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消费体制改革带动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今年确保经济增长8%的主要政策是增加政府投资。以投资刺激增长是被经济学证明了的有效手段。可是，就目前形势而言，单靠投资驱动显得力度不够，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需达到16%-17%（上半年约为12%），超出了正常增长节奏，困难很大。此外，工业上半年增速为8%左右，下半年很难升至所需的11%以上。今年外贸增速下滑也已成定局，而去年8.8%的经济增速中有1.7个百分点是净出口的贡献。目前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推力。
对投资政策的效果尚可继续观察，在经济增长对策思路上，只关注投资需求，忽视消费需求，则值得商榷。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推动力，消费者信号是市场的准确信号。我国经济增长应置于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改革的实质，就是重构微观经济活动主体，包括消费者地位的重构。目前，市场条件宽松，改革消费体制和调整消费政策正逢其时。从刺激即期消费，拉高今年的经济增速方面看，消费领域也并非“难有大动作”。
（二）
通过宏观调控刺激消费可以有几种工具：一是利用财政政策实行减税，但就目前财政状况看不大可能。二是利用货币政策实行降息，但由于我国信用消费很少，降息的刺激作用有限。三是放松行政管制，减少“制度供给过剩”现象。四是推进消费改革，释放被旧体制抑制的消费能量。后两项“大有文章可做”。
第一，国有单位中普遍存在私人消费进入公共性消费的通道，即所谓公款消费。目前有职务（供给制）型消费、分配型消费、交换（交际）型消费、贿赂型消费等多种形式。这些消费带来隐形社会分配不公，造成巨额财税流失，也从多方面阻碍了个人的正常消费。
一是私人消费与公款消费同处一个市场，但约束力强弱悬殊。公费在替代部分私人消费的同时，因其软约束而抬高市场价格，使居民相对支付能力降低。以图书为例，1985年，我国人均购书5.93册，1995年，反降至5.51册，原因之一就是公款购书推动书价超常上涨。
二是公款消费向工商业反馈扭曲的市场信号，引发脱离居民消费水平的市场结构失衡。我国轿车业、电信业、旅游业、娱乐业、餐饮业中都存在类似问题。这些行业需求旺盛，被认为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它们同时也是财政支出“漏斗”所在。有数据表明，1993年全国大中饭店、酒家、宾馆60.8%的营业额来自公款消费；1996年一些城市调查，桑拿厅、保龄球馆70%的营业收入属公款消费。有报道说，1997年全国1200万部移动电话保有量中，公款购置占一半。
三是公款消费往往以一定比例隐含于工作或生产费用中，个人为了多获取利益，具有使公费开支“浪费最大化”倾向，这侵占了本应属于私人消费的自然和社会资源。如，现在反对发展私人轿车者常举出道路饱和、污染严重的论据，却无视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轿车至少占社会保有量70%的“国情”。如果实现了彻底的“车改”，我国多数城市面对的将不再是道路拥堵而是道路利用不足的问题，污染程度也会相应大幅度降低。
现有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水平不可能有效地抑制广泛存在的“公私不分”弊端，通过消费制度改革却可以“治本”。基本思路是：封闭公私混合消费的通道，凡生活消费与公共性消费交叉的领域，均变“公有私用”为“私有公用”，对个人实行一定的工资补偿。仍以轿车为例，如果取消公务轿车制度，把公务乘用车纳入私人消费范围，以机关事业单位减少150万辆车，每车每年耗资2万元的保守数字估算，财政1年可少开支300亿元，拍卖现有车至少可回笼800亿元。“车改”对私人购车会带来强刺激作用并改善市场环境。年内可以形成200亿元以上的新增购买力（调查显示，今年私人准备购买轿车者有30万户，近几年准备购买者300万户）。重点实行公务乘用车制度、会议差旅接待补贴制度、报纸书刊订阅制度的改革，并与机制改革结合。这样，财政状况可以明显改善，为减税和扩大投资创造条件。从社会效益上看，这方面改革合乎反腐倡廉精神，顺应时代进步要求，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减少资源浪费。因此，这是难得的“零社会成本”改革。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低工资高福利制度已经走到尽头。社会和单位高福利制度阻碍了私人消费的正常发育，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需要有相应的消费制度改革配合。
高福利制度对经济运行和消费者市场发育主要有以下几种负面影响：
一是单位福利消费的自给性封闭性过强，社会化程度过低，致使个人消费对服务业市场的需求拉力过小，第三产业滞后又反过来抬高服务价格和拉低服务质量，进一步压抑服务消费。发达国家服务消费占个人消费支出比例一般超过50%，我国城镇居民尚不到10%。
二是城镇居民享受的住宅、教育、医疗以及公用服务等社会福利过强，个人消费比重过低，使财政不堪重负，产业发展无法进入良性循环。如，本应成为支柱产业的住宅业虽有政府扶持并引入市场价格机制，却因为消费者主体缺位，至今发展迟缓。售价高、税费重、设施不配套等，都是表层原因；深层原因是福利分房制度使职工工资中只有很少住房含量，住宅公积金制度与住宅价格难以衔接，含大量补贴的单位购房又抬高市场房价。另一方面，供给制因素和非法贪占因素阻碍二级市场的形成。这些矛盾都需要通过消费改革化解。
三是福利政策的运行成本过高、效益过低、陷入名义高福利、实际低保障的怪圈。如，北京市1995年用于公共电、汽车的财政补贴高达10亿元，按运营车数量和单车运营成本计算，即使所有车辆保持24小时不间断运营，全年也花不了10亿元。可见，政策性亏损掩盖着严重的经营性亏损。社会保险方面的情形也类似。有数据表明，1995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GDP比重达10.1%，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保障覆盖面仅30%左右，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实际保障能力过低。高福利制度本应带给消费者的利益基本上被经营管理造成的亏损所吞噬。并且，由于供给的低效率，给消费者带来诸多生活不便，个人消费空间反而变窄。北京市对地铁月票实行高补贴，又不得不限制数量，每天120万人次的乘客中仅20万人持有月票，多数人“难圆月票梦”，月票黑市和假月票随之出现。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损害消费者权益、不利于企业发展、侵蚀国家财政的部门租金和存量租金制度。
高福利制度还有碍社会进步：一是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之外，又存在城乡消费剪刀差，客观上强化城乡壁垒。高收入的城镇居民享受住房、交通、水电燃烧、子女教育、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多项补贴，低收入的农民则自己负担这些支出。二是拉大隐性利益差距，行业间的“横向不平等”加剧。非工资、非货币、不规范收入多以单位福利形态存在，基本工资占个人收入比例在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和行业已经不足30%。三是消蚀自立和进取精神。职工下岗后不愿脱离单位、不愿跨所有制的现象很普遍，因为“体制外”相对风险太大，一旦自谋职业，养老、医疗、住房甚至子女上幼儿园全失去保障。
社会和单位高福利制度既损效率，又碍公平，所以必须加快改革的步伐。今年有望在住房改革上取得突破。住房改革的思路同样适用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通过分配和消费改革结合，强化消费者的自主性，使利益和责任都向个人本位回归。我国自然资源相对贫乏而人力资源充足，利用人口优势，积极开发人力资源，应该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同时又可以刺激教育、体育、文化、医疗等方面的消费，带动第三产业增长。可惜，目前动员人力资本投资和个人消费之间缺少必要的政策联系。如，教育产业因缺少消费刺激而发展缓慢。我国大学生占适龄人口比例1995年为4%，比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数还低1个百分点。上大学竞争过于激烈使应试教育带有必然性。如果在政策上把大学教育作为一项产业，供给能力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都将迅速扩大，只要实行部分学生走读制，每年可多招收30万名以上大学生，大约多形成50亿元的服务业增加值，还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可谓利国利民，一举数得。
第三，目前针对消费者的不合理规制过多，主要来自“政府主导”型经济特征和管理行为失当。消费者选择自由受到过多限制，其中集团利益侵害消费者整体利益的现象尤其值得警惕。
一种表现是，经济社会管理措施不当，限制了消费者选择空间。许多城市用行政手段限制摩托车数量，其理由是保护城市环境、缓解交通压力、减少交通事故。但是，这不仅使我国摩托车工业陷入困境，产业链也因此被阻断。碍于出行不便，一些大城市近郊区住宅价格降至市区的1/4左右仍然滞销。更深层的问题是，这种管理决定缺乏全面的听证程序，却因“便于管理”而广为推行。这个案例中，如果承认消费者主体权利，多数矛盾可以用积极的办法解决。污染问题可以通过指定销售低功率、高质量品牌车种来缓解，或者鼓励开发电动车。交通安全问题可以通过加大执法力度和提高管理水平解决。总量上可以通过定额拍卖行驶牌照达到适度控制。北京市1985年停止增发市区行驶的摩托车牌照，目前每个存量车牌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1万元，按此一半计算，如果政府每年拍卖5万个左右的车牌，同时规定旧车辆报废牌照随即吊销，交通压力变化不会很大，而仅车牌一项财政可以每年增收2.5亿元，商业销售额亦可增加2.5亿元。推及全国，可带来成百亿元的商业增加值，间接市场则更大。在多数商品和服务市场上，都存在类似“关门政策”弊端，需要改革经济社会管理的决策程序，提高科学化程度。
政府职能缺位，对市场行为的“负外部性”调控不力，也使消费者选择受到限制。
一个问题是利益调控向经营者过度倾斜。在一些实际存在特许经营而价格又放开的行业，由于市场竞争不足，普遍出现垄断性高价。城市电影院票价每张约占中等收入者月工资的3%，这个比例是英美等发达国家的3至10倍。本应属于公共服务业的旅游区门票动辄几十元，苏州园林、乐山旅游区、峨嵋山景区等地门票套票都高达百元，北京市的主要景区门票合计近300元。相似的问题是，允许事业单位“创收”的政策使原有的群众文化体育活动场所纷纷由“低消费档次、高文化层次”向“高消费档次、低文化层次”转业。公益性服务占用的公共资源和资产成为经营单位牟利资本，价格门槛将占人口一半以上的中低收入阶层拒之门外。
更多情况下，政府职能缺位问题间接但又长久地限制了居民消费选择。如，北京市区原有大型公共体育场地均被用于房地产开发，“黄金地带”有被写字楼填满之虞，而该市1989年规定中小学校人均体育活动场所仅为3.5和2.7平方米，到1998年，这个低指标也未达到，市区中小学生人均体育场地不到1平方米。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体育产业、文化产业、园林产业、休闲产业等本可以兴起，但目前在多数城市像北京市一样缺少必要的城市文明空间。政府不控制一级土地市场，城市规划被开发商的自利行为左右，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消费升级因此失去必要条件。
政策不能及时调整是抑制消费的又一症结。如，90年代初期国家对电信业出台了高额电话初装费政策，城市电话普及率得以迅速提高。这一时期的电话消费政策具有再分配功能，因为先期私人电话用户多属高收入阶层，为电信业加速发展“做贡献”亦属合理。目前，电信业的“原始积累”已完成，电话在城市已经由“奢侈品”变为“必需品”，继续维持电信业的垄断高价就会由推动消费变成阻碍消费，但价格政策调整显得滞后。电信价格政策也影响到计算机产业。我国因特网服务提供商(ISP)用于租买线路的成本占全部经营成本的80%，美国同行为5.6%。上网费过高限制了计算机消费，而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同样必须靠消费驱动。
政府行为对消费的制约值得反思：只有认同消费者市场信号，以疏导代替禁阻，纠正人为割断产业链的现象，才能产生新的市场推力，增加效率型就业机会。有证据表明，减少政府管制能明显刺激经济增长。消费者不是被动地承接发展和改革政策，而是决定政策效能的关键因素。优先发展何类产业何种产品需从消费者意向中得出结论。政府引导消费的基本方式是帮助那些受政策鼓励的行业适应消费者偏好。要使购买住宅者增加，就得在政策上体现出买房比租房更有利可图；要发展公共交通，就得在省时、省钱、省力的综合比较中使居民乘公交车更为合算。
（三）
消费改革的更深远意义是修正改革自身的“结构失衡”，使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的改革衔接起来。我国的改革，始于流通、交换环节，兴于分配、生产环节，消费环节的改革至今滞后。劳动者（包括管理者和经营者）与消费者隔裂是深层体制弊端之一。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在生产环节上效率与分配脱节，提高生产率只是外在要求；在消费环节上需求与收入脱节，不经过货币分配也可能直接占有社会剩余。生产与分配脱离，分配又与消费脱离，经济必然失去活力。改革中的制度创新当然应以根治深层体制弊病为目标。需要说明，这里所谈的消费改革不是追随西方发达国家走消费社会的道路，而是要为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循环创造条件；不是提倡脱离国情的高消费，而是主张强化消费者市场信号。
评价我国的市场化进程时，商品价格的放开程度常被作为主要参照系，可是，商品价格放开仅为市场化的初始条件，生产要素市场在体制转轨中处于更关键地位。此外，只有建立起完整和有效运行的市场规则，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市场化。我国市场化的道路还很长，其中也包括观念更新的艰难历程。市场既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又是一种交换关系。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培育应指后一层含义。然而不少部门和地方目前仍把主要力量用于实体市场，行政手段取代了本应属于市场发育自然过程的企业行为，是主体缺位的“市场画”，无法与市场机制耦合。当前市场培育的导向亟须进一步明确，政府行为应着力于为要素市场的发育提供外部环境，建立和完善市场规则。
市场化初级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劳动力市场处在核心位置。使劳动力市场加快生长，是改革的攻坚目标。确立劳动者主体地位，不仅要创造择业自主的环境，还需要通过消费体制改革，实现“劳动者—消费者”个人所有制。具体取向就是：以杜绝“公款私人消费”，实现消费者自主；以脱离“单位福利制”，实现消费者自主；以扩展“有限选择空间”，实现消费者自由。