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营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私营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一场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经济改革，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连续10余年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持续增长的奇迹。私营经济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支越来越不容忽视的基本力量，在这个奇迹创造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绝对不能轻视的。因而，可以毫不夸大地讲，要了解和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不清楚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态势，那无论怎么讲都是片面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指出：“任何现代经济学理论，除非其能够对它力图解释的现象作出一系列预言，并且这种预言至少是潜在地可用经验资料确证的，否则它便没有立足之地，便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和合理的。”[1]可以肯定地说，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阻碍，但私营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是不可逆转的。
一、“新富阶层”的出现是可持续发展的客观基础
改革开放16年来，中国的私营经济在经历了80年代初的恢复发展，中期的快速发展和中后期的低速徘徊三个阶段后，在90年代初驶入了快车道，步入了一个超常态、跳跃式发展的新增长阶段。1988年6月25日，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于当年年底开始对私营企业进行注册登记。发展情况见表1：
表1 1989～1995年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情况表（单位：人，万元人民币）
时间 户数
从业人员（人）注册资本（万元）
1989年
90581 1640050844776
1990年
98141 1702193951552
1991年
107843
15975561234689
1992年
139633
20153472211615
1993年
238000
37260006803000
1994年
432000
648000014480000
1995年
655000
822000026220000
资料来源：1989～1992年数字见《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3年）和1993～1995年数字见中国国家工商局年度统计公报
从上表可以看出，1991年以前，私营企业的户数与从业人员的增长均未超过10%，处于缓慢增长阶段。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并不宽松，“左”倾思潮把发展私营经济同私有化扭在一起，使许多人不敢干私营企业。从1992年第二季度起，私营企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一年比1991年增长了近30%，而1993年同1992年比较，私营企业的户数、从业人员和注册资本总额分别比上年增长了70.4%、60.7%和207.6%。1994年进入了超常态增长阶段，上述三项指标又分别比上年增长了81.5%、73.9%和112.8%。1995年这三项指标又分别比上年增长了151.62%、46.92%、和81.10%。这是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的历史最好水平，也是其它任何一种经济成分从未有过的发展速度。
“新富阶层”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概念。改革之初，当一部分农民通过家庭经营而使经济收入突增时，被称为“万元户”。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已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可是，由于国情的不同，这个称谓在西方发达国家就给翻译带来了困难，于是就在西方被译成“New Richer”，再按字面直译成中文，就是“新富阶层”。从1992年起，私营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注册资本金比户数、从业人员数的增长更快，并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新富阶层”。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个体私营经济起步较早，发展的政策宽松。1992年以前发展速度快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1993年后重点抓管理，个体经济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而私营经济则出现了超常规、跳跃性增长态势（参见表2）。
表2 1994年度中国沿海三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状况
资料来源：（1995），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沿海四省市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与管理情况的调查考察报告》，载《内部工作情况通报》第30期。
截止1994年底的统计，1993年注册资本金总额比上年增长207.6%，1994年又比上年增长112.9%。从1989年到1994年，全国私营企业的户均注册资本金由9.3万元增加到33.5万元，而户均雇工人数则由19.1人减少到15人，增加资本投入，减少雇工人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是近年来中国私营企业规模扩张的主要标志，并涌现出一大批“百万富翁”，且增长势头逐年看涨。在全国，注册资本金在百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1992年有1801户，1993年有8784户，1994年为19538户，千万元以上的880户[2]。广东省注册资本金达百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达6660户，占私营企业总数的1／10，千万元以上的200多户，亿元以上的有7户。广东梁民公司注册资本2.3亿元，实有资产近10亿元[3]。仅吉林省1994年私营企业注册资本金总额已达21亿元，户均注册资本16.4万元；注册资本达百万元以上的达193户，达千万元以上的有23户[4]。1995年1～4月份，宁波市就新发展私营企业4000户，总数达13000多户，一个市的户数等于整个吉林省的户数。一些地区逐渐出现了企业资产达亿元，几亿元，甚至十余亿元的富豪。
在这里，我必须特别指出，这个“新富阶层”的出现，绝不意味着一个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只是私营经济在新成长阶段其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的一个标志，但它绝对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标志。这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私营经济将以更大的基础和实力向前推进，并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格局。还预示着它只能进不能退。他们自身和历史都不允许他们停下来。他们是中国私营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已成事实的客观基础。
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完全可以用充分的理由和数据论证中国私营经济将呈现跨世纪超常规发展态势，并且这种发展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这种趋势，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无须进行复杂的逻辑推理来演绎，只需把下列基本事实串联起来就会清楚地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1）一方面我们的物质财富远未达到极大的丰富，离按需分配还十分遥远；另一方面成千上万人在无事可做，虚度光阴，等待社会的救济。一方面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民间资本找不到理想的增殖投向。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1995年底我国民间资本已突破3万亿元大关。据上海一项调查，储蓄存款在10万元以上的，有96%是个体户、私营企业老板及一些新兴行业的高级白领[5]。（2）我们的改革旨在提高体制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而大量闲人充斥于机关、企业、乡村，阻碍了体制效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成本；不解决闲人自造饭碗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就无从谈起。（3）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可就业人口不仅基数大，而且增长快，而农村剩余劳动数量更是出奇的大，就业压力更突出（参见表3）。
表3 1992～2005年劳动年龄人口（LAP）的增工情况 （万人）
资料来源：《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二册），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年4月版。
然而，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安置和吸纳能力又十分有限，远远不能缓解这个巨大的压力，更何况也不合乎市场化改革的要求。所以，江泽民总书记也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供过于求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有时还会比较突出。”[6]（4）预计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先后回到祖国怀抱，“一国两制”的既定方针又会推动私营经济的更大发展，并进而影响到大陆的大环境会更宽松，隐蔽的私营企业会陆续公开化，从而加大这一阵容。这些最基本的因素将会推动中国私营经济的更快更大规模的发展。借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7]这个时代的标志，就是私营经济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一种基本经济力量。
经过个体经济和家庭经营的历史积累，中国私营经济以其天然的市场经济产儿身份，在双重体制相互摩擦的夹缝中，顽强地持续增长着。在这种条件下，私营企业不能也不会享受到任何特殊的优惠，只能恪守竞争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其构造相对简单、机制较为灵活，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相对活跃的分子，与其它企业在竞争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在竞争中不断提高自己，发展和壮大自己，逐渐由大企业的胚胎，成为市场经济的灵魂，就这样发展成为今天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成为今天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容忽视和不可缺的第三种经济力量（参见表4）。
表4 1995年中国10家最大国有企业与10家最大私营企业对照表（单位：万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1995年度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排序》载《管理世界》1995年第5期和《’95中国大型私营企业调查结果》载《经济日报》1995年11月24日。注释：表中带＊者为调整后插入的并列企业。
从这个对比表中不难看出，这11家大型国有企业非常集中地处于石油勘采、电力、钢铁、汽车制造业等存在私营经济进入壁垒的垄断性国家支柱产业之中，而这10家最大的私营企业则是集科、工、贸于一体的综合体或典型的制造企业。由此可见，在今天，私营经济已不仅仅是发展第三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在某些地区和产业已成为发展第二产业的主体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已经成为某些地区和产业的市场经济主体力量，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在这里，我不能不提醒读者注意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些国有企业设置的历史要比这些私营企业早得多，而且在其整个过程中，国家财政和政策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这是任何一个私营企业都无法比拟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私营经济视为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中的一支基本力量。这无论如何是毫不过份的。
三、可持续发展是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
恩格斯曾告诫我们，如果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只看到第一步，看不到第二步第三步，即使第一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也有可能会被以后发生的相反效果所抵销。同样，如果我们仅仅看到中国私营经济的现在，而漠视它的未来，我们的政策导向就难免带有盲目性，乃至因误导而失败。只有实事求是地予以科学预测，并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才能促进私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而不致于误入歧途。
现在，私营经济在我国有了相当的发展，合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积极作用日益明显，诸多矛盾也已现端倪。那么，如何看待它的存在和发展呢？在当年那样的条件下，毛主席都强调不怕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大胆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战略决策，那么，在今天我们已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权和雄厚经济基础条件下，难道我们还怕其作为主体之补充而存在和发展吗？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基本方针。要不要坚持这个方针，过去有过争议，今天也还有这样那样的疑虑。有些同志担心私营经济发展得太多了，发展得过了头，主张限制它们的发展。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和江泽民总书记《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若干重大关系》的重要讲话，都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建议》在提出必须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的同时指出：“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建议》提出的今后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此作了更为肯定的阐述，他指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这条方针，才能使我国经济充满生机和省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则是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础。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必须凭借对国民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国有化的地位优势，控制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其运行态势来发挥主导作用；坚持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必须通过交通、电力、运输、通讯等国民经济基础设施产业的国有化的基础产业优势和优质服务来发挥主导作用；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必须抓紧抓好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前途的尖端技术，组建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从整体上增强整个国民经济的实力和活力，在竞争中确立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在任何时候，企业不论大小，都还是企业。不能片面地追求国有化，不要害怕其他非公有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不言而喻，如何正确处理好“坚持主体”与“共同发展”的关系，就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有着全局意义的重大问题。在我看来，之所以把它们作为一条重要方针，就说明它们是一个既不能割裂开来，也不能对立起来的有机整体，必须从整体上来系统地把握。一方面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不搞私有化，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性原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抛弃了这一根本性原则，失去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谈不上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的目标就会成为泡影，[8]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不成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了。另一方面，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十分必要的。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在当今的中国，每一个公民都切身感受到私营经济等非公有经济的共同发展之于人民社会生活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性，然而，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绝不同于那些仅靠商业就能致富的小国，只有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名牌企业，建立强大高效的国有经济体系，并着力培育市场的高层结构，才能勇敢而自信地面向21世纪的挑战。这是仅靠热衷于在第三产业领域徘徊的私营企业群是无法胜任的。“坚持主体”与“共同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共同发展”必须以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坚持为前提；而“坚持主体”地位又必须以“共同发展”为存在条件。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缺少任何一方，或片面地强调任何一方都是十分有害的。私营经济是在个体经济资本积累和经营经验双重积累基础上崛起的，而且在其发生之初遭遇着近乎“私生子”的待遇。[9]然而，随着改革市场化取向的不断演化，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发表，私营经济突发生机。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加快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市场竞争的程度，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是功不可没的。前面的实证分析也表明，私营企业的增长效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其中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国有企业一直是经济改革主要成本的承担者，而私营企业则没有国有企业那样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尽管它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仍然相当的差。倘若国有企业轻装上阵，那私营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市场经济只承认竞争这个权威。因而，私营企业必须加速“增长转型”，加速技术创新，提高管理水平，努力培育市场的上层结构，调整投资重点。优化产业结构和结构升级，提高增长质量。随着这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及其比重的上升，企业素质的提高就成为关系到国民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一个重要问题。而生产技术水平、规模经济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又有赖于市场机制及政府政策和法规的引导和完善，只有以适当的政策推动私营经济的“地位转换”，从而提高发展层次，才能促进“增长转型”，全面提高私营经济的增长质量和效益。必须特别地指出，“地位转换”之于“增长转型”是至关重要的，是起支配作用的。我们为何那么怕资本主义，怕它什么呢？这100多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10]早在1945年，毛泽东主席就曾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也有过与马克思同样的感慨。毛主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这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11]“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这岂不是对那些“恐资病”患者的当头棒喝！我们都十分清楚，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既不能逃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12]过去讲“补充”，是针对当时条件而言的，是实事求是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应当重新确定它的历史方位，这同样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我看来，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对经济过程的洞察和实际经济运行状态的完善以及未来挑战的远见，是经济科学的生命力之所在。最后，请允许我用被誉为“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的著名经济学家顾准的话结束本文：——“不过，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的问题全已解决。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13]
注释：
[1]Blang,m.1980,Ecomnu Theory in Retrospect,Cambriodge HHnirersity Press.
[2]刘国光《私营企业主是社会主义的帮手》，《光明日报》1995年11月8日。
[3]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内部工作情况通报》1995年第30期。
[4]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1994年度统计报表。
[5]梅德平《三万亿元储蓄的背后》，《市场报》1995年12月2日。
[6]《中华工商时报》1996年9月7日。
[7][10][12]《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第4页、第2页、第3页。
[8]《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论》，胡岳岷，《当代经济研究》1995年增刊。
[9]《中国现阶段私营经济简论》，《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3期。
[1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80、960—961页。
[13]《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