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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516.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71(2006)02-0029-07
政党作为维护特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其发挥作用的基础是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因此，社会结构变迁导致的阶级阶层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政党的社会基础或阶级基础，而政党只有适应这种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纲领政策才能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自19世纪以来，中产阶级① 的产生与发展壮大，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重要内容。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历经数次的痛苦失利后，根据社会结构演变尤其是中产阶级利益需求的变化，适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纲领和选举策略，重构了自己的选民基础，实现了三轮较大的转型，并使经过不断更新的社会民主党能够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国家政治的中心地位。本文试图对中产阶级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问题进行梳理考察。
一、马克思主义的中等阶级理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早期定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有关论著中，并没有使用过“中产阶级”这个名词。而是使用了包括“中等阶级”、“中间等级”、“中间阶级”、“中层等级”、“中间阶层”、“中等社会阶层”等多个术语。从他们使用这些术语的有关论述来看，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用这些概念来描述处于上升过程中的新兴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二是用来指涉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基本阶级之间的所有社会阶级。马克思指出：“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了一个站在它们之间的类似中间阶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②，这个“中层等级”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组成了国民的最大部分。③ 对于这部分社会成员，马克思使用较多的概念是“中等阶级”和“中等阶层”，主要是为了表明其处于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因为不论从收入还是社会地位来看，它们都是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基本阶级的中等地位。此外，马克思还对中等阶级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认为“破产已成为小资产阶级当中的经常现象”。④ 这样的理论分析必然使马克思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即他认为无产阶级队伍将不断地从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小农中得到补充，“资产阶级社会内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⑤ 随着这些中等阶级的不断破产，他们源源不断地被挤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从而就会使资本主义社会成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严重分化与对抗的社会，这样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一个决定力量。”⑥ 这时，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就会爆发并走向成功。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中等阶级理论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依据存在的。这种理论必然会对当时的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较早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了由考茨基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这个纲领在理论方面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写成的，而且也与马克思主义的中等阶级理论相吻合。《爱尔福特纲领》的开篇就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以自然必然性促使那以劳动者对自己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经营日趋没落”，“与生产资料的这种垄断化并行，分散的小经营日益为大规模的经营所排挤”。在此基础上，《爱尔福特纲领》又指出：“对于无产阶级和没落的中间阶层——小资产者和农民——而言，它却意味着他们的生活不安定、穷困、压迫、奴役、屈辱、剥削的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无产者的人数越来越增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⑦ 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通过“政治斗争”，掌握政治权力，然后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⑧ 从这几段论述可以看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爱尔福特纲领》中对社会主义的理论阐释，是对马克思中等阶级理论的完全继承。正是首先在对中等阶级发展趋势的判断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认为“中等阶级”必然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并最终进入无产阶级队伍，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爱尔福特纲领》才最终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矛盾尖锐化、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必然性。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中等阶级理论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中等阶级的发展和马克思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这也成为西方学者攻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依据。
二、伯恩施坦的中等阶层理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道路的确立
马克思的中等阶级理论是从趋势上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变化作出的判断。而自19世纪中期以来德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发展却表现出了不同于马克思预测的情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施坦，根据德国中等阶层继续存在并发展的现实，在“修正”马克思中等阶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新构想。
伯恩施坦是在描绘19世纪末期德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以及由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后⑨，形成了自己的中等阶层理论。他认为“国民经济中技术人员和商人的问题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就被完全忽略了”，但“自马克思死后，这个阶级有了显著的增加”。⑩ 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第三章《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中，他对德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在工业、商业和农业中的“中等阶层的性质改变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社会阶梯中消失”。这个事实可以从德国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社会阶级结构的一些数据中得到印证。如“在这些更大的工业企业中，职员阶层的比例得到了最迅猛的增加。作为一种新型的受雇者阶层，这个‘白领阶层’已由1882年受雇者中的1.9％上升为1907年的5.7％，随着都市化的发展，它还将以比产业工人的上升率快得多的速度继续增长。”(11) 另外，伯恩施坦还认为现代生产方式的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劳动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并直接导致社会财富的提高，而除了资本家阶级消费以外和工业雇用工人超出他们自己的以工资为限的消费以外所生产的财富则被另外一个“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所拥有，这是“生产的不断提高容许我们作出的唯一抉择。”(12) 而正是这样一个结论，使伯恩施坦认为德国社会关系的尖锐化并没有按照《共产党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这说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计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和方式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错误估计。因此，从现实意义来说，要想搞好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就必须对《共产党宣言》的“灾变论”进行修改。“我们必须预计到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伸缩性，并且按照这一预计来展开我们的斗争实践”。(13) 而与“政治突变论”相反的方式则是一种合法的手段。因为正是由于这个庞大的中等阶层的存在，他们占有着相当多的社会财富，成为社会稳定和实现和平过渡的主力军。因此，他们不希望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而是通过改良主义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于是，伯恩施坦得出了以和平的改良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的结论，“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14)
伯恩施坦冒天下之大不韪“修正”马克思主义，自然受到了诸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家的批驳。但这并不能否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改良主义实践中取得的显著成效。如在1890年的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19.7％的选票，成为得票最多的第一大党。而在1898年的得票数为200万张，1903年突破了300万张，1912年增加到425万张，占总票数的34.8％，在国会中赢得了110个席位，成为国会中最强大的党团。(15) 另外，一战后德国社会结构变化的事实，也证明了伯恩施坦对中等阶层预见的正确性。因为领取工资的不同于传统产业无产阶级的雇员，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管理人员、科学和技术人员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体力劳动者。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每千名体力劳动者中领取工资的雇员人数，1907年为82人，1925年上升为154人。(16) 随着这批新中等阶级成员人数的增长，工人中体力劳动者的比例从1895年时的56.8％，下降到1925年时的45.1％。(17) 为了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1921年9月，多数派社会民主党派在格尔利茨举行代表大会，通过了由伯恩施坦参与起草的新党纲——《格尔利茨纲领》。这部新纲领虽然仍坚持社会主义整体替代资本主义的主张，但在方法上已完全抛弃了暴力革命的道路，而确立了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即“力图通过现存制度内的行动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18) 另外，《格尔利茨纲领》首次提出了把社会民主党在性质上转变为“人民党”的主张，以适应发生变化的阶级结构，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如纲领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党。它力求使一切依靠自己劳动成果为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在共同的认识和目标下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19) 这标志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实现了它的第一次转型。但这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坚持用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案，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经济制度问题上，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这说明它基本上还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
三、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由“阶级党”演变为“人民党”
二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它引起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表现为以重化工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特别是服务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转移，进而导致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中产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并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群体。这一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从而使德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为传统产业部门在社会生产中的比重日益缩小，即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例持续下降，而第三产业开始比例大幅提高，这从总体上推进了中产阶级队伍的急剧增长；二是生产力的大发展使生产进一步社会化，促使生产分工和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社会协作进一步加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德国出现了许多新的行业、新的部门，从而引起职业结构的巨大变动，涌现出众多的新工种和新工作岗位，即随着生产资料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出现了一些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如“经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专业人员”等。正是在这些新的领域，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产业无产阶级的新型雇佣劳动者，而他们往往是“中产阶级”的代名词；三是二战后，德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盛行，要求扩大国家职能，加强国家和政府指导、参与和干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能力，这就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增加，政府雇员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而相当一部分政府雇员是作为“中产阶级”的身份出现的；四是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小企业也大量存在，使中小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等“老中产阶级”的人数也呈现相对的上升势头。在德国，“扶植小型企业是促进被政府看作是社会稳定因素的中产阶层的普遍的相当广泛政策的组成部分。各种扶植中小手工业和工业企业的国家纲领目的在于使这些行业在不同的起点条件下可以得到平衡。”(20)
虽然二战后德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但从德国社会民主党自身来说，在意识形态方面，它毕竟还坚持马克思主义，起码从纲领上来看它还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这就不可避免地给它带来一个危机：那就是单纯依靠产业无产阶级赢得选举胜利的传统优势不复存在。不仅如此，社会民主党的带有鲜明“社会主义”特色的纲领和口号不但不再能使其赢得更多的选票，反而成了它争取“中产阶级”选民的一大障碍。从二战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多次参加选举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得票率呈下降趋势，也印证了这一事实。连续多次大选的失利，使社会民主党长期处于在野党的位置，这对于二战结束后一直就想成为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来说，当然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除了在选举中的失利外，由于不能适应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党的纲领也对党员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从而导致党员的人数开始急剧下降，如在1947年，社会民主党还有党员87.5万人，但到1958年时，已降为62.4万人。(21)
大选的失利以及党员人员的锐减，都使社会民主党认识到：二战后德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仅仅依靠传统的产业无产阶级已经不能获得选举的胜利。因此，如果社会民主党还不能适应这种变化而对党的纲领进行调整，它就不可能获得中产阶级选民的支持，也就不可能上台执政。而在议会民主制条件下，任何一个政党要想上台执政，首先必须在大选中获得多数选票，而获得更多选票的一个前提就是党的纲领和政策，尤其是竞选纲领要适应不同阶层的选民的需要，以便能获得更多的选民的支持。
面对这种形势，社会民主党内产生了一股革新之风，要求摒弃原有的意识形态，调整党的纲领和策略，以利于争取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成员。于是，1959年11月13日至15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哥德斯堡召开了特别会议，通过了新的基本纲领——《哥德斯堡纲领》。在新纲领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布民主社会主义“植根于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这实际上就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从而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再加上民主社会主义“不想宣布任何最后的真理”，因为“它尊重人们对信仰的选择，无论是一个政党还是国家都无权决定信仰的内容”，它最终就成为一个“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纲领对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的内涵进行了“全新”界定，认为“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即争取、捍卫自由和公正”。(22) 这实际上是以笼统的抽象的带有道德色彩的价值目标替代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目标的描述；新纲领认为只要生产资料的私有占有权“不妨碍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它就应该“得到保护和促进”。(23) 社会民主党在新纲领中做出不再坚持推翻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承诺，这实际上就是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认同。
通过上述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就顺其自然地抹掉了“阶级党”的光环，它既可以代表产业无产阶级利益，又可以成为“中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新纲领明确指出，“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党”，“社会民主党欢迎每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基本要求的人参加到它的行列中来”。(24) 这就为中产阶级成员加入社会民主党扫清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而事实证明，德国社会民主党面向中产阶级的这一轮转型，吸引到了更多的中产阶级选民，不仅使党员人数大幅度增加，同时也使党的成份发生了重大变化，职员和公务员等“中产阶级”成员的比例大幅度上升，由1965年的27.2％上升为1969年的31.6％。另外，在1969年还增加了自由职业者和独立劳动者等“中产阶级”成员的加入，组成比例分别为6.3％和5.8％。(25) 而到1975年时，包括工人、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在内的传统产业无产阶级仅占其党员的27.64％，而非专职官员、独立劳动者、专职官员、大学生等“中产阶级”成员的比例共占44.53％，已经超过了工人的比例。(26) 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从“阶级党”到“人民党”的转型，吸引了大量的中产阶级成员，扩大了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并最终赢得了联合执政地位，一直持续到1982年。
四、中产阶级的新变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人民党”转变为“全方位党”
经历第二轮的转型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迎来了一段较长时间的执政生涯。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德国的社会结构又发生了新变化。由于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赢得了20年相对和平发展的“黄金时代”，从而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把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向深入，并导致了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技术等高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它使以信息通信和提供各种服务为内容的第三产业得到迅猛发展，成为西方国家的支柱产业，导致大量的劳动力向服务行业和行政职能部门转移。一是随着科学技术、知识信息和科学管理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对提供这些高档次专门服务的社会需求日益增大，计算机软件服务、信息咨询和处理等新兴的从事专业知识和技术性服务的行业应运而生，发展迅速；二是文娱、体育、旅游、保健、教育等为人的发展和现代生活服务的部门发展较快；三是组织和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政府部门成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德国为例，1960年，联邦德国的第三产业在国内产值中的比重为39.8％，1971年上升为43.7％，而第三产业中就业人数在1975年超过了工业就业人数，1980年已达50％。(27) 而到1995年时，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所占的百分比为3.2％、35.9％和60.9％。(28) 这说明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联邦德国像其他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化国家一样，第三产业已经占据了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与此相适应，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也已经超过了第一、二产业的从业人员。因为第三产业中的就业人员绝大部分被认为是中产阶级，这标志着德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已占据就业人口的首位，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另外，战后出生长大的“新中产阶级”，属于后物质主义的一代，他们热衷于包括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环境保护等所谓的“新社会运动”，在利益诉求方面，他们与传统的产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与其它中产阶级成员也有所区别。
对于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及其内部结构的新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应是迟缓的。当然，它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1983、1987、1990年连续三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均低于联盟党，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分别为38.2％、37％、33.5％，尤其是1990年的大选，两党之间竟相差10个百分点。(29) 这样，在经历了将近20年的辉煌执政生涯后，由于没有及时地适应新科技革命引发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社会民主党再度成为在野党。持续在野的时期内，又迫使社会民主党对自己的纲领与政策进行反思，党内也发生过无数次的争论，并导致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新一轮的变革。
1989年1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柏林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跨世纪的纲领”——《柏林纲领》，取代了自1959年以来的《哥德斯堡纲领》。《柏林纲领》的出台，一方面是对苏东剧变后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次回应，另一个方面就是对中产阶级成为社会成员多数的一次转型。为获得中产阶级成员，尤其秉承后物质主义一代的支持，它一方面从理论上寻找与新社会运动的共同点。纲领指出：“我们对未来的构想是：成立一个由老的和新的社会运动结成的改革联盟。这个联盟的核心，仍旧是同工会的合作。然而，它也必须包括一切通过日常的生活经验或者通过在新的社会运动中积极活动而坚信有必要进行深刻改革的人”(30)；另一方面在行动上积极寻求与新社会运动的合作，强调参与议会外政治和学习“对话民主”艺术的重要性，提出“政治有可能作为自由的、最终是公开和公民对话的结果而存在。这种对话要求并吸收各种生活力量参加。”(31) 但此次政策的调整并没有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在野状态。于是，在1994年联邦议会选举失利六周后，社民党政党及议会党团领导人沙尔平呼吁对党的方针路线再作重要的修改。他认为“社民党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纲领，通过更加团结来改善对外形象，而且首先必须对中产阶层具有吸引力”。(32) 而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领导人施罗德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更是“毫不隐讳要使社会民主党成为(新)中间阶级的政治议程代表的意图”。(33) 于是，在1998年的竞选纲领中，德国社民党提出了“工作创造与中间阶级”的“新中派政策”，声称要“我们依靠高度熟练技术的、积极进取的雇员，依靠在家庭和社会中为我们的子女的教育承担责任的男子和妇女，依靠富于远见、投身事业的经理和企业主，依靠具有革新精神的、灵活的中间等级、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依靠勇敢的创业者，依靠出色的、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信息工作者、医生和工程师，依靠从事大量发明创造的技师和科学家，依靠具有责任感的德国工会。这些都是我们所信赖的人。他们同我们社会中的这些创造效益的人们一起组成德国的中派。”(34) 其吸引中产阶级的意图不言而喻。通过这一轮的转型，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上实现了主要依靠力量由传统产业工人阶级向中产阶级的转移，而正是因为争取到了广大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连续赢得了1998年和2002年大选的胜利。两次选举的胜利，更加坚定了社会民主党依靠中产阶级的决心。20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团在威斯巴登举行的非公开会议通过了2003年度的具体纲领和威斯巴登声明，“宣布了一个全面的中产阶级纲领”，它认为“中产阶级是德国经济的发动机”，德国“经济成果大约有一半是由中产阶级带来的”。因此，社会民主党认为“支持中产阶级仍然是我们经济政策的重点”，通过“提升中产阶级的巨大就业潜力，并为一个明确的、尽可能不用官僚主义方式操作的框架条件而努力”。(35) 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实现了由人民党向全方位党(catch-all party)的转变。它力求在选民面前表现出自己更为开放、更为适应社会需求的特征，以期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成为一个以中产阶级成员为主要依靠力量，又兼顾其它社会阶层利益需求的全方位政党，从而通过大力拓展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实现上台执政的目标，这说明历经第三轮的转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全方位的选举党。
总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三次转型体现了在社会结构变化情况下政党嬗变的必然性。而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来看，其重要特征就是伴随着产业无产阶级人数的下降，中产阶级队伍在不断壮大。因此，对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只有适时地实现自身的“转型”，才能不断扩大自身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并保证有足够的力量实现改造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这是客观现实对社会主义政党提出的必然要求。
注释：
①本文所指的中产阶级是指不同于资产阶级和传统产业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阶层的集合体。详见拙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阶级”问题辨析》，《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3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卷，第75页。
③同上，第4卷，第476页。
④同上，第16卷，第76页。
⑤同上，第7卷，第37页。
⑥同上，第22卷，第609页。
⑦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教学组：《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发行，第274页。
⑧同上，第275页。
⑨[德]爱德华·伯恩施坦著，殷叙彝译：《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4页。
⑩[德]爱德华·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见《伯因施坦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424页。
(11)[德]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转引自李工真著：《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8-139页。
(12)同注①，第106页。
(13)同上，第23页。
(14)同上，第7页。
(15)王学东：《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1期，第6页。
(16)鲍勃·卡特：《资本主义阶级冲突和新中等阶级》，转引自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中古到20世纪》，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
(17)沈汉：《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从中古到20世纪》，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
(18)[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著，黄华光译：《欧洲民主史》，转引自王军：《德国社会民主党与战后德国政治》，《德国研究》，1999年第2期，第7页注释。
(19)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教学组：《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发行，第143页。
(20)[联邦德国]卡尔·哈达赫著，扬绪译：《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7页。
(21)王学东：《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型》，《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1期，第9页。
(22)中央党校科社教研室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教学组：《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发行，第149页。
(23)同上，第156页。
(24)同上，第166页。
(25)[法]乔治·埃斯蒂厄弗纳尔著，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法语专业1975届工农兵学员及部分教员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党》，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8页。
(26)[英]威廉·E·佩特森、阿拉斯泰尔·H·托马斯编，林幼琪等译：《西欧社会民主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页。
(27)[联邦德国]韦尔纳·阿尔贝斯豪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史，1945～1980》，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5页。
(28)张世鹏：《二十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
(29)[德]汉斯-乌尔里希·威勒尔：《德意志帝国，1871～1918》，转引自李工真著：《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30)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转引自罗云力：《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社会基础演变探析》，《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第5期，第71页。
(31)同上，第70页。
(32)伍慧萍摘译自《Die Well》，转引自《德国快讯》，1995年第1期，第2页。
(33)林德山：《欧洲社会民主党思想意识的变化趋势与问题》，《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第69-70页。
(34)《劳动、革新与公正——德国社会民主党1998年联邦议会竞选纲领》，转引自张世鹏：《历史比较中的欧洲“第三条道路”》，《欧洲》，1999年第2期，第10页。
(35)张文红编译，殷叙彝校：《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中产阶级纲领》，《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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