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元弼与黄以周学术异同考论
李 科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 要： 曹元弼曾在南菁书院问学于黄以周，受黄氏父子以经为本、实事求是及汉宋兼采的治学方法影响，但又受其自身既有的宗汉宗郑思想，以及来自于前辈、家族、乡邦、时贤和晚清经世思想的影响，与黄氏父子之学又有很大不同。因而，曹元弼在以经为本，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之下，证成了坚守汉儒，尤其是郑玄家法的合理性。因此，曹氏的汉宋兼采，在学术上是以郑玄家法为核心的汉宋兼采，同时，在经世思想的影响下，还从经世致用的角度论述汉宋兼采。
关键词： 黄以周；曹元弼；宗郑；汉宋兼采
光绪十一年(1885年)乙酉，曹元弼(1867～1953年)通过南菁书院甄别考试，进入南菁书院，并从黄以周(1828～1899年)问学。王欣夫所撰《吴县曹先生行状》云：“乙酉，调取江阴南菁书院肄业，从定海黄先生以周问故。”[1](522)在曹元弼入南菁书院的前一年，即光绪十年(1884年)甲申，其从兄曹元忠(1865～1923年)已入南菁书院从黄以周治经学，曹元弼所撰《诰授通议大夫内阁侍读学士君直从兄家传》云：
光绪甲申，以第一人补博士弟子。督学瑞安黄淑兰师器异之，咨送南菁书院肄业，从定海黄元同师受《诗》《礼》、群经。[2](435下)
（3）覆土植草和无覆土植草均能够较好的拦截固体污染杂质，其中无覆植草组和覆土植草组对固体杂质拦截率高于普通硬化护坡，该研究能为植生混凝土在实际工程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曹元忠入南菁书院后，住院学习。与曹元忠有所不同，曹元弼入南菁书院后并非住院肄业，而是“从定海师质正诸大义，不久即归”[2](435下)，因此，其从黄以周问学的时间其实比较短，不及其从兄曹元忠。但是曹元弼从南菁书院归后，在与曹元忠及南菁同学，如张锡恭(1858～1924年)、陈庆年(1863～1929年)、王仁俊(1866～1914年)等论学的过程中，亦多闻黄以周之学。《诰授通议大夫内阁侍读学士君直从兄家传》云：“兄止宿南菁有年，每假旋，相就论学，各举心得相证，往往不谋而合。”[2](435下)又云：“迨弱冠后，兄每自南菁归，与余及故执友王虞笙大纶，考辨经史，纵论古今得失之林，天下治乱兴衰之故，其味醰醰，其芬郁郁，其声洋洋，古人所谓渐离击筑，旁若无人；高凤读书，不知暴雨者，真未足喻其乐也。”[2](437下)
《纯儒张闻远征君传》言曹元弼在南菁书院结识张锡恭后，“函书往来，商榷经义，君每至江阴，恒过余，纵论学术，别同异，明是非，必求惬心当理而止”[3](143)。因此，虽然说曹元弼从黄以周问学时间较短，但是在日后与曹元忠、张锡恭等长期受教于黄以周的南菁同学交流论学的过程中，也多与闻黄以周之学，并且从后来曹元弼的学术实践看，其学术思想也确实受到黄以周的影响，但是在奉持黄以周之教的过程中，因来自于其他方面学术思想的影响，其思想也发生了不少变化。
黄以周承其父黄式三(1789～1862年)之学，治学以礼学最为精审，而曹元弼在入学南菁书院之前，既在其父母授读之下，由《诗经》进而研习礼学，同时又问学于同县管礼耕(1848～1887年)，在礼学上颇有造诣，尝欲重疏《礼经》，并撰《仪礼正义订误》《仪礼注疏后校》及《礼经纂疏长编》，后删定成《礼经校释》一书。从表面上看，曹元弼与其师黄以周皆精礼学，似乎学术上当多有相同之处，但是从曹元弼后来所著诸礼学著作及相关论说来看，其学术虽受黄以周的影响，但与黄以周不尽相同，其中颇有微妙之处。黄以周对曹元弼最大的影响是以经为本，实事求是，汉宋兼采的治学观念，二者的学术相通之处在此，但是二者学术最大之不同也正是从此而出。
一、黄氏父子治学态度与方法
清初，顾炎武反思明亡教训，在学术上提出“经学即理学”的观点，并在治学方法上提出由小学以通经学的考据学方法，嗣后经胡渭、阎若璩，至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者发扬而汉学大兴，同时，治学方法上的汉宋学之争也逐渐兴起，至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出，在义理上驳斥朱子，汉宋学之争遂由学术方法之争演变为义理之争。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汉宋学之争一直是清代学术的一个焦点。黄以周之父黄式三对汉、宋之分却颇不以为然，黄式三在《汉宋学辨》中认为，“经无汉、宋，曷为学分汉、宋也乎”[4](73)，因此认为判汉、宋为二而各守专家者为自欺欺人，如《易释自序》云：
可见，曹元弼亦赞同黄氏父子汉宋兼采，择善而从的治学原则。同样，曹元弼于汉学和宋学中亦标举郑玄与朱子，与黄氏父子认为“三代下之经学汉郑君、宋朱子为最”[17](217)一致。如，曹元弼认为“历观古今百家，以为郑君、朱子集经学、理学之成”[15](卷首，15a)。但是曹元弼的汉宋兼采和并宗郑玄、朱子，事实上相对于黄氏父子来说又有很大的变异。
因此，主张以经学为本而会通汉宋，实事求是，如《汉宋学辨》云：
其次，针对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大部分来自于农村和学业课程有别于普通临床专业的特点，班主任、辅导员等思想教育工作者应关注其日常学习、生活的心理，针对性地开展个别辅导活动，并在其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中针对性地开设相关的主题班会、主题活动、主题团队心理辅导等，增加学业的信心。
黄以周以为：
首先，曹元弼认为，汉学、宋学前后一贯，宋学之主流与汉学是一致的。如云：
凡解经之书，自古分二例：一宗故训，一论大义。宗故训者，其说必精，而拘者为之，则疑滞章句，破碎大道；论大义者，其趣必博，而荡者为之，则离经空谈，违失本真。博其趣如《孝经》，精其说如《尔雅》，解经乃无流弊。《汉志》合而编之，乃所以示汉世读经之法，惜今之讲汉学、讲宋学者，分道扬镳，皆未喻斯意。[6](387)
自乾嘉以来，汉宋之争外出现了调和汉宋之说，不外两途：一则“训诂宗汉，义理宗宋”[8](2)，将汉宋两分之，但“汉儒未尝不明义理，宋儒未尝不精训诂”[8](2)；一则取汉宋之学相似处而比类附会，如陈澧认为“汉儒、宋儒之学多有同者”[9](179)，所撰《汉儒通义》《东塾读书记》即多取汉、宋，尤其是郑、朱相似之处以为类比，往往弃其大体绝异者。虽然黄以周强调汉宋兼采，但并不持此两种调停之说，且对此调停之说加以批评，如《南菁书院立主议》云：
今之调停汉、宋者有二术：一曰两通之，一曰两分之。夫郑、朱之说，自有大相径庭者，欲执此而通彼，瞀儒不学之说也。郑注之义理，时有长于朱子；朱子之训诂，亦有胜于郑君。必谓训诂宗汉，理义宗宋，分为两截，亦俗儒一孔之见也。兹奉郑君、朱子二主为圭臬，令学者各取其所长，互补其所短，以求合于圣经贤传，此古所谓实事求是之学，与调停正相反。[6](661～662)
由此可见，黄以周所谓的汉宋兼采与其父黄式三是一致的，即于汉、宋不论在义理还是训诂方面，都各取所长、互补所短，而不是于训诂宗汉而义理宗宋，或取汉宋相类之说以为调和。在黄氏父子看来，只要以经为本，实事求是，就不必株守一家一说，凡可以通经明道者，不论汉、宋，皆可采择。黄氏父子的汉宋兼采是以经为本，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在汉学和宋学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并且，曹元弼认为宋儒于郑氏礼学之传承与复兴，亦颇为有功。如《礼经纂疏序》云：
昔者高密笺《诗》而屡易毛《传》，注《礼》而屡异先郑。识已精通乎六艺，学不专守于一家。是书之作，窃取兹意。以为按文究例，经生之功；实事求是，通儒之学。或者反以不分师说，为我诟病，甘作先儒之佞臣，卒为古圣之乱贼。惴惴自惧，窃有不敢。[7](2722)
对黄以周这种通人之学，在当时之评价亦如郑玄在东汉，有混淆家法之讥。如与曹元弼往来密切之费念慈,即谓黄以周《礼书通故》“有极精到处，惜无家法”[13](372)。
二、郑玄家法与实事求是
正是秉持着以经为本，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黄以周在南菁书院立下了“多闻阙疑，不敢强解；实事求是，莫作调人”[14](602)的规矩。曹元弼在问学黄以周时，黄以周亦尝将以经为本，实事求是之旨谕之。《复礼堂述学诗》卷九《述礼总义》云：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studied undernutrition, risk of malnutrition (using three different nutritional screening tools) and obesity according to the severity of gastroenterological disease (chronic, acute and cancer) in both admitted patients and outpatients.
先生诲人不倦，因才设教，元弼尝侍坐，承间言“治经当以家法为主”，先生正之曰：“治经当以经为主。”元弼由此不敢以株守旧说为遵家法，务由注以通经，不强经以就传，深推诸家离合异同之故，归于按之经而合、问之心而安。久之，乃益知郑义之不可轻议。[15](卷九，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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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地学术自惠栋以来，多讲求汉师各经家法，曹元弼在其父母授读群经之下，由《诗》及《礼》，渐及群经，又在与吴地学者往来论学之间，逐渐形成了治经专守郑玄家法的特点，故而其谓黄以周“治经当以家法为主”。从前面论述可知，黄氏父子在经学上反对墨守家法，主张以经为主，实事求是，于各家学说各取所长而补其所短。因此，针对曹元弼之说，黄以周答以“治经当以经为主”，即以经为主，实事求是，而融汇各家之长，不株守旧说。事实上，曹元弼亦赞同黄以周以经为主的实事求是的治经之法，因此，在黄以周答以“治经当以经为主”后，自言不敢墨守旧说，而“由注以通经，不强经以就传”。但是因为曹元弼对郑玄家法已经先入为主，因此，在其以经为主，实事求是的治经过程中，得出了“郑义之不可轻议”的结论，即曹元弼本黄以周之训以治经，恰好证成了其谨守郑玄家法的合理性。当然，曹元弼从黄以周以经为主，实事求是之方法而得出“郑义不可轻议”的结论还受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如云：
又目击世趋，以陵跞先儒为饰智惊愚之术，疑经非圣，犯上作乱，实由此阶。是用大为之坊，深塞祸源，说字宗许，说经宗郑，说理宗朱，非徒沿袭其说，必求实得于心。先生往日尝以“力挽时失”许之，惜所著各书，不及就师训定也。[15](卷九，5a～b)
新一代攻击型潜艇“赫斯基”级正在研发中，该级潜艇很可能取代“塞拉”级和“阿库拉”级，并可能通过装备更多的对陆攻击巡航导弹作为对更昂贵的“亚森”级巡航导弹核潜艇的补充。
在曹元弼看来，汉宋之别，于《周易》，是因为王弼、韩康伯等违异汉儒旧注而翻新造成的；于《尚书》，是晋人排弃汉儒之说而造伪《书》及伪《孔传》，降及宋代而与汉异，其实并非宋人所为，所以不当于此二经以咎宋儒。于《春秋》一经，曹元弼认为《胡氏春秋》是有为而作，“多感慨时事之论”[15](卷一〇，83b)，并非故意标新立异。而于《礼》，司马光、二程、张载、朱子皆确守注疏，而朱子尤其笃信郑玄礼注,且背经反传的只有王安石新学一派。因此，汉宋实质上的分歧在《诗序》《书序》的存废和《郑风》《卫风》的淫诗问题。在《易》学上，曹元弼亦认为宋儒多通《易》义，且有功汉《易》。如《周易郑氏注笺释序》云：
因为曹元弼在问学黄以周之前，即受到了吴地学术讲究家法风气的影响，形成了对郑注的坚守，从而导致其在贯彻黄以周以经为主，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的过程中，不仅证成了坚守郑氏家法的合理性，而且对其师黄以周的著作亦有所误解。例如，《复礼堂述学诗》卷六《述礼总义》云：
元弼少肄业南菁书院，从院长黄元同先生问故。先生承太夫子敬居先生式三家学，博通群经，尤邃于礼。作《礼书通故》，仿许君《五经异义》之例，类聚典文，博采众说，条分缕析而折衷之，朴学潜研，真积力久，多发前人所未发。其于郑义，虽申订互见，然遵守实多，引申尤善，且有相违而适相成者。元弼撰《周礼学》，于封建、军制、庙祧等，皆因先生说而推详之，不揣固陋，间有弥缝，亦先生赞辨前贤之义，虽下己意，实本师法。[15](卷六，4b～5a)
曹元弼以为《礼书通故》乃仿许慎《五经异义》之例，此点符合黄以周著作之实[注] 黄以周《礼书通故叙目》自言：“儒说之异同，别汇一编。迟之数年，乃仿戴君《石渠奏议》、许君《五经异义》，裦集是书。”见黄以周著，王文锦点校,《礼书通故》第五〇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713页。 ，但是对其中驳正郑玄之说，曹元弼则多加弥合。黄以周驳郑之说，如前引《序目》所言，正是效法郑玄之学不专守于一家，实事求是的做法，对郑注之依违，以经为断，实事求是，故申订互见。《礼书通故》中遵从郑玄之说的固然多，那是因为黄以周通过考据，以为郑注多合于经旨，故从郑说，而对郑说不足或误说处，则或申或订。但是曹元弼于黄以周申郑订郑之外，特强调其“遵守实多”，且认为黄以周申订郑注时“相违而适相成”，实际上都是从守郑氏家法的角度去审视黄以周此书。黄以周作为其问业师，于礼不当驳斥，然又以其师多申订“先师郑君”，所以曹元弼有此弥合之说。曹元弼所谓其《周礼学》于封建、军制、庙祧等多本其师黄以周之说而间有弥缝，大概亦如此，惜其《周礼学》今未见流传，不得考其详，然从《复礼堂述学诗》卷四《述周礼》尚可见相关论说。如关于军制，云：
夏、殷及周初，诸侯大国百里。周公制礼，则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而书传通谓之千乘之国。夫以公侯四五百里计，六十四井出一乘，可也。若百里而出千乘，则十井一乘，其虐甚于丘甲，民何以堪，先王之制岂其若是？黄先生以周《礼书通故》，以《逸周书》《司马法》与《周礼》相推校，乃知古二十五人为一乘，周以七十五人为一乘，乘法截然不同。又《周礼》畿内诸侯大国不过百里，其乘法与古同，而与外诸侯异。又以征调之法，为出赋之法，故《司马法》论军乘二法，人数多少迥异。郑注分别引之。元弼《周礼学》引申师说甚详。[15](卷四，39a～b)
黄以周于《礼书通故·军礼通故》考古军制之人数与乘数，其先据《逸周书·武顺解》及孔晁注,《周礼》以为“故车以二十五人为一乘”[7](1613)，考以《司马法》所载之车乘之制，以为“《司马法》所言乘制，实仿《周书》，特其所用人数较古为多耳”[7](1614)。在此基础上，黄以周进一步辨《采芑》“其车三千”与《棫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之郑笺所言军制的问题。《诗·采芑》曰“其车三千”，郑笺以为“三千”为“三千乘”，云：
方叔临视此戎车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师扞敌之用尔。《司马法》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乱，羡卒尽起。[16](910下)
对于女性的上述角色定位及德性要求与儒家所建构的秩序体系是内在一体的。在儒家而言，“男女之别”只是人伦之起点，其目的在于建立“父子亲”“君臣义”的等差性社会秩序。因而尽管人们认为女性通常被限定于“内”和“私”的领域之中而无缘于公共事务，但实际上，儒家女性是被裹挟于家族与政治的“公”之中并为“公”服务的。从公私观上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出其逻辑线索。
郑玄据《司马法》以七十五人为一乘，乃都鄙计井出车之法，则三千乘为二十二万五千人，远超天子六军之数，故以为周宣王承幽、厉乱后，南征荆蛮之国，不仅发六军正卒，而且羡卒尽起。黄以周以为“周初军制，自以《武顺解》‘四卒成卫’为通制”，因此推考郑笺，以为：
启行元卒，古亦谓之元戎：其人五伍二十五，古亦谓之一乘。天子六军，七万五千人，以元卒五伍计之，得三千乘。《采芑》所咏，正六军正卒之数。顾王出征不靖，非特羡卒不尽起，即正卒亦不尽用。而诗人意在夸美，故举六军正卒言之尔。抑亦玁狁素强，遂尽起六军与？又案：天子六军之制，七万五千人。有合前开、左右闾三卒言之者，其车千乘，如注疏家所言是也。有专以元卒五伍言之者，车三千乘，如《采芑》诗所言是也。其诸侯三军之制，用武王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之法，军百乘，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则大国千乘有公徒三万，如《鲁颂》所言是也。诸言各有所指，宜分别观之。若牵而缠合，无一可通矣。[7](1614～1615)
这里，黄以周根据《武训解》所载车乘的人数，以为“其车三千”正合六军正卒之数，并且认为天子出征讨乱，不仅羡卒不尽起，即便正卒亦不尽起，诗人意在夸美，否定了郑玄据《司马法》解《采芑》“其车三千”以七十五人为一乘及羡卒尽起之说。关于《采芑》“其车三千”的兵制问题，金榜曾详加辩驳，其后陈奂《诗毛氏传疏》承其说，皆与黄以周同。究其实，当以黄以周说为近理。又《诗·大雅·棫朴》“六师及之”，郑玄以为：
周王往行，谓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为师。今王兴师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礼》。《周礼》：“五师为军，军万二千五百人。”[16](1107下)
儒者无职，以治经为天职，荀子所云不求而得之谓天职也。儒者诚能广求众说，表阐圣经，汉之儒有善发经义者，从其长而取之；宋之儒有善发经义者，从其长而去之。各用所长，以补所短，经学既明，圣道自著。[4](73)
天子国制六军，其出征只用六师，不尽发正卒，不足则征诸诸侯，故《诗》述天子之军皆曰六师。《常武》为宣王亲征，亦惟曰“整我六师”，则《棫朴》诗言“六师及之”者，非殷末之制有异《周礼》之故矣。《周礼》以制军言，《诗》以出征言。[7](1615)
还有语言上，尽管现在有些语言穿越了，用了今天的网络语言，营造喜剧形式，我知道是故意的，有剧场效果，但是很让人跳戏。其实这部戏完全不需要用这些东西。
郑注以为《棫朴》“六师及之”之“师”为“二千五百人”之师，而非六军，乃殷末之制。事实上，郑玄此笺，孔疏即有疑惑，认为“军之言师，乃是常称，不当于此独设异端”[16](1107下)，然出于疏不破注的原则，最后为调和之说，以为“当是所注者广，未及改之耳”[16](1107下)。黄以周则认为，以军制言，天子备六军之制，以出征而言，则只用六师，所以《棫朴》“六师及之”并非是殷末之制与《周礼》不同，而是所言对象不同。观黄以周之意，在于说明郑笺于两处言兵制时分别引《司马法》与《周礼》之不同，属于申订郑注，疏通经义，但并不强调郑注于两处一引《司马法》、一引《周礼》的合理性。但是曹元弼在肯定其说的基础上，特别提出郑笺于两处分别引之，而不及郑笺之误，其言外之意即认为黄以周所考证的军制问题，事实上，郑玄在笺《诗》注《礼》时已经明白，所以“郑注分别引之”。换言之，曹元弼是从宗郑的角度来看待黄以周关于军制的考证的，而对黄以周订郑之说不置一词。由此可以推想，其《周礼学》所谓“因先生说而推详之”，本“先生赞辨前贤之义”而于其师说“间有弥缝”，亦当是对其师申述郑玄之说而推详，对其师订郑之说而弥缝。由此可见，黄以周以经为本、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对已经形成谨守郑玄家法观念的曹元弼而言，实际上更促成其宗郑。所以曹元弼在晚年述及黄以周之学时，黄以周变成了说礼以郑义为宗，如云：“院长定海黄元同先生尊闻行知，触类变通，由后师之说，以深探先师硕意，以为汉代经师家法不同，而莫纯于高密郑君，宋代理学宗派不同，而莫正于新安朱子，说礼皆一以郑义为宗”[3](144)。
三、宗郑、经世与汉宋兼采
黄以周父子强调以经为本，实事求是，因而在汉学、宋学的问题上持汉宋兼采的态度。这一点对曹元弼有很大影响，但是曹元弼在本其师说的过程中又有变通。与黄式三、黄以周父子一样，曹元弼亦持汉宋兼采的态度，如云：“学者勿争汉、宋门户，但当择善而从，兼得先儒之益，以明圣人之教，斯善矣”[15](卷三，57a～b)。又云：“学者自少读朱子《集注》，闳意眇指，未必深窥，当更溯源注疏，参酌群言，乃知紫阳采择之精，而汉、宋之不容强分门户。”[15](卷一三，26a)
自治经者判汉、宋为两戒，各守专家而信其所安，必并信其所未安，自欺欺人，终至欺圣、欺天而不悟，是式三所甚悯也。[5](2)
最后，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校内的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师目前在知识结构、学术水平、实践经历等多方面存在诸多不足，阻碍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另外，没有积极引进其他高校、科研院所及公司企业的优秀人才作为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兼职教师，从而缺乏对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现实可行的专业指导。
又《读顾氏心学辨》云：“天下学术之正，莫重于实事求是。”[4](311)黄以周亦承其父之观点，坚持以经为本，实事求是，汉宋兼采。首先，黄以周对读古经注，虽然强调明家法，但是反对墨守家法，而要以经为断，实事求是，如《释锾锊》云：“学者读古经注，宜知家法之异同，而定以经恉。”[6](338)又如《礼书通故》中讲：“阿注违传，近时说家法之大弊，深可慨也。”[7](740)而在清代乾嘉以来，学术最大之家法即执汉、宋门户，对此，黄以周持汉宋兼采之说，如《读〈汉书艺文志〉三》云：
液压机的噪声一般来源于机械系统、油泵、油缸、阀类元件及管道内液流的振荡，多发生在控制阀及管道上。在安装、维护及使用过程中应尽量减少振源，尤其是共振。液压元件及装置的噪声，不仅危害机器，而且危害操作人员的身体健康。随着液压系统向高压、高速、大功率方向发展，振动趋势必然加大，相应噪声也增大，液压机也不例外。
学者多争汉学、宋学之别，然《周易》《尚书》，乃魏、晋人翻新作伪，排弃古训，非宋儒之咎。《春秋胡传》，亦有为而作，说虽偏颇，非故立异。汉、宋殊致，惟论《诗》《书序》及《诗·郑》《卫》诸篇，千虑一失，早有定论。至礼，则司马、程、张、朱子皆确守注疏，而紫阳尤笃信高密。其背经任意反注违例者，乃安石一派耳，后人岂可尤而效之。[15](卷六，55b)
在曹元弼看来，一方面，因为经注以郑玄为最精、小学以许慎为最精、性理以朱子为最精，所以，“说字宗许，说经宗郑，说理宗朱”是符合实事求是之旨的；另一方面，因为郑玄之学“中正无弊”[15](卷首，13b)，许慎《说文解字》“九千文字归忠孝”[15](卷一四，7b)，朱子“明道立教，百世所宗”[15](卷三，57b)，出于正学术以正人心，深塞乱源的致用目的，所以“说字宗许，说经宗郑，说理宗朱”。不过，曹元弼也顾及“说字宗许，说经宗郑，说理宗朱”可能有沿袭旧说、墨守家法之弊，因此强调其“必求实得于心”，且以黄以周“力挽时失”之许来说明自己并非为了沿袭旧说，而是为了“大为之坊，深塞祸源”的致用目的，但黄以周所谓“力挽时失”，也未必全是对其学术的评价，更多的还在于对曹元弼著作致用意义上的评价。
宋濂溪周子、明道程子、横渠张子通论《易》义，旨深言大。伊川程子因孔氏《正义》，而实以精理，用功至深，多与汉儒暗合。……康节邵子究极理数，所传河、洛先天之说，后儒或力攻之。然河图即天地五十有五之数，为生蓍立卦之本；洛书即《易纬》太一行九宫之法，与“帝出乎震”一节用异而位同。北周卢仆射说明堂，已目此数为龟文。先天加一倍法，与《太玄》合；八卦分阴阳，与《参同契》合。盖立卦已备，比六十四卦阴阳之画而观之，以起消息，推刚柔之事，与虞氏之法同源而分流，要之河、洛先后之名，不必深求，其法则确有所由来也。晁以道始考《周易》古本，东莱吕氏为之音训，而《汉志》《易》十二篇，《魏志》称郑本《彖》《象》不与经连而注连者，至是乃复其旧。此三者穷理极数，考文之事，朱子兼之，作《本义》《启蒙》。尝曰：“《易》之为象，必有所自来。顾今不可考，则姑阙之。”盖自王弼以来，古学尽亡，师传歇灭，且千年欲一旦而丛棘尽辟，豁成大涂，斯固难也。他若朱子发考古义，王伯厚辑郑注，杨诚斋论政治，及诸有道名儒，笃学精研，历元迄明，撰述益多，各有心得。[18](卷首，26b～27b)
关于《尚书》，宋人对辨定伪《书》、伪《传》，辑考郑注，亦颇有功。曹氏云：
至宋吴氏棫、朱子始质言古文孔传之伪，元吴氏澄、明梅氏鷟继之。宋王氏应麟始搜采群书，辑郑注遗文，国朝惠氏栋得其孤行传本。或以为出自定宇，托诸伯厚者，必不然也。[19](452)
至于礼学，在曹元弼看来，自郑玄以至于朱子，再传至于江永，更是无汉宋之分，前后一贯。《复礼堂述学诗》卷四《述周礼》云：
伊川、横渠并尊《周礼》，而朱子礼学，直绍郑君，故治礼无汉学、宋学之分，在实事求是，体心践履，以达之天下而已。[15](卷四，59b～6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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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氏父子用以经为本，实事求是，汉宋兼采的原则指导治经，因此，其学术研究能够做到“有宗主而无门户”[10](424)。细读黄氏父子之著，其所宗非一家，汉学以郑玄为宗，宋学以朱子为宗。黄氏父子之所以宗郑玄、朱子，不仅在于“三代下之经学，汉郑君、宋朱子为最”[11](164)，又在于两家不立门户，能网罗众说，实事求是，而不拘家法。黄式三以为“宋儒之能汉学者莫如朱子，而汉儒之能启宋学者，岂非郑君欤？”[4](74)虽然宗郑玄、朱子，但是亦不曲徇其失。如，黄式三《论语后案》虽然认为“《论语》注之传者，朱子为醇，天下之公言”[12](709)，郑玄之注“当时尤贵”[12](710)，但亦能于“古今儒说之荟萃，茍有裨于经义，虽异于汉郑君、宋朱子，犹宜择而存之”[12](711)。又如，黄以周于礼学宗郑，所宗者非郑玄家法，而是宗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7](2721～2722)的通儒之学，因此，其撰《礼书通故》，正法郑玄不专一家之义，而网罗众家，兼采其长，如《礼书通故序目》云：
宋初，聂氏崇义作《三礼图》，据旧图为本，考正疑讹，申释隐滞，近唐儒精实之学。景德元年，吕蒙正等上邢昺、孙奭等所校定《仪礼疏》。其书见于今，为疏本之最古者。其后儒臣多敦崇古学，横遭憸人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非圣无法，天下愤之。南渡后，张氏淳据当时所存各本，校严州所刊《仪礼》经注，作《识误》，有功此经。而朱文公以上贤纯徳，绍郑君于百世之上，知治乱天下之必本于礼，而《仪礼》为礼之本经，《周官》其纲领，《礼记》乃其义疏，深忿安石遗本宗末，博士诸生于仪法度数之实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上疏乞修《三礼》，不果行。晚乃与弟子编《仪礼经传通解》，取十七篇经文，分章附记，全录郑注，节引贾疏，经所不具，以记补之，别立门目，以类相从。凡各经传记、史志有及于礼者，靡不毕载。自定家、乡、学、邦国、王朝诸礼，而以丧、祭二礼属弟子黄氏幹。黄氏成《丧礼》，于《祭礼》未及精专修改，复以其书授弟子杨氏复，杨氏别成《祭礼通解》。盖礼书若此之难也。文公弟子又有李氏如圭，与修《通解》，别撰《仪礼集释》，阐发亦多。自文公作《通解》后，郑氏礼学复兴，文公尝称郑注《三礼》大有功，叹为大儒，又于宋孝宗之丧得郑注“天子诸侯之丧皆斩衰无期”一条，深服郑君，以为其说足以补经定制。盖高密紫阳，易地皆然。嗣有岳氏珂刊《三礼》郑注，魏氏了翁撰《九经要义》。[20](44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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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元弼看来，朱子在礼学上不仅直绍郑玄，其撰《仪礼经传通解》，创通大法，至清代马骕、张尔岐、吴廷华、江永、徐乾学、秦蕙田等学者的礼学著作，皆沿袭朱子之法。因此，朱子对清代礼学的复兴功不可没，如云：
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厘析经文，每一节截断后一行题云：“右某事。”较贾疏尤简明。……此朱子之大有功于《仪礼》者。至国朝而马宛斯《绎史》所载《仪礼》，张稷若《仪礼郑注句读》，吴中林《仪礼章句》，皆用朱子之法。江慎修《礼书纲目》因朱子《通解》而编定之，固宜遵用其法。徐健庵《读礼通考》，秦文恭《五礼通考》亦皆分节，自朱子创此法，后来莫不由之矣。[21](577下～578上)
首先，由上所引曹元弼关于汉宋兼采及宗郑玄与朱子之说，可以发现，其中依然贯穿了曹元弼坚守汉学，尤其是郑玄家法的痕迹。曹元弼之汉宋兼采及宗朱子，是以宗汉宗郑作为基础而会通汉学宋学的。虽然黄氏父子在汉宋学问题上也以郑玄为主，但是并不强调郑学家法，尤其不墨守郑说，其著作中驳郑注之误者甚多。而曹元弼在郑玄和朱子问题上，则坚守郑君家法，不容稍有异议，于朱子亦加尊崇，而于郑、朱相异之处，则多以郑为归，此例在《礼经校释》《周易郑氏注笺释》《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孝经郑氏注笺释》等著作中比比皆是。
其次，曹元弼的汉宋兼采有非常明显的经世目的。曹元弼与作为纯粹学者的黄氏父子不同，其先后受东林学派以来的顾炎武、冯桂芬、黄体芳及东塾学派、张之洞等人的影响，同时又身处晚清,关切时局之危，故其于历代经学尤其注重其中的经世功用。正是因为这种对经世致用的关注，曹元弼在汉宋兼采的观念中融入了浓厚的经世思想。曹元弼认为，秦火之后，汉儒发明经训，阐明王道，至汉武帝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遂开汉四百年经学政治之盛”[15](卷首，8b)。虽然汉儒“所讲者仁义，所守者圣法，天秩民彝，同归一致”，但是经分今古，且一经又有各家，如《易》有施氏、孟氏、梁丘、京氏、费氏；《书》于今古之外，又有大小夏侯、欧阳三家；《诗》有今文齐、鲁、韩与古文毛四家；《礼》有“大小戴、庆氏不同”；《春秋》有公羊、谷梁、左氏三家之异；因为“文字、训义、名数之属，各习其师”，甚至“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党同妒真，不求至是”[15](卷首9b)。至东汉末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15](卷首，9b)。至魏晋天下大乱，玄学清谈之风兴起，破坏礼法之事甚多，但“圣人之道不绝，惟郑氏礼学是赖”[15](卷首，10a)。降及六朝时期，虽然中原分崩，迭经战乱，但是其间“礼议义疏，精研经义，辅翼名教”，至河汾之学兴起，“佐唐贞观之治”[15](卷首，10a)。在曹元弼看来，经学盛衰关系天下治乱，而东汉以后至唐，天下能够拨乱世而反诸正，正在于汉儒之阐明经训，尤其是郑玄及历代研习郑玄《礼》注者之辅翼名教。而自唐末五季之乱后，宋儒继汉儒而阐明经义，尤其是朱子绍郑玄而集宋学之大成，重开治世之后，一直到明亡而大彰儒效，则其功多赖宋儒，尤其是朱子。曹氏云：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和机关党组历来十分重视机关文化建设和干部职工的身心健康。按照于晓明副主任“要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单位，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的要求，省人大机关举办了以“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为主题的运动会。运动会设置了拔河、托球接力跑等两个集体比赛项目和搭桥过河、自行车慢骑、趣味投篮等8个个人项目，突出了参与性、趣味性和团队协作，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而活跃，展示了机关干部职工奋发有为、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最后进行的拔河比赛由机关25个工会小组组成的8个队参加，各队势均力敌、争夺激烈，把运动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使这次运动会成为了一次欢乐、精彩、难忘的运动会。
秦火之厄，先王之法尽灭，故汉儒务发明经训，以兴王道。五季之衰，人心陷溺已极，故宋儒务阐扬义理，以觉民迷。自宋初敕邢昺、孙奭等校补经疏，儒学蔚兴。而濂溪、明道、伊川、横渠诸贤，以躬行心得，穷理尽性之学，为人伦师表。朱子集其大成，极毕生之力，作《四书章句集注》，穷性道之奥，严诚伪之辨，判义利之界，明邪正顺逆之分。宋末以来家弦户诵，明代用以取士。而三纲四维，凡民皆知，尽忠蹈仁，志士接踵，气节之盛与东汉等。《周礼》师儒，以道得民，其效大彰明较著矣。然周、程、张子之学，实皆自熟读注疏，博学反约，含咀英华而出。朱子尤覃研群经，服膺郑君礼学。其于国家治乱，民生休戚之实，无不讲求有素。[15](卷首，11a～b)
清初，顾炎武反思明亡教训而揭起“经学即理学”之义，强调由小学通经，通经以致用，遂开清代考据实学一派。虽然乾嘉考据学多以经史考证为务，不甚讲求经世致用，但是在曹元弼看来，这是博极古义而精发圣言，使七十子至汉儒之绝学得以昭炳，为通经致用奠定了基础。同时，清代之理学名臣如汤斌、陆陇其、张伯行等继承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学，而佐清廷辅治。中兴名臣如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之戡定太平天国之乱，在曹元弼看来更是通经致用，博学达政的典范。曹氏云：
亭林顾先生当贞元之会，愍恻当世，大振颓风。其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二语为主，实握经明行修，通经致用之要。自文字、训诂、声韵、名物、度数、礼乐、刑政，性与天道，微言大义，以及郡国利病，山川险要，士风民俗，细无不包，大无不举，而处心光明正大，廓然有斯人吾与吉凶同患之意。虽耿耿孤忠，系心先代，皦皦大节，不事二姓，而著书立言，中正平实，绝无过激险怪之论，贻患来世。学派既开，英儒宏彦，翕然宗之，式古训，讲实学，以求儒效。
恭逢景运中天，列圣郅治，御纂钦定诸经，同符尧、舜、周、孔，彝教迪民，洪化育才，经师大儒，云会星联，承流宣风，修学兴道。于是《易》有惠、张、姚氏，《书》有江、孙、段、王，《诗》有二陈、马、胡，《礼》有江、戴、金、张、凌、胡，《春秋》有惠、顾、孔、陈、钟氏，《孝经》《论语》《孟子》有阮、刘、焦氏，《尔雅》《说文》有邵、郝、段、桂、王氏，群经通义有阮氏、陈氏，皆博极古义，精发圣言。自七十子以至汉儒，千载垂绝之学，一旦昭炳光明。而汤文正、陆清献、张清恪诸公，以理学名德，光辅圣治；曾文正、胡文忠、左文襄诸公，以博学达政，底定中原。[15](卷首，11b～13a)
因此，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曹元弼认为汉学、宋学亦前后一贯而有益于治道，因此，持汉宋兼采之说。这是曹元弼不同于其师黄以周之处，但曹元弼仍然是以学术上的实事求是为前提的。通经致用的目的是拨乱世反诸正，然学术之正邪关系到人心之邪正，而人心之邪正关系到天下治乱与生民祸福，曹氏云：
学术正则人心正，而人才皆用于忠孝仁义，经文纬武，以造天下莫大之福。学术乱则人心乱，而人才皆趋于悖逆诈伪，贪暴残杀，以贻苍生无穷之忧。[15](卷首，6b)
合奏技能训练可以从二胡齐奏开始，先是进行简单的二重奏、三重奏，循序渐进，由易到难。在齐奏练习中，引导者可以先把演奏者分为若干小组，让他们轮流练习不同声部，体验同一个乐曲中不同的演奏方式，继而全面提高二胡齐奏技能。
因此，要通经以致用而使天下归于郅治，而使生民相生、相养、相保，则必须正人心，而正人心则须正学术，正学术之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原本经义，实事求是，而不能背经反传。曹元弼认为汉儒，尤其是郑玄，继七十子之后，实事求是，阐明经训，得学术之正，经明行修，所以能够开四百年经学政治之盛，历魏晋六朝之乱而维持圣道不坠，并开唐贞观之治。经历唐末五季之乱，宋儒能够继汉儒之学，“以躬行心得，穷理尽性之学，为人伦师表”，尤其是朱子直绍郑玄之学而集宋儒之大成，开宋以后数百年之治，以至于晚清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诸人。这一维持世教的过程，既强调实事求是，又以汉儒尤其是郑玄为核心。因此，从经世致用角度的汉宋兼采而言，曹元弼亦在其中贯穿了坚守汉儒，尤其是郑玄家法的原则。
四、结 语
综上可知，曹元弼入学南菁书院，问学于黄以周，在以经为本，实事求是及汉宋兼采的治学方法和态度方面，曹元弼虽然汲取了黄以周之教，但是又受其自身既有的宗汉宗郑思想，以及来自于前辈、家族、乡邦、时贤和晚清经世思想的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异，从而形成了不同于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的学术特点，在以经为本，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下证成了其坚守汉儒，尤其是郑玄家法的合理性。因此，曹元弼的汉宋兼采，在学术上是以郑玄家法为核心的汉宋兼采。同时，其在学术之外，还从经世致用的角度论述汉宋兼采。虽然曹元弼问学于黄以周的时间很短，且对黄以周之说奉持不坚，多有变异之处，但是黄以周以经为本、实事求是及汉宋兼采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还是对曹元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著述方面。所以曹元弼在具体著述中虽然坚守郑说，但能够博采他说而赞辩之；虽然强调经世致用，但不流于以经议政的穿凿，能够以实事求是之态度确求经义。正如其《复礼堂述学诗》卷三《述诗》言其一生著述之旨曰：“我不忍先王先圣教民相生、相养、相保之道，从此败坏而不救，沦亡而不反也。是用深考汉学之源流，会通宋学之精义，平心实事，正本清源。群言淆乱质诸圣，天下之动贞夫一。”[15](卷三，71b～7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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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ao Yuan -bi and Huang Yi -zhou
LI Ke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of Confucian Classic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 Cao Yuan-bi learned from Huang Yi-zhou in Nanjing College，and was affected by Huang Shi-san and Huang Yi-zhou in their research methods，which were based on Confucian classics，seeking truth from facts，and adopting both Philology and Philosophy.Meanwhile，his research methods change a lot because of his own esteem of Philology and Zheng Xuan，as well as the statecraft academic rooted in the seniors，families，villagers，personages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Late Qing Dynasty.These factors justified the rationality of his sticking to the laws of Han-dynasty scholars，especially Zheng Xuan.Therefore，Cao Yuan-bi adopted both Philology and Philosophy taking Zheng Xuan’s laws as the core.He also discussed the adoption of both Philology and Philosophy from a standpoint of statecraft.
Key words : Huang Yi-zhou；Cao Yuan-bi；Esteem of Zheng Xuan；Adoption of both Philology and Philosophy
中图分类号： B259.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627( 2019) 04-0097-09
收稿日期： 2019-04-17
作者简介： 李科(1987-)，男，四川南溪人，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经学史、古典文献学研究。
【责任编辑 李延睿】
标签：黄以周论文; 曹元弼论文; 宗郑论文; 汉宋兼采论文;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