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与国家的思考_考古论文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与国家的思考_考古论文

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国家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我国“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验收,被评为1999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1],并荣获2001 年“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2]。《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了9个课题和44个专题的多学科联合攻关,制定了一份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代年表。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前后,西方一些媒体对此发表了相关的评论,并引发了一场网上的大讨论。一些国外学者对工程的性质提出质疑,认为工程的学者们受政治驱动,试图跨越缓慢而又无序的科学研究去证明中国文化的原初性和独特性。有些美国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今日中国大陆的考古学田野方法与美国30年代的方法相仿,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对考古材料缺乏系统的发现和分析。他们指出,某些中国学者把二里头遗址作为夏的做法是难以接受甚至是误导的[3]。

中外学者对工程性质大相径庭的看法,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进行反思,这不是单单用意识形态、价值观或文化优越感对一些批评反唇相讥就能解决的,因为中国和西方相比,有关文明与国家探源的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上都存在巨大的鸿沟。认识这样的学术差距,增进对学科发展现状的了解是提高我们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长期以来,中国文明和国家探源工作一直是历史学研究的一部分,许多学者期望考古学对中国史学的最大贡献能表现在夏商周的断代之上。由于历史学完全倚赖文献,而考古学过分关注遗迹和遗物,所以长期以来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对处于直观范围之外的社会演变原因一无所知。然而,大量的考古发现显示,中国的史前文明犹如“满天星斗”。为此,超越文献记载和突破编史学范畴,充分利用田野工作的潜力来探究中华大地上大批璀璨文明的兴衰,应当成为中国学者努力的目标。本文意从国际文明探源的现状来对我国的同类研究提出几点思考。

一、目标与传统

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主要集中在三代研究上,这体现了中国史学传统的影响。中国的国学以“经”“史”为两大支柱,典籍中记载的史实具有至上的地位而深受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五四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提倡西方现代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精神。在历史学领域展开的古史辨运动中,顾颉刚运用近代西方史籍考证方法对中国的上古史作了无情的检讨,认识到古代典籍“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性质,动摇了整个伪古史的体系。由于疑古派和传统学派都拿不出一部“上古的信史”来,于是中国的学术界认识到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这一条路。因此,古史辨运动为中国考古学的发生准备了条件[4]。 顾颉刚曾说:“我的工作,在消极方面说,是希望替考古学家做扫除的工作,使他们的新系统不致受旧系统的纠缠”[5], 然而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学实践表明,要完全摆脱旧系统来进行研究实在是谈何容易!

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成立。在李济领导下制定的第一个长期研究课题就是对安阳殷墟的发掘。这项研究课题的目标完全是为了解决上古史的争议,希望以实物来检验典籍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这项工作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早期国家探源的最初尝试。

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不仅是中国考古学起步的一座里程碑,而且对后来考古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个案研究的意义而言,殷墟出土的刻辞卜骨促成了王国维复原商王室谱系的工作,消除了伪古史的疑惑,并成为反驳疑古派和维护传统的有力武器。而从学术影响而言,它牢固确立了中国考古学依附于历史学的学术定位,成为证经补史的工具。

虽然殷墟研究是标志中国考古学起步的一项值得称道的重要成就,但是以解决问题和揭示因果为精髓的科学探索而言,它却成为一个十分不幸的开端。正是殷墟发掘与典籍的吻合,使得中国考古学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再在完善和改进自身理论方法上下功夫,发扬善疑和善思的探索精神,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己任,却在史学的学科定位上裹足不前,将印证史籍看作是具有最大成就感的工作,并将发现稀世珍宝和评出十大发现视为最高学术荣誉。于是,证经补史和挖宝心态成为妨碍中国考古学视野和研究水平提高的两个主要羁绊。

疑古辨伪的受挫使得强调理性思维的科学精神在中国传统学术领域中的推广受到极大的阻遏,并使西学东渐的科学考古学被“国学”所同化。于是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家把解决典籍中的问题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20世纪50年代对夏文化的探索,就是建立在这种认识之上,于是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成为国家探源的主角。20世纪90年代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也是这一传统的延续。最近有学者提出,应将夏代以前的五帝时代作为文明探源的下一个目标[6]。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就对中国的古代社会史研究作了深刻的反思。他提出,中国的历史素来没有科学的叙述,有人将古代的神话传说看作正史是最大的错误和最大的不合理。他提出,一定要把中国上古史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框架中去研究[7]。吕振羽于20 世纪30年代也提出,如果对中国历史发展法则的一般性不得到确立,那么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便不能前进。对于史料的问题,吕振羽也指出,正如考古学中地层的变动会杂入不同时代的东西一样,对史料也必须经过一次开挖的手续才能正确引用[8]。郭、吕两位学界前辈的见解,从今天来看仍然十分前卫,催人深省。

中国文明和国家探源的编史传统使美籍考古学家张光直深感困惑:为什么中国学者对文明起源仅仅限制在“中国文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上来理解?为什么不讨论产生文明的社会内部动力问题?[9]他也提出通则研究的重要性,并建议我们做三件事:深入研究中国的史料,尽量了解世界史,深刻了解各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有了这三个条件我们才能看出,哪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能适用于中国,哪些理论需要借中国的史实加以修正,以及从中国史实中可以得出哪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10]。

将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工作与西方的同类研究做一对比,可以看出很大的不同。1992年11月,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美洲研究中心邀请了十位权威学者,对国际学术界文明和国家探源工作作了回顾和展望,认为在过去25年里各国学者就探索早期国家的兴衰原因的课题上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希望能在此基础上,为一系列理论课题提供新的启示。这些课题包括:早期国家的运作和结构、它们的规模和疆域范围、国家层次的政治和经济机构的性质、早期国家的多样性以及对它们进行系统比较的重要性[11]。

相比之下,尽管我国的夏商周断代采取了多学科的方法,但是它的视野和目标还是以编年学为导向,它关注的是“何时”的问题。然而,国际上的同类研究更注重文明和国家起源和消失的原因,人们关注的是“为何”的问题。换言之,当前国际探索的焦点是文明兴衰的因果关系,并且试图了解世界不同地区早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共性和个性。

囿于狭隘的编史传统,中国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至今还没有涉及郭沫若和吕振羽在70年前提出的通则问题,也没有充分利用田野考古的丰富潜力去超越文献线索,启示新的历史问题和创造古史研究的新境界。考古学家没有设法去寻找和解决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提供的证据和问题,努力重建一种和史籍记载完全不同的历史进程,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成为提供历史新知的源泉。

二、文明与早期国家

文明与早期国家的起源常被视为同一课题,但是严格来说两者的涵义并不相同。文明一词总的来说是指一种广泛和世代延续的文化现象,而国家是一种根据政治和地域界限建立的社会等级结构[12]。换言之,文明是指人类生活方式的进步,因此是文化的,而国家是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发展,因此是社会的[13]。在史学和考古学领域,中外学者们建立了许多有关古代文明的识别标准。比如,柴尔德提出的十大标准常被作为文明的标识而引用,它们是:(1 )在有限的区域内集中了较多的人口;(2)手工业专门化;(3)剩余产品由中央权力机构控制;(4)存在公共祭祀建筑;(5)社会等级差异明显;(6)采用文字; (7)科学研究发轫;(8)自然主义艺术出现;(9)存在对外贸易; (10)栖居方式不再依血缘关系而定[14]。李学勤也列举了文明的几项标志,它们是:(1)金属的使用;(2)文字的产生;(3 )城市的出现;(4)礼制的形成;(5)贫富的分化;(6 )人牲人殉的发端[15]。

从标示文明发展的物质文化特征来研究早期国家起源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和它的政治结构之间并没有刻板的相伴关系。比如,大洋州和中美州的早期国家处于石器时代,近东的国家形成于铜石并用时代,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形成于青铜时代,而欧洲大部和撒哈拉南部非洲的国家形成于铁器时代。早期国家的生产水平和经济形态也差异很大,从刀耕火种到游牧都有。其次,在不同的社会之中,各种文化特征的出现时间差异很大,比如被许多学者认为是文明和国家起源重要标识的冶金术、文字和城市在美洲和大洋州的早期国家中并不存在[16]。为此,仅仅从考古发现的物质遗存来判定早期国家的起源是一种变数很大和不易把握的工作。

还有,早期国家既不同于现代国家,也不同于罗马帝国那样的古代国家[17]。因此,用于定义较高发展层次的国家概念难以用来作为分辨早期国家的标准。比如,现代的国家概念常将强制性压迫机构出现和私有财产的合法化联系在一起。然而,民族学的研究发现,专制和私有制可能并不一定是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18]。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ER.Service)认为,早期国家的形成表现为神权向官僚体制的转化,这种转化的机制并非是统治阶层为了攫取个人的权力而敛财,而是优化经济运转和管理体制。国家起源之前,原始社会基本上是以血缘关系作为凝聚机制,于是以神权为特点的礼仪和习俗成为规范社群行为和维持社会生活秩序的主要手段。当社会日趋复杂化,特别当社会的运转日趋依赖分工不同的职业和功能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协调,那么血缘关系的维系方式会逐渐解体。一种以社会关系为纽带的新型管理体制就会形成。因此,政府和官吏的出现是新兴制度的一项重要特征,这种制度的形成并不是用来维护某个阶层或阶级的利益,而是用于调节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19]。

因此,美国政治人类学家弗里德(MH.Fried)给早期国家所下的定义是:“超越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20]美国考古学家弗兰纳利(KV.Flannery)指出,国家有强大和高度集中的政府,拥有一个专门的统治阶层,总的来说已经脱离了标志简单社会的那种血缘关系。它是高度等级制的,并且内部非常复杂。居住方式常常根据职业的专门化而非血统或亲姻关系而定。国家可以发动战争、征募士兵和强索贡品。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结构,以互惠和再分配的交换为特点,常以市场的存在为特点。经济大部分被一批上层人物所控制,他们是产生高官的阶层。国家有成千上万的人口,其中相当部分的人从事粮食生产,存在全职的工匠居住在城镇的手工业区内。国家拥有公共建筑、作坊和各种服务机构,由专职工匠承担[21]。

虽然文明和国家探源常常被看作是相同的研究目标,但是它们的概念和范畴存在较大的差异。由于国家的诞生总是伴随着灿烂的文明迹象,所以在观察和分析之中往往将两者交织在一起讨论。如果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两者最好分开。国家作为一种集中的政体,探索的范畴应当更加注重它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就文明探源而言,国家并非是文明的黎明和起点。从世界考古学的证据来看,国家出现之前的酋邦社会中已普遍存在着文明的迹象。像我国大汶口、良渚、龙山、红山、三星堆等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来看,国家前的史前文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犹如“漫天星斗”,灿烂夺目。

由此可见,国家起源是社会演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文明不过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虽然国家起源主要以政府和官吏为特点的等级制的形成为标志,但是由于环境的多样性,不同地区的早期国家可以在物质文化和文明演进层次上有极大的差异和多样性,而且这些早期国家也不一定都能继续向更高的社会层次演进,于是世界上许多璀璨文明常随这些早期国家的崩溃而湮灭。

三、理论研究

科学进步的标志是提出高层次的理论,科学的认识也不是简单的描述,即知其然,更重要的是用原理来解释事实,即知其所以然。理论的作用在于开辟对某种未知事实的探究方向,提出我们认识某种现象的阐释方案。由于理论是对主导种种现象内在关系和潜在法则的探索,因此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理论研究实质上是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原因。

然而,诚如张光直所言,考古学理论在中国一向不大受人重视,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史学本来就缺乏对历史理论的讨论。于是在这种历史观培育下发展起来的考古学,也就特别重视考古材料的获取,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认为理论不过是一种成见[22]。

由于缺乏理论的探讨和支持,在文明和国家探源的阐释上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从史料中来寻找阐释的相应线索,比如根据史籍的记载将夏定为最早的朝代国家,将早于夏的社会称为“古国”或“方国”。然而,无论是作为国家的夏还是前国家的古国和方国,由于缺乏严谨的科学定义,难以作为具体观察和分析的理论依据。郭沫若说过,我们中国古时候的所谓国,其实仅仅是一个大宗或小宗,所以动辄便称万国万邦[23]。

另一种是从摩尔根和马恩的语录中来寻找阐释依据,比如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一书中用“军事民主制”来称呼前国家阶段的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引用了此语,于是被史学界广泛用来阐释原始社会向国家的过渡形态。值得指出的是,摩尔根和马恩有关社会发展和国家的论述,毕竟代表了19世纪的科学认识。如果把摩尔根和马恩的理论看作是一种学术观点,并从人文科学的整体发展来加以评估,那么他们的理论和其他科学理论探讨应处于平等的地位,并应当意识到:建立在马恩和摩尔根杰出贡献之上的20世纪理论已经超越了他们。童恩正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和动态的系统,它不应当停留在19世纪的科学水平之上,而是需要不停吸收各时代的崭新思想文化成果,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24]。

受学术传统和意识形态思维影响,我国早期国家的社会学探讨要么从史籍中来寻找相应的依据,要么将考古发现和马恩经典中的论述对号入座,把国家起源的动力问题看作是早已解决的问题,坠入了“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25]的怪圈。

1962年,塞维斯提出了原始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四阶段社会进化模式,并取代了摩尔根的蒙昧、野蛮和文明的文化进化模式。该模式把酋邦看作是从原始平等社会向国家的过渡阶段,并将其定义为“具有一种永久性集中协调机构的再分配社会”[26]。1975年,塞维斯进一步对酋邦进行了分析,认为它是一个非武力的、由神权向政府和法制统治机制过渡的贵族社会,而探讨这一阶段政府和法制的形成是探索国家起源原因的关键[27]。

1967年,弗里德提出了四个阶段的社会政治演化模式,它们是原始平等社会、等级社会、阶层社会和阶级社会。弗里德认为,酋邦社会的运作机制仍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但是这种血缘统治机制已日趋式微,它是一种由血缘和非血缘关系组成的社会形态,但总体上在一种非血缘关系的基础上运转。弗里德对国家的定义是:超越血缘关系的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28]。

塞维斯和弗里德对国家起源的理论探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虽然人类社会的具体形态纷繁复杂,但是他们两位的社会政治演变阶段的划分和科学定义被认为是对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准确概括而为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之后,酋邦便成为国家探源的焦点。

对于社会科学理论探讨与考古学研究的关系,弗兰纳利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哺乳动物原来是由动物学家所定义,于是古生物学家可依此来分辨它们的骨骼。国家最初是由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定义,于是考古学家才能据此来分辨其结构的形态[29]。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理论的规律性认识,是考古学家具体研究设计的向导,以及从物质遗存来判断社会发展层次的科学依据。我国史籍中虽然有朝代和国家的称谓,但是它们毕竟和现代科学意义的早期国家并不相同。缺乏理论提供的依据就像是缺乏“按图索骥”的标准,结果,我国的史学和考古学界在对二里头遗址是否是夏墟的探讨就难免变成缺乏共识的一场毫无结果的纷争。

由于人类学理论是抽象的规律概括,而历史学和考古学处理的是直观的事实,强调客观性的我国历史学家往往难以分辨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之间的不同,而常常下意识地偏向于相信直观的客观事实而怀疑抽象的规律。比如,我国学者对西方引入的“酋邦”概念表现出大相径庭的看法,有人认为它举足轻重[30],但有人则认为它没有普遍意义[31]。其实人类学认为,处于相同发展层次上的社会,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物质文化。比如,拥有精美青铜器的殷商完全不同于拥有雄伟金字塔的古埃及,但是两者都符合早期国家的概念。因此,世界乃至中国各地的酋邦也完全可以拥有迥异的物质文化和社会形态。我们应当慎重考虑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之间的区别,从直观的现象来从事抽象的规律认识是科学探索的精髓所在。

中国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目前还没有摆脱直觉思辨的成分,仍缺乏重视和强调规律运用的科学方法。对于考古学的国家探索来说,观察的对象还是遗址和器物这些不连贯的文化实体而非社会现象。虽然对这些静态现象的观察和分类是研究的基础,但是我们还必须从动态的角度来揭示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活动的相伴关系,解释它们怎样发生和为何变迁的原因。

中国国家探源如果要从猜测和想象转向科学的阐释,就必须进行理论思考,必须做规律性的探究。我们应当重视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的这段话:在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任何领域,如果尚未完全掌握其内部的规律性,就不可能讨论一个对象,也不可能重建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32]。

四、考古学实践

由于考古学的对象方法和史学的文献研究完全不同,而且大部分的早期国家都缺乏文字的记载,因此创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考古遗存来提炼社会政治演变的信息成为考古学家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课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考古学界兴起的聚落考古(settlement archaeology),为从实物遗存来判断社会政治形态和国家起源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与方法。此外,墓葬分析也可以被用来判断社会分层的等级,为判断社会的分化提供依据。

聚落考古认为,人类的居住形态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生存系统。在复杂社会中,居址或聚落的形态可以揭示人口的结构、经济形态、社会分工和政治宗教的特点,从而可以在人类学理论的帮助下判断社会演进的层次和国家的形成。所以,聚落考古学是“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社会关系”的一种途径[33]。

聚落考古的国家探源研究要立足于大规模的田野勘探,对一个区域内的遗址进行调查和有选择的发掘,了解它们的特征、规模和年代,并从地图上建立它们的分布情况并确立居址的规模与等级,例如小型房屋、分散的村落、集中的村落、当地的中心、区域的中心等。在对聚落形态信息的分析基础之上,考古学家有可能来分辨各个中心区域的政治范围,并以此建立整个区域内的社会政治结构。

为了从聚落形态来分辨社会结构,考古学建立了几种相关的理论以指导发掘与研究。一种是“中心位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理想的情况下,中心居址如城镇都会以一定的间距分布,周围围绕着一批次一级的居址如村落,呈现出一种六边形形态,不同等级的中心城镇连同其周边卫星村落在地图上会显示一种复杂的网络状聚落形态。

另一种被称为“遗址等级理论”,该模式将考古遗址按规模的等级加以分类与研究。在一个聚落系统中,小型的茅屋和村落往往远多于大型的城镇,这些不同级别的居址可以用矩形的图表来显示其数量,并能对不同区域里的遗址等级分化进行比较。在分化不明显的社会里,遗址的规模都不会很大,之间的等级差别也比较小。但是,国家社会的遗址等级分化就十分明显,除了小型的房屋和村落之外,还有规模较大的城镇。社会结构愈复杂,其居址形态也就愈复杂[34]。

弗兰纳利指出,早期国家倾向于比酋邦拥有更多的管理层次与居址等级,酋邦一般仅拥有两到三个等级的居址,而国家至少存在四个等级的居址:城市、镇、大型村落和小型村落。但是弗兰纳利也指出,“管理等级”与“居址等级”并非同义。前者是指一个社会管理层的数量,如果没有文献帮助,考古学是很难发现其结构的。而后者是指聚落规模等级的数量,这是可以用矩形图表来显示的。

聚落考古的发掘往往可以从建筑和居址形态来分辨管理层的等级。比如在墨西哥的萨波特克,最高档次的都城拥有巨大的“政府宫殿”,一处祭祀的广场,多处宫殿住宅和王室陵墓,各种等级的庙宇,一处以上的长形球场,以及一座上面刻有下属省份象形文字记录的建筑物。第二档次的聚落只有较小规模的“政府宫殿”,较小的庙宇和墓葬,仅有一处球场。第三档次的聚落只有一处庙宇,没有宫殿,没有祭祀广场,也没有球场。第四档次的聚落没有任何公共建筑[35]。

就权力与地位的标志来说,宫殿和庙宇常被看作是国家存在的标志。桑德斯认为,酋长可以动用劳力来建造庙宇和其他公共建筑,但一般不会动用劳力来建造他的私宅。然而,国王则能动用劳力来建造自己的宫殿[36]。弗兰纳利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许多早期国家都为王室成员建造巨大的宫殿。但是,他也指出这种判断模式只是一种约略的衡量依据而非刻板的尺度。有的早期国家存在确凿无疑的宫殿,然而其他一些国家要到第二代才出现宫殿。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宫殿的出现晚于标准的庙宇,而在爱琴海地区宫殿出现在标准的庙宇之前。还有,宫殿也有不同的种类和功能。有些宫殿建筑看来是行政办公的场所,而有些如墨西哥萨波特克的宫殿是住宅,还有的宫殿似乎具有多种的功能[37]。

在分析地位分化和社会等级中,墓葬是一种习用的途径。因为随葬品的多少,墓葬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以及规模的奢华程度是墓主身前地位的最好标志。然而有些学者也谨慎指出,墓葬的规格可能并不能简单地完全等同于墓主身前的身份,它是由生者用对死者的态度来表示和影响自己和其他活着的人的关系。比如,英国南部和西欧一些用巨石砌成的大型公共墓葬是一种宗教信仰的标志,或部落社会用以划分领地的标志,而非高级社会结构的反映。尽管如此,墓葬分析在社会地位和等级研究中仍应具有重要的意义[38]。

弗兰纳利提出,在国王和最高酋长的墓葬之间可能没有一条分明的界线,比如巴拿马的有些最高酋长墓葬有20余个侍从殉葬,并陪葬有黄金饰物。在发展层次较低的酋邦中,社会成员的地位是连续的,不同成员间没有通婚的限制。但是在复杂酋邦中,比如原史时期的夏威夷,下层的普通社会成员已禁止和贵族阶层成员通婚。到国家阶段,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差别更大。在许多王国里,国王和的贵族墓葬之间的差别也可以变得很大,使得这些贵族墓葬看上去像是“中层阶级”[39]。

如果从动用大量劳力的公共建筑和贵族墓葬的考古学证据来分析二里头遗址的国家地位时也有值得令人思考的地方。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两座所谓的宫殿占地分别10800和4234平方米,大型墓葬只见一座, 若干中型墓出土了铜爵、戈、戚、玉戈、玉钺等随葬品[40]。而良渚文化莫角山土筑祭坛面积达300000平方米,二级祭坛如反山和瑶山面积可达30000到90000平方米,三级祭坛的面积也在2万到5千平方米左右[41]。良渚文化反山遗址一期发掘的11座墓葬出土1232件(组)玉器,其中20号墓出土玉器170件、象牙器9件、石器24件、陶器2件。反山墓地还出土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件玉琮——重达6500克的琮王,可能象征至高无上的地位[42]。由此加以对比,属于酋邦阶段的良渚文化显然在劳力与资源控制和贵族等级上要比被认为是早期国家的夏文化来得强大和显赫。

把二里头文化看作是夏代的遗存是因为它的年代卡在河南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而其分布的地域也与史籍描述相吻合。然而,史记中提到的夏是否符合现代科学定义的早期国家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参照史料来进行早期国家探源研究中不应将考古材料变成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证的依据,必须在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来进行独立的研究。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都是基本的研究材料,它们在分析中应处于平等的地位。

五、反思与小结

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研究长期以来为“国情不同”的观念所困。一些学者认为,自己研究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这个历程经历了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国家迥异的发展轨迹,因此,借鉴他人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是多余的。郭沫若早就说过:“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组织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43]

面对西方学者对中国文明探源研究提出批评时,我们往往会反讥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其实,中国的相关研究基本上仍着眼于本民族的历史个性,但世界上的同类研究更加关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共性,这一研究立场的差异与其说反映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不如说体现了学术观念和科学思维的差距。因此,在批评他人意见带有偏见的同时,也应提醒自己免受成见的干扰。

正是这种学术观念和思维差距,使得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工作仍然像是闭门造车,停留在原始材料的收集和与史籍记载简单对号入座的初级层次上,把印证史籍看作是具有最大成就感的工作,没有充分利用丰富的考古材料去寻找只有考古学家才能利用的证据和探索史料以外的大量科学问题。

考古学研究应当是整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为编史学服务的工具。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有一些共同的兴趣,他们试图更详细地了解过去人类是怎样生活的,社会为什么会发生兴衰,社会文化的发展有那些共同的规律。由于大部分早期文明和国家都缺乏文字记载,所以文明和国家探源从理论方法而言应当是世界性的。换言之,学者们在从物质文化遗存中来解读社会文化信息时,所用的方法应是相通的。中国不会因为比其他古代文明拥有较为丰富的史料而无须采用这些理论与方法。从根本上说,文献和考古材料只是不同的信息库,它们都属于研究材料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如果将考古材料看作是为史料研究服务显然使研究工作变成了变相的考证而非科学的探索。我们也不能因为文献易读而考古材料难懂而忽视考古材料所蕴涵的科学价值,史学和考古学是完全不同的学科研究,它们之间仅限于信息的互通而没有主次之分。

考古学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最大的突破是理论方法的进展而非原始材料的积累,这大大增强了考古学家解读考古记录的能力,使考古材料可以提供比文献更多、更重要的信息。中国考古学是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舶来品,在经历了近80年的“中国化”之后,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入的西方当代考古学理论方法,不少人感到十分抵触和格格不入。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需要跳出国情不同的圈子,从科学观念上做根本的改变,从世界文明发展的框架中来研究中国文明的独特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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