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逸”到“入世”——以上海徐园为中心的考察（1883-1919），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隐逸论文,上海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徐园，又名“双清别墅”，①最初以清幽雅致的中华园林景致和文人雅集闻名海上，但后来却成为西方舶来品——电影在中国最早的固定放映地，20世纪初又多次成为商人、学生、革命党人的公共集会地。这是近代中国城市作为半殖民地在都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独特历史现象。古香古色的私家园林如何成为兼营中西娱乐的商业场所？清幽隐逸的徐园如何成为集政治场、公益场、宴会场、花园等多种空间和功能于一体的城市准公园？其背后的推动人群有哪些？这种改变与上海都市化进程和近代中国急遽的政治与社会变革之间有何关系？ 目前学界有关徐园的研究，大多是将其视作与张园性质相同的近代经营性私园，集中探讨其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空间产生的原因及意义、以盈利为目的和兼容中西文化的海派色彩，及其对市民意识的形成、中西文化融合和上海城市变迁的意义。②但是徐园并不同于张园，张园诞生于上海租界，一开始就浸染了浓郁的商业化和西化色彩，而徐园则诞生于华界，是典型的传统江南私家园林，随着租界扩展和民主革命思潮的高涨，江南买办商人、文人等人群不断利用和改造徐园，才使之逐渐从隐逸的私家园林转变成为世俗的供民众公共活动的城市准公园。通过研究徐园近代变迁的具体案例，可以了解近代园林社会和空间功能的变迁，而且可以审视推动徐园变迁的相关人群，特别是江南富商、文人群体在近代快速都市化和民主革命思潮澎湃的急遽社会变革时期，对于自身身份和认同的转变，以及江南传统文化在上海都市空间中的现代转型。而这些都被以往关于近代园林的研究所忽略。鉴于此，本文拟以徐园1880年代到1910年代的变迁过程为个案，考察江南买办商人、文人群体在近代都市化和民主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转型，以及江南传统文化在都市空间的变迁，尝试提供一种新的近代园林研究角度。 尽管自15世纪起商人在江南地区的地位逐渐上升，但只有遵循士人的道德规范的商人才被社会所认可。自明中叶起，江南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商业利润的诱惑和江南文人科举入仕道路的艰难，使得一些士子开始弃儒从商，商人逐利不再被江南士人和文人所蔑视。但是，商人却必须以士人的道德和荣誉观念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必须表现得“符合社会中尊士从儒的标准”才能被社会所接受。③对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批买办商人来说，虽然在商海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但因为国人尚处在天朝独尊的社会心态中，从上层官员到普通百姓都认为“食夷利者贱”，对买办普遍带有一种憎恶情绪，④所以买办商人始终进入不了上流社会，总感觉低人一等，往往耻言自己的买办身份。容闳曾说“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也。”⑤ 为改变世人对买办的轻蔑看法，一些买办商人便在日常生活中尽力体现士人意趣和精神追求，努力构建自己的雅士身份。他们在商业之余暇创作诗词、研习书画，修筑优雅古朴的传统文人园林。自明代起，建造一座体面的园林是中国商人们获取社会政治地位和审美权威的最典型方式，同时也可保证赚取持续利润所必要的经济联系。⑥通过建造古典雅致的符合士大夫隐逸文化的私园来凸显自己的品格情操和文化趣味，便成为19世纪下半叶出身江南的买办商人们的一种选择。 徐棣山正是出身江南书香门第的买办商人，他因太平军入浙被迫到上海谋生成为买办，在商海中获取了巨额财富，却未获得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徐棣山系海昌盐官礼派支，其父徐良群，由俊秀援例奖给县丞，历署南汇、太仓、大团等处丞佐巡检，“擅六法于花鸟虫鱼，工雅细腻”，“平素与乌程费丹旭、石门倪芥荪画酬谢答，时相切磋”⑦。饱受家庭熏染的徐棣山，虽因家庭变故不得已进入洋场成为精通洋泾浜英语的买办富商，但在心灵深处和生活习性上，则仍然保留着一脉士大夫的文化情韵。⑧不仅捐纳取得“司马”官职，闲暇时还喜欢舞文弄墨，以凸显自己的文化修养和高尚品格。他曾在“酒酣耳热之际”，与池志澂、袁翔甫、唐雨苍、陈正卿诸君“唱和为诗”，⑨还擅长画传统花鸟画，他的《寒汀落雁》、《仿新罗山人笔法》等四幅花鸟图与任伯年、吴昌硕等大家的画作同时被收录进《芥子园画谱》中。 为摆脱“洋奴买办”的标签，构建儒雅名士的身份，徐棣山于1883年起仿效士大夫之风，陆续营建徐园、铭园、水云乡等私园以自娱养身，其中徐园最负盛名。当时，他在上海开设怡成丝栈，且是怡和丝厂的三大董事之一，家资颇丰，⑩但体力渐衰，在医友劝告下开始注重休闲养生，在闸北唐家弄北修筑徐园。(11)最初修筑徐园是想营造一个超脱于繁华闹市之外的怡情养性之所(正如园名“双清别墅”所寓意)，一个“思想及行事皆无尘俗气”的第二居所。因此，他没像张叔和那样营建一个宏大堂皇的欧式风格园林，而完全延用传统私园的造园思想和手法，把其打造成为一个追求意境美的传统江南园林。 徐棣山对徐园的设计修筑颇具匠心，体现了崇尚自然的古代造园思想，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虽然占地仅3亩左右且园外无景可借，造园颇有难度，他却巧妙布局，叠山理水，植木栽花，使山石、花木、亭榭、水体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传统园林有法而无式、迂回曲折、参差错落的灵动机变。园中间是以“鸿印轩”为主的建筑，与假山、林木隔水相望，周围以亭廊掩映。正厅“鸿印轩”不过三间，采用雅淡的单檐卷棚歇山屋顶。园门处采用“先藏后露，欲扬先抑”的抑景手法，以一片竹林为屏障，“青葱蔓延，园中诸景不使一目了然”，一泓清水在全园“穿插回旋，遇方成圭、遇圆成璧，玲珑剔透，莫名其妙”，“为楼隐者、为谷曲者、为径坦者、为蹊缭者、为廊跨者、为桥，无不位置攸宜，错落可喜”。(12)全园布局在风格上延续了江南文人园清雅朴茂的风格，实现了建筑、山水、花木及自然美、建筑美的有机统一。 徐棣山遵循“隐居求志”的造园思想，力求通过造园摆脱“红尘”、“名利”的奴役，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感。在选址上，他选择远离闹市当时仍为僻乡的闸北唐家弄作为园址。之后因嫌园内“全似园亭景象而无村野气”，又在园西辟设“又一村”，建“吟云草庐”，内置惠山泉水于茅亭中，并辟竹篱，蓄孔雀、白鹤等物，充分体现了园主的“隐逸”心态。 徐园建成后，徐棣山每日午后在园内“静谈秋水，漱石眠花”，自娱养身，获得友人“雅人深致，不媲名士风流”的评价。(13)不过，园主并非仅将徐园视为逃离世俗烦扰的个人天地，还想塑造徐园的名望以结交更多的风雅儒士。因此，徐园建成后不久便欢迎骚人雅士前来游览，很快成为闻名沪上的公共雅集地。 自晚明起，园林就成为文人学士喜爱的“雅集”之所，寄居上海的文人墨客内心延续了传统士人的园林情结，渴望能在清静怡人的园林陶冶性情。而近代的买办商人们也希望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在自家私园内组织各种雅集和文会，从而结交十方名士与本地文人。于是，在园主和上海都市文人的推动下，徐园逐渐摆脱仅限于自家和三五知己消闲的封闭状态，公共性、开放性逐渐凸显，成为沪上文人墨客、艺术家雅集的公共空间。 明清士人，往往通过在交游聚会中的“侪流标榜”的互动逐渐促成彼此的声名，这是个人借由投入社交场域获取社会身份的过程，如同借由科举考试获取个人特定身份一般。(14)19世纪七八十年代，寄居沪上的文人墨客大多是为外国人服务的“秉笔华士”，(15)各大报刊的主笔、编辑等职业文人，和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这些脱离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依靠自己的笔墨才华在繁华都市中讨生活的职业文人和画家，在科举制尚未废除的时代还处于文化的边缘。在时人眼中，他们是文人的另类，是末路文人。左宗棠曾指出：“江浙无赖之文人，以报馆为末路”(16)，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痛骂报馆主笔是“斯文败类”(17)。因此，沪上文人墨客希图沿袭传统士大夫游园传统，通过在幽雅的园林进行文会或雅集，借助相互的交流和肯定，来构建自己的文人雅士的身份，并提升自己在上海社会文化中的地位。 寄居上海的职业文人延续了明清江南士人对“雅”的追求。希望借清幽雅致的园林来对抗日益变“俗”的上海。晚清的上海华人大多追逐金钱，沉溺于妓寮、烟室等“失足之场”，这使沪上文人非常不满，对上海“遍地皆俗气，席座皆俗人；所见者无非俗物，所闻者无非俗谈”(18)的状况非常痛心。自明中叶后，士大夫将旅游视为一种“名高”的活动，通过选择与民众很少聚集的郊外山水彰显自己独特的品位。(19)沪上文人对园林也充满了美好想象，认为它们可以潜移默化地使“俗”变“雅”。“千山石人”对杨树浦即将建成的大花园充满憧憬。“从此罢去俗尘高屐而往。所谋于目谋于耳者无不洗尽铅华，独标清洁数帆樯之往来。看烟云之舒卷，有时高唱大江东，与鸣声上下互相答应……清风徐来，此极乐无极。”申报主笔何桂笙深为赞同：“若得以百余亩之地而造大花园，俾游人出入无禁，则数年之后海上俗气可以一扫而空。”(20)虽然报刊上文人对园林去“俗”趋“雅”功能的过高肯定未必全是真实想法，但至少反映了文人对于公共园林的美好向往。 但是，西人修建的外滩公园却禁止华人入园，虽经多次激烈抗议仍无济于事(21)。而且限于财力，绝大多数人又无力自建园林，于是，便希望富商能营造华人公园或将自家私园开放。 1884年《申江胜景图》(22)将徐园收录其中，沪上文人阅后心生羡慕，遂相约好友共游之。园主希冀借此结交名人雅流，遂“任人游观，茗烟之供概不索资”(23)。1886年11月，张幼亭应园主之允，招请申报主笔何桂笙和汪啸云、潘月樵等十余人在徐园赏菊，何桂笙与徐棣山相识并成为挚友。当天何撰写《徐园赏菊记》发表于《申报》头版，(24)后又有数篇有关徐园的游记在《申报》刊载，徐园很快名声大振。外埠文人雅士也多“向慕之”，但若无熟人引荐仍无法进入徐园。1887年1月，浙人“蕺山铁道士”来沪，经由何桂笙介绍才一览徐园，观后他甚为赞赏，提议“稍一取资”对外开放。(25)徐棣山欣然应允。因此，1887年春节，徐园正式对外营业，门票一角。与其说徐棣山将徐园对外开放是为了追逐商业利益，倒不如说是想为沪上文人提供一个公共雅集场所，并借此构建自己的雅士身份。 徐棣山竭力将徐园塑造成文人雅士理想中的“雅地”。他组织成立书画社和诗社，并多次举办品兰会、书画会、棋会、琴会、曲会等多种雅集。于是，文人墨客呼朋唤友畅游徐园，沪上名士慕名前来者颇多，徐园成为骚人墨客的雅集胜地。“凡四方名士之至申江者无不蜡屐来游，以资胜赏，甚至香闺淑媛，方外名流亦或留翰墨之缘，以为名园生色。”(26)1892年春徐园书画会，卫生虚、金吉石、闵吟椒、黄静园、毛华生、陈维祺、陆子万、朱岳生、吴渭聘、徐澍亭、钱少伯等20余人，分别展出行书、篆书、隶书、漆书、楷书等书法作品，姚栖谷、巢子余、徐晓岚、朱梦庐、杨佩甫、郭少泉等30余人带各自的山水、人物和花鸟画参展，园主徐鸿逵也自作《乳鸭紫藤》一幅，(27)可谓书画名家大聚会。 从1887年春节开园起至1894年左右，徐棣山利用徐园清净隐逸的情趣，以曲会、琴会、书画会、棋会和兰花会、菊花会等活动为主要特色，定位于为沪上文人雅集提供公共平台。沪上职业文人和墨客虽然靠卖文维持生计，却大多延续了传统文人追求清高脱俗的隐逸思想，他们借诗酒唱和、评书品画、抚琴下棋等“雅事”，通过想象将园中的兰、荷、竹、梅等物寄托自身的高尚品质，力求在俗不可耐的城市中努力使自己超“俗”趋“雅”。来自江南各地的文人墨客汇集于此，打破了血缘和地缘的限制，是公共性和开放性的近代文人雅集，通过彼此的“侪流标榜”，相互提高了社会声名，实现了“雅士”身份的相互认同，同时也帮助维持和增强了徐园“超俗隐逸”的倾向。 可是，自1880年代末起，上海都市化进程加快，带来了文化娱乐商业的巨大商机，江南买办商人从开始“求名”渐渐趋向“名利兼求”，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也渐由“雅士”向“雅商”转变。随着公共租界的快速扩张，徐园所在的唐家弄地区被划归入公共租界，一下子从偏僻乡野很快发展成为热闹的都市商业区。在商业化和都市化的不断浸染下，时人开始改变原有的轻“商”重“士”的心态，以商富国、以商强国的观念在华商中日渐普及，社会角色的认同点从“士”转向“商”。求富、争利不再是人们耻于谈论的论题，而成为一种时髦的观念。(28)张叔和将张园打造成为效益可观且游客众多的经营性私园，不但未被时人所指责，反而得到包括诸多文人雅士在内的社会各界的追捧。头脑灵活、视野开阔的买办商人徐棣山很快认识到经营园林将为一项前景良好的新兴文化商业。而且，快速的都市化也使得萧然脱俗的徐园与周边浓郁的商业氛围毫不兼容。与其延续“文人雅集地”的理念，成为影响力极为有限的小众园林，倒不如适应周边日益都市化和商业社会的逐渐形成的现状，将徐园改造成为拥有较大游客群的商业性园林，以继续维持海上名园的地位。因此徐棣山审时度势，开始对徐园进行商业化经营。 上海租界成立后向北不断向华界扩张，徐园所在的唐家弄渐渐成为繁华闹市，日益商业化、城市化。1893年，随着北福建路(今福建北路)、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北山西路(今山西北路)及东唐家弄(今天潼路)等道路相继修筑，清廷正式批准闸北东南地区(今天目东路以南、西藏北路以东)为租界。(29)由于闸北地价低廉，中外地产商纷纷在唐家弄附近建造石库门楼房，对外出租。新唐家弄、东唐家弄、西唐家弄、北唐家弄以及归仁里、彩和里等里弄住宅次第落成，居民日渐增多。渐渐，唐家弄成了闸北最繁荣的商业地段，民宅毗连，商肆林立，车来人往，络绎不绝。(30)各地来唐家弄经商者越来越多，众多商铺相继落户，尤其在徐园北侧还建成万茂场集市，内设七八十个露天摊位，还有早市，菜农、菜贩赶集，市廛喧闹，终日喧嚣不已。超然绝俗的徐园与周边格格不入，再延续以往“隐逸超俗”的特色已不能适应闸北日益都市化的状况。 自1896年起，徐棣山对园内楼台亭阁修葺一新，并对外部的交通状况大加改善。不仅将老闸桥至徐园段的马路整修平坦，1897年还在上海道台蔡钧的支持下，筹集白银4 000两，将新闸桥改建为西式木桥，使苏州河以南的市民更方便来园游览。 而且，徐棣山鉴于闸北日益兴起的娱乐消费之风，将愉悦感和商业利益相联系，增加多种中西市民娱乐，使徐园的商业娱乐色彩日益浓厚。之前，徐棣山和沪上文人为构建自身风雅之士的身份，大多在此举办抚琴、下棋等文人认可的高雅娱乐，京戏、申曲等市民娱乐鲜少出现，这就导致游客成分单一，多以文人雅士为主，其他人群很少光顾。为改变这种状况，徐棣山大量增加了平时晚间和礼拜日的娱乐活动。先是添设烟火、清曲、童申、戏法等雅俗共赏的娱乐项目，(31)园内“醉仙居”开始定期请名班演出戏曲。而且徐棣山以颇富雅趣的新正灯夜之游作为该园的特色娱乐。每年新正自十三日起连续18夜，“每夕张灯供客夜游，并设曲会、书画会等种雅集，兼制灯虎，请客命中者赠以彩物。主其事者为徐岫云主事，斗角勾心，颇具巧思。元宵夜则例设焰火及各种花炮与鸿印轩厅，事前燃放极银花火树之奇”。(32) 针对商业社会日益成熟后上海人所形成的“挥霍”、“时髦”的消费性格，(33)徐棣山不断引入外国娱乐。不过限于园址的狭小，他就没有添设热气球、跑球场、脚踏车比赛、过山车等对场地有所要求的西洋娱乐，而是因地制宜，引入东瀛散人的戏法和电影等新鲜的外洋娱乐，使富含中华雅韵的徐园增添了一丝异域色彩。尤其是徐棣山对电影的精心经营，使徐园更受市民的欢迎。 1898年7月3日，徐园首次放映电影，用留声机配放音乐，票价四角，影片计160出，每夜演16出。(34)影片内容较为新奇和丰富，包括马房失火、足踏行车、倒行解斗、酒家沽饮、广道驰车、瞻礼教堂、水池浴戏等。(35)此次放映从7月3日持续到12日，比较成功。这使得园主对电影兴趣倍增，电影放映逐渐成为徐园的经常性娱乐节目。 徐棣山不断扩展影片来源以吸引观众，率先开映英、法影片，同时成为中国最早的电影固定放映点。针对沪上居民对美国影片逐渐失去兴趣的状况，他开始引入英、法影片来保持电影放映的吸引力。1898年8月25日起，徐园不仅放映美国影片，且“英法影片邀同集演”(36)。此后，徐园影片放映便以英法影片为主。自1898年7月起，徐园一直定期放映电影，直至1901年徐棣山过世。徐棣山不满于邀请西洋技师来园进行流动放映，还让身为英国怡和洋行买办的长子徐贯云通过怡和洋行向法国定购了放映机，(37)至迟于1899年起开始自主放映电影，将华人开映电影的历史提前了4年。(38) 徐棣山不仅增设中西娱乐吸引普通市民的兴趣，还开拓徐园的宴会功能，吸引中外官员成为其顾客。以往徐园餐饮服务基本上为增添文人雅集的兴致而设，很少接待官员，更不对西宾开放。徐园划归租界后，徐棣山开始欢迎中西官员在此设宴。1896年12月，江海关道吕镜宇观察在徐园“又一村”宴请了驻沪各国总领事，正、副领事，翻译官，海关正、副税务司，以及上海县黄大公、宝山沈大令、英界谳员屠别驾、法界谳员郑大令及各署译员。(39)徐园成为中外官员公宴的新场所。 从1896年6月起，电影、戏法、焰火、空谷传声等多种中西娱乐项目便经常在徐园上演，门票也从原先的一角提高为最高八角、最低二角，徐园成为颇受欢迎的市民娱乐场。徐园娱乐活动的增加和宴会功能的拓展带来游客群成分的变化。中西官员、商人开始成为徐园的新顾客，过去以“雅”为主要特色的徐园渐渐趋“俗”，呈现出愈来愈多的商业色彩。徐园的这种商业化转型是买办商人在快速都市化过程中从重“名”向“名利兼重”转变所带来的，在此过程中，买办商人也从“雅士”到“雅商”转变。 可惜，正在徐园快速地向商业娱乐场所发展时，徐棣山却于1901年3月意外去世，(40)在清末民主革命浪潮在上海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新一代园主和新一批游客群开始登场，徐园商业色彩有所减淡，成为更具大众性的城市准公园。 进入20世纪后，民族主义、民主革命的政治思潮日益高涨，随着士阶层的逐渐陨落和新式学堂或留学海外出身的新一代江南商人和文人的崛起，江南文人、商人渐渐远离“雅商”、“雅士”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和民主政治运动，渐具“绅商”或“政治文人”色彩，江南文化疏离政治的“隐逸”传统逐渐让位于热心政治的“入世”倾向。 由于清朝政府对江南文人的严加管束，江南文人、商人对于体现着权力、意识形态和秩序规范的政治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姿态，甚至呈现出疏离的趋势。他们退回到内心世界，到大自然和艺术中寻找精神寄托。(41)但是，1900年后，老园主徐棣山和何桂笙、袁祖志、王韬等老一辈深谙传统文化谋生于沪上的雅商和雅士文人队伍相继过世或归隐，而新园主徐贯云和朱葆三、柳亚子等新一代饱受都市浸染和拥有新式学堂或海外留学背景的新式买办商人和文人群体等群体日益扩大。在民族救亡日益紧迫的20世纪初，通过附庸风雅来提高社会名望和不顾国家危局一味发展商业娱乐渐渐不合时代潮流，而随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益加深，以及清末新政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广泛开展，积极参与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和地方公共社会事务，则成为个人获取良好社会声誉的有效途径。 于是，商人包括买办商人在内开始以积极的姿态投身于慈善、大型集会演讲等社会公共事务和爱国民主运动中。买办商人借助自己的经济实力积极进行包括慈善在内的各种地方公共事务，这就可以获取一定的文化象征资本，巩固自己在社会中的道德权威和中心地位，获得在地方社会的主导权和都市“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核心地位。(42) 在此背景下，徐园的新主人徐贯云和徐凌云两昆仲开始在徐园举办公益慈善活动和花会、书画展等观览会，使徐园渐具公益性和大众性。1907年1月18日，徐贯云和王畦青怜悯江淮等处水灾严重，邀约蒲作英、范云萼、何砚北、徐梅庵、许青芝等书画家在徐园开书画助赈会，123名书画家和书画收藏家捐赠书画作品，共收入2 000元，全部被用于救灾济民。(43)1912、1913年，苏州苦儿院为筹集资金，两度在徐园内开珍品陈列会，发售慈善得物券并公开揭晓，徐园主人不取分文。(44)园主和游客通过举办和参加徐园的慈善公益活动，成为积极投身近代社会事务的现代“市民”的一员。 徐氏兄弟对徐园面积狭小、周边喧嚣的现状深为不满，鉴于唐家弄一带地价飞涨，颇富商业头脑的徐氏兄弟决定将徐园原址改建市廛租赁，以获得较高的租金，另觅地价低廉、环境清幽之处重建徐园。1908年起，他们开始在尚属荒凉、地价低廉的工部局越界筑路区——康脑脱路重建徐园，(45)一亭一榭、一泉一石均仿旧制，仍保存老徐园的“草堂春宴”、“寄楼听雨”等十二景，于1909年7月29日起重新开园。 开园后，徐氏兄弟竭力发展大众性的花会活动和书画观览会，将游客群从文人骚客扩大到普通市民，使其成为上海华人真正的“公共园林”。他们不仅恢复了以往的花会雅集活动，每年定时举行兰花会、菊花会和梅花会以供高人雅士赏玩，还新引进了牡丹花和东洋杜鹃花，春季面向普通大众增开牡丹花会和杜鹃花会。1911年4月，徐园搜罗牡丹佳种遍植满园，佐以各种蕙兰，“两美争芳，色香竟秀，以供众卧览”。(46)徐园赏花渐渐成为上海市民春秋佳日的一项大众活动。1912年6月，徐园举办金石书画共览会，展出“冒辟疆寄方密之山水轴、虞子如龚半千山水卷”等名贵作品，“览者尤众”。(47)徐园组织书画家们将自己的书画作品公开对大众展览，使书画观赏不再限于文人墨客的特权，而成为一种大众行为。 同时，徐园两昆仲实行“一视同仁”政策，欢迎不同阶层、职业和性别的人群来游览和租用徐园。新式文人、爱国学生、商人、清朝遗老、政界人士、普通市民等各阶层人群有机会按照各自的意图和利益来使用徐园，徐园的游客群变得前所未有的多样和复杂。 进入20世纪后，国内新式学堂和留学归国出身的教师、报人、学生等新式文人群体迅速崛起，以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与商人组成爱国人士的庞大阵营，参与到晚清民初的反帝爱国和民主革命的政治运动中。通过这种运动，他们与城市社会融为一体，成为新的都市精英。徐园成为新式文人和商人群体宣传政治理想和民族主义，教育并发动民众的政治集会场。 1903年，中国教育会本部、支部会员在徐园召开周年纪念会，到会者60余人，旁听者百余人，爱国、务本、自立三所女子学校的学生也列席大会，选举黄宗仰为会长，蔡元培、吴稚晖、王小徐等11人为评议员，并通过修改章程。(48)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兴起，文明拒约社、内河报关行、公众演说会、商业求进会等多家团体数次在徐园集会。8月31日公忠演说会在徐园外十二楼集会，到者千余人，会长戈朋云报告开会宗旨，朱连魁、吴趼人、俞国桢等11人次第演说，均以抱定“不用美货”四字，坚持到底。(49) 1906年收回利权运动中，上海粤汉铁路各股东多次在徐园集会，不认广东私举总、副坐办，公举职员、会议办法，以收回粤汉铁路的路权。(50) 1912年6月25日，五族共和联合会上海分会在徐园开成立大会，提倡“融化五族成一坚固之国家”，到者三百余人，陈润夫当选为总理，陈其美当选为协理，徐霁生、刘竹轩为干事长。(51) 同时，随着商业化的不断推进和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上海各社会团体、股份制公司不断涌现，迫切需要一些能供全体成员共同活动的公共空间。徐氏兄弟适时对各种社会团体、商业公司敞开大门。1912年6月3日，集成图书公司在徐园开股东会，到会者约百人。(52)1906年12月18日，安徽旅沪学会在徐园开会欢迎新任提学使沈曾植(子培)学司。(53)1911年6月8日，雅歌集同人在徐园开纪念大会，全体会员登台演剧并请人演说。(54)徐园逐渐成为上海各种社会团体的公共会场。 不过，徐园毕竟以古朴风雅为特色，虽然新园主增添了许多功能，但无论是前清遗老，还是新式文人都仍然喜爱在徐园进行各种雅集。前清遗老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缪荃孙、瞿鸿禨、梁鼎芬、陈夔龙等也常在徐园雅集，彼此唱酬，留下不少诗词，如沈曾植的《偕樊园游徐园看梅》、郑孝胥的《九日与鉴泉介庵同游徐园》、陈夔龙的《徐园闻歌声十叠前韵》、陈三立的《徐园晚眺》等。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南社成员分别于1914、1916、1917和1919年在徐园雅集。各成员借彼此诗词唱和，以诗词来表达自己的爱国心和政治理想，过后结集出版。(55) 买办商人和新型江南文人的积极入世态度和行为扩充了徐园的空间和社会功能，改变后的徐园虽然保留了传统园林的躯壳，性质却发生了根本改变。游客队伍迅速扩大，涵盖了商人、学生、妇女、文人和官员等各阶层人群。徐园逐渐进入大众世俗生活，成为供公众游玩、观赏和聚会的现代准公园。 1883年至1919年间，是中国尤其是上海等开埠口岸日益商业化、都市化的过程，也是民主革命浪潮日益高涨，中国不断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上海买办商人和文人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复杂交缠中，面对上海的快速都市化和近代民主革命思潮的双重冲击，他们不得不进行适当的改变以适应社会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日常生活的现代化和自身身份认同的转变以及江南传统文化在都市空间中的现代转型。上海徐园从“私家园林”—“公共雅集园”—“商业娱乐园”—“大众准公园”的近代变迁，正是江南买办商人和文人们为构建自己的身份和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针对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对传统私家园林不断调整和改造的结果。这是他们面对近代都市化的快速推进和近代民主革命日益高涨所做出的自觉选择，与之伴随的是，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也分别经历着从“雅士”到“雅商”再到“绅商”，和从“雅士”到“政治文人”的转变。随着大量私家园林转变为大众性的准公园以及江南商人和文人身份认同的转变，疏离政治的“隐逸”的江南文化传统也在都市空间中逐渐让位于热心社会和政治的“入世”倾向。 ①1919年4月，徐园租于陈庭振居住，不再对外营业。1924年底虽然收回重新办理，但其影响和地位已大如从前，故未在本文考察范围。 ②参见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周向频、陈喆华：《上海古典私家园林的近代嬗变——以晚清经营性私家花园为例》，《城市规划学刊》2007年第2期；马萍萍：《晚清海派园林剖析》，上海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陈喆华：《近代上海私家园林异化的过程及意义》，同济大学2008年硕士毕业论文。 ③叶文心：《上海繁华：都会经济伦理与近代中国》，王琴、刘润堂译，台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22—23页。 ④陈国威：《近代中国买办的卑微心理分析》，《史学月刊》2007年第12期，第52—57页。 ⑤容闳：《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54页。 ⑥Fruitful Sites: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8-58. ⑦海宁市政协文教卫体与文史委员会编：《海宁世家》(下)，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828—829、841页。 ⑧叶中强：《从想像到现场：都市文化的社会生态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第113—115页。 ⑨池志澂：《沪游梦影录》，瑞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池志澂诗文书法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4—25页。 ⑩徐凌云：《我家与怡和丝纱厂的关系》，《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43页。 (11)老老夏：《徐鸿逵父子的徐园往事》，《档案春秋》2012年第9期，第58—62页。 (12)《徐园赏菊记》，《申报》1886年11月8日第1版。 (13)《徐园四咏并引》，《申报》1887年1月18日第4版。 (14)王鸿泰：《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与尚侠风气》，载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131页。 (15)所谓“秉笔华士”，是指帮助外国人(主要是传教士)修改、润色文稿的中国文人。王敏：《江南文人与晚清上海报刊业》，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一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52页。 (16)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8页。 (17)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8月20日慈禧太后下谕：“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前经降旨将官报局、《时务报》一律停止。近闻天津、上海、汉口等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着各该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其馆中主笔之人，率皆斯文败类，不顾廉耻。即饬地方官严行访拿，从熏惩办，以息邪说，而靖人心。”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132页。 (18)《医俗论》，《申报》1883年4月5日第1版。 (19)巫仁恕：《晚明的旅游风气与士大夫心态——以江南为中心》，熊月之、熊秉真主编：《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25—255页。 (20)《论杨树浦新筑花园》，《申报》1888年11月7日第1版。 (21)在华人强大的压力下，1886年工部局规定华人通过事先办理游园证可以入园，但手续极为复杂，1886-1889年，共办了183张。甲午中日战争后工部局取消这一规定，完全禁止华人入内。 (22)吴友如：《申江胜景图》(下)，载张智：《中国风土志丛刊》第45编，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 (23)《游双清别墅》，《申报》1886年7月8日第9版。 (24)《徐园赏菊记》，《申报》1886年11月8日第1版。 (25)《游徐园记》，《申报》1887年1月20日第4版。 (26)《吟谈韵事》，《申报》1890年9月16日第2版。 (27)《徐园书画会记》，《申报》1892年4月13日第1版。 (28)(33)乐正：《近代上海人心态(1860-19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页；第103页。 (2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闸北区委员会，闸北区苏河湾建设推进办公室编：《百年苏河湾》，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69—70页。 (30)《话说上海》编辑委员会编：《话说上海：闸北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11—12页。 (31)《徐园告白》，《申报》1896年7月1日第6版。 (32)漱石：《退醒庐随笔》(五)，《繁华杂志》1915年第5期，第61—62页。 (34)(36)《徐园》，《申报》1898年7月2日第6版。 (35)《徐园纪游叙》，《趣报》1898年7月8日。 (37)赵惠康：《徐园“又一村”——中国电影起源新探究》，《当代电影》2011年11期，第57—62页。 (38)虽然现在无法确定徐园正式开始自己放映的确切日期，但从《申报》所刊广告看，1899年3月3日起，徐园将电影放映地点固定在“十二楼”，每逢天晴便开演影戏，“八点钟起十一点钟止”。7月起，徐园又改成每周三、六固定放映。此前，学术界公认1903年林祝三租借北京前门打磨厂天乐茶园放映电影为华人首次放映电影。 (39)《名园盛宴》，《申报》1896年12月20日第3版。 (40)郑逸梅：《艺坛百影》，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112页。 (41)姜建：《江南的趣味和智慧——再论“开明派的精神建构”》，《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第63—67页。 (42)许纪霖：《近代上海城市的精英权力网络》，《复旦学报》2012年第6期，第58—67页。 (43)王震编：《20世纪上海美术年表》，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44)《谢券》，《申报》1912年11月3日第7版；《苦儿院得物券揭晓日期》，《申报》1913年3月3日第1版。 (45)康脑脱路由工部局于1906年越界修筑，当时地价比唐家弄便宜数倍。徐氏兄弟在徐园原址上建成两排两层民居，共35间，取名徐家园，获利不少。 (46)《徐园牡丹盛开》，《申报》1911年4月26日第1张第7版。 (47)《金石古画共览会第二日纪事》，《申报》1912年6月10日第7版。 (48)《记中国教育会徐园大会事》，《苏报》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二日第2版。 (49)《公忠演说会集议抵制美约办法》，《申报》1905年9月1日第2版。 (50)《上海粤汉铁路各股东鉴》，《申报》1906年6月14日第5版；《粤路股团体会定于今日公举职员》，《申报》1906年7月15日第17版。 (51)《五族共和联合会分会成立》，《申报》1912年6月25日第7版。 (52)《集成图书公司股东会纪事》，《申报》1912年6月4日第7版。 (53)《安徽旅沪学会欢迎提学使》，《申报》1906年12月24日第9版。 (54)《雅歌集开纪念会预志》，《申报》1911年6月1日第2张第3版。 (55)马以君主编：《南社研究》，第6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0—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