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德里达晚年的政治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思想论文,晚年论文,政治论文,德里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806/j.cnki.issn 1008-7095.2016.03.001 德里达的政治哲学，主要集中在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4年德里达去世为止所关注思考和陆续阐述的政治思想中，它虽然明显地在他的生命最后时刻所写的著作中表现出来，但又是贯穿于德里达思想创造过程始终的核心问题；而且，每当德里达根据时代需要而阐述他的政治观点时，他总是摆脱原来意义的“政治”，采取明显的“解构”策略，超出哲学的范围，从更广阔的视野，特别是采用游走于哲学、文学、精神分析学、法学等多学科的“流浪”方式，甚至穿越建筑学、艺术和神学的领域，把当代政治早已背叛传统政治概念的实际状况，尤其把当代政治不再顾及传统政治定义的约束而实用主义地为所欲为的“流氓”形象①，揭示在光天化日之下。 所以，研究德里达的政治哲学，如同研究他的各种思想观点一样，都必须从颠覆传统概念的解构立场出发，一方面紧密结合当代政治的实际复杂状况及其灵活多变的策略，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德里达本人一贯采取的立场和方法，在当代政治的实际本来面目中，理解和分析德里达的政治思想及其与当代政治的复杂关系。 1996年2月1日，法国《解放报》(Libération)以显著版面介绍了德里达接连发表的著作《难题》(Apories)、《宗教》(La religion)以及《对抗：从精神分析学角度》(Resistance-de la psychanalyse)，强调政治论题在这些著作中的核心地位。接着，《世界报》发表克里斯蒂安·德拉康班(Christian Delacampagne，1949-2007)的评论文章，也突出地肯定了德里达对于政治议题的关切②。 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4年，德里达以非常频繁紧凑的节奏，集中连续发表政治哲学著作《从法到哲学》(Du droit à la philosophie，Paris：Galilée，1990)、《边界的通道》(Le passage des frontières，1992)、《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de Marx，Paris：Galilée，1993)、《法的威力》(Forcede loi，Paris：Galilée，1994)、《友谊的政治》(Politiques de l'amitié，Paris：Galilée，1994)、《电视的超声波》(
chographies de la television，1996)、《他者的单语主义》(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Paris：Galilée，1996)、《论宗教》(La Religion(edited with Gianni Vattimo)，Paris：Seuil，1996)、《触摸》(Le Toucher，Jean-Luc Nancy，Paris：Galilée，2000)、《纸张机器》(Papier Machine，Paris：Galilée，2001)、《明天将会怎样……》(De quoi demain…Dialogue，Paris：Fayard/Galilée，2001)、《每一次都是唯一的：论世界末日》(Chaque fois unique，la fin du monde，Paris：Galilée，2003)、《流氓》(Voyous，Paris：Galilée，2003)、《心灵：他者的发明》(Psyche：Inventions de l'autre，II，Paris：Galilée，2003)、《9月11日的概念》(Le “concept” du 11 septembre，Dialogues à New York，octobre-décembre 2001 avec Giovanna Borradori，with Jürgen Habermas，Paris：Galilée，2004)、《使“我是”得以成立的动物》(L'animal que donc je suis，Paris：Galilée，2006)、《关于野兽与主权的研讨会，第一集》(Séminaire.Le bête et le souverain.Volume I(2001-2002)，Paris：Galilée，2008)、《关于野兽与主权的研讨会，第二集》(Séminaire.Le bête et le souverain.Volume II(2002-2003)，Paris：Galilée，2010)、《关于野兽与主权的研讨会，第三集》(Séminaire.La peine de mort.Volume III(1999-2000)，Paris：Galilée，2012)、《欺骗的历史：导论》(Histoire du mensonge.Prolégomènes，Paris：Galilée，2012)及《宽恕：不可宽恕的和不受时效限制的》(Pardonner.L'impardonnable et l'imprescriptible，Paris：Galilée，2012)等。 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越到晚年，德里达就越来越直接地把他的解构主义阐述并实践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哲学的实践策略基础。解构主义策略决定了德里达的政治哲学的解构性质，使它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哲学：既没有系统的范畴和理论，也来回游动于各个学科之间，表现出它的游击性、批判性和时代性。 一、“事件的政治哲学” 在哀悼德勒兹逝世的一封信中，德里达称德勒兹是“事件思想家”③，把德勒兹逝世本身看作是一场活生生的事件，一场“在场出席”的事件，一场“结束性”的事件，尤其是一场“开创性”的事件，当然也是一场“解构”的事件，一场政治事件。 德里达很重视事件性，不仅因为任何事件都是不可预测的，还因为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如同“他者”一样，都属于“看不见的来临者”④。根据德里达的观察，当代政治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看不见的来临者”，政治随着时代的推进，变得越来越流动，越来越没有规则，它随时以人们意想不到的内容和形式凸显出来，介入它意欲控制和管制的事物、领域和个人，致使受到现代政治威胁的各个社会成员，随时都有可能被驱赶出自身原有的家门，被驱赶出自身原来熟悉的领域，被剥夺继续留存于自身所占有领域的权利，如同随时面临难以预料的事件一样。 德里达针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及其无处不在的霸道性质，强调当代政治的自我称霸的任意性及其可能性。他认为，当代技术的威力及其发明和使用的高效率，使当代政治有可能充分利用技术力量的有效性及其神秘性，加强对国家及其各个社会成员进行的远比传统专制更加凶残的全面管制。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政治可以随时“在场出席”、干预、操纵和导演各种突然事件，以便进一步加强政治统治的力量。 德里达关于政治的事件性的论述，集中揭示了当代政治的性质转换及其难以预测的后果。政治不仅可能随时爆发，而且还可能任意“入侵”各个领域，包括入侵私人领域，达到其专制的目的。德里达抓住当代政治与当代科技紧密结合的特征，突出显示当代政治的突发性、偶然性、多变性、流动性、自我生产性、自律性及其难以预料性。德里达由此显示了当代政治的极端复杂性及其多重悖论。 作为政治事件，其珍贵性就在于它的在场性和唯一性。德里达在谈到德勒兹的逝世时，反复用“这个逝世”(cette Mort-ci)，强调它的此岸性和唯一性，强调它的“在场”性质，也就是强调它与“此时此地”现实生活的紧密联系性。同样地，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德里达从一开始就反复强调对于他所要讲的马克思逝世这个事件的“维持性”及其意义。在这里，德里达特意重复使用“坚持”或“维持”(maintenir)的现在分词maintenant，maintenant，maintenant…即“维持、维持、维持……”或“坚持、坚持、坚持……”，试图展示马克思的逝世及马克思幽灵的出现的“在场”性质，凸显这些“在场事件”的强大威慑力及其随时延展的可能性，强调在场事件的唯一性和重复性，同时，也强调在场事件转化为潜在力及对未来的多重影响力，鼓励人们抓紧利用在场事件发生瞬间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尽量地展现对抗政治事件的创造精神。 德里达之所以极端重视各种事件的政治性质，就是因为任何政治事件都具有不可取代的唯一性。正是为了突出政治事件的唯一性、独一无二性、不可替代性、临近性及紧迫性，德里达沿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把死亡当成唯一性的典范。德里达指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取代我的或其他人的位置而死亡，因此，死亡，作为一种事件，极端地呈现了事件的唯一特殊性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死亡是最典型的事件，最富有特殊性的政治事件。对于人来说，死亡并不是一般性的事件。德里达引用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朱埃·布斯格(
Bousquet，1897-1950)的话说，死亡只是意志的一次失败(un échec de la volonté)，但它并不意味着任何改变；死亡只是意味着“整个身体的一种就地跳跃”，实现了从原来身体的“有机体生成”转化为“心灵生成”而已⑥。 也就是说，死亡作为自身意愿的一次失败，并没有改变什么，它仅仅是有机体的死亡，它所完成的，是从有形的身体生成，转化成潜在的无形的精神力量，转化成心灵生成的无限可能性。死亡终结了一段历史，却开辟了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因此，对于历史来说，死亡并非可悲的和消极的，而是使历史自身走向更有希望的未来的一次转折，也是使历史从危机中走脱而导向未来各种可能的前景的中介性事件。在死亡中得以庆幸的，是摆脱了充满危机的困境而转向潜在希望的发展新路。 死亡不是单纯地结束一个生命而已。死亡意味着人的生存方式，从有机体生成转化为心灵生成。德勒兹和德里达都采用“生成”(devenir)替代“存在”，强调生命的生存以及事件的发生的“生成”性质。生成是一种随时都可以成为“正在发生”的自我生产；在生成中，潜在着无限转化的可能性，因此，死亡又为生命本身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存延续平台。 德里达越到晚期，越把政治的希望寄托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上。2003年德里达逝世前夕，他的《流氓》一书正式出版。他在《流氓》的前言中指出：号称“民主”和“理性”的西方国家，总是把“主权”(la souveraineté)列为高于一切的因素；他们打着全球化、民主和理性的口号，但实际上是要无限地扩展他们的主权，实现对全世界的统治。911事件为西方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时机，创造“流氓国家”(
)的概念，将所有即将成为他们的打击对象的国家称为“流氓国家”，使西方国家自身可以在他们认为需要的时候，不可预测地动用一切手段干预和侵占别国领土；而且，在他们实施干预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借用“拯救”的名义，以“救世主主义”(messianisme)的理由，实现他们的目的⑦。 政治是由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独一无二的事件表现出来的。每一次政治事件，它的更新和延续，是靠一个个死亡事件作为中介的，而它的出现和结束(死亡)，都是一次性；它们同时既相互区别、又一再重复(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表现出政治事件的顽固性、生成性、临近性和不可预测性，同时又显现它们的潜在性、可能性和希望性。德里达之所以通过死亡的一次性突出政治的唯一性，就是为了集中展现政治的内在多重矛盾性和悖论性。 德里达通过友人死亡的政治事件，尤其寄望于新世界的复兴。他指出：“他人的死亡，并非仅仅宣布一种缺席，这样或那样的生命的一种消失，而是另一种世界的新的可能性，另一种永远唯一的新世界的可能性，尤其关系到你所爱的人的死亡的话，就更是如此”⑧。 所以，对于怀有深厚情感永远铭记友情和爱情的人来说，对于抱着希望而永远向前看的人来说，死亡并不单纯地意味着他所爱的某个人的死亡，他的生命的结束，而是，或者更应该是死者随时随地在新的世界中复生并重现于活生生的人面前的多重可能性。因此，任何死亡不仅仅意味着世界的结束，意味着“世界末日”的到来，而更多地意味着新的生命和新的世界的开始可能性，死亡事件的出现意味着未来前景的无限可能性。德里达试图由此揭示死亡事件和政治事件的潜力及其创新的可能性，强调政治事件中隐含的政治生命的威力。 所以，任何政治都包含着死亡的性质，它一方面终结旧的世界，另一方面又为全面开辟新的世界提供可能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政治事件总是发生在旧世界临近死亡而新世界又同样临近呈现的时候；也就是说，死亡时间的临近性恰好开创了新的全新关系的可能性⑨。 二、《马克思的幽灵：负债的状况、哀悼的活动以及新国际》 德里达从事哲学活动以来，始终坚持把哲学创造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把自己的“解构”看成是对于现实世界及其历史和未来的批判，并把这种批判理解为哲学创造活动本身。所谓“事件的政治哲学”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紧密联系实际的批判哲学。正如他自己所说，解构并不局限于批判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和语音中心主义；在解构中，他要实现的，并不只是寻找彻底批判传统和重建现代文化的出路，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对于现代社会及其制度的实际批判。所以，解构也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批判，它是通过批判而进行的创造，是把批判与创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实际活动。2001年德里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座谈会上明确地指出，他对马克思的研究是同他的解构工作相一致和相关连的⑩。 为了真正贯彻解构哲学的批判精神，每当进行解构活动，德里达都把“在场出席”当成首要条件，因为他不愿意使自己单纯地满足于抽象或“缺席”的解构性批判。 20世纪80年代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是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关键岁月。柏林墙的倒塌以及原苏联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瓦解，尤其促使西方国家中的右翼知识分子乘机对马克思倡导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进行攻击，他们不仅发动了对马克思及其原来的追随者的政治攻击，而且还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论述，试图一方面论证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的正当性，同时另一方面也全面地对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展开新的讨伐。 正是适应这个需要，从80年代到21世纪初，西方媒体出版和传播一系列否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包括《悲情的收获：苏联集体化及残暴的饥荒》(11)、《重评斯大林的恐怖统治》(12)、《苏联的人权状况及其与美国的比较》(13)以及《共产主义黑皮书》(14)等。在法国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尤其尖锐地把共产主义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试图全盘抹煞近两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成果。 为了批判上述反共潮流，德里达和让·贾克·贝格尔(Jean-Jacques Becker，1928- )一起(15)，连续发表批判性著作，一方面站在正义的立场，试图客观地重新评估马克思的思想价值及其历史效应，同时也强调新时期继续进行对抗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德里达甚至以借喻的形式主张重建“新国际”，以便发动全球正义力量阻止右翼分子的新神圣同盟对历史的歪曲。 德里达认为，马克思本人虽然逝世了，但他的思想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德里达使用“幽灵”概念，不仅是为了直接应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话语来回击反共分子，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宣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新时代的特点，就是传媒技术改变了全球时空结构，使虚拟的事物以无形的方式无所不在，制造传播、印记和各种共时化的存在条件，使真实的和虚幻的事物混淆起来，生死模糊，真假不分，社会的发展趋势难以捕捉和不可预测，出现“非生非死、非正常非缺席、非真非假”的现象。 德里达说：“马克思有一段用‘幽灵’论及哈姆雷特的文字。无论如何，‘幽灵性’和‘鬼’的特点是与‘可见性’、巨大‘可见性’的关系，而可见性总是在地平线上出现，就是在未来道路上出现。至于‘鬼魂’(revenant)，我们看不见他必然来，他不必然是可见的。他的到来是不可预见、不可见的。我要说，他不是正面而来，而是从上、从下、从后而来。我认为，我可以大胆地说，事件，要来到的事情，不可预见地像‘鬼魂’，而不是像‘幽灵’和‘鬼’两者那样来临。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把历史事件看作要来到的、不能事先把握的事情的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强调历史的时间、节奏的原因。我们不能预见什么事情会发生，比如在前苏联，我们不可能知道什么时候事情会发生，什么时候、怎样发生，没有任何人能知道，这就是事件的不可预见”(16)。 对于德里达来说，死亡事件，作为两个世界、作为新旧世界的交替之点，作为我与他者的关系的转折点，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死亡不是单纯地结束一个生命而已。死亡只是意味着人的生存方式，从有机体生成转化为心灵生成。因此，死亡，尤其是像马克思那样的伟人的死亡，恰恰为生命本身的“心灵生成”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存延续平台。 德里达对马克思的悼念，也同他悼念自己亲友的死亡的情感一起，成为他表达自己对生命、政治和社会的基本态度，展现出他的极其特殊的政治哲学。从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初，他的亲人和朋友罗兰·巴特、萨特、拉康、保尔·德曼、米歇·福柯、比利时哲学家和诗人马克斯·罗络(Max Loreau，1928-1990)、阿尔图塞、萨拉·高夫曼、德勒兹、列维纳斯、利奥塔、杰拉德·格拉耐尔和布朗肖等的相继逝世，为德里达提供了震撼性的时刻，激起他对社会和政治的“在场”反思，尤其集中地探索“责任”概念的政治意涵(implications politiques de la notion de responsabilité)，并从“国家理性”(la raison d'Etat)、“他者”(l'autre)、“决定”(Décision)、“主权”(souveraineté)、“欧洲”、“友谊”及“差异”等概念的政治意涵出发，重新探索民主制的问题。 德里达认为，为了克服当代民主的局限性，必须探索未来的民主的可能前景。真正的民主尚未实现，关键在于未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关键在于“正在发生的各种事件”，德里达称之为“到来中的民主”(Démocratie à venir)。这种正在发生的各种事件正是意味着“到来中的民主”的脆弱性、不确定性及其危险性，因为它们的性质，一方面决定于各国人民，但另一方面还有待占有强大权力资源的西方国家的任意决定和任意选择。 其实，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就已经凸显了德里达政治哲学的事件性及其与死亡事件的密切关联。德里达在《明天将是什么样……》一书中，对鲁迪内斯格说：“事实上，《马克思的幽灵》也可能是一本关于伤感忧郁的书，关于伤感忧郁的政治，关于政治与哀悼的工作。长期以来，我自己一直在做哀悼的工作，我试图从共产主义苏联世界的崩溃及所谓的‘马克思之死’所震撼的国际地理政治局势中，引申出几个结论”(17)。 《马克思的幽灵》的副标题明确地标出“负债的状况、哀悼活动及新国际”(L'état de la dette，le travail du deuil et la nouvelle Internationale)(18)，直截了当地点名了本书的立足点：这是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le moment intenapestif)，针对一系列不合时宜的事件(des evenements intempestifs)而发表的政治哲学著作，试图通过20世纪下半叶接连发生的“死亡”事件(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人的先后逝世、苏联的解体、阿尔图塞的逝世等)，揭示当代政治的极端变动性、不稳定性，特别是当代政治的事件性和悖论性。 在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德勒兹的死亡事件，通过马克思的幽灵的持续再现，德里达试图突出一种哀悼的政治(une politique du deuil)，表达他对所有死者的历史贡献的由衷感谢，也同时表现他试图以实际行动来偿还他对所有死者的“债务”的决心。 为了揭示当代政治的事件性及其悖论性，必须紧紧地把握一系列突然发生的死亡事件，站在“此地”、“此刻”、“明天”(ici，maintenant，demain)的“在场”的立场，表达出一种带有赌注性和冒险性的解构态度，以一种在战争游戏中面对死亡不惜代价的牺牲精神，表达出对于当前政治的活生生的批判和解构的坚决态度。 显然，德里达所强调的，首先是马克思思想对现实社会的继续影响威力，这种影响虽然带有一定的含糊性和不确定性，但它毕竟是到处存在的：既不能把马克思的思想影响统一化、格式化和一元化，也不能否认它的实际威力。 其次，德里达强调未来各种事件的到来性、临近性及其不可预见性，同时，也强调历史本身的非终结性，特别强调中国以其自己的方式正在继续继承马克思的事业。为此，德里达严厉地批评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实际上就是批评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及其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制”的辩解。 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复兴，造成一种充满危机和祸害的“新世界秩序”。所以，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极其重视对20世纪末全球状况的实际分析，明确地指出“新世界秩序”的基本问题，就是全球面临的十大危机：(1)失业；(2)流浪者的基本人权；(3)各国及各共同体间的无限的经济战争；(4)贸易保护主义和干预主义政策；(5)外债的恶化及其恶果；(6)军火工业和毒品交易的扩大；(7)核扩散；(8)种族间的战争；(9)资本主义黑手在各地的渗透；(10)国际法的失效(19)。在德里达看来，所谓“新世界秩序”在实质上就是为了维护本来已经极其脆弱的世界霸权统治，为了巩固靠牺牲大多数人利益而通行于全球的市场秩序。 在清理“负债的状况”的时候，面对“新世界秩序”所引起的各种非正义现象，德里达越来越因战友的相继去世感受到自己所应该担当的沉重责任和义务。 所以，“责任”、“承诺”(promesse)、“礼物”(don)、“见证”(témoinage)等因素，成为了新政治的重要概念和重要现象。 对于德里达来说，纪念马克思，纪念死去的友人，并非仅仅纪念已经去世的特殊个体，而是纪念所有与他们逝世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马克思，特别是各种各样的新的马克思。在这种情况下，对德里达来说，重要的是探讨新国际的未来可能性，以便为新世纪的人类生活环境提供正义的可能平台。 在纪念保尔·德·曼逝世的文章里，德里达清晰地指出：“死亡显示名字的全部威力，因为这个名字继续命名，唤起人们回想名字本身的承载者，同时提醒人们这个名字的承载者再也不能以他的名义回答一切。在这种情况下，死亡揭示了其死亡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就可以想到：死亡并不意味着等待死亡。正是因为如此，这死亡意味着不断地召唤死亡，意味着死亡本身还活着，死亡继续留存下来，并由此想到：他的名字将使他留存下来，并在实际上已经留存下来，意味着他还继续思想和讲话……”(20) 德里达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从来没有表示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态度，更多情况下，德里达总是在事实上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站在同一个立场而展开对于不合理制度和非正义事业的批判，使他在实际上维护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展的各种活动。他自己一再宣称，他宁愿继承马克思的国际事业，在同当代非正义世界的斗争中，重建一个反对非正义的“新世界秩序”的国际斗争。德里达并不强求形式上的斗争，不主张建立类似马克思的第一或第二国际那样的国际性的革命组织，而是要建立一个“非共同体”或“匿名”的新国际(21)。 在《最后的谈话：我向我自己开战》(2004)中，德里达强调指出：“关键是‘新国际’，这是书的副标题和中心论题”。“新国际”的提出是基于“新世界秩序”的不合理性和腐朽性，同时也是为了迎接正在向我们走来的“未来的民主”(22)。 所以，德里达首先是从新的世界秩序的意义出发，试图集中探讨新世纪在创建正义事业的过程中所可能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探讨马克思思想对新世纪的正义事业可能发生的影响。德里达指出：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23)。 三、政治事件的神秘根基：法权与正义的模糊关系 现代民主制的关键因素就是法律；现代民主制靠它的法律力量实现对现代社会的统治。那么，现代法制的力量来自何处？法权与正义有什么关系？正是在这里，德里达使用解构策略，一方面对现代法律论述进行解构，另一方面分析现代法律所可能实现的正义性的潜在基础及其一系列难题。正是在考察现代法律及其实施中的奥秘里，德里达试图揭示现代社会法制权威的神秘基础(fondement mystique de l'autoriteé)。 德里达强调：西方法制的历史实践，已经显示出法律与正义的间距性及其不稳定性。也就是说，西方法治的历史，证明了法制的建构及其实施，只为正义提供可能性，但不保证正义的实行。“法律并不是正义”(le droit n'est pas la justice)。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在实施法制的时候，律师和法院等法制机构和法制人员，在声称维护法律的独立性的同时，又强调实行法律的机构和人员的自由。这种状况导致法律实施中首先遇到的难以克服的“难题”(aporie)。 在德里达看来，法律本身在实行中无非就是拿捏或斟酌的手段，或者，“一种算计的因素”(l'élément du calcul)，一个计算机器(machine de calculation)。 德里达认为，法律实施中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法律规则的悬挂；也就是说，要合理地或符合正义地实行法律，始终面临一种“悬挂”(24)的过程。这是法制实施中，执法主体的一种进行掂量的功夫，一种把握分寸的技巧，也是一种难以准确达到的实践智慧，它要求在执法主体与执法对象、目的及环境的相互关系中，根据执法主体的道德良心以及处理实际事务的经验，进行灵活恰当的分析、拿捏以及作出判断和决定。法律固然是可以按照正义原则被制定，但法律的实施，还涉及执法主体的意志自由、道德良心及其观察处理具体事务的经验等多种复杂的因素，也就是涉及一系列无法被一般性原则所约束的实施过程。在《流氓》一书中，德里达强调指出：由于现代法律的实施不可避免地涉及执法主体的主观决定的程序问题，涉及国家主权的滥用问题，所以，一切主权国家实际上都潜在地成为了“流氓国家”(25)。正因为这样，现代社会的法制及其实施，始终存在是否符合正义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德勒兹在强调法律本身的论述性质之外，还反复强调法制的程序性以及程序实施的策略的极端重要性。法制的实质不在于法律条文或法制体系，而在于实施过程中的具体程序(procédures juridiques)及其策略。德里达认为，在法律通向正义的曲折道路上，执法主体自然要依据复杂的内外因素，“重建法律”(re-institution de la loi)，而这样一来，法律不知不觉地从原初的文本转化成为实施中的具体法律。在这过程中，执法主体实际上运用了他自身的权威及权力作出本来属于“无法决定”的决定。 对德里达来说，执法主体在执法中的“重建法律”是非法的，是一种暴力行为。但法律又无法避免这种非法的暴力性程序。 因此，法律必定要靠它本身的威力来做基本保障；而法律借以稳固立足并得以实施的基础，恰恰就是法律所蕴含的威力或强制力。任何法律的实施在实际上就是它的威力和强制力的实施。尽管现代民主制反复强调它的强制力的合法性，但它的实施本身又隐含着法律强制性威力转向暴力的滥用的可能性。 德里达把法律的暴力及其非正义的关系，同语言使用中的语言暴力相比拟。就语言的规则性而言，语言类似于法律。语言运用中，实际上就是在实际生活中贯彻语言规则，就是实施一种大家都必须接受的规则性的暴力。 德里达用“奠基性暴力”(violence fondatrice)来揭示现代法律所隐含的暴力，而这种暴力是现代法律本身从它建构一开始就包含在其中的。所以，在法律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奠基性的法律”或“最源初的法律”。一切法律都立足于它本身所带有的强制力和威力；一切法律的合法性，源自它所含有的暴力性。这就是一切法律的威力的真正奥秘。 法律的这种奥秘，深藏在它的目的和手段的高度一致性及其相互证成的循环性。德里达在这方面高度赞赏本雅明的论述(26)，但德里达坚定地认为：在法律及其实施的领域中，一切“纯洁性”或“非暴力”的设想都是天真的，不可实施的，因为法律的实施无法避免一系列不可被规则化的实际过程。 当然，尽管法律无法保障正义的实施，尽管正义只能寄托于未来，但正义并非康德所说的理念而已。在这里，德里达强调视野的决定性意义。“视野”(horizon)，从它的希腊词源开始，就明确地表示一种双重的方向和双重的维度，也就是说，它既是开放的，又是限定的；它意味着一个无限的进程或一个等候的时期。正义固然难以实施，但不能被动地等候，也不应该无止境地把它推延到无限的未来。 任何符合正义的决定或判断永远都是很迫切的和很及时的，它也不可能完全立足于无限的知识和认知，它要求在紧急情况下，在某一瞬间做出决定。因此，急需作出决定的那一瞬间，恰恰就是近乎疯狂的时刻，一个无须任何知识和任何规则的时刻。同时，也恰恰在这一关键时刻，法律直接地诉诸暴力。所以，真正意义的正义，在现实中，只能是一种“可能”(peut-être)。 四、“解构”的政治性质 在谈到建筑师贝尔纳特·朱米(Bernard Tshcumi)为巴黎科学文化城拉维列特(La Vilette)做的设计时，德里达指出：“解构不是、也不应该是仅仅对话语、哲学陈述或概念以及语义学的分析，它必须向制度、向社会的和政治的结构、向最顽固的传统挑战”(27)。德里达高度赞赏美国设计师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rtman)在其建筑设计中所贯彻的解构主义策略，肯定他在解构主义的建筑设计中对于统治者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政策的对抗和挑战。 为了反对传统思考模式而提出的“在场”(présence)观念，德里达把符号的存在设想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持续进行差异化的结构。显然，这不仅超越和颠覆传统文化将语言符号当成固定的统一结构的观点，而且，还由于赋予语言符号结构以一种“生命”，而使语言符号同“意义”的关系变成为能够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参照”、“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的多元异质性的文化创造活动，并因而将语言符号的任何一种差异化的可能性，都当成人类文化不断创造和更新的无穷动力来源。 德里达认为，传统思想对于语言及其概念抽象化的推崇，实际上隐含着对于现实差异的稳定化倾向，也掩盖了差异本身的生命力。他说：“带有a字母的differrance，相对于带有e字母的difference，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普遍化，是因为它使我们有可能去思索在一切类型的界限以外的差异化过程，不管是涉及文化的、国家的、语言的或甚至是人本身的差别。只要有活生生的痕迹，只要有‘生与死’或‘出席和缺席’的关系，就存在带有a的差异化”(28)。所以，他发明了新的表达差异的概念“产生差异的差异”(différance)，即“延异”。他说：“Différance中的a所意涵的活动性和生产性，指涉在差异化游戏中的生成运动(l'activité et la productivité connotées par le ‘a’ de la différance renvoient au movement génératif dans le jeu des différences)。差异化游戏的生成运动中所包含的上述活动性和生产性，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既不是只要一次就可以完全记录在封闭的体系中，也不是可以在一次性的共时的和分类学的研究过程中就一劳永逸地完成。这些变动中的差异，乃是运动变化的结果，也是认为以静态的、共时的、分类学的、非历史观的结构概念无法理解这种差异的观点的结果”(29)。 其实，解构是创造性的活动。既然是创造性活动，就是一种难以预料和难以界定的活动，它只有当“在场”呈现中，才能显示其正在展开中的内容，才能显现出它的倾向和发展趋势，这就如同任何具体的政治事件一样，它只有在现场实施的时候才能显示其本质。 通过这样一种思考模式的转换，德里达不仅彻底摧毁了作为传统文化基础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而且为人类文化的彻底重建和思想创造的更广阔的自由开拓了前景。语言文字从此不但不再作为约束思想表达和自由创造的手段，反而成为文化创造和人类向自由王国过渡的一种中介性阶梯。从语音中心主义解放出来的符号运作过程，也因此变成为一种没有规则的自由创作游戏。更重要的，借助于语言符号结构的上述游戏化策略，人类本身也透过最自由的文化创造游戏而实现向自由王国的过渡，并有可能由此探索出一条通向人类本身“无目的性”的最高尊严境界的道路。 而在《法的威力》的《从法权到正义》(Du droit à la justice)这个章节中，德里达更明确地说明解构的政治意义。他说，解构发生在“正义的不可解构性”与“法权的可解构性”之间(La déconstruction a lieu dans l'intervalle qui sépare l'indéconstructibilité de la justice et la déconstructibilitédu droit)，而法的可解构性，也就意味着权威、政权和主权的可解构性(Cette déconstructibilité du droit，c'est aussi évidemment celle de l'autorité et de la souveraineté)(30)。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指出：“我的意图并不是将解构的方法同历史的终结或某种非历史性对立起来，而是正好相反，为了证明这个本体论暨神学暨本源论暨目的论禁锢、抵消从而最终取消了历史性。因此，这就是对另一种历史性的问题的思考，不是一种新的历史，更不必说什么‘新历史主义’，而是作为历史性的事件性的另一种开端，这种历史性允诺给我们的不是放弃，相反，是容许我们开辟通往某种关于作为允诺的弥赛亚的与解放的允诺的肯定性思想的道路：作为允诺，而不是作为本体论暨神学的或终极目的论暨末世论的程序或计划。我们不仅不能放弃解放的希望，而且有必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保持这一希望，而且作为‘有必要’的坚如磐石的保持而坚持到底。这就是重新政治化的基本条件，或许也是关于政治的另一个概念。”(31) 2015年五月法国《线路》(Revue Lignes)第47期发表了论述德里达政治思想的专号，汇集了让·吕克·南希和爱莲·希克苏等人对德里达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也集中了由马克·科列波恩(Marc Crépon)和勒内·马佐尔(René Major)等人组织、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举办的关于德里达政治哲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系统地对德里达政治思想进行重新评价，表达了学界的多种见解，并开展了激烈争论(32)。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决定了他的政治哲学的散播性、碎片性、在场性、零散性、游击性和事件性的特征，从而使他不可能拥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换句话说，德里达的政治哲学思想只能是针对当代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而表达出来的突发性观点，并对传统政治哲学进行彻底的解构。如同在其他领域和学科的研究中，德里达始终不打算建构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任何特定领域或学科的理论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说，德里达对于当代政治的不断批判，试图宣告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破产。相应于德里达政治哲学的特殊性，我们对于它们的研究，也只能采取多种灵活的方法，一方面对他在不同时期具体事件中所写的政治著作，必须紧密结合当时当地的状态及其中各种力量对比关系，进行微观细致的个别分析；另一方面还要结合他的解构主义策略的实践过程，探索德里达在政治哲学领域的特殊理论贡献，并尽可能呈现出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活灵活现的生命力及其当代社会意义。 收稿日期：2015-11-19 注释： ①Derrida,Voyous,Paris,Galilee,2003. ②Delacampagne,Ch.Le monde,15 novembre 1996. ③"Deleuze le penseur est,par dessus tout,le penseur de l'événement et toujours de cet événement ici[cet évenement-ci].Il est resté le penseur de l'événement du commencement jusqu' à la fin",In Derrida,Gilles Deleuze,Chaque fois unique,la fin de monde,Paris,Galilee,2003:237. ④"L'évènement,l'autre,c'est aussi ce qu'on ne voit pas venir,ce qu'on attend sans attendre et sans horizon d'attente".In Derrida,
chographies-de la télévision,Paris,Galilee,1996:119 ⑤Personne ne peut mourir à ma place ou à la place de l'autre,dit Jacques Derrida.La mort donc singularise à l'extrême，引自Jacques Derrida,Chaque fois unique,la fin du monde,Ed:Galilée,2003. ⑥法语原文une sorte de saut sur place du corps entier qui échange son organique devenir pour un spirituel devenir，参见Derrida,J.Chaque fois unique,la fin du monde,Ed:Galilée,2003. ⑦Derrida,Voyous,Paris,Galilee,2003:9-15 ⑧原文：La mort de l'autre,non seulement mais surtout si on l'aime,n'annonce pas une absence,tree disparition,la fin de telle ou telle vie,à savoir la possibilité pour un monde[toujours unique]
à tel vivant.参见Derrida,J.Chaque fois unique,la fin du monde,Ed:Galilée,2003. ⑨Derrida,Chaque fois unique,la fin du monde,Paris:Galilée,2003 ⑩德里达中国演讲录，杜小真/张宁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78. (11)英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康科斯(George Robert Ackworth Conquest，1917- )的专著了The Harvest of Sorrow: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格迪(John Arch Getty,1950- )的专著Stalinist Terror:New Perspectiv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13)美国社会学家阿尔伯特·吉曼斯基的专著Szymanski,Albert Human Rights in the Soviet Union(Including comparisons with the U.S.A.).Zed Books,1984. (14)Stéphane Courtois,Nicolas Werth,Jean-Louis Panné,Karel Bartosek,Jean-Louis Margolin,Andrzej Paczkowski et alii,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Crimes,terreur,répression,Paris,les
ditions Robert Laffont,1997. (15)Jean-Jacques Becker,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de la polémique à la compréhension[archive],Vingtième siècle.Revue d'histoire,n°59,juillet-septembre 1998:.177-179. (16)德里达中国演讲录，杜小真/张宁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79. (17)Derrida,Dequoi demain...Dialogue,Paris:Fayard/Galilée,2001:131 (18)注：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中文译本，把L'état de la dette错译成“负债国家”，其实，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负债的状况”。德里达所强调的是我们对马克思以及以往一切死去的历史人物的“债务”，即我们对死者的各种贡献都负有债务(义务或责任)。 (19)Derrida,Spectresde Marx,Paris:Galilée,1993. (20)Derrida,"In memoriam:de l'ame",in Memoires pour Paul de Man,Paris,Galilee,1988:15-16. (21)德里达著，马克思的幽灵，中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7. (22)Derrida,Je suis en guerre contre moi-même," interview in Le Monde,August 19,2004 (23)德里达著，马克思的幽灵们，中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27。 (24)悬挂，即Epoché源自希腊文
(epokhē)，法语suspension。 (25)Derrida,Voyous,Paris,Galilee,2003:215. (26)Benjamin,W.Zur Kritik der Gewalt,1921.In Gesammmelt Schriften II/I.Unter Mitwirkung von Theodor W.Adorno und Gershom Scholem hrsg.von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
user.Suhrkamp,Frankfurt am Main 1991 (27)Entretiens avec Derrida,par Didier Cahen.In "Digraphe",No.42,decembre 1987 Paris. (28)Derrida,De quoi demain...,entretiens de Jacques Derrida et
lisabeth Roudinesco,2003:43 (29)Derrida,J.Positions.Paris,Minuit,1972:39 (30)Derrida,Force de loi,Paris,Galilée,1994 (31)Derrida,Spectres de Marx,Paris,Galilee,1993. (32)Derrida Politique,in Revue Lignes,n°47,2015 mai 22,
ditions Lig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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