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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旅居伦敦，过着“极端贫困”的流亡生活。尽管生活的重负压得他经常喘不过气来，尽管悲惨的遭遇，几乎使他陷入绝境，但都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相反地，马克思更为坚定地“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为谋求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在这期间，他更为关心世界的革命事业，不仅继续注视着欧洲大陆的风云变幻，而且注意到亚洲大陆的腥风血雨，尤其重视东方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的历史和发展前途，并为此撰写了不少文章。马克思与中国的关系，就是在这个时候密切起来的。
从1851年秋季到1862年春季为止的十年间，马克思一直为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他在这家报纸上一共发表了500多篇文章，其中专门写中国问题的就有21篇（包括恩格斯的3篇）。在这些文章中，多数是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论发表的，该报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倾向，并拥有20万订户，因此影响很大。这些文章和论著，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无论政治、经济，或军事、外交，都有精辟的论述。假如不是对中国全面关心和深入研究的人，无论如何是写不出这样精采的文字的。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发表这么多关于中国问题的专门文章，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正确评价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所说的“中国革命”，是指1851年1月11日以洪秀全为首的在广西金田村发动起义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
马克思认为，中国革命“是值得我们高兴的，就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坚固的帝国，因受了英国资本家纺织品的影响，8年来已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这种社会革新对于文明无论如何应有非常重大的结果”。他正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革命对社会革新所起的重大作用。他高兴地说：“鸦片不曾发生催眠的作用而倒发生了惊醒的作用。”不仅如此，他认为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有重大的影响。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这样写道：“‘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指太平天国革命——引者）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结果——可能发生的全欧洲的战争”。为什么马克思对太平天国革命作出这么高的评价呢？这是因为他是从政治与经济关系的高度来对它进行分析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资本主义发展最繁荣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了。如果中国革命胜利，必然大大缩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尤其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鸦片市场。如果革命成功，鸦片被禁绝，在经济上将是对英国的一个致命的打击，必然要使英国产生经济危机，从而影响到其它西方国家。因此，马克思大胆地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炸，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基于这种分析，他进一步断言：“战争或革命，如果不是工商业普遍危机的结果，都不能深刻地震撼欧洲，这种危机的到来总是由英国先发信号，因为它是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而英国在当时正是侵略中国的最凶恶的敌人，也是太平军的主要对立面。
深刻揭露西方列强侵华的罪恶
马克思对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揭露是深刻的。特别是对于“约翰牛”（马克思用这个绰号称当时的英帝国主义，带有极大的讽刺和蔑视的意味）的揭露更是淋漓尽致。他尖锐指出“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的严重危害，“以致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事实正是这样，大量的鸦片输入，使大量的白银外流，造成国库空虚，货币流通产生混乱，在经济上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不仅如此，鸦片这种麻醉剂的贸易是极不人道的。马克思引用了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一段话：“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摩洛赫（摩洛赫是古腓尼基和迦太基宗教中的太阳神，祭祀摩洛赫时用活人作祭品，后来，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和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笔者）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着向摩洛赫的祭台上贡献牺牲品。”马克思引用这一段话，不是说17、18世纪贩卖黑奴是“仁慈的”，而是说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者贩卖鸦片比贩卖黑奴更伤天害理、惨无人道！鸦片源源不断地输入，严重地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毒害了中国的社会道德风尚，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和防务，甚而连国家的行政机构也受到腐蚀。它带来的严重祸害是令人发指的。
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威胁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割地赔款，丧失主权，马克思感到无比愤慨。他说：“俄国由于最近的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800英里。约翰牛由于进行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国沿黑龙江航行并在两国接壤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这里，马克思对英、俄等国狼狈为奸，侵犯中国主权、瓜分中国领土的罪恶活动，给予了彻底的揭露。
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马克思还专门揭露了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行。1856年10月（咸丰六年九月），英帝国主义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武装入侵广州，进行烧杀抢掠。马克思对这种血腥暴行进行了揭露，他说：“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他认为，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恶罄竹难书，愤慨地写道：“中国人针对着英国人提出的每一种控诉，至少可以提九十九件控诉。”对于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和入侵天津这一严重的事件，尽管帝国主义者强词夺理，制造种种借口，可是，马克思却一针见血地戳穿了他们无耻的谎言。他说：“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法国公使以率领法国远征队强行侵入太晤士河的权利吗？”从而有力地驳斥了英、法侵略者的荒谬论调。
猛烈抨击清王朝的腐朽无能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王朝的声威被英国的枪炮打得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时清廷不仅在经济上面临着银源枯竭的危险，而且自称为“全国的君父”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所以，马克思指出：“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从此，清王朝变得更加腐败无能了，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如此摇摇欲坠，它甚至没有力量来度过人民革命的危机，因为连激烈爆发的起义也会在这帝国内变成慢性的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它已经既不能够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这样腐朽的封建王朝必将灭亡，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预见是正确的。
高度赞扬中国人民的可贵品质
马克思对于中国人民的可贵品质，始终是肯定的。他赞扬中国人民勤劳俭朴的美德和英勇反抗外来侵略的革命精神。马克思对中国人民很关心，对其生活状况了解得很详细，搜集的材料也很具体。例如对福建农民的记述，他在引用米契尔的话这样写道：“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是庄稼汉又兼工业生产者。他生产这样的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如前所说，他是在自己的家里经自己的妻女和佣工的手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不费特别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行户外劳动的雨天，他就使他手下的人们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用的空余时间，这勤于家庭劳动的人就去从事他的事业，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正因为有这样勤劳俭朴的人民，所以他们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他们不需要进口外国的消费商品，也不必依赖西方列强过活。马克思仔细研究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后，看到了中国的前途。他认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村庄变成了生产鸦片、棉花、靛青、大麻以及其他原料去交换英国货的简单农场”。中国却不可能象印度那样，“在中国，英国人现在还没有这种势力，而将来也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对中国人民充满了乐观的革命信心。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马克思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情绪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有显著的不同，他看到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越来越坚决。随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加剧，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情绪日益高涨。南方各省的民众，已经“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尽管帝国主义者把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诬蔑为“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但是，恩格斯也和马克思一样，赞扬中国人民对敌斗争的“全部长处”，并给予高度的评价：“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针对外国侵略者的诬蔑，恩格斯严正指出：“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他为中国人民主持了正义，并在道义上给予坚决的支持。“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完全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放眼世界，注目东方，他和恩格斯对中国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对中国革命寄予极大的希望，对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深切同情，热情支持，写下了众多的光辉篇章。这是非常难得的。中国人民受人欺侮、任人宰割的时代虽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重温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近代中国问题的论著，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备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