、政治生活中民主流失的基本原因。这时，不论怎样良好的动机，也不论怎样充分的政治动员和道德宣传，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都会受到严重的束缚。巩固和发展人民主体性的愿望，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改革才能实现。
毛泽东对传统体制中的一些弊端已经有所觉察，他强烈地希望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走出一条新路，但他的努力——其中包括一些带有强烈反传统色彩的运动——却往往未能超出传统的基本框架。例如，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解中，虽然毛泽东提出过不少新颖独到的见解，但从总体上来看，他仍未能超出流行的传统观点。1955年，他就肯定了“大社的优越性”；1958年，他又把人民公社的特征概括为“一大二公”，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赞扬。他未曾料到的是，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程度，生产关系越“公”越“纯”，企业和劳动者的自主权就越小，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就越松散，人的主体性就越难以发挥。
又例如，毛泽东对苏联刻板的计划经济并不欣赏，认为它束缚了地方和群众的积极性。但是，由于对现代经济缺乏足够的了解以及对纯洁的社会主义的追求，出于对商品经济负面影响的过分忧虑，他低估了物质利益对于发挥主体性所能产生的巨大能量。这种忧虑反映出对社会公正、理想人格、道德价值的追求，对于补救现代社会的缺陷具有深远的意义，但它同时也反映出对生产力决定意义的某种忽视。这样，毛泽东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民主体性的强烈愿望失去了一项基本的动力。
毛泽东一生都在作调动人民积极性、实现人民主体性的文章。他的伟大建树及晚年的失误告诉我们，主体性的实现虽然包含着主观与理想的因素，但它首先是一个必须让主体与客体一致的问题。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从物质层面来看，这十多年来的成就表现为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高；从人文角度看，一个突出表现是我国人民的主体性不断发展，主体意识不断增强。
作为毛泽东的战友，邓小平深刻地领会和准确地把握了毛泽东人民主体现的精髓。他多次对党的群众观点作出了独到、深刻的阐发。邓小平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从理论上对人民主体观的阐述，更在于他顺应时代潮流，不断推进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从而创造和发展了使人民主体性得以实现的条件和形式。
从人的解放和人民主体性实现的角度看，作为中国改革突破口的农村包产到户具有一种深刻的启发意义。50年代中后期，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久，就出现了农民实行包产到户一类的自发要求，但均被当成是“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压制下去。毛泽东也知道，包产到户几次兴起都是农民的自发要求。按照他一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作风，他本应对此采取理解与支持的态度，但这次他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表示：“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3〕
出现这种反常的情况，是因为在毛泽东的思想深处，除了群众观点之外，还有一个或许更为根本的原则，那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和认识。对社会主义“公”和“纯”的追求，很容易使他把包产到户看作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对生产力决定意义缺乏认识，使他对社会主义中平等观、道德观、价值观及主体观的理解中难以避免某些超时代的成分。“文化大革命”之后，包产到户再次被中国农民自发地提出，但这一次它成了伟大的中国改革的激昂前奏。包产到户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使他们成为生产的主人和现实的主体。这是他们继土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所得到的又一次解放。接踵而至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激发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改革把人民的主体性从传统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改革也从这种主体性中获得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当邓小平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基本思路以后，他实际上就已奠定了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里坚持和发展人民主体性原则的科学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有关人民主体观的又一次飞跃。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必须通过强化国家的主体性及强有力的中央计划经济才能得以实现，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有了一定发展后，人民主体性的实现则需要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经营者自身的主体性及相互间的自由协议和平等竞争）外，又以其公有制的基础地位、按劳分配、国家的计划调控以及集体主义、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等重要特征区别于资本主义。这些基本属性既使它有可能继承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使它避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的主体性的流失和异化，从而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实现人的主体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不仅可以通过国家这种人民主体的特殊形式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而且可以在具体的微观领域中，摆脱不必要的行政权力束缚，依据责、权、利统一的原则成为独立自主的行为主体，直接从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生产经营活动。这样一种经济运行机制，除了宏观上能够最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外，还内在地要求作为市场主体和基础的企业重新审视和解决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一系列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生产者的自主性、创造性，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从而为发挥劳动者的主体性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和前景。
与高度集中、包罗万象的计划经济不同，这种主体性的实现，不仅要依靠政治动员、思想教育和道德教化的作用，而且有赖于利益机制的驱动和竞争机制的压力。与资本主义更为不同的是，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基础上，有社会主义理想、道德和价值观的制约与引导，这种主体性既不会被狭隘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所异化，也不会因高科技的发展而湮灭。这种精神上的价值追求和利益上的驱动合力所造就的人民主体性，是动力与约束、理想与现实、人文目标与功利目标、精神与物质、目前与长远的统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的改革是从扩大生产经营者的自主权开始的。这一开端昭示了改革与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关系，预示了改革对人的解放的意义和前景。从经济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企业和生产者获得自主权；从哲学上看，这就是人的解放，是人的主体性在更高层次上的实现。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的主体性因私有制的消灭而获得了第一次解放，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则使人的主体性因摆脱了传统体制而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四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后起步的，这就决定了在我国改革的初始阶段，主要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推动。
在这一阶段，邓小平对人民主体性的确认和发挥，主要表现为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热情地肯定和坚决地支持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里，一个突出的事例是他对作为中国改革突破口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肯定和支持。他曾谈到：“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4〕他还说过，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 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改革之初，困难重重，要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要冲破各种陈旧观念的束缚，在这个历史性的转折关头，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种勇气从何而来呢？他回答说，这个勇气是建筑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的。
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订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作为各项工作的一个基本着眼点。所不同的是，邓小平在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了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又一次新的飞跃。正是这种新的历史高度，使他能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上来认识和把握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把人民主体性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结合起来，与社会主义的改革结合起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诸如联产承包一类重大实践证明，人民的主体性推动了改革，而改革又进一步使这种主体性成为现实，得到发展。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发展，自上而下的自觉指导逐渐成为主要的推进方式。这时，不断地更新观念、提高素质、增加自觉性，使人民群众从改革中得到切实的利益，逐渐成为贯彻和实现主体性原则的重点。
近代科学技术诞生和产业革命发生以后，人的智力所创造的科学技术开始成为生产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高科技时代，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智力劳动所占比重已超过体力劳动。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的主体性的实现、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已经与人的智力水平密不可分。国外的一些未来学家甚至断言，在未来世界中，智力的优势将取代天然资源和资本的优势。
毛泽东虽未经历过高科技时代的强烈冲击，但他也已敏锐地感觉到了科学文化素质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实现其主体性的意义。1956年初，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1958年他所倡导的“全民大办教育”运动，虽然失之于简单化和急于求成，但也反映了他对提高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的迫切愿望和高度重视。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的这些积极探索在60年代以后逐渐趋于停顿。
在世界高科技浪潮的巨大震撼中，反思中国建设的得失，邓小平对科学文化素质及教育对劳动者保持其主体地位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他就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思路：“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5〕他曾深有所感地说：“懂得知识和人才的重要， 懂得教育的重要，这是我们党的一大进步。”他要求全党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要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甚至“宁可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搞上去”〔6〕。他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 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7〕他强调：“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 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8〕邓小平重视开发主体智力的思想和实践， 继承了毛泽东高度重视人的因素、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并赋予它以鲜明的时代特色。
在主体素质的构成中，除科学文化方面的内容外，还有一个更具人文色彩的内容，这就是道德价值观。如果说，对目前中国人的主体素质来说，科学文化素质是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问题，那么，道德价值观就是一个兼具现实和将来双重意义的问题，面临着进入市场经济和对“后工业社会”的双重跨越。
马克斯·韦伯有一个著名的论点：新教的出现，道德观念的转变造就了那些经历了这场道德革命的国家的经济繁荣。他强调，道德目标和资源可以在一个社会中发挥巨大的社会经济作用。韦伯同时也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教精神正在枯竭，这种当年曾经促成了资本主义繁荣发达的伦理精神正日益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自己破坏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文明。市场并非万能，物质财富的丰富也可能导致人们精神的贫乏，导致人的孤独、压抑、疏离、苦闷和焦虑，导致道德的沦丧和价值观的紊乱。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大量产生和广泛传播，正是这种现状的反映。世界现代化的历程提醒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阶段的现代中国，在道德价值观领域中面临着双重的任务和飞跃：一是要从传统进入现代，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道德价值观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观念过渡；一是在集中精力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时，注意避免西方“后工业社会”所出现的各种弊病。
在毛泽东对人的素质的理解中，道德价值的要求和标准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这种道德哲学的核心，便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商品经济这柄双刃剑所必然带来的道德上的缺失，所以他提出对此应“加以限制”。他热望中国的繁荣与发展，希望找到一条使经济发展与道德完善并行不悖的理想发展道路。当他感觉到发展与道德的矛盾时，他似乎往往把道德的完善放在更为优先的地位。晚年，他提出通过“斗私批修”去实现崇高的人格和理想的道德，认为具有这种道德人格的主体可以在摒弃“物质刺激”的条件下创造人间的奇迹。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道德价值观的优秀成果。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他对当代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辩证关系的科学阐述。
对于人们的道德价值观来说，市场经济的确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为人类的道德进步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某些基本原则，但它所通行的一些基本原则——等价交换、利润最大化等等——却不能成为人类理想道德境界的准则。面对着这个跨世纪的两难问题，邓小平既没有把眼光投向过去，也没有把目标设定为对市场经济的跨越，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艰巨的但却是难一正确的道路。他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工作应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生产力标准应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基本尺度。道德标准，不论它多么崇高和令人神往，在生产力标准面前，只具有从属的意义。当代中国虽然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却不能绕过市场经济这一通向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因为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而放弃探索，那么，我们面临的就不仅仅是经济落后、国力衰退和物资匮乏，而且还会有道德衰退和人的素质低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贫穷普遍化必然导致“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9〕
另一方面，像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有着高度的敏感，而且他也决心不让道德的衰退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代价。“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10〕风险在意料之中，目标本身就包含了对风险的估计和防范。当邓小平肯定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时，实际上赋予我国的市场经济具有高于西方的起点；当他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时，实际上正反映了我国市场经济内在的丰富、积极、健康的人文价值、道德价值和主体价值取向。
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严格地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区分开来。他认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11〕社会发展有赖于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就等同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除经济指标外，还包括各种非经济指标，这其中就包括人的素质、道德价值观等等。离开了这些目标就不会有文明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
当人们越来越多地以世纪之交的眼光回首本世纪、展望新世纪时，会更深切地认识到，现代化的实现，只倚重物质层面的指标未免贫乏、片面。人的主体性等人文价值方面的内容理应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和初创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实现了近现代中国人民主体性的一次质的飞跃。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实现了这种主体性的第二次飞跃。这种主体性的实现和发展，在一个基本层次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转引自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
〔2〕转引自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
〔3〕转引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第66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5〕〔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第88页。
〔6〕《教育体制改革文献选编》，第18页。
〔7〕《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第148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
〔10〕《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 第139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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