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基本经验
冯子珈，张 新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三大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奠基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创立与发展阶段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阶段。各个阶段文化思想有其发展特点。中国共产党在其文化思想的历史演进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即文化思想发展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必须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方向；必须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导向；必须始终坚持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根本立场；必须始终坚持文化探索、选择和创造的时代方位。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文化；文化强国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1]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获得新生，中国开始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这其中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历史任务。本文循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发展轨迹，考察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其基本经验，以期为更好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提供启发与思考。
一、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奠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建设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文化思想。在此历程中，毛泽东的探索是开篇，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迈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由2名研究者对纳入研究文献的数据进行独立提取，确保收集资料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如遇分歧，通过讨论或交由第三位研究者裁决。采用自制Excel提取表提取资料，包括：（1）纳入研究的一般资料，包括第一作者、发表时间、样本量等；（2）纳入患者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发病时间等；（3）阿替普酶用法用量及抗血小板药物的选择和给药剂量；（4）偏倚风险评价的关键要素；（5）结局指标和结果测量数据。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基础上，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艰辛探索。各种探索面临同样一个前提，即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已有的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便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准则。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一再强调要注重学习和借鉴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从《新民主主义论》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到1956年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著作中，毛泽东都精辟地阐述了怎样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遗产问题，主张批判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他在1964年9月致陆定一的信中将这一方针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2]。
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为其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针对科学上和学术上不同观点的论争，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3]随后，“双百”方针出现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当中。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专门论述了“双百”方针，指出这一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4]。在1957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谈及“双百”方针，指出“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5]。“双百”方针的出台，打破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整个文化领域的僵化停滞状态，实际解决了党对意识形态、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乃至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如何建设的问题。可以说，“双百”方针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他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虽然在后期的贯彻执行中发生了偏差与背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这一方针本身的正确性及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其实，前七子针对才情与格调的关系已经进行过探讨。李梦阳的定位是：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7〕118可见，只有七者兼备，情才能得以发。这一论断已触及格调与才情的关系，注重格调对才情的影响。七子的另一成员何景明的观点与此相异，他认识到了格调规范的束缚，所以要求创作要“心领神会”“不妨行迹”。虽然毛先舒的文学思想继承七子，但毛氏的“格调论”并未在此基础上有所升华，他从诗教的目的出发，强调格调对才情的统辖。
可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未停止过对中国先进文化的思考、探索与实践。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包括“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和文化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政治方向，对之后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发展创新提供了强大的依据与启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空前重视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地位提升到新的高度。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对“文化自信”进行了集中阐述，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25]。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文化建设成为其中重要一环。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立足新时代，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战略视角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出：“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26]“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7]“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8]将包括文化自信在内的“四个自信”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从而使坚定文化自信成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战略性、方向性、关键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用一个章节专门谈文化自信，充分凸显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实现文化创造和文化进步已然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担负的新的文化使命。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创立与发展
习近平指出：“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2]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和具体的建设发展实际，我们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向前推进的强大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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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核心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立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充分认清世情、党情、国情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加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 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形成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开端。
迄今，我所经历的都已说尽。即便你从不回信，但我知道你在阅读。我所需要的，也不是回复，而是让你知道我的存在。我在这里，我以这样的形态存在。如此，我们之间便有了关联，这对我很重要。
追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概念，最早是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提出的。原话是：“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6]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叶剑英所提出的这一概念。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邓小平同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和观点。1980年12月，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7]在这里，邓小平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涵。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8]；同时大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涵进行了明确区分，进一步突出了精神文明建设或者可以说突出了文化和思想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战略地位。1986年9月28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颁布了改革开放以来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项决议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战略方针等一系列问题，意味着文化开始摆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配角的命运，越来越展现出其独立性和重要性。这项文件的颁布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无疑发挥了指导和推动作用，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初见雏形。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是继《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之后，党中央颁布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重要文件。这一决议将精神文明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大局中进行审视和考察，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基本方针、主要任务及要求等方面作了更清晰更明确更具体更深刻的阐述。这一决议的颁布进一步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 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和任务。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这次大会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9]，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的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历史演进中的关键一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正式提出,突出了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独立领域的重要性，它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脉相承。
（二）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引领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世纪之交，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放眼世界，国际局势变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呈现交融和交锋的态势，国家和地区间文化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面对如此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概念，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党的十五大阐明了其基本内涵。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20]报告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从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视域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1]。这充分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是有血脉根基、不断传承的文化，又是立足发展实践、与时俱进的文化。报告深刻阐明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问题，将文化自信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道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当中，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这在极大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
(3) 新能源电力充裕以后的主动发电调节。随着新能源发电技术的成熟及新能源发电成本的下降,新能源发电本身就可以作为辅助服务资源,即新能源电力充裕以后的主动“弃风弃光”。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论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新成果，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和整合，进一步加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步伐。
（三）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多元文化的碰撞愈发激烈，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不断增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文化建设领域出现的挑战和亟待解决的矛盾，提出“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战略思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逐步完善。
(1)实验所使用的样品有4种，分别为马尾松、北美短叶松、杉木和毛白杨。4种木材均是在180℃恒温条件下进行热处理。但实验结果显示4种不一样的木材在热处理后粗糙度出现了3种变化趋势，其中北美短叶松的粗糙度在1～4 h过程中逐渐变大，即并不是所有的木材都是随热处理时间增加，其粗糙度变小。
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社会转型期文化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在继承先进文化建设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性思想，充分体现出党的文化思想日益成熟和完善。尽管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热潮中，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仍在进行不断发展和创新。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
随着我国开始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挑战。国际舞台上文化软实力竞争和意识形态斗争不断加剧，如何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优势，赢得价值观较量中的主动权，进一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此时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时代课题和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给予了高度关注，创造性提出“文化自信”的伟大命题，论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强调提升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发展，推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是对之前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思想的有机继承和综合创新，以文化自信为底色，以不忘初心为旨归，以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目标，以清醒的历史自觉、高度的时代站位、深切的民本情怀、通达的世界眼光以及宽广的全局视野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飞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特点和创新之处在于：
（一）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视察工作时第一次完整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开创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0]，阐述了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心环节以及必须要贯彻的方针。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11]，强调“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全面建设和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12]。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江泽民在此次大会报告中突出强调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对先进文化的概念作了科学、鲜明的阐释，即“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13]。大会明确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架构和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和行动指南。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文化体制迎来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作为先进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文化体制改革旨在确保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2006年5月，胡锦涛在云南考察工作时首次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思想。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14]，对和谐文化的性质、目标以及路径进行了阐述，标志着和谐文化理论的形成。同时，文件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任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15]。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召开，大会正式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此次报告中，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6]此外，大会首次提到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任务，充分凸显了党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17]，主张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18]。文件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9]，并对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主要任务和战略举措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谱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发展的新篇章，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征程。
（二）进一步突出和强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习近平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为重视，并对此进行了系列论述和部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继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同时闪耀着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适应、相契合。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22]。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23]这个阐释充分凸显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对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在整个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要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24]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阐明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着眼点、根本目标和基本路径。十九大报告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对十八大报告未能作出回答的上述问题进行了揭示和补充。同时，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视还体现在第一次明确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进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核心要素，显示出前所未有的重要价值。
（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地位提升到新的高度
近年来，广告语用的不良文化倾向有所抬头。2011年6月7日，网易新闻中心转载了《北京晨报》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广告宣传中含有宣扬享乐主义、封建帝王、崇洋媚外等不良文化倾向的用语，这些不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现象都应该列为整治重点对象[16]。从房地产广告看，商业楼盘名称的洋化问题十分突出，仅笔者所在淮安市的楼盘就有诸如“维科格兰花园、香榭丽花苑、比佛利花园、亚特蓝郡、维多莉亚、多瑙河公寓”之类的“洋名”。其实，除了房地产广告，其他行业的广告也常带有类似倾向。
（四）进一步明晰和深化了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尊重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越来越鲜明。以党的十八大作为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实现了新的飞跃。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发表了关于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根基，是文化自信的由来和根据，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习近平在高度评价传统文化的同时，强调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进行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相契合的革新创造，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将传统文化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范畴当中。然而继承和发展本身不是目的，最终目标和旨归是通过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成分和精神价值，从而更好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间存在内在关系：一方面，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源头、厚重底色和内生动力，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传统文化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服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虽更多强调的是道路、理论和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逐渐为党和国家所重视。2012年，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愿景。在这里，“中国梦”不仅指实现物质的富足，还必然包括精神文化的极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论及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9]，将文化自信提升到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同等重要的位置。他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30]，“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1]，这深刻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作用。习近平用历史的长镜头审视新时代的文化，将文化的发展同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吹响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号角，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伫立新的时代潮头，对其自身文化思想的创新和发展。
“工艺可靠性顾问能将工艺数据与UOP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通过强有力的软件持续为客户提供服务。”刘茂树还指出，“该服务能将工厂数据与相关领域的知识互联起来，获得新思路，以提高运营可靠性。”
本研究的不足：(1)样本量较少；(2)由于伦理要求，未能对同一患者同时行两代320排螺旋CT扫描；(3)观察者内和观察者间在灌注参数测量上的可重复性存在较多争议，观察者内的一致性可能优于观察者间[16]，但临床中患者的检查与随访测量较难由同一位观察者完成。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发展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这一切同文化建设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密切相关。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创立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成熟与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作为文化建设的指导，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但明确强调，实行这一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33]，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毛泽东构建其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分析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化问题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最锋利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仍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视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根本，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34]。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和理论指南，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发展规律，对推动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发展创新起到了重大作用。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他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35]“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36]历史和实践表明，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才能不断深化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当下各种文化交融交锋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也唯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先导，才能在思想激荡的漩涡中保持定力和清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文化支撑。
（二）必须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方向
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和主要服务对象，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生产者和享用者。任何一次文化实践，只有密切联系人民，关注人民精神需求，激发人民创造潜能，才能凸显出巨大的意义和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将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和文化需求作为完善党的文化思想、促进文化建设发展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不断成熟、不断创新发展，也得益于党始终牢固立足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坚持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文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不断得出文化建设新的结论，提出新的论断。毛泽东曾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37]。1980年7月26日,根据邓小平的这一讲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指导新时期文艺工作、推动文化建设的方针和方向。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深刻反映了我国宣传文化事业的发展规律，是对精神产品生产的基本要求，是宣传文化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38]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文化繁荣“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39]，要创造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作品，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40]。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其讲话中多次引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句名言，体现了他深切的民本情怀。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41]习近平坚持将人民当家做主落实到国家的文化生活当中，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可以说，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断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是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归宿和落脚点。
（三）必须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方针。这一方针最早由毛泽东于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虽经历了一些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但在1978年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恢复和重建了“双百”方针，使其再次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政策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指出：“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42]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必须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大大活跃起来，使各项决策建立在更加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之上。”[43]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创作出更多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优秀作品。”[44]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要“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45]。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46]。从历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双百”方针的重视程度来看，“双百”方针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始终坚持这一基本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发展的一项宝贵经验。
（四）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导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致力于构建统一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凝聚全社会共识，增强民族向心力，通过价值理念的导向与引领，推动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命题，《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4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居于核心和根本的地位，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就要弘扬主旋律，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促进社会主义文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48]2014年2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我们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49]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充分凸显了在新时代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价值引领的重要性。
（五）必须始终坚持中华文化创新发展的根本立场
1.注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承继和创新，提升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0]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血脉根基，凝结着中华儿女最深层次的价值观念，蕴含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基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不断丰富完善自身文化思想的历程中，离不开对中华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问题的关注与探讨。毛泽东自小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充分肯定中华文化中的珍贵遗产，强调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他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51]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提倡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同时，也不忘告诫大家要尊重和学习中华优秀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有批判地继承。邓小平认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不能凭空创立和建设，必须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江泽民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努力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一切优良的文化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不断地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52]。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也指出：“我们要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力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53]《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54]习近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进行了高度评价，表明中华传统文化是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基础和精神力量。习近平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提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弘扬、改造发展，进一步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增强了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文化自信心。
2.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推动本民族文化繁荣兴盛。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55]。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发展历程，在对待世界文化问题上，我们党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闭关自守。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是我们党所积累的一项基本经验。对于外国文化，毛泽东早在《反对党八股》中就指出：“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56]他以客观理性的目光审视外国文化，得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57]的结论。但他强调，要批判地学习和借鉴，要做到重外但不轻中，不能盲目地照搬照抄。在毛泽东看来，注重同世界先进文化的融合与联系，更能体现文化的民族性。邓小平特别注重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文化。他指出：“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58]1983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59]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指出：“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60]随着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如何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如何通过文化对外交流发展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成为亟待面对和解决的课题。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明确提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要求，文化“走出去”战略变得越发明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习近平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61]习近平将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起来，注重中华传统文化同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以文明的交流共存超越文明的隔阂冲突，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置于世界视域中，善于汲取人类文明创造的各类有益养分，以不断丰富发展自身。
（六）必须始终坚持文化探索、选择与创造的时代方位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62]这表明，任何一种理论和观念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必然以该时代的发展为基础，受该时代特点的制约。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的发展也同时代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改革开放后形成并逐步丰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以及步入新的历史方位所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正是在把握时代问题的基础上开拓前进的具体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党的文化建设也从新民主主义文化过渡到了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在新中国初期合乎历史逻辑、适应时代需要的发展。20世纪后期，新科技革命加快了全球化进程，中国也难置身于外，而面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现状，党和国家从时代特征和本国国情出发，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决策，相应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适应时代变化的文化理论被提出。苏东剧变，随之而来的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立足大的时代环境，为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加强党的领导，提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随着社会转型和改革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凸显，中国共产党着眼于维护社会稳定、化解道德失范和信仰危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理念。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步入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强调文化自信，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吹响了文化建设的新时代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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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子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 D26；G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4434(2019)02- 0127 -09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历史嬗变及其基本经验”（19XNH077）项目成果
[责任编辑：陈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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