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中先验知识何以存在——兼论当代构成主义先验论与科学实践哲学融合的可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验论论文,自然科学论文,可能性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然科学之中是否存在先验知识，这一直是困扰科学哲学发展的重要理论难题。在逻辑实证主义之后，否定先验知识存在的观念逐渐占据了优势，尤其是在奎因自然主义提出后，先验论研究日渐沉寂。但从科学理论的结构功能和整体层次来看，纯粹经验知识本身还不足以解释科学理论复杂的发展与演变，即先验知识在结构和功能上还有存在的必要性。这是近年来构成主义先验论(constitutivist a priori)兴起的重要内在原因。 弗里德曼(M.Friedman)和斯塔姆普(D.Stump)等在借鉴逻辑实证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构成性先验知识融入自然科学的可能性。这代表了当代科学哲学在自然主义背景下反思重构知识论的最新逻辑：重新评价逻辑实证主义，走出一条非奎因强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之路。而且，对先验知识的构成主义解读，也为我们进一步从科学实践哲学角度构建融规范化与自然化于一体的新科学哲学范式提供了坚实基础。 一、否弃先验知识的逻辑：从逻辑实证主义到自然主义 斯塔姆普这样描述先验论在科学哲学中的命运：“总结二十世纪科学哲学的一种方法，就是将其理解为一场何谓先验知识的争论。”(Stump,2003,p.1140)基于新的科学革命背景，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和转变总伴随着对先验知识的反思和批判。 1.逻辑实证主义论先验知识 在逻辑实证主义传统中，莱辛巴赫对先验知识的讨论最具代表性。在《相对论与先验知识》中，莱辛巴赫结合爱因斯坦革命对先验知识问题展开了新的讨论。在他看来，康德把牛顿力学等理解为先验综合判断的设想已被非欧几何的产生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证明是错误的，这毋庸置疑。但莱辛巴赫并未因此放弃知识的先验性问题。他接着分析说：“康德先验概念有两个不同的意义。第一，它意味着‘必然真理’或‘永真’；第二，对象的构成性概念。”(Reichenbach,p.48)莱辛巴赫不同意康德第一种意义上的先验概念，因为这已被自然科学的发展所证伪，但他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观点，主张应该保留第二种意义上的先验概念，因为“知觉不能产生对象，它只能是构造性的。这种判断是多种知觉的综合构造”。(ibid) 石里克同样对康德先验综合判断观念持批判态度，但他认为莱辛巴赫对第二种意义的先验概念的理解过于宽泛，主张应该把先验知识理解为一种类似于彭加勒式的知识约定论。朗格(M.Lange)总结为：“空间几何学不是由理性或经验规定的，而是我们的基本决定或约定。”(Lange,p.707)在石里克的影Ⅱ向下，“莱辛巴赫也接受了石里克-彭加勒的术语”(Friedman,1999,p.64)，由此他对先验知识的解释也转向了约定论。卡尔纳普则主张在先验知识和经验知识的功能作用之间做出区分，以弱化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先验概念，并且，他认为应该在语言学框架内来讨论先验论问题，“这是一个实践而非理论的问题，是一个是否接受新语言形式的问题”，由于形式语言的选择也是一种“约定论”的选择。(Friedman,1983,p.250)这表明卡尔纳普实际上也走向了“约定论”。总之，逻辑实证主义在明确拒绝先验综合判断的同时，仍为先验知识的合法性保留了一定的位置：“先验原则是分析性的”，“它们仅仅是分析陈述，是通过定义而为真的”。(ibid,pp.2－3) 2.自然主义对先验知识的否定 彻底否定先验知识的是自然主义。正是以奎因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使得先验知识研究失去了合法性。弗里德曼总结说：“这种思想倾向我称之为‘哲学自然主义’，这可以用两个观点来刻画。一是对任何类型知识具有特殊地位观点的拒斥，因为在自然科学看来，所有知识是具有相同地位的。”第二个观点是，“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最好被理解为自然科学的一个部分”。(Friedman,1997,p.7)自然主义彻底反对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他们认为即使是纯粹数学和逻辑学，也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没有任何陈述可免于修正，甚至逻辑排中律也被建议修改为简化的量子力学的方法”。(Quine,1961,p.43)在逻辑上，所有科学陈述都是相同的信念之网的单一元素，而且，科学理论是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某一单独的陈述来面对经验检验的。为此，奎因的整体论蕴含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假定：科学理论中的所有命题和陈述都具有同等的地位。因为按照奎因的理解，只有在这种平等关系的情况下，任何理论陈述才不能起到决定其他命题的作用，“所有信念，包括逻辑和数学，同样是经验性的”。(Friedman,1999,p.35)由此，先验知识与经验知识的界限消除了。 逻辑实证主义借助于意义理论区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做法同样存在问题：“逻辑和数学信念只是更接近我们信念系统之网的中心，而远离中心的可靠的观察信念形成了信念之网的边缘，这就使得它们(逻辑和数学等)相对于其它普通的可观察信念很少受到评判和检验。”(Shaffer,p.2－3)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受经验的检验，所有命题原则上都具有同等地位，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平等的信念之网。所以，“对分析与综合二分的拒斥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幅科学图景：所有的科学命题作为一个整体面对经验的法庭。这就是说没有任何陈述是先验的或者是纯粹的哲学论证。任何科学陈述都不存在质的差别，它们至少在原则上是能被经验反驳的”。(McArthur,p.6) 自然主义拒绝任何知识在科学中具有特殊地位：“我们曾经努力想弄清楚先验知识约定论的意义。但现在，先验和经验之间的区别开始消融了。”(Quine,1966,p.115)我们可以看到经验主义传统对先验知识的两难态度。逻辑实证主义鉴于科学史而拒绝先验综合判断，但又因为先验知识的重要性而以约定论的形式予以肯定。可是这样一来，又需要解释先验知识的可变动问题，先验知识意义的复杂性使得逻辑实证主义难以摆脱自我矛盾的尴尬立场。自然主义对待此问题的思路很简捷：通过对科学知识的彻底自然化来避免逻辑实证主义和先验论哲学在面对自然科学发展时出现的被动局面。但这样做并没有真正解决先验知识问题，而只是暂时将问题暂时消解了。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已经揭示了奎因之后认识论的内在逻辑难题，试图彻底消除先验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做法，就需要同时承担认识论相对主义的风险，而相对主义反过来又要直接破坏自然主义的逻辑基础。 二、重估逻辑实证主义：构成性先验知识的构建 构成主义先验论主张在批判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借助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验概念，从“相对化的先验知识”(relativized a priori)和对先验知识的“功能化说明”(functional account)两条路径出发对先验知识做出辩护。 1.科学理论内部存在的“等级性”：对奎因整体论的批判 构成主义先验论得以确立的关键环节是对自然主义的批判。正是由于奎因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区分的质疑，导致了科学命题“都处于平等地位”的主张，这是先验知识失去合法性的关键论点。 弗里德曼指出：“奎因整体论的问题在于，理论命题作为一个整体面对经验的审判，命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这种判断与科学史不符，特别是和数学、物理学的发展不符。”(Friedman,1999,p.28)但从整个科学史来看，科学理论内部的命题其实并不真正处于同等地位，即命题与命题之间的关系往往总是存在等级和差别的。弗里德曼以牛顿力学为例指出，牛顿三定律在整个牛顿力学体系中与其它理论定律并非处于同一等级层面，三定律明显处于理论系统的核心位置，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些定律都视为平等的信念之网的普通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理论定律之间是存在等级结构的。因为在科学理论结构中总有一些定律或原则是先于其它经验知识的，它们是“形成经验知识的必要条件”，只有这些先验原则的存在才得以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因此有些知识和原则“是先于或独立于经验的”。(ibid,p.73) 斯塔姆普同样指出，牛顿定律看起来确实不是先验的，因为它是对物理运动事实所做出的某种经验判断。以牛顿第一定律为例，它断言所有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时，会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因而“定律看起来好像理所当然是可以检验的，是可错的”(Stump,2011,p.178)。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牛顿第一定律是不可实现的，因为摩擦力和万有引力的存在是不可消除的”，所以，“在原则上根本无法观察到一个物体是完全不受其它物体影响的”。(ibid,p.180)而且，牛顿定律居于整个力学体系的中心地位，决定了整个牛顿力学体系的建立，“决定了何种运动需要解释、何种运动应该被视为自然的标准”。可见，牛顿定律并非像奎因所理解的那样是与其它命题一样的经验命题。由此他把牛顿定律定位为功能和结构上优先的原则，它相对于一般的物理学定律是“先验”的。(ibid,pp.178－180)斯塔姆普得出了和弗里德曼一样的结论：科学信念之网在结构上是存在等级和差别的，奎因忽略了科学理论结构的复杂性。 2.“相对化”与“功能化”：对逻辑实证主义先验概念的超越 首先，构成主义先验论强调要对传统先验概念做某种“相对化”或“弱化”的理解。弗里德曼等人从新康德主义立场出发，承认先验原则的可变性，这一点已为科学史所证实。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在于：先验分析的最佳例证是数学，先验知识的传统概念又一直处于欧氏几何的影响之下，这给人们带来了一种错误的印象——先验知识是唯一和确定的。但非欧几何的产生已经表明，这些所谓的先验知识并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和唯一性，所以，新先验论必须承认先验知识的可变性。 斯塔姆普进一步认为，我们可以在莱辛巴赫和卡尔纳普等人约定论思想基础上，把这种知识或原则理解为一种经验论意义上的弱先验论。他说，“我持自然主义、可错论和经验主义的立场”，但是，“奎因的整体论没有给我们提供切实可行的答案，而约定论为我们理解科学知识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框架”。而且，“奎因也承认经验理论中的一些元素要比其它元素难以修改，但他低估了‘硬核’与‘边缘’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不仅仅是边缘比硬核更容易修正，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硬核起到康德必然前提意义上的先验功能，边缘陈述甚至是不可能的”。(Stump,2003,p.1150) 其次是对先验知识的“功能化”阐释。弗里德曼在此问题上延续了卡尔纳普对奎因整体论的回应：先验知识和经验知识可以根据它们在科学理论中功能作用的不同做出区分。(cf.Carnap,pp.205－221)为此，“弗里德曼以及其他构成主义者所支持的观点是，先验原则在它们的功能上是构成性的”，在理论渊源上，“这些原则起到了康德、彭加勒、卡尔纳普、莱辛巴赫，甚至某种程度上库恩等人所谓的框架原则的作用”。(Shaffer,p.193) 在弗里德曼等看来，如果没有先验原则，我们就不能表述科学理论，也不能将其运用到真实的世界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原则使得定律陈述成为可能，并且由于它们在连结理论与数据中的作用，使得经验检验成为可能。”(ibid,pp.193－194)相对于自然主义对科学知识“平等”的理解，新先验论更强调科学知识内部结构的层次性问题，即总有一些原则或知识在整个科学理论中起着决定性的构架作用,也就是在逻辑上先于其它经验知识。这些先验原则起到了准康德意义上的框架作用，使得物理学构建了它的力和因果性等基本概念，为物理学提供了这些作为理论测量的量的概念。(cf.DiSalle,p.153)可见，当代先验论主要是强调某些科学知识的结构或功能的先验性，而不再关注或侧重于知识来源的先验性问题。 新先验论以科学理论的“功能性结构”为基础，强调先验知识“在科学框架中的特殊作用”(Friedman,2001,p.7)，以此来重新解读逻辑实证主义对先验知识的理解，将先验知识的属性置于构建理论的作用、功能方面。这是构成主义先验论的核心思路。 不仅如此，新先验论在保留以经验为基础的理论推理前提下，又适度恢复了先验推理的合理性。因为在科学理论内部，绝对的经验还原和事实推理都是难以实现的。自然主义将先验知识逐出科学，进而取消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甚至贬低了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不是经验感觉和知识的纯粹累积，科学和哲学首先必须是理性的学科，“哲学家失去理性的超越维度，就会变成文化相对主义”。(Putnam,1982,p.8)要克服相对主义的威胁，就需要在科学的自然化和规范化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先验知识问题就成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而对科学知识的功能化区分和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科学认识论经验性和规范性的统一和融合。 三、新先验论的理论困难及与科学实践哲学融合的可能性 新先验论在先验知识的构成性和功能性说明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功，但对先验知识的动态发展的说明方面还存在问题：“采纳这种立场的一个结果是要接受与库恩对科学变化说明的相似命运。因为两种观点都承认科学概念的解释是相对于框架假设的。”(McArthur,p.8)库恩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只能将科学理性设定在范式之内，而科学革命则是不可通约的世界观转变。新先验论将先验知识的变化引入科学变革的说明：“哲学对话、经验和先验知识确立了科学理论在不同陈述中的作用，它有助于消除库恩不可通约带来的威胁。”(Friedman,2001,pp.9－10)这较之库恩确实有一定的优势，但这一解决方案还没有从根本上理顺，先验知识的动态连续性还有待弗里德曼等人去论证。 在笔者看来，要说明先验原则动态发展的连续问题，先验论科学哲学还必须意识到，科学知识本身的结构以及其历史的动态发展是与科学感性实践具有同构关系的。新先验理路接下来要处理的关键问题在于科学理论在历史上显露出来的所谓间断性和科学实践连续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弗里德曼等人的问题在于过于执着于理论的“间断性”，却忽视了科学实践活动的直接性特征，即科学实践和科学认识生成的时间连续性问题。换言之，当代先验论科学哲学理路的新发展只是一个开端，仍需要与新的思想来源相结合来突破这些局限性。 以劳斯为代表的科学实践哲学恰恰为这种构成性的先验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劳斯看来，“理论源自于被忽略了的日常实践的介入”，“作为一种探寻式的科学认识活动，这不是发生在系统理论的情况下，而是在技能、实践与工具意义上的实践活动情境下发生的”。(Rouse,p.96)科学哲学实践论为克服科学理论转换的连续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应该用一种实践论哲学取代表象主义、认知主义的科学哲学，从“实践优位”的理路重新理解科学认识论问题。所以，这里的关键是构成主义先验论与科学实践哲学视角的融合问题。但遗憾的是，劳斯在强调科学哲学实践论视野的同时，却走向了自然主义，他否认科学认识中存在的先验因素的可能性。在他看来，科学哲学应该以自然科学为蓝本描述科学实践的实际过程，而不能诉诸任何先验框架。但这样一来，科学变革的合理性问题又陷入了相对主义难题。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两种视角融合的可能性。 其实，两种视角的融合并非是牵强而为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兼容性。这主要表现为构成主义先验论的“非对称性”科学理论观对“理论优位”思想的反思和突破。在自然主义那里，科学理论是以概念的形式，通过科学定义和定律的关系推演、模拟与预测世界，科学概念之间以及科学与自然实在之间是平等对应的。但构成主义先验论在理论结构存在“等级性”的主张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科学理论功能和结构上的“非对称性”(asymmetries)问题。(cf.Friedman,2001,p.35)由此，先验知识构成了理论的基本框架，而经验知识只有在先验原则背景下才得以确定意义和真假。在整个理论结构中，先验知识起到了理论的构成性框架作用，而经验知识则起着经验判断的作用。这两个部分在功能和结构上是不对称的，它们各司其职。不仅如此，理论要素和功能存在的“非对称性”还表明了科学知识背后人类理性与经验在科学认识过程中存在的辩证关系，自然主义对人类理性的排斥或“自然化”形成的平等或对称关系是片面的。 构成主义先验论通过强调“科学理论要素在功能上存在的非对称性”，进一步突破了理论优先为特征的传统科学哲学的一个不言而喻的“对称性”假设。由于传统哲学在经验与理论以及理论内部的对称性观念，预示了科学哲学的乐观主义：科学本身是自足和完满的。弗里德曼等对整体论的批判，事实上突破了传统哲学在理论命题与概念之间的“对称性”或“平等性”预设。而且，由于“不充分决定命题”的存在，构成主义先验论深刻揭示了理论与实在以及理论内部结构的“非对称性”特征，进而暴露出理论优位哲学中“旁观者”视角的有限性，也凸显了超越理论哲学的可能性。 四、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下的动态先验原则 逻辑实证主义之后，对先验知识问题的讨论已转到了方法论层面，这一转变的实质在于抛弃了认识论的主体维度而代之以形式逻辑和数学的有效性。但这也同时隔断了科学知识与主体意识甚至整个人类实践的关系，强化了科学哲学“理论优先”的观念。在这种观念影响下，由科学观念组成的信念之网具有了真实性，概念世界等同于甚至高于现实世界。但真实的情况是科学的理论世界不可能将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彻底取而代之，科学理论毕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而不只是科学家抽象的逻辑演绎的结果。我们对科学认识的理解，应以实践为基础，从科学实践的现实存在出发。 具体来说，科学实践不仅仅包括科学实验等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它还包括更广泛意义上的实践活动，“诸如制度上的、社会交往的、教育的、经济的、工业的、政治的等其他实践活动”。(Rouse,p.397)科学实践只是更广泛意义上人类实践活动的一部分，人类实践的基本类型即技术意义上的生产方式是科学实践的先验基础。正是这些工具性的实践活动，才使得自然事物以确定的形式出现或者更具明显可靠性：“如果不考虑这些具体的人类实践内容，我们就不能完整理解科学实践的意义。”(ibid,p.397)以控制和支配自然世界为目的的工具性劳动，决定了科学理论必然地要以因果关系构造理论对象，即将世界构造为具有必然性的理论形态。 人类实践方式在时间上表现出的差异性，意味着人与自然在历史上处于不同的生产形态中，也意味着人们构造的理论形态的不同。同时，科学实践的构造方式，同为人类重构科学世界的方式，有其必然的连续性，但又由于构造方式的差异而显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和间断性。这必定体现于科学观念中世界图景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科学革命的先验基础。比如，近代物理学革命过程中，伽利略抛弃了自然运动概念并由此引起了“深层概念的转换”，其中，他消除了亚里士多德概念框架中的等级论和目的论，通过区分第一属性和第二属性转而支持了一种数学化的观点。(cf.Friedman,2001,pp.66－67)这看似巨大的理论变革的背后，乃是人类生产方式的连续性和转变的辩证结果：人类社会生产逐步从手工生产进入到了机械生产时代，新物理学框架中对欧氏几何的强调，是以牺牲“质料因”和“目的因”概念为代价的。(ibid,p.67)劳动方式的替换正是机械化劳动方式在人们观念中的自然延伸，由此近代科学意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就是对于世界的机械必然性的意识，即机械因果观念取代了目的论观念。① 科学实践作为一种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由于生产方式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特征，预示着科学观念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实践自身具有的实在性保证了科学认识的客观性。“当亚里士多德框架过渡到经典物理学框架时”，运动、重力等概念确实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库恩等忽视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的连续性，最明显的是后者“仍保留了欧氏几何学”这个构成性的框架。(ibid,p.63)奠基于人类实践基础之上的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的变化，体现了人类认识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这构成了科学世界成立的根本条件和基本框架。当然，从科学实践的角度看，这种动态和功能化的构成性先验图式只是一种动态的“准”先验原则，它实现了科学实践与科学理论之间的贯通。 以上只解释了在生产方式存在巨大差异性背景下科学革命的情况，但不能完全解释实践方式近似意义上科学观念的变化。因此，我们还须分析科学实践活动的具体特点，以便理清科学实践与理论认识方式之间存在的差异问题，进而理解这一问题。 一方面，科学实践作为一种局域化与情境化的活动，意味着科学家对于自然世界的把握不是自然界整体全貌的完整呈现，这种“触及”是局部性的。“科学实践者在地域上是分散的，受到局部机遇和限制的影响。”(Rouse,p.27)但理论要求具有绝对普遍性，这造成的结果是人为将开放的科学实践静态截断为相对封闭的理论系统，理论从有限科学实践中却引发出来了具有绝对普遍性的理论抽象。正是由于理论思维的密闭性特征，使得本来连续性的科学实践被人为分割为一系列间断性的自洽理论。库恩意义上科学范式的转换，就主要体现为科学理论的跨越性或间断性。这是由于科学实践局域化和科学理论普遍性要求矛盾造成的结果。 但另一方面，科学实践本身不是间断的，它在与自然界的对话中不断获得新的经验和意义。科学的“兴趣”来自于生产和交往的实践，它内在地具有连续性的结构，这体现在科学的变革方面，就是科学理论之间以及理论背后“先验原则”之间的连续性。弗里德曼说，如果我们破除辉格史的视角就可以发现科学理论背后构成性先验原则发展的连续性。(cf.Friedman,2001,p.62)构成性原则的连续性，源自于科学实践连续性对理论阶段性的超越。所以，“从科学发展的内在观点看，早期理论的构成性框架展现为后来理论的极限形式，是后者在特殊条件下的近似”(Friedmam,2001,p.67)，即科学实践的连续性发展最终决定着科学理论的建构，实践的不断扩展意味着作为封闭系统的科学理论不断“革命”。科学实践与科学理论以开放性为中介形成的不对称性矛盾正是科学认识永葆青春的秘密所在。科学实践的开放性是所谓“先验原则”可变性的根源，也是科学知识及其结构动态发展的原因。 可见，构成性先验原则构成了科学实践与科学理论动态发展合理性的中间环节，换言之，科学认识与生活世界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构成性先验原则实现了科学实践与科学理论的贯通。正是科学实践活动整体所具有的直接明证性，使得科学认识实践具有了客观性的依据，这构成了科学理论得以进行的先验构架，此先验框架进而贯通了科学实践与科学理论，这在形成把握感性材料的先验框架的同时，也保证了科学理论的客观有效性。当然，这种先验性原则，只是科学实践意义下的一种构成性原则，具有暂时性的“准”理论框架。可见，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不在于狭隘理性或经验证据，而在于理论与作为整体的科学实践活动的一致性，即科学实践活动的整体性构成了科学活动“先验”把握感性材料的基础。 总之，重新引入先验论视角，是恢复当代科学哲学活力的重要途径，这为我们探索一条融合规范化与自然化的科学认识论路径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构成主义先验论与科学实践哲学的结合，把知识的先验化和功能化解读纳入到科学实践哲学对科学理论的立体理解之中，这预示着先验论与传统科学哲学从新的视角实现了统一。 注释： ①近代科学“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预言和控制”，显然正是工具性劳动方式的一种在观念中的自然延伸。正是基于工具性劳动中所特有的以原因为手段对结果进行控制的因果关系，人们才进而构成了科学的理论世界中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基于工具性劳动的因果关系，构成了科学活动之对象世界的必然条件，即先验条件或先验原理。(参见王南湜)基于生产方式变化解释科学观念变化的方式，既是历史主义的，又由于物质生产实践的客观实在性而亦具有客观性，从而可避免相对主义。且依据生产方式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亦可说明先验观念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标签：科学论文; 先验论论文; 科学哲学论文; 逻辑实证主义论文; 自然主义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逻辑结构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活动理论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逻辑框架论文; 康德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