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时期的语言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批评论文,时期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20(2002)01-0011-05
一
文学的基本特点在于它是一种语言艺术。高尔基说：文学的根本材料，是语言——是给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思想等以形态的语言，文学是借语言来作雕型描写的艺术[1](P44)。因此，语言运用，应该是文学创作最早注意的问题之一；对语言运用的批评，应该是文学批评最早关注的问题之一。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2](P130)，提出什么是诗及诗的内容的问题，就涉及到语言运用的问题——“言”，“志”是要用“言”来表达的，《汉书·艺文志》解释“诗言志”说的更明白：
《书》曰：“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
孔子曰：“不言谁知其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诗是“言志”的特殊形态，“诗言志”，一方面指诗抒发怀抱情感的特性，另一方面则强调出诗是一种语言艺术。以语言为根本材料来实施表达者除文学外，还有政治、哲学、历史等，先秦时期，文学尚未独立。因此，对文学语言运用的批评亦未从对语言运用的批评中独立出来。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蜂起，他们从各自所代表的阶层利益出发，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提出多种不同的看法与主张，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他们都是以语言为武器争辩不休。于是，时代对语言运用问题有着充分的重视，诸子百家在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的同时，也对语言运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对他人或自身的语言运用加以评论，这就是先秦时代的语言批评。此中亦有涉及文学语言批评方面的，或普遍性的论述语言运用而涵括了对文学作品的语言运用，或论述普遍性的语言运用修饰化的问题，或对文学作品的语言运用提出的问题。此处整体性论述先秦时期的语言批评，从中窥测彼时文学语言批评的点点滴滴。
当孔子说：“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子路》）时，孔子是在强调语言所含内容的重要，而不是强调语言自身的作用。但人们往往可以看出在具体环境下语言的重要性，如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论语·子路》）时，则是强调语言运用对兴礼乐、中刑罚的作用，这说明，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语言使用在某种情况下，对人们社会生活产生的重要作用。又如《易传》中称：“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论语·颜渊》称“驷不及舌”，须谨慎对待。《诗经·大雅·板》称：
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
这是说当语言运用到王朝政令时，其诸种形态对民众生活及心理的影响。
荀子对语言运用的重要性谈得最为透彻。《荀子·非相》中称，有些人尽管思想观念与行为很正确，但假如“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也”。“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从观念上要喜好用语言表达，在实践上也要用语言表达。“故君子必辩”，“辩”即善于用语言表达。而不善用语言表达者，荀子称为象扎起来的口袋，是“鄙夫”、“腐儒”。他又用现实生活的美好或珍贵之物来比拟语言：
故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观人以言，善于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
这些比拟中，“观人以言”之“言”当为书面语言，“听人以言”之“言”当为口头语言。
二
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兴起，他们用口与笔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对语言及其运用问题的探讨，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加强语言表达的问题。
墨子注重言辞的实用功能，他提出的加强语言表达功能的方案最为具体，他说言谈议论要有准则，以言有准则来加强表达的力度。《墨子·非命上》说：“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义法”或作“仪、表”。这就是“三表”：
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辩，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
他以语言内容的深厚有依据来加强其表达的效果，但这未涉及语言自身。
孔子提倡对语言实施修饰以达到更佳的表达效果，这涉及到语言自身。《论语·宪问》载：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所谓“草创”、“讨论”、“修饰”、“润色”的对象是“命”，即政令，而政令的载体是语言，所以要“修饰”、“润色”的对象也是语言。那么为什么要“修饰”、“润色”呢？《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孔子之语：
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
孔子认为只有“文”才能使语言最大程度产生效益，假如“言之无文”，那么，“行而不远”，这是用比喻说法表明语言不经过修饰就不能传播得更远。荀子亦就如何加强语言的表达、使语言所表达的能够被接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荀子·非相》中称：
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说人，人莫不贵。
他力主加强表达方法，即“术”，认为只要方法得当，虽然语言接受方可能不喜欢这些言辞的内容，却不能不接受它。但荀子所说的方法，大多数是外在的谈说的语气态度等问题，而实实在在的运用语言的方法仅“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而已。
儒家在强调修饰语言的同时，又怀有一种恐惧，如果人们只注重语言外在的修饰而忽略语言表达的现实目的怎么办，进而被修饰过的语言表达出非正视性的思想怎么办？所以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这种恐惧道家思想更为显著，所以老子一方面主张：“善言无瑕谪”（《老子》17章），强调语言要表达得好，一方面又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81章），干脆说修饰华丽的语言是不真实的。这种恐惧发展方向之一就是老子所说“大巧若拙，大辨若讷”（81章），认为不经修饰的语言是最富表现力的。庄子说“言隐于荣华”（《庄子·齐物论》）亦是此意。
这种恐惧的极致，或是表现在对语言运用的慎重，如孔子讲“慎言”（《论语·为政》），讲“予欲无言”，老子说“多言数穷”，又说“希言自然”（23章），认为少言是符合自然的，他甚至提倡“不言”，“行不言之教”（43章），所谓“善者不辨，辨者不善”（81章）。这种恐惧更表现在对语言表达功能的怀疑上，《庄子·秋水》：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
庄子称事物的精深微妙处是语言所不能论的。
进而，庄子又从普遍意义上否定语言的表达能力，此即所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天道》载：
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有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不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庄子讨论的是书面语言，他认为“语之所贵者意也”，语言贵在表达“意义”，但是“意有所随”，意具有某种特殊性，它有其产生的特殊性，即“一种情意的产生与形成，有其环境、时间、地点、条件的依据，它的前后左右有许多伴随着、相互联系着的事物与思想活动”，庄子认为，这些“意之所随者”是“不可以言传也”，即“那就不是用语言所能充分、全部表达出来的”[3](P211)，因此，“言者不知”。庄子的论证过程是这样：语言不能完全充分表达“意有所随”，因此也就不能完全充分表达“意”。他又打比方说，语言不能充分表达“意”跟“形色名声”等外在之物不能完全充分表达内在之情一样。
以下，庄子又以“输扁斫轮”的故事来进一步说明之。轮扁称，“圣人之言”不能表“意”，是“糟粕”，其原因就是“圣人已死”，即“意之所随者”不存在，故其“意”或不能表达出来，或表达出来就是“糟粕”。然后，轮扁又倒过来论证，轮扁斫轮的技巧“有数存焉于其间”，这就是“意”，但由于“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的技巧，即所谓的“意之所随者”“口不能言”，故斫轮之“数”，“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通过语言是不能表达的，通过语言也接受不了。
庄子以语言不能表达“意有所随”，那么，什么东西能表达“意有所随”呢？这就是《庄子·寓言》所称“寓言”、“重言”、“卮言”，其实也是一种“言”，一种特殊性的“言”罢了。所谓“寓言”，即以虚构的故事来说明“意”——事、理、情，即庄子所说的“藉外论之”。郭象注曰：“寄之他人。”明陆西星《谈南华经杂说》：“寓言者，意在于此，寄言于彼也。”清林云铭《庄子杂说》：“寓言者，本无此人此事，从空摹撰而出。”所谓“重言”，即借德高年长的言辞来论证“意”——事、理、情，成玄英疏曰：“重言，长老乡闾尊重者也，老人之言。”所谓“卮言”，是“寓言”、“重言”的性质说明，即因物而变的语言，自然流吐的语言，郭象注：“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出。日出，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成玄英疏：“无心之言，即卮言也。”
《庄子·天下》有一段话对寓言、重言、卮言运用有一个说明：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首先，庄子论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世界是“芴漠无形，变化无常”的，而从贬义上来说，“天下为沈浊”，其次，庄子提出如此世界“不可与庄语”，是不可用一般性语言来解释的，即如果真要那么做就会“言者不知”，说出来也解释不了。其三，那么这个世界要用什么样的言辞来解释呢？庄子认为“无常”、“沈浊”的世界应该“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解释，所谓“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见之也”，就是要以“卮言为曼衍，”运用“卮言”之类的语言，即“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其四，如此的言辞是否可以表达“意”，庄子称其“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样的言辞“彼其充实不可以已”，可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显然，庄子论证它是可以表达“意”的。其五，庄子又认为这样的言辞是合乎“无常”、“沈浊”的世界，因为这言辞是“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的。其六，庄子称这样的语言是美好的，所谓“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
总括来说，庄子是肯定自己之“言”，否定他人之“言”，自己之“言”是特殊，他人之“言”是一般，庄子是在肯定特殊而否定一般。庄子提出了语言要适合于如今特殊的外在世界，就应该是特殊的。名家有“白马非马”之说，庄子从表达功能上否定一般性语言、肯定特殊性语言，可以称之为“寓言非言”、“重言非言”、“卮言非言”的。其实，卮言是形容或概括寓言、重言的性质的，这是说：寓言中十之九，重言占十之七，寓言与重言这些因物而变、自然流吐的语言是日日而新的。“寓言、重言、卮言”就是前面所述的“意有所随”者，是与“意”所产生与形成的“环境、时间、地点、条件”，是“意”的“前后左右有许多伴随着、相互联系着的事物与思想活动”。因此，庄子是要直接以“意有所随”来表达“意”。庄子在上文否定的是一般性语言的表达功能，他要用特殊性语言来表达。《庄子·外物》称：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所谓“忘言”，即不用一般性语言，只有“忘言”而用特殊化的手段才能表达，这特殊化的手段也是一种“言”，即“寓言”、“重言”、“卮言”，“寓言”、“重言”是称其形态，“卮言”是称其性质。
高尔基说：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象和思维过程[1](P44)。庄子提倡可以表达“意有所随”者之类的“寓言”、“重言”、“卮言”，也就是提倡“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象和思维过程”；庄子在现实生活需要中认识到，还要用语言塑造形象来表达生活吧！庄子从语言运用问题的探索，模糊地提出了对文学的需要，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
孔子已提出语言风格问题，但其注意是与语言行为者的身份联系起来的。《论语·颜渊》所谓“仁者其言也訒”，这是正面称说此意，“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巧言……丘亦耻之”（《公冶长》），这是反面称说此意。至孟子，则系统地提出对语言风格的辨识，《孟子·公孙丑上》载：
“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诐、淫、邪、遁”，虽也有内容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属风格因素，孟子此处所称语言风格，是从否定方面着眼。又有《易·系辞下》所载：
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技，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此处与孔子“仁者其言也訒”关系较密切，一是“吉人之辞寡”，是孔子之语的翻版；二是从把语言风格与人的情性或行为联系起来。
《论语·乡党》载：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延，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
记载孔子的语言风格，是视孔子为楷模。孔子的语言风格，其中有的实践了其“仁者其言也訒”的判断，而最突出的意义，在于通过语言运用表现了彼时人们对语言风格的注重。
《韩非子·难言》举出种种语言风格，及其可能遭到的接受者的心态：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总
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僭而不让。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
这是从说话者（语言的主动者）出发谈语言风格，其愿望或目的是要对方能顺利接受自己的语言所表达的内容。
我们看到，上述先秦人们所论语言风格，大都与如何接受语言或判断语言结合起来的，一是所谓什么人说什么话，二是从语言来判断人的情性品德，即孔子所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这是些与内容紧密结合的语言风格，具有强烈的实用性，而不是论证或叙说语言风格本身。倒是《论语·乡党》中对孔子语言风格的记载，进入到对个性的语言风格的记载与评述。
四
先秦时还多有论述如何去理解与判断他人的语言，这就是所谓具体的语言批评的先期准备。
孟子有著名的“知言养气说”。《孟子·公孙丑上》载：
“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袭义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循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孟子善言辞，这是其作家身份对自身的要求。而所谓“知言”，即是对他人言辞的一种理解与判断评价，这就是批评。孟子在强调自身道德的基础上，提出“我知言”，这种作为批评家的自信是难能可贵的。孟子曾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于是，他不得不对对方言论与辩术有所研究。而“知言”的另一途径即是前面所述从语言风格来判断他人的语言内容实质。
先秦也有一些对语言的具体分析与评论，如——孔子已认识到要对语言进行分析、批评，其云：“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意指对谦逊称许的话语，能不对它实施批评吗？重要的是对它进行分析。分析、批评的结果就是孟子所说“知言”，知“诐辞”、“淫辞”、“邪辞”、“遁辞”之所出。先秦时代已有对作品实行语言批评，如注解《周易》的《易传》中的《系辞》对《周易》的评论，其中亦含对语言运用的评论：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幽显阐，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
显然，充满了赞美之词。
朱自清说：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始于论诗，其次论“辞”，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论诗是论外交“赋诗”，“赋诗”是歌唱入乐的诗，论“辞”是论外交辞令或行政法令[2](P129)。先秦时代对诗的批评，偏重于内容方面，这是可以想见的，因为诗的原义与人们在外交“赋诗”中，要以之来表达的意思有一段距离，人们只是借用既成的诗来表达现实的生活内容，所以对诗的内容的批评是人们关注的。先秦时代对“辞”的批评多集中在语言运用，因为外交辞令与行政法令的内容是确切无疑的，不需要加以探讨，只须探讨如何表达，外交辞令与行政法令的载体的语言，于是语言运用便成为论“辞”时的关注焦点。这也是我们论先秦时期的文学批评时把目光凝聚在内容批评与语言批评的原因之一。
收稿日期：2001-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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